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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大学就是一场接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我以为此定义深得大学精义。真的，如果你读了大学而又没有赶集般地去追听过大学的讲座，那简直可以是求学人生的一大遗憾！
说到这里，脑海中自然浮现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半个月时间每晚穿梭于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之间，赶听了十五场“文艺新批评新方法系列讲座”，简直是如饥似渴。1985年被称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上的“方法论年”，赶上了真是三生有幸！虽然当时听得也是似懂非懂，虽然有不少同学途中知难而退，而我愣是坚持了下来，至今自感挺自豪的，而且笔记一直保存到现在。自认为那挤挤挨挨将小会堂、大教室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的讲座画面，毫无疑问是自己大学春秋中的珍藏版记忆。
读研时，华师大中文系的“学术前沿系列讲座”也让我们受益匪浅，那时已经做了十多年大学老师的我深感教师若不站到学术前沿就很难培养出走到前沿的学生。一晃又过去十多年了，“学术前沿讲座”上许多老师口吐莲花、挥洒自如的音容笑貌与那条美丽灵动的丽娃河一起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我常常想，师大也许是最应该出大师的地方，因为她最懂得如何培养人。老师们为了推动学生走向前沿自己不得不挺身而出、及锋而试，有这种果敢的老师，我们的教育会有希望！
发人深省的学术讲座是人生的珍贵而美好的记忆。感受都是一样的，当2012年12月5日，吴敬琏先生应牛津大学邀请来做讲座时，主持和点评嘉宾之一Edmund Fitzgerald 教授首先掏出了一叠发黄的纸张，说那是30年前他听吴先生讲座时的笔记，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一次吴先生的讲座主题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改革体制在全球经济变化中面临的挑战”，所引发的关注可想而知。不过牛津的讲座教室一般都不大，充其量三五十人，七十人是超大的了，超员了门卫就会断然阻止进入。那天我们去赶吴老的讲座时，据说有不少人因为场地已满被挡在了门外。
不过，牛津大学的讲座如同牛津各个学院的“Formal dinner”一样，既神圣又家常。牛津大学几乎每天都有若干场讲座在不同的院、所或中心进行。而且牛津讲座并非只是重量级专家的专场，你有思想，你想讲就可以登上讲台。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刚到牛津月余，就有幸登上了牛津的学术讲坛。能开设这次讲座多少是沾了同胞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光。2012年10月11日得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牛津的中国学子和热爱中国文化的各国学子都很兴奋。牛津大学的“中国文化国际意识推进会”想组织一个“莫言周”，组织大家看电影、读小说、听讲座。组织者向到访的中国学者们求助邀讲座嘉宾。来牛津交流或访学的多为理工类学者，文科以英语、法律为主。看过电影《红高粱》的人也许不少，但知道那是莫言原著的人恐怕不多。相比之下，像我这样大学时代品过《透明的红萝卜》、北师大进修也与莫言一样接受过童庆炳老师指导、读研时期又评过《檀香刑》的人一时在牛津成为稀有。讲座日期定在一个月以后。可以想象，我这个月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浸在了莫言作品之中。11月20日晚上七点“中国文化三维中的莫言及其作品”学术讲座如期举行。
组织者准备得可谓精心周密，近30名听讲者将“Seminar room”坐得满满。房间一角还来了几位外国朋友，一个中国男孩轻声做着同声翻译。外国朋友很有礼貌，听我讲完后，一一前来握手、致谢、告别。久违中文讲坛的我这回算是让自己狠狠地过了一把瘾，从民族、民间、民俗三个纬度入情入理地对莫言好好解读了一番，酣畅淋漓地讲了两小时。
