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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第２卷起更名为《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通过《新青年》，陈独秀宣传“科学”与“民主”，发起“文学革命”，并进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组建中国共产党和推动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它创刊９０周年的前夕，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至３日，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与中共怀宁县委在陈独秀的故乡安庆市怀宁县联合举办了“《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７０余位，其中省外代表有２２位，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江苏、重庆、广东、黑龙江以及内蒙古等省份，会议共提交论文４０余篇。现将会议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新青年》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的学说早在１９世纪末就开始传入中国，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系统的传播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传播的主要载体就是《新青年》。因此，围绕《新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任建树（上海社科院）在《〈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认为：“《新青年》自１９１５年９月创刊起，即引领时代潮流，执思想界之牛耳，现由它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任何报刊所不及的。”“试想当时若无《新青年》和陈独秀，中共的创立就不会那样的迅速和顺利”。龙念（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名誉会长）在《〈新青年〉是传播革命的火种》中认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功不可没。”王观泉（黑龙江社科院）在《陈独秀与〈新青年〉说述》中指出，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出的六义，“囊括了国民性改造、社会进步、国体民生的全部要素，就缺主轴。主轴当时有两根，一是三民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前者已提出１０年而被扼杀在复辟声中，后者时机尚未成熟。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的功绩在于这两大主义空白的三四年间提出了一个过渡时期的理论以催生社会革命，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刘以顺等人的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新青年》与陈独秀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另外，有些学者从《新青年》时期陈独秀与安徽籍的革命人士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新青年》时期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这些论文从一定的角度对于探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意义。如徐承伦（安徽大学历史系）在《王星拱与陈独秀》中梳理了王星拱和陈独秀作为同乡和同事的２０多年的动人友谊。其中，关于五四运动时期王星拱作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和陈独秀一起散发传单，并掩护陈独秀脱险的史实，进一步夯实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史料基础。
二、《新青年》时期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及其历史影响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之初的主旨是开启民智、致力于思想启蒙。宣扬的是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以《新青年》为阵地宣传马列主义，致力于在中国组建革命政党。而由于他在思想启蒙运动中的旗手地位，当他实现这一思想飞跃时，这一思想转变通过《新青年》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塑造了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虽然关于陈独秀在《新青年》时期的思想演变及其历史影响，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与会学者还是对此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沈寂（安徽大学历史系）在《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深入探讨了陈独秀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过程及其思想转变的特征。认为，早在１９０１年，“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代，即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那时，对于吸取的各种新思潮，他“经孕育而付诸实践，其程序是先民主主义后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早年的社会民主式，中期的列宁式，和晚年的列宁式社会主义的重估。”在这种转变中，陈独秀长期具有“终身反道统”的重要思想特征。他“早期是反对儒家的旧道统，晚年不捍卫新道统，但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有实际研究精神和实际活动精神的大学派”。李颖（中央党史研究室）在《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陈独秀马克思主义观的确立——
对陈独秀１９１５—１９２０年在〈新青年〉所发文章的解读》中，梳理了陈独秀由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十月革命后他“由早期的崇尚法国等欧洲文明转向俄罗斯革命”，以致到１９２０年最终“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的这一思想过程。另外，董根明（安庆师范学院陈独秀研究所）的《从〈新青年〉主旨的变化看陈独秀建党的起因》也从建党起因的角度探讨了陈独秀的思想演进过程。
围绕着研讨《新青年》时期陈独秀的思想演变过程，有些学者也对陈独秀一生中不同时期的重要思想进行了专题探讨。如戴清亮（安徽省社科院）在《陈独秀的探索社会主义之路》中梳理了陈独秀一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认为他“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五四前后至大革命时期；狱中至江津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不少问题上发生嬗变；即便在同一时期，他的认识也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阿明布和（内蒙古师大政经系）在《陈独秀与民粹主义》的发言中认为，陈独秀一生对民粹主义问题基本上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到再否定”的过程，他对民粹主义的两次否定在理论形态上便表现为他在国民革命时期的“二次革命论”和晚年的新“二次革命论”。徐国利（安徽大学历史系）在《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民众观》一文中探讨了陈独秀在中共创建前后至大革命失败到陈独秀被捕时期四个阶段在民众问题上的思想演变，认为“陈独秀在‘五四’以后转向关注中国的工农民众问题，是他一生革命事业探索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理性选择”。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关于“民众革命地位和作用的具体认识又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种不断的转变“有时并非是进步的”。而陈独秀对民众问题上的矛盾认识实际上折射出“中国现代社会变革面临的一大难题”。朱从兵（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在《浅谈陈独秀对中国近代农民的认识》中认为：“在１９３８年前，陈独秀对农民认识的总体思想趋向是从否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到肯定其积极作用，但肯定之中又有保留。”其原因之一是陈独秀坚守十月革命的城市道路，另一方面是他始终对农民的缺点有清醒的认识。而正视农民的缺点在今天“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新青年》文化启蒙的历史意义
《新青年》关于“民主”和“科学”的文化启蒙更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石钟扬（南京财经大学人文社科部）在《“终身的反对派”与“永远的新青年”——
