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大文件观”貌似引进西方理论而建立起来的新的理论体系，而实质是传统的“档案来源于文件”的传统观点的现实翻版，并构成了对档案学理论基础的毁灭性破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造成了消极影响。档案学研究应当回到“以档为本”，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轨道，
关键词：大文件观 档案学理论 理论联系实际
文件与档案的关系一直是档案学研究的焦点，漫长的文档不分的历史，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密切，探询文档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是档案学无法回避的问题。二十年来，档案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成果是显著的。为使档案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吴宝康先生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档案学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研究起点正是区别文件与档案，其重要成果是将档案的定义摆脱了以“文件”为属概念的传统思维定势，使档案学有了特定的研究对象。档案的属性、作用、特点等基本问题也随之展开。奠定了档案学的基础。然而，这一正确的发展方向被随之而来的“文件研究热”逆转， “大文件观”的出现，使文件与档案之间的区别再度模糊，甚至浑然一体，动摇了档案学理论的根基，使档案工作实践陷于混乱之中，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一个成熟的学科应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这是基本常识。虽然在研究中可能向其外围延伸。但却不会无限度地延伸，甚至反客为主，使研究对象被其他事物取而代之，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档案学因其研究对象而成立，否则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对当前“大文件观”降降温。回归到“以档为本”的研究轨道上来。
1 “大文件观”是传统的“文档”情结的借尸还魂
万事开头难。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起点正是集中在分辨“文书”与“档案”的区别上，这是档案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最基本的问题。经过档案学者与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才抛弃了以“文件”或“文书”为档案属概念的传统观念，以“办理完毕”、“有意识”、“归档”、“集中保存”等观点来区分“文”“档”，并以此为档案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档案”从此成为档案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开头，档案学开始走向健康发展的方向。
然而，由“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引进而引发的“文件热”，又激发了持传统“文档”情结者内心深处的那份对传统的不舍，在老调重弹已失去市场的情况下，纷纷以西方理论重新包装。又折回到过去“文”“档”不分的老路，并试图以“大文件观”作为应对档案工作新挑战的理论武器。“大文件观”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连续体论”一路走来，似乎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而实质上万变不离其宗，其核心都是试图将档案与档案管理纳入文件和文件管理的轨道，并取而代之，这对档案学来说，不是创新，而是毁灭。而这些观点又披上了更为华丽的西方霓裳：实用主义哲学、后保管主义、结构化理论等，使档案学研究背离“以档为本”的研究方向而逐步走向一条不归之路。
如果将“档案”情结与“文档”情结进行比较，恐怕后者更为传统。从发展历史来看，在我国，“档案”情结并不久远，也只是在近几十年中才产生和形成，这也是档案学形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我们细读“大文件观”论者的解释，便可以看出“大文件观”更保守，甚至倒退。“把文件看作是一个具有生存、发展和消亡的事物，把文件管理看成是一个具有完整过程的，无时无刻不体现主体思想、意图、目的和要求的社会活动，在这个完整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主体和文件之间的关系区分成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文件的价值形式不同，因而对其管理的方法随之出现差别。”其实。这种认识与管理方法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翻开我国的档案工作史，几千年来，我们不都是这么管理的吗?“档案”一词不是迟至清朝才出现吗?而实际上，我国自唐代以后就鉴于当时现实的需要和“文”“档”不同的社会功能进行过“文”“档”分离管理的探讨。也曾实施过“文”“档”分离的管理模式，如唐代建立了甲库，特别是宋代称“档案”为“架阁文书”。建立了类似现代机关档案室的“架阁库”。以与现行文件区别管理。但却由于缺乏系统理论总结和指导。这一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档案管理模式，在元、明、清，甚至民国，没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又重新回到“文”“档”不分的老路。直到建国后，随着档案学体系的逐步完善，档案馆体系的建立，这一历史问题才得到了彻底解决。