次日，有英国同事关心地问“讲座很成功吧？”我爽快应答“是的，还行！”“有多少人提问题？”“没有人提问啊，呵呵！”“哦？没人提问？”同事瞪大了眼睛，仿佛非常吃惊。我也略感吃惊，但还是点头确认，“是啊，也许因为我很会讲座吧，大家没有什么不清楚的。”不过，同事的反应还是有點令我不安，回办公室马上求证于华人同事，她大笑：“哈，傻子！没人提问，无人挑战的讲座是最不成功的讲座。”“哦？”我有点汗颜了，也陷入了深思。我一路从大学讲座走来，听过数不清的讲座，怎么没发现这个规律？
随着听取越来越多的牛津学术讲座，我发现，这真是牛津的讲座规律！牛津的学术讲座没有一场不是在尖锐的问答甚至辩论中结束的。讲座的后半部分的提问互动无疑是讲座的精彩之点。提问多意味着互动积极，互动积极意味着你的讲座点燃了学术的新知，启发了别人思考，这才是讲座的真正意义。牛津讲座“并非扔给你一堆死答案，而是刺激一堆新问题”。
牛津讲座被中间打断的时候也是有的。某日在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的关于民族主义与钓鱼岛争端的学术讲座上，讲者开场先列举了民族主义的若干界定，展示了很强的学术功底。然而，台下一位学医的听众不耐烦了，举手打断演讲，敬请主讲人尽快进入正题，后因未能如愿中途拂袖而去。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了加藤嘉一的“走出教育”讲座上，加藤马上接受建议，提炼、归拢，入题，结果受到这位出格听众的褒奖。“牛人”学术重在对话，讲座最忌石沉大海、杳无回声，所以牛津讲座尤其重视思想的交流与观点的碰撞，专注于精神。对于讲座形表的重视程度，和国内相比要逊色得多。我们心目中的学术总是有几分令人敬畏，讲座会场甚至常常有几分森严，讲者是嘉宾是贵客，听者如同学生不得随意犯上。现在看来，这样的理念之下，学术恐难获得生机，更不用说灵气了。
反思我的这场牛津讲座，也许因为我讲得确实高深让听者难以接招，也许因为在牛津真正读过莫言作品的人其实寥寥。但不管怎么说，作为讲者没有能激起听众的思考，调动听者积极参与其中，这委实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讲座。两天后有位中国学者来跟我讨论莫言作品中的审美与审丑的关系问题，又有一位德国同学来信跟我讨论莫言作品的翻译问题。我再遇到那位英国同事时，当然没有忘记告诉她这两个反馈，她真诚地说“哇，太棒了！”不过事后想想自己如此这般的举动，不禁哑然失笑！
比较起来，牛津的学术讲坛上缺少国内大学讲座的庄严肃穆，更像一场寻常的对话。听众不必做出毕恭毕敬、俯首贴耳的样子。牛津的学生似乎从来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他者，而是直接参与其中的主人。在这里，我们传统价值观所推崇的做人的内敛、为学的矜持反而显得有几分做作，缺乏交流的热诚。结果导致学术讲座变成了毫无疑问的坐讲。
牛津学术讲座无形中成了碰撞思想火花、唤醒学术自觉的契机。牛津学生对于辩论的关注和爱好达到令我吃惊的程度。某日，与几位基督徒学生对坐，其中有几位中国学生是在出国留学后受洗的。我开玩笑说：“你们还没有领略到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已皈依了基督，这是国内基础教育的遗憾啊。其实人类文化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圣经》的许多教义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甚至是中国民间文化中的常识。”不料我的话首先引起在座几位外国同胞的好奇，他们紧盯我的眼神那真叫“眸子炯如虎”，接着是连珠炮般的提问。我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爱心，谈到和而不同的胸怀以及有容乃大的气度，终究还是不能相互折服。
这种演讲和辩论的学风传统，也是牛津大学着力培养学生的一种能力。这对很多不擅言谈的中国学子来说是个挑战。有位来牛津做数学博士后的叶姓同胞，刚到牛津时几乎每天叫苦“压力太大了！快受不了啦！周周Seminar（研讨会）！”原来每周都要求他主讲一个小时，报告自己的研究进展和研究心得。下面听讲的教授反复拷问，搞得小叶紧张得到英国一个学期了都无暇去一趟伦敦。不过第二个学期就不再听到他叫苦了，我问是不是没有Seminar了？他笑着说，“哪里！现在一周要讲两次，最过分的是有一次一周讲了五次，习惯了，练出来了。呵呵！”我从他的笑声中听到了自信，甚至还有些自得。因为，第二学期开始，他可以给牛津的本科生上课了。
牛津大学一学期只有8周，一年的教学周也只有24周，但就是这样精短的学制却为世界培养出了那么多顶级的人才。优质生源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牛津大学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创新本来不就是学术的生命吗？学术本来不就是大学的天职吗？研究本来不就是大学的专长吗？
