《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作者：[美]彭慕兰
　　译者：黄中宪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5月
　　定价：88元
　　“大分流”，顾名思义是分道扬镳的意思，是美国加州学派学者彭慕兰在大约二十年前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框架，用来呈现其关于曾经同为前现代经济范畴的中国与欧洲经济，为何出现发展模式分野的新诠释路径。
　　在彭慕兰关于中西“大分流”的新解释中，曾经长期被推崇的欧洲特有的制度和文化根源被放到次要的位置，欧洲的能源天赋、地理优势和殖民扩张则被放到了突出的位置。前者解决了一度共同困扰欧洲和中国江南地区的资源束缚，后者则在转移欧洲人口压力的同时让欧洲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和贵金属，从而成功缓解了欧洲的生态压力并引发了通货革命。而两者的结合则令欧洲可以通过更大范围和规模的斯密式（分工协作）增长来跨越马尔萨斯陷阱，从而摆脱内卷式增长困境，并为全球市场经济的建立打下基础。
　　“大分流”的概念甫一推出便不胫而走，成为学术界内外的热词。自此以后，无论是否赞成彭慕兰的诠释路径和结论，对于比较中西之间或欧洲与非欧洲之间发展模式的学者而言，“大分流”都成了一个绕不过的观念之碑，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一个讨论的起点。其影响力也超出了经济领域，比如美国学者欧阳泰在其《从丹药到枪炮》一书中就提出了“军事大分流”的概念，来展现东西方军事技术和实力的消长。
　　客观而言，虽然不乏争议，彭慕兰在制度和文化之外引入更多“物质世界”的视角，确实有别开生面之感，丰富了人们进行东西方比较研究时的观察视野和学术视域。当然，某一学术观念的流行除了自身的解释之外，都会和当时学界自身的范式转向以及学界之外更广阔世界形势的变迁有很大关系，“大分流”也不例外。
　　“大分流”推出之际，恰逢“去欧洲（制度文化）中心论”方兴未艾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正确之时，也是亚洲包括日本、“四小龙”和中国大陆次第崛起的年代，在黑格尔和马克斯·韦伯式欧洲特殊论的诠释之外，推出兼容东方特色的“多元现代性”成为一时学界风尚。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更注重物质层面而非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彭慕兰式诠释路径，在符合西方学界政治正确范式的同时，也让新兴经济体的学者和读者们感到很受用：毕竟我们当年也没有那么保守落后，西方的领先一方面更多是因为他们“运气好”，拥有并有效利用了煤炭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更“心狠手辣”，敢于并善于通过战争资本主义去攻城略地剥削全世界。
　　此外，那些原本旨在反驳彭慕兰及其所在的加州学派的观点的学者们，反倒在不同程度上证明了加州学派的学术正当性，让人颇有啼笑皆非之感。比如瑞士学者罗曼·施图德在关于欧洲与印度“分流”的《大分流重探》一书中，试图通过近代早期欧洲市场规模更大、整合力度更强、市场分工更明确的论点，来驳斥彭慕兰的“大分流”之前东西方发展差距不大的论点，然而其关于欧洲尤其欧洲西北部市场整合过程中先天的地理优势的阐释，因 “地理决定论”的色彩无形中削弱了论点的有效性。
　　再比如荷兰学者皮尔·弗里斯在其《国家、经济与大分流》一书中，试图通过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和中国国家能力的强弱对比，来证明“大分流”之前英国和中国的国家能力也即政府有效汲取资源扶持经济发展的能力高下已经分明，并非像彭慕兰说的那样不相伯仲，因此分流之势不可挡另有其因。然而这种中国之弱国家能力的主张，简直完美呼应了同为加州学派的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在《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中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传统制度保障了更大范围的和平与发展，这与欧洲长期的纷争与落后形成了鲜明对比，只是在近代欧洲由于战争资本主义和军事-财政型国家的崛起，才占了上风。
　　反者道之动。有意思的是，彭慕兰们过于“去制度中心论”的姿态近年来遭遇了新一轮反弹。人们开始“重新发现制度”，比如中国其实并不缺乏煤炭，但资源利用所需的技术需要适宜的制度，等等。
　　在不断的左右手互搏中推陈出新，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丰富人们的认知，这或许就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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