“文”“档”分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们认识深化的结果，不管两者之间具有多少相同之处。也抹杀不了二者之间区别，不同的社会功能赋予二者不同的社会属性，使其成为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不同的管理理论。我们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但决不能同化，甚至取代。
2 “大文件观”的“大文件”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为了绕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各种障碍，文件论者一再扩大文件的外延来自圆其说。“文件生命周期”中的文件毫无疑问是指机关产生和形成的文件，对于档案的来源来说。显然太过狭小，于是有学者将“提货单、发票、影片、照片、录音带、录像带”也纳入“文件”的范畴。称之为“广义的文件”。然而，随着社会的信息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和管理的现代化，人们对档案提出了社会记忆的要求。这意味着档案的来源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面对着现实的压力，文件论者仍固守“档案来源于文件”的传统观念。为文件论寻找突破口，于是。又提出了“大文件观”，把文件当个筐，什么东西都朝里装。把复杂的社会现象一厢情愿地作简单化处理。要知道。如果“大文件观”的“大文件”大到囊括社会实践信息的全部，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整个现存感性世界中的一切、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只有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才能消除关于它们的种种神秘主义的误解和臆测而得到科学合理的说明，然而这需要尽可能积聚人类的全部记忆。在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功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知识的存储器。是知识咨询和转换的媒介，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这一认识使我们从文件库的传统认识中解脱出来，将档案认识为社会的记忆库。把档案活动视为从个体记忆、集团记忆走向社会记忆的社会文化活动。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民主观念的高涨和人权意识的觉醒，档案这条记忆的长河的源头将出现了千沟万壑的景象，其众多的支流会纵深到现实社会的各个层面，使档案的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使社会记忆更加全面而生动，而所谓文件只是这条长河的一条支流而已。将文件这条支流与档案这条记忆长河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整体，则是要截断其他支流，使档案仍回到“官府记忆”的传统轨道。这 是与时代发展的方向是相背离的。
从词义来分析，“文件”还是一个不定性的词语，在《辞海》中没能收录此词条。而在“大文件观”论者的研究中不仅在内涵上未给予明确规定，而且外延上模糊不清。不管如何解释。在我国民间却有着根深蒂固的理解：官文书。这一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认识，在短时期是难以改变的。作为官文书，文件是有着规范的运动过程，也有生命周期，但代表不了社会生活的信息全部。社会信息化的特征正改变着文件在社会记忆中一支独大的局面，形成多元复杂的格局。使档案资源的配置面临着更多更广泛的选择。作为维护秩序的手段。越是广泛性、普遍性则价值越高，因为广泛性、普遍性的事物较易为人们所接受。维持秩序的阻力就越少，档案同样如此。如果无视这种社会现实和发展的方向，堵截档案的其他来源。固执地将“文件”作为档案的唯一来源，在档案的源头上形成堰塞湖。而一旦崩塌，将会给档案工作带来严重的后果。
3 “大文件观”论者的研究方法脱离我国档案工作实际
“大文件观”论者在“文件生命周期论”这一脱离中国档案工作实际的假想命题引进后，不得不以更多的假想来进行论证，不断地从外国理论中寻找理论依据和花样翻新地提出新概念，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步入自我假设的研究轨道。如果仅从其系列文章来看，我们不能不折服作者的理论素养。无论理论体系之架构、运动理论模型的描述、国外先进理论的引用，还是文章本身的语言、逻辑、结构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很容易让人陷入其理论迷阵而盲目跟进，即使心有不服而又无话可说，因为还难以发现其叙述的破绽。但我们跳出其理论迷阵，从研究方法上去考察，应该发现“大文件观”论者既没有进行艰苦的史料研究，也缺乏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调查实验报告。沙盘推演、纸上谈兵。成为其主要的研究方法。要知道。科学的本质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发现和认识规律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不断反复的过程。违背这一基本规律，便使其理论体系犹如空中楼阁。