我幸运，我骄傲，能在近天命之年能再度穿行于大学的学术讲座之间！
说到这里，脑海中自然浮现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半个月时间每晚穿梭于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之间，赶听了十五场“文艺新批评新方法系列讲座”，简直是如饥似渴。1985年被称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上的“方法论年”，赶上了真是三生有幸！虽然当时听得也是似懂非懂，虽然有不少同学途中知难而退，而我愣是坚持了下来，至今自感挺自豪的，而且笔记一直保存到现在。自认为那挤挤挨挨将小会堂、大教室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的讲座画面，毫无疑问是自己大学春秋中的珍藏版记忆。
读研时，华师大中文系的“学术前沿系列讲座”也让我们受益匪浅，那时已经做了十多年大学老师的我深感教师若不站到学术前沿就很难培养出走到前沿的学生。一晃又过去十多年了，“学术前沿讲座”上许多老师口吐莲花、挥洒自如的音容笑貌与那条美丽灵动的丽娃河一起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我常常想，师大也许是最应该出大师的地方，因为她最懂得如何培养人。老师们为了推动学生走向前沿自己不得不挺身而出、及锋而试，有这种果敢的老师，我们的教育会有希望！
发人深省的学术讲座是人生的珍贵而美好的记忆。感受都是一样的，当2012年12月5日，吴敬琏先生应牛津大学邀请来做讲座时，主持和点评嘉宾之一Edmund Fitzgerald 教授首先掏出了一叠发黄的纸张，说那是30年前他听吴先生讲座时的笔记，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一次吴先生的讲座主题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改革体制在全球经济变化中面临的挑战”，所引发的关注可想而知。不过牛津的讲座教室一般都不大，充其量三五十人，七十人是超大的了，超员了门卫就会断然阻止进入。那天我们去赶吴老的讲座时，据说有不少人因为场地已满被挡在了门外。
不过，牛津大学的讲座如同牛津各个学院的“Formal dinner”一样，既神圣又家常。牛津大学几乎每天都有若干场讲座在不同的院、所或中心进行。而且牛津讲座并非只是重量级专家的专场，你有思想，你想讲就可以登上讲台。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刚到牛津月余，就有幸登上了牛津的学术讲坛。能开设这次讲座多少是沾了同胞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光。2012年10月11日得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牛津的中国学子和热爱中国文化的各国学子都很兴奋。牛津大学的“中国文化国际意识推进会”想组织一个“莫言周”，组织大家看电影、读小说、听讲座。组织者向到访的中国学者们求助邀讲座嘉宾。来牛津交流或访学的多为理工类学者，文科以英语、法律为主。看过电影《红高粱》的人也许不少，但知道那是莫言原著的人恐怕不多。相比之下，像我这样大学时代品过《透明的红萝卜》、北师大进修也与莫言一样接受过童庆炳老师指导、读研时期又评过《檀香刑》的人一时在牛津成为稀有。讲座日期定在一个月以后。可以想象，我这个月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浸在了莫言作品之中。11月20日晚上七点“中国文化三维中的莫言及其作品”学术讲座如期举行。
组织者准备得可谓精心周密，近30名听讲者将“Seminar room”坐得满满。房间一角还来了几位外国朋友，一个中国男孩轻声做着同声翻译。外国朋友很有礼貌，听我讲完后，一一前来握手、致谢、告别。久违中文讲坛的我这回算是让自己狠狠地过了一把瘾，从民族、民间、民俗三个纬度入情入理地对莫言好好解读了一番，酣畅淋漓地讲了两小时。
次日，有英国同事关心地问“讲座很成功吧？”我爽快应答“是的，还行！”“有多少人提问题？”“没有人提问啊，呵呵！”“哦？没人提问？”同事瞪大了眼睛，仿佛非常吃惊。我也略感吃惊，但还是点头确认，“是啊，也许因为我很会讲座吧，大家没有什么不清楚的。”不过，同事的反应还是有點令我不安，回办公室马上求证于华人同事，她大笑：“哈，傻子！没人提问，无人挑战的讲座是最不成功的讲座。”“哦？”我有点汗颜了，也陷入了深思。我一路从大学讲座走来，听过数不清的讲座，怎么没发现这个规律？