论陈独秀的文化意义》中认为，陈独秀的一生是文化追寻的一生，也是文化启蒙的一生。他的文化追寻经历了早期的呐喊，中途的彷徨与晚年的“回归五四”的三部曲，其主旋律始终是民主与科学。钱让能（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在《“新青年”的惊雷和曙光》中认为，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科学启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要赶上和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还必须要补上这一课，这一任务还是同五四时期一样艰巨。张雷（蚌埠市委讲师团）在发言中提出，我们要提倡一种“陈独秀精神”，而它主要的内涵就是“科学”和“民主”，提倡这种精神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们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所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在以上学者对陈独秀的思想启蒙的历史地位从宏观上高度肯定的同时，另外一些学者从陈独秀思想启蒙的具体内容上进行探讨，如苗体君（广东湛江海洋大学）的《陈独秀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陈世强（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的《大匠情愫萦丹青——
陈独秀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等文分别就陈独秀在家庭伦理思想方面所作出的探索和实践与他所提出的“美术革命”在推动中国美术发展中的历史影响进行了专题探讨。
四、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
探讨《新青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进行文化启蒙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不可避免地要对他的创办人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对此作了题为《陈独秀是与孙中山、毛泽东具有同等重要历史地位的杰出人物》的发言。他认为，“陈独秀至少有六大历史贡献、两大杰出成就，并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表率”。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和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大学者，是２０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伟大人物之一”，“他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大历史地位予以了积极肯定。如贾立臣（大庆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系）在《陈独秀为毛泽东思想萌芽做出过重要贡献——
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中认为：“在党的幼年时期，陈独秀努力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前途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等革命的基本问题，做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为毛泽东思想萌芽做出了重要贡献。”王福湘（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在《“革命的前驱者”与“精神界之战士”——
陈独秀与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经验的比较》中认为，１９２７年国民革命的失败后陈独秀在长达十五年的反思过程中，“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新青年》时期的启蒙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寻求中国现代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思想贡献，从理论上和宏观上解决了建设何种政治经济制度的世纪难题”。他“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思”，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或者说发展了１９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其结论是以２０世纪上半叶所谓‘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事实为依据的，并且为２０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所确证，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叶尚志（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在《从新文化启蒙运动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发言中，通过对陈独秀与鲁迅、季米特洛夫、普列汉诺夫的比较后指出，陈独秀“是一位历史伟人，大可作为民族英雄、中华之魂来敬仰”。“他虽出党，但这并不能否定他对中华文化、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杰出贡献”。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７０余位，其中省外代表有２２位，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江苏、重庆、广东、黑龙江以及内蒙古等省份，会议共提交论文４０余篇。现将会议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新青年》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的学说早在１９世纪末就开始传入中国，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系统的传播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传播的主要载体就是《新青年》。因此，围绕《新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任建树（上海社科院）在《〈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认为：“《新青年》自１９１５年９月创刊起，即引领时代潮流，执思想界之牛耳，现由它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任何报刊所不及的。”“试想当时若无《新青年》和陈独秀，中共的创立就不会那样的迅速和顺利”。龙念（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名誉会长）在《〈新青年〉是传播革命的火种》中认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功不可没。”王观泉（黑龙江社科院）在《陈独秀与〈新青年〉说述》中指出，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出的六义，“囊括了国民性改造、社会进步、国体民生的全部要素，就缺主轴。主轴当时有两根，一是三民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前者已提出１０年而被扼杀在复辟声中，后者时机尚未成熟。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的功绩在于这两大主义空白的三四年间提出了一个过渡时期的理论以催生社会革命，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刘以顺等人的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新青年》与陈独秀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另外，有些学者从《新青年》时期陈独秀与安徽籍的革命人士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新青年》时期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这些论文从一定的角度对于探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意义。如徐承伦（安徽大学历史系）在《王星拱与陈独秀》中梳理了王星拱和陈独秀作为同乡和同事的２０多年的动人友谊。其中，关于五四运动时期王星拱作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和陈独秀一起散发传单，并掩护陈独秀脱险的史实，进一步夯实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史料基础。