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研究者必须具备档案工作的现实体验，这被许多国外知名的档案学者的经验所证实。毫无疑问的。否则很容易使研究越过现实障碍而纸上谈兵，导致错误的理论指导。从“文件生命周期论”开始，研究者不顾中国的国情而强调与国际接轨，在中国推行“文件中心”，结果在甘肃永靖县培育出一支独苗，却没人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系统总结，理论提高，在全国出现一花引来万花开的景象，而是无情地让其一支独放几十年。寂寞开无主，无意苦争春。在“文件中心”的挫折面前，研究者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别出心裁地为档案馆培育出另一个转基因产品——现行文件利用中心，这一在法律、现实和情理上都有不妥的做法，却被进行了理论包装而隆重推出，但我在现行文件中心调查时并未发现理论上所述的优势。现行文件并非现行，而是一年甚至几年后才移交，而且大都残缺不全，使其陷入非“文”非“档”如鸡肋一般，这烫手的山芋让档案工作人员大倒苦水。此时，也未见“大文件观”论进行深入的调查实验，为档案工作者提供理论帮助，而是移情别恋，到电子文件领域中去施展身手了。
面对如此状况，“文件观”论者却并不以为然，强调“理论不能迁就实际，不能因为这个理论与我国现在的某些实际不相符合就贬低否认它的指导意义。”这话放在别的学科也许是对的，但档案学领域却不行。档案学家底薄，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还很多，我们还在建设之中，基层工作者面临着理论上的饥渴：我们没实力去进行“跨世纪”的理论探讨，理论必须紧密联系现实，从现实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马克思所言：“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才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正确之道。在不迁就中国现实的前提下，“文件观”论者却热衷于对“国外情况的调研”，“应该对孕育它的‘土壤’有全面而不是肤浅的了解”，更让人不可思议了。对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大文件观”出现后的一个奇怪现象：学者们热议，却得不到基层工作者的呼应，偶尔有参与者，也只是反对者。这与上世纪档案学研究中遥相呼应的景象迥然不同。这只能说明“大文件观”论者与我国的档案工作实践渐行渐远。
4 “大文件观”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如前所述，“大文件观”虽提法很新颖，但实质并不新鲜，而是我国档案学产生之前“文”“档”不分的管理模式的现实翻版。严重的是“大文件观”还不是简单的返古复旧，在华丽的理论包装下对档案学的研究方向进行了错误的引导。对档案学理论根基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和现实工作的混乱。
一个学科因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成立。吴宝康先生在建设档案学的初期。就曾明确地指出：“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对象与任务。任何科学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对象与任务，那么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不可能的。科学的分类也就是以不同的研究对象为依据的。”为此，他为档案学的研究范畴进行了科学的界定：“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领域内有关档案的科学管理和提供利用的客观规律以及档案工作的历史发展规律。”我国档案学正是在“文”“档”分离的前提下，经吴宝康先生等老一代档案学者的不懈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文”“档”分离也使档案工作从文件管理的附属地位而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体系。“大文件观”却无视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和“文”“档”管理社会分工的现实，竭力模糊“文”“档”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使之浑然一体。让档案成为文件的一个组成部分，看似研究对象的前移，却使研究中心发生了严重的重心偏移，其结果是导致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融解于文件之中，从而使档案学理论体系发生质的变化。档案因其独特的社会功能而成为一项独立的事物，抹杀文件与档案之间社会属性的差别，使档案的功能、属性、构成要素、社会学意义等基础研究因失去其特定对象而难以为继，再次使档案学失去其独立地位。同时。“大文件观”使档案学研究囿于“文件”一隅，也将使档案学因丧失社会和历史的高度，被“文件”遮蔽视野而失去发展的空间。
在现实中。“大文件观”的出现，在档案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以“文件”研究为学术高地的错误导向，酝酿着“去档案化”的暗流。在档案学刊物上，“文件”喧宾夺主成为热门名词，“档案”却节节败退，有的文章通篇不见“档案”二字。不能让人怀疑这还是档案学刊物吗?有的档案专业学生的学位论文通篇不提“档案”二字，却能顺利获得从学士到博士的各种学位，这在其他专业是不可想象的，却在我们档案专业现实地发生着。我们曾引以自豪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不顾一些老同志的苦苦劝阻，也在这股热潮中变脸了。更名了，自我矮化了，其他院校档案专业也随之跟进。似乎“档案”二字太老土了，不时髦了，没前途了。一些颇有发展潜力的学者也弃档案而攀高枝，在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电子政务等时髦领域去施展拳脚了。在档案馆，不得不违背《档案法》对档案馆功能的定位，挤占管理档案的有限资源，去背负现行文件管理的重任。这些现象的产生和形成，也许还有着其他复杂的原因，但“大文件观”的盛行，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档案学要发展。要创新。我们不能钻进“文件”的死胡同里，而应坚持“以档为本”，在档案工作实践中去寻找源头活水，为档案学研究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大文件观 档案学理论 理论联系实际
