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湖北民进创始人杨东莼同志诞辰120周年。重温这位民进先辈在新旧时代交替走过的历史足迹和取得的光辉业绩，令人无比钦佩，心生敬意。纪念杨东莼同志，就是要重温民进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的光荣历史，牢记民进先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历程，从民进先辈的光辉业绩和高尚风范中汲取精神营养和前进力量。
　　杨东莼，生于1900年，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中国近现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青年时代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事传播马列主义的工作。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过早期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解放后，先后担任广西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3年加入民进，任第四届民进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第五届民进中央副主席。他是湖北民进、广西民进和湖南民进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武汉工作期间发展河南民进首任主委秦佩珩加入民进，参与指导创建了河南民进。1979年9月，杨东莼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杨东莼的一生波澜壮阔，颇多传奇与波折，在风云激荡的新旧时代交替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深切缅怀杨东莼同志光辉业绩的同时，更要学习弘扬杨东莼同志的思想、人格和精神，学习他追求真理、赤心报国的政治品质，乐于奉献、大公无私的道德情操，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思想作风，开拓求新、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乐意从教、培育人才的思想境界，和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从中获得人生启迪、品行磨砺的精神财富，激发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追求真理、赤心报国的政治品质
　　1919年，年仅19岁的杨东莼在备考北京大学的过程中，参加了五四运动。 在北大学习期间，他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等早期共产党领袖，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革命活动并协助李大钊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2年冬离开北大之后，杨东莼先后在醴陵县甲种师范讲习所、长沙的长郡中学和协均中学任教，他热情地向学生介绍革命书刊，发表了《实践理性批判梗概》《达尔文学说与唯物论的关系》等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掩护同学、同事的革命活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杨东莼到上海参加由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杨东莼与李宗仁、白崇禧会晤，极力说服两人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作出了突出贡献。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他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投入到抗战救国的斗争中，编辑出版抗日报刊，创作抗日文艺作品，进行抗日演讲，鼓舞和激励着中华民族开展抵御外敌侵略的正义斗争。杨东莼同志自青年时期受到李大钊、邓中夏等革命前辈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终其一生坚定信仰，始终追求真理。无论处于多么艰难困苦乃至险恶的环境中，他的爱国主义立场和共产主义信仰从未动摇。他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用毕生精力投入到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洪流当中。
　　乐于奉献、大公无私的道德情操
　　杨东莼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投身革命的一生。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和宏远志向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他乐于奉献，忘我工作，把毕生精力全然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东莼听从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出任广西大学校长。1954年，中共中央和中南局调杨东莼出任刚刚合并成立的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他毅然服从中央的决定，一个人“单枪匹马”赴任，他认为“‘带几个自己信得过的人’万分荒唐”“当校长的应善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一视同仁，不分彼此，首先不限于门户之争”。由于统战工作的需要，而杨东莼拥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在教育文化战线威望很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打电报请中共桂林市委统战部协助民进动员杨东莼入会，时任民进中央理事会主席马叙伦也亲笔致函杨东莼。 杨东莼服从组织安排，于1953年1月加入民进，积极参与筹建广西民进组织。3月，民进桂林小组成立，他任组长。1954年春，调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不久，他就接到民进中央指示，开始筹建民进武汉市级地方组织。1957年2月，民进武汉市委会（湖北省组建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成立，杨东莼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57年初，受民进中央委派，为筹建湖南民进工作进行指导和协助，是湖南民进重要创始人之一。在面对组织的安排和工作任务时，他坚决服从，乐于奉献，不讲条件，不计得失，在高等学校改革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同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投入统战工作，以勤勉和智慧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交办的工作任务。
　　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思想作风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传播者和实践者，杨东莼始终把“求真务实、知行合一”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和行为操守。留学日本期间，他先后发表《中国过去教育的批判》《十年来之日本学生运动》《最近各国教育之趋势》等文章，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研究。他让自己的教育理论和学术思想在办学实践中不断得到升华。1932年秋，他受邀赴桂，担任新建的广西省立師范专科学校校长。之后，杨东莼出任过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香港达德学院代理院长，也曾在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任教。他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在当时备受推崇，他的办学实践也广受赞誉，做到了知行合一。
　　他求真务实，为了真理全然不计个人毁誉得失。 1972年，杨东莼和胡愈之、周士钊“三老进言”，共同向毛主席上书言事，对一些偏激做法和社会不正之风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1973年，他在政协组织的“批林批孔”学习会上，公开赞扬梁漱溟敢于讲心里话，不说假话，而且提出，对孔子要一分为二地看。这种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浩然正气令人钦佩，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 　　开拓求新、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
　　生于旧时代，接受过旧时私塾教育的杨东莼，跳脱了旧时代知识分子的迂腐守旧，他以开拓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拥抱时代变迁下的思想激荡。他学习探求新知的热情和能量惊人，精通日、英、德、俄四种语言，翻译了许多哲学名著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学术研究上广泛涉足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先后完成《世界之现状》《赫格尔与傅尔巴哈》《狄慈根之哲学》《思想之方向转变》《从自然科学的唯物论到辩证的唯物论》等著作。他还翻译了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德波林的《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并与宁敦武合译出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等等。他对世界形势、经济、历史等都有研究，29岁时即出版《世界之现状》《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后又出版《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等书，产生了广泛影响。
　　乐意从教、培育人才的思想境界
　　1922年离开北京大学之后，杨东莼即开始从事教育事业。从担任中学教员开始，一直到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整个教育生涯，他自始至终以满腹热忱投入教学育人的事业当中。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正是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真实写照。他关爱师生，注重师资培养，对具有才干的青年教师进行奖掖扶持。在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期间，他悉心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教师，特别是历史系的章开沅和物理系的刘连寿，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和物理系后来都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这都是杨东莼精心育人的成果。
　　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
　　1921年，杨东莼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本科学习。凭着扎实的德语功底，大学期间，他开始了学术翻译和研究。21岁时即翻译了[德]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的《生命之不可思议》部分章节，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一起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哲学导论》。30岁时翻译出版了人类学家[美]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名著《古代社会》。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他锲而不舍，不知倦怠地翻译、写作，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1973年，73岁的杨东莼在马雍、马巨兄弟两人的协助下，根据《古代社会》最初的英语版本再次进行了重译和校订补注，很好地完成了毛主席的嘱托。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杨东莼先生的高风亮节、身先垂范，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民进人。薪火相传，期在绵久。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總书记习近平“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的讲话精神，深化“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继续弘扬民进优良传统，助力中共党委和政府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