二、《新青年》时期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及其历史影响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之初的主旨是开启民智、致力于思想启蒙。宣扬的是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以《新青年》为阵地宣传马列主义，致力于在中国组建革命政党。而由于他在思想启蒙运动中的旗手地位，当他实现这一思想飞跃时，这一思想转变通过《新青年》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塑造了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虽然关于陈独秀在《新青年》时期的思想演变及其历史影响，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与会学者还是对此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沈寂（安徽大学历史系）在《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深入探讨了陈独秀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过程及其思想转变的特征。认为，早在１９０１年，“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代，即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那时，对于吸取的各种新思潮，他“经孕育而付诸实践，其程序是先民主主义后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早年的社会民主式，中期的列宁式，和晚年的列宁式社会主义的重估。”在这种转变中，陈独秀长期具有“终身反道统”的重要思想特征。他“早期是反对儒家的旧道统，晚年不捍卫新道统，但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有实际研究精神和实际活动精神的大学派”。李颖（中央党史研究室）在《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陈独秀马克思主义观的确立——
对陈独秀１９１５—１９２０年在〈新青年〉所发文章的解读》中，梳理了陈独秀由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十月革命后他“由早期的崇尚法国等欧洲文明转向俄罗斯革命”，以致到１９２０年最终“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的这一思想过程。另外，董根明（安庆师范学院陈独秀研究所）的《从〈新青年〉主旨的变化看陈独秀建党的起因》也从建党起因的角度探讨了陈独秀的思想演进过程。
围绕着研讨《新青年》时期陈独秀的思想演变过程，有些学者也对陈独秀一生中不同时期的重要思想进行了专题探讨。如戴清亮（安徽省社科院）在《陈独秀的探索社会主义之路》中梳理了陈独秀一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认为他“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五四前后至大革命时期；狱中至江津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不少问题上发生嬗变；即便在同一时期，他的认识也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阿明布和（内蒙古师大政经系）在《陈独秀与民粹主义》的发言中认为，陈独秀一生对民粹主义问题基本上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到再否定”的过程，他对民粹主义的两次否定在理论形态上便表现为他在国民革命时期的“二次革命论”和晚年的新“二次革命论”。徐国利（安徽大学历史系）在《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民众观》一文中探讨了陈独秀在中共创建前后至大革命失败到陈独秀被捕时期四个阶段在民众问题上的思想演变，认为“陈独秀在‘五四’以后转向关注中国的工农民众问题，是他一生革命事业探索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理性选择”。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关于“民众革命地位和作用的具体认识又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种不断的转变“有时并非是进步的”。而陈独秀对民众问题上的矛盾认识实际上折射出“中国现代社会变革面临的一大难题”。朱从兵（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在《浅谈陈独秀对中国近代农民的认识》中认为：“在１９３８年前，陈独秀对农民认识的总体思想趋向是从否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到肯定其积极作用，但肯定之中又有保留。”其原因之一是陈独秀坚守十月革命的城市道路，另一方面是他始终对农民的缺点有清醒的认识。而正视农民的缺点在今天“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新青年》文化启蒙的历史意义
《新青年》关于“民主”和“科学”的文化启蒙更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石钟扬（南京财经大学人文社科部）在《“终身的反对派”与“永远的新青年”——
论陈独秀的文化意义》中认为，陈独秀的一生是文化追寻的一生，也是文化启蒙的一生。他的文化追寻经历了早期的呐喊，中途的彷徨与晚年的“回归五四”的三部曲，其主旋律始终是民主与科学。钱让能（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在《“新青年”的惊雷和曙光》中认为，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科学启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要赶上和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还必须要补上这一课，这一任务还是同五四时期一样艰巨。张雷（蚌埠市委讲师团）在发言中提出，我们要提倡一种“陈独秀精神”，而它主要的内涵就是“科学”和“民主”，提倡这种精神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们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所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在以上学者对陈独秀的思想启蒙的历史地位从宏观上高度肯定的同时，另外一些学者从陈独秀思想启蒙的具体内容上进行探讨，如苗体君（广东湛江海洋大学）的《陈独秀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陈世强（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的《大匠情愫萦丹青——
陈独秀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等文分别就陈独秀在家庭伦理思想方面所作出的探索和实践与他所提出的“美术革命”在推动中国美术发展中的历史影响进行了专题探讨。
四、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
探讨《新青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进行文化启蒙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不可避免地要对他的创办人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对此作了题为《陈独秀是与孙中山、毛泽东具有同等重要历史地位的杰出人物》的发言。他认为，“陈独秀至少有六大历史贡献、两大杰出成就，并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表率”。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和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大学者，是２０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伟大人物之一”，“他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大历史地位予以了积极肯定。如贾立臣（大庆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系）在《陈独秀为毛泽东思想萌芽做出过重要贡献——
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中认为：“在党的幼年时期，陈独秀努力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前途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等革命的基本问题，做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为毛泽东思想萌芽做出了重要贡献。”王福湘（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在《“革命的前驱者”与“精神界之战士”——
陈独秀与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经验的比较》中认为，１９２７年国民革命的失败后陈独秀在长达十五年的反思过程中，“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新青年》时期的启蒙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寻求中国现代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思想贡献，从理论上和宏观上解决了建设何种政治经济制度的世纪难题”。他“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思”，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或者说发展了１９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其结论是以２０世纪上半叶所谓‘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事实为依据的，并且为２０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所确证，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叶尚志（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在《从新文化启蒙运动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发言中，通过对陈独秀与鲁迅、季米特洛夫、普列汉诺夫的比较后指出，陈独秀“是一位历史伟人，大可作为民族英雄、中华之魂来敬仰”。“他虽出党，但这并不能否定他对中华文化、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