文件与档案的关系一直是档案学研究的焦点，漫长的文档不分的历史，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密切，探询文档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是档案学无法回避的问题。二十年来，档案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成果是显著的。为使档案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吴宝康先生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档案学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研究起点正是区别文件与档案，其重要成果是将档案的定义摆脱了以“文件”为属概念的传统思维定势，使档案学有了特定的研究对象。档案的属性、作用、特点等基本问题也随之展开。奠定了档案学的基础。然而，这一正确的发展方向被随之而来的“文件研究热”逆转， “大文件观”的出现，使文件与档案之间的区别再度模糊，甚至浑然一体，动摇了档案学理论的根基，使档案工作实践陷于混乱之中，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一个成熟的学科应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这是基本常识。虽然在研究中可能向其外围延伸。但却不会无限度地延伸，甚至反客为主，使研究对象被其他事物取而代之，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档案学因其研究对象而成立，否则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对当前“大文件观”降降温。回归到“以档为本”的研究轨道上来。
1 “大文件观”是传统的“文档”情结的借尸还魂
万事开头难。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起点正是集中在分辨“文书”与“档案”的区别上，这是档案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最基本的问题。经过档案学者与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才抛弃了以“文件”或“文书”为档案属概念的传统观念，以“办理完毕”、“有意识”、“归档”、“集中保存”等观点来区分“文”“档”，并以此为档案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档案”从此成为档案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开头，档案学开始走向健康发展的方向。
然而，由“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引进而引发的“文件热”，又激发了持传统“文档”情结者内心深处的那份对传统的不舍，在老调重弹已失去市场的情况下，纷纷以西方理论重新包装。又折回到过去“文”“档”不分的老路，并试图以“大文件观”作为应对档案工作新挑战的理论武器。“大文件观”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连续体论”一路走来，似乎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而实质上万变不离其宗，其核心都是试图将档案与档案管理纳入文件和文件管理的轨道，并取而代之，这对档案学来说，不是创新，而是毁灭。而这些观点又披上了更为华丽的西方霓裳：实用主义哲学、后保管主义、结构化理论等，使档案学研究背离“以档为本”的研究方向而逐步走向一条不归之路。
如果将“档案”情结与“文档”情结进行比较，恐怕后者更为传统。从发展历史来看，在我国，“档案”情结并不久远，也只是在近几十年中才产生和形成，这也是档案学形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我们细读“大文件观”论者的解释，便可以看出“大文件观”更保守，甚至倒退。“把文件看作是一个具有生存、发展和消亡的事物，把文件管理看成是一个具有完整过程的，无时无刻不体现主体思想、意图、目的和要求的社会活动，在这个完整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主体和文件之间的关系区分成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文件的价值形式不同，因而对其管理的方法随之出现差别。”其实。这种认识与管理方法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翻开我国的档案工作史，几千年来，我们不都是这么管理的吗?“档案”一词不是迟至清朝才出现吗?而实际上，我国自唐代以后就鉴于当时现实的需要和“文”“档”不同的社会功能进行过“文”“档”分离管理的探讨。也曾实施过“文”“档”分离的管理模式，如唐代建立了甲库，特别是宋代称“档案”为“架阁文书”。建立了类似现代机关档案室的“架阁库”。以与现行文件区别管理。但却由于缺乏系统理论总结和指导。这一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档案管理模式，在元、明、清，甚至民国，没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又重新回到“文”“档”不分的老路。直到建国后，随着档案学体系的逐步完善，档案馆体系的建立，这一历史问题才得到了彻底解决。
