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的一次重大危机，促成了赵毅的重大人生转折。
　　那一年，中国暴发了“非典”。当时，在原中国卫生部国际组织处工作的赵毅受命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商谈增加中国职员的事情。谈着谈着，他把自己也谈了进去——6年后，他来到了世卫组织。
　　2013年10月，赵毅成为世卫组织办公厅负责中国事务的职员，并负责为总干事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相当于总干事顾问。
　　但在联合国组织内，像赵毅这样的中国籍职员，如今依然是少数。
　　按规定，联合国总部工作人员55%的名额由所缴会费的比例高低相应分配;40%的名额按会籍分配，即联合国会员国都能分配到一定比例的名额;剩下的5%则按人口比例分配。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联合国被赋予更多的期待和更大的责任。这从中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增长可见一斑：1995年，中国的正常预算摊款比额为0.72%;2013年，中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比例则迅速增长至5.15%，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一跃成为联合国第六大会费支付国。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2014年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曾说，中国在联合国官员人数总体偏少，“大概只占联合国职员的1%”。
　　一把手猛增背后
　　从2006年陈冯富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以来，中国人担任联合国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尤其是一把手的例子，近年来呈现激增之势。
　　2006年11月9日，由中国政府推荐的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成功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联合国机构中担任最高负责人职位;
　　2011年7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提名任命中国人朱民担任该组织副总裁;
　　2013年6月28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正式任命李勇为该组织第七任总干事，这是内地中国人首次担任联合国专门机构主要负责人;
　　2014年10月，中国推荐的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新一任秘书长，这一组织是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联合国机构;
　　2015年3月，中国政府推荐的柳芳当选国际民航组织新一届秘书长，这一组织是联合国在民用航空领域的专门机构。
　　但是，仅凭这份名单，还难说中国职员这一群体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正在扩大。
　　联合国前高级政务官万经章曾于2007年撰文称，当时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中国籍职员约有200多人。但是其中100多人都是不受地域员额分配所限的技术性或服务性人员，如同声传译、笔头翻译、打字员以及一般工作人员。而占用联合国地域分配名额的为60多人。
　　“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人员也相对较少，远远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传统人才输出大国。”万经章说。
　　不仅仅数量，在职务上中国籍职员也不占优势。万经章称，在部门分配方面，只有极少数人在联合国核心部门工作，其余绝大多数分散在一些技术性和服务性部门。而且，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籍联合国职员占据重要岗位者更是寥寥无几。联合国秘书处高级职位很多，除十余名副秘书长之外，享受同等待遇的秘书长特别顾问、私人代表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负责人总数不下半百，但中国只有副秘书长一个职位。在秘书处众多级别较高的官员中，中国籍人员也是屈指可数。
　　高级职务的官员显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唐虔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称，虽然近年来中国籍职员总人数有所增加，但是高级职务的官员却有所减少，这一点亦得到了万经章的确认。
　　委派与借调
　　2013年8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来自中国的徐浩良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由此，徐浩良成为目前非中国政府委派的最高级别的联合国中国籍官员。
　　1993年，徐浩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时，在UNDP一个部门找到了一个实习岗位。实习结束后，他获得了一份15天的聘用合同，之后续了15天，后来又延长到30天，再延长到3个月。通过不断续签短期合同，逐渐在联合国站住了脚。
　　徐浩良说，当时选择这条发展道路的中国人非常少。
　　唐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去教科文组织之前，那里几乎没有中国籍官员，都是翻译和打字员。”
　　正是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籍联合国职员一直是以政府委派为主。
　　唐虔从中国教育部去教科文组织，便是经由这一途径。1991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提出了一个包括唐虔在内的5人名单，推荐他们去该组织教育部门任职。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2006年前，就设在教育部的中国教科文全委会所知，主要有两种途径成为联合国国际职员，一是参加国际应聘，基本上是中高级职位，另一种是青年专业人员选拔，但这两种途径“成功率非常低”。
　　在中国籍联合国职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借调的方式在工作——中国出钱派人赴联合国机构工作，不占用联合国编制与费用。
　　由于既能增加中国职员，又能为联合国节省经费，因此，以这种方式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职员比例可谓不小。万经章曾对他在联合国时的这一数据作了统计：当时中国占用联合国地域分配员额的60多人中，中国政府借调人员达到10人左右。
　　赵毅的联合国初体验，便是以借调形式进行的。

　　2003年后，原中国卫生部从国家争取到一笔资金，被用作向世卫组织的定向捐助。在资金使用上，依例捐助国是有话语权的。因此，考虑到国内某些领域需要与国际接轨，这笔捐款的绝大部分被用来“派遣借调人员”。
　　2011年回国后，赵毅再次申请了世卫组织的正式职位。当年10月，他成为世卫组织的正式职员，在国际卫生条例部门负责传染病的应对，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疫情监测能力建设。
　　他的这一发展道路在其同事中颇有代表性：这些借调人员中，部分人因为联合国的这段工作经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航向，后来正式进入联合国，走上了国际公务员的道路。
　　主动希望接收中国人
　　近些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联合国机构中的中国事务和中国元素逐渐增多，很多部门主动希望接收中国人，以帮助协调中国与机构间的关系。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赵毅会为总干事协调安排访华活动，并为总干事提前考虑“可能会见到哪些中国领导人，对方要提起什么话题”等。
　　赵毅觉得，自己身上“不可能没有中国的标签”，但“所有的联合国外籍职员都有自己国家的标签”。不过世卫组织所有职员入职时都宣誓中立，虽然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祖国，技术问题还是应该“就事论事”。比如，食品安全部门在讨论三聚氰氨问题时，应从客观公正的角度讲这个技术问题该怎么解决，在全球采取什么措施，中国作为当事国又应采取什么措施。
　　联合国对中国职员有需求，与此同时，为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工作，也开始成为诸多年轻人的职业选择。
　　徐浩良说，他们招的实习生中，中国学生非常多。
　　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职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联合国的工作竞争很激烈，她有几位在英文媒体工作的朋友想去，但苦于一职难求。
　　以2012年的“青年专业人才计划”报考情况为例。当年，联合国共收到来自79个国家、4.1万人的简历，经过筛选，向其中5500人发放了准考证。而最终笔试、面试均合格，进入联合国初级业务官员待聘名单的人数不足100人。与报考人数相比，录取比例大约为410：1。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毅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