“文”“档”分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们认识深化的结果，不管两者之间具有多少相同之处。也抹杀不了二者之间区别，不同的社会功能赋予二者不同的社会属性，使其成为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不同的管理理论。我们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但决不能同化，甚至取代。
2 “大文件观”的“大文件”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为了绕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各种障碍，文件论者一再扩大文件的外延来自圆其说。“文件生命周期”中的文件毫无疑问是指机关产生和形成的文件，对于档案的来源来说。显然太过狭小，于是有学者将“提货单、发票、影片、照片、录音带、录像带”也纳入“文件”的范畴。称之为“广义的文件”。然而，随着社会的信息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和管理的现代化，人们对档案提出了社会记忆的要求。这意味着档案的来源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面对着现实的压力，文件论者仍固守“档案来源于文件”的传统观念。为文件论寻找突破口，于是。又提出了“大文件观”，把文件当个筐，什么东西都朝里装。把复杂的社会现象一厢情愿地作简单化处理。要知道。如果“大文件观”的“大文件”大到囊括社会实践信息的全部，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整个现存感性世界中的一切、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只有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才能消除关于它们的种种神秘主义的误解和臆测而得到科学合理的说明，然而这需要尽可能积聚人类的全部记忆。在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功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知识的存储器。是知识咨询和转换的媒介，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这一认识使我们从文件库的传统认识中解脱出来，将档案认识为社会的记忆库。把档案活动视为从个体记忆、集团记忆走向社会记忆的社会文化活动。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民主观念的高涨和人权意识的觉醒，档案这条记忆的长河的源头将出现了千沟万壑的景象，其众多的支流会纵深到现实社会的各个层面，使档案的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使社会记忆更加全面而生动，而所谓文件只是这条长河的一条支流而已。将文件这条支流与档案这条记忆长河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整体，则是要截断其他支流，使档案仍回到“官府记忆”的传统轨道。这 是与时代发展的方向是相背离的。
从词义来分析，“文件”还是一个不定性的词语，在《辞海》中没能收录此词条。而在“大文件观”论者的研究中不仅在内涵上未给予明确规定，而且外延上模糊不清。不管如何解释。在我国民间却有着根深蒂固的理解：官文书。这一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认识，在短时期是难以改变的。作为官文书，文件是有着规范的运动过程，也有生命周期，但代表不了社会生活的信息全部。社会信息化的特征正改变着文件在社会记忆中一支独大的局面，形成多元复杂的格局。使档案资源的配置面临着更多更广泛的选择。作为维护秩序的手段。越是广泛性、普遍性则价值越高，因为广泛性、普遍性的事物较易为人们所接受。维持秩序的阻力就越少，档案同样如此。如果无视这种社会现实和发展的方向，堵截档案的其他来源。固执地将“文件”作为档案的唯一来源，在档案的源头上形成堰塞湖。而一旦崩塌，将会给档案工作带来严重的后果。
3 “大文件观”论者的研究方法脱离我国档案工作实际
“大文件观”论者在“文件生命周期论”这一脱离中国档案工作实际的假想命题引进后，不得不以更多的假想来进行论证，不断地从外国理论中寻找理论依据和花样翻新地提出新概念，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步入自我假设的研究轨道。如果仅从其系列文章来看，我们不能不折服作者的理论素养。无论理论体系之架构、运动理论模型的描述、国外先进理论的引用，还是文章本身的语言、逻辑、结构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很容易让人陷入其理论迷阵而盲目跟进，即使心有不服而又无话可说，因为还难以发现其叙述的破绽。但我们跳出其理论迷阵，从研究方法上去考察，应该发现“大文件观”论者既没有进行艰苦的史料研究，也缺乏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调查实验报告。沙盘推演、纸上谈兵。成为其主要的研究方法。要知道。科学的本质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发现和认识规律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不断反复的过程。违背这一基本规律，便使其理论体系犹如空中楼阁。
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研究者必须具备档案工作的现实体验，这被许多国外知名的档案学者的经验所证实。毫无疑问的。否则很容易使研究越过现实障碍而纸上谈兵，导致错误的理论指导。从“文件生命周期论”开始，研究者不顾中国的国情而强调与国际接轨，在中国推行“文件中心”，结果在甘肃永靖县培育出一支独苗，却没人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系统总结，理论提高，在全国出现一花引来万花开的景象，而是无情地让其一支独放几十年。寂寞开无主，无意苦争春。在“文件中心”的挫折面前，研究者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别出心裁地为档案馆培育出另一个转基因产品——现行文件利用中心，这一在法律、现实和情理上都有不妥的做法，却被进行了理论包装而隆重推出，但我在现行文件中心调查时并未发现理论上所述的优势。现行文件并非现行，而是一年甚至几年后才移交，而且大都残缺不全，使其陷入非“文”非“档”如鸡肋一般，这烫手的山芋让档案工作人员大倒苦水。此时，也未见“大文件观”论进行深入的调查实验，为档案工作者提供理论帮助，而是移情别恋，到电子文件领域中去施展身手了。
面对如此状况，“文件观”论者却并不以为然，强调“理论不能迁就实际，不能因为这个理论与我国现在的某些实际不相符合就贬低否认它的指导意义。”这话放在别的学科也许是对的，但档案学领域却不行。档案学家底薄，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还很多，我们还在建设之中，基层工作者面临着理论上的饥渴：我们没实力去进行“跨世纪”的理论探讨，理论必须紧密联系现实，从现实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马克思所言：“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才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正确之道。在不迁就中国现实的前提下，“文件观”论者却热衷于对“国外情况的调研”，“应该对孕育它的‘土壤’有全面而不是肤浅的了解”，更让人不可思议了。对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大文件观”出现后的一个奇怪现象：学者们热议，却得不到基层工作者的呼应，偶尔有参与者，也只是反对者。这与上世纪档案学研究中遥相呼应的景象迥然不同。这只能说明“大文件观”论者与我国的档案工作实践渐行渐远。
4 “大文件观”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如前所述，“大文件观”虽提法很新颖，但实质并不新鲜，而是我国档案学产生之前“文”“档”不分的管理模式的现实翻版。严重的是“大文件观”还不是简单的返古复旧，在华丽的理论包装下对档案学的研究方向进行了错误的引导。对档案学理论根基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和现实工作的混乱。
一个学科因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成立。吴宝康先生在建设档案学的初期。就曾明确地指出：“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对象与任务。任何科学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对象与任务，那么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不可能的。科学的分类也就是以不同的研究对象为依据的。”为此，他为档案学的研究范畴进行了科学的界定：“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领域内有关档案的科学管理和提供利用的客观规律以及档案工作的历史发展规律。”我国档案学正是在“文”“档”分离的前提下，经吴宝康先生等老一代档案学者的不懈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文”“档”分离也使档案工作从文件管理的附属地位而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体系。“大文件观”却无视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和“文”“档”管理社会分工的现实，竭力模糊“文”“档”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使之浑然一体。让档案成为文件的一个组成部分，看似研究对象的前移，却使研究中心发生了严重的重心偏移，其结果是导致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融解于文件之中，从而使档案学理论体系发生质的变化。档案因其独特的社会功能而成为一项独立的事物，抹杀文件与档案之间社会属性的差别，使档案的功能、属性、构成要素、社会学意义等基础研究因失去其特定对象而难以为继，再次使档案学失去其独立地位。同时。“大文件观”使档案学研究囿于“文件”一隅，也将使档案学因丧失社会和历史的高度，被“文件”遮蔽视野而失去发展的空间。
在现实中。“大文件观”的出现，在档案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以“文件”研究为学术高地的错误导向，酝酿着“去档案化”的暗流。在档案学刊物上，“文件”喧宾夺主成为热门名词，“档案”却节节败退，有的文章通篇不见“档案”二字。不能让人怀疑这还是档案学刊物吗?有的档案专业学生的学位论文通篇不提“档案”二字，却能顺利获得从学士到博士的各种学位，这在其他专业是不可想象的，却在我们档案专业现实地发生着。我们曾引以自豪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不顾一些老同志的苦苦劝阻，也在这股热潮中变脸了。更名了，自我矮化了，其他院校档案专业也随之跟进。似乎“档案”二字太老土了，不时髦了，没前途了。一些颇有发展潜力的学者也弃档案而攀高枝，在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电子政务等时髦领域去施展拳脚了。在档案馆，不得不违背《档案法》对档案馆功能的定位，挤占管理档案的有限资源，去背负现行文件管理的重任。这些现象的产生和形成，也许还有着其他复杂的原因，但“大文件观”的盛行，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档案学要发展。要创新。我们不能钻进“文件”的死胡同里，而应坚持“以档为本”，在档案工作实践中去寻找源头活水，为档案学研究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