随着听取越来越多的牛津学术讲座，我发现，这真是牛津的讲座规律！牛津的学术讲座没有一场不是在尖锐的问答甚至辩论中结束的。讲座的后半部分的提问互动无疑是讲座的精彩之点。提问多意味着互动积极，互动积极意味着你的讲座点燃了学术的新知，启发了别人思考，这才是讲座的真正意义。牛津讲座“并非扔给你一堆死答案，而是刺激一堆新问题”。
牛津讲座被中间打断的时候也是有的。某日在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的关于民族主义与钓鱼岛争端的学术讲座上，讲者开场先列举了民族主义的若干界定，展示了很强的学术功底。然而，台下一位学医的听众不耐烦了，举手打断演讲，敬请主讲人尽快进入正题，后因未能如愿中途拂袖而去。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了加藤嘉一的“走出教育”讲座上，加藤马上接受建议，提炼、归拢，入题，结果受到这位出格听众的褒奖。“牛人”学术重在对话，讲座最忌石沉大海、杳无回声，所以牛津讲座尤其重视思想的交流与观点的碰撞，专注于精神。对于讲座形表的重视程度，和国内相比要逊色得多。我们心目中的学术总是有几分令人敬畏，讲座会场甚至常常有几分森严，讲者是嘉宾是贵客，听者如同学生不得随意犯上。现在看来，这样的理念之下，学术恐难获得生机，更不用说灵气了。
反思我的这场牛津讲座，也许因为我讲得确实高深让听者难以接招，也许因为在牛津真正读过莫言作品的人其实寥寥。但不管怎么说，作为讲者没有能激起听众的思考，调动听者积极参与其中，这委实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讲座。两天后有位中国学者来跟我讨论莫言作品中的审美与审丑的关系问题，又有一位德国同学来信跟我讨论莫言作品的翻译问题。我再遇到那位英国同事时，当然没有忘记告诉她这两个反馈，她真诚地说“哇，太棒了！”不过事后想想自己如此这般的举动，不禁哑然失笑！
比较起来，牛津的学术讲坛上缺少国内大学讲座的庄严肃穆，更像一场寻常的对话。听众不必做出毕恭毕敬、俯首贴耳的样子。牛津的学生似乎从来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他者，而是直接参与其中的主人。在这里，我们传统价值观所推崇的做人的内敛、为学的矜持反而显得有几分做作，缺乏交流的热诚。结果导致学术讲座变成了毫无疑问的坐讲。
牛津学术讲座无形中成了碰撞思想火花、唤醒学术自觉的契机。牛津学生对于辩论的关注和爱好达到令我吃惊的程度。某日，与几位基督徒学生对坐，其中有几位中国学生是在出国留学后受洗的。我开玩笑说：“你们还没有领略到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已皈依了基督，这是国内基础教育的遗憾啊。其实人类文化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圣经》的许多教义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甚至是中国民间文化中的常识。”不料我的话首先引起在座几位外国同胞的好奇，他们紧盯我的眼神那真叫“眸子炯如虎”，接着是连珠炮般的提问。我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爱心，谈到和而不同的胸怀以及有容乃大的气度，终究还是不能相互折服。
这种演讲和辩论的学风传统，也是牛津大学着力培养学生的一种能力。这对很多不擅言谈的中国学子来说是个挑战。有位来牛津做数学博士后的叶姓同胞，刚到牛津时几乎每天叫苦“压力太大了！快受不了啦！周周Seminar（研讨会）！”原来每周都要求他主讲一个小时，报告自己的研究进展和研究心得。下面听讲的教授反复拷问，搞得小叶紧张得到英国一个学期了都无暇去一趟伦敦。不过第二个学期就不再听到他叫苦了，我问是不是没有Seminar了？他笑着说，“哪里！现在一周要讲两次，最过分的是有一次一周讲了五次，习惯了，练出来了。呵呵！”我从他的笑声中听到了自信，甚至还有些自得。因为，第二学期开始，他可以给牛津的本科生上课了。
牛津大学一学期只有8周，一年的教学周也只有24周，但就是这样精短的学制却为世界培养出了那么多顶级的人才。优质生源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牛津大学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创新本来不就是学术的生命吗？学术本来不就是大学的天职吗？研究本来不就是大学的专长吗？
我幸运，我骄傲，能在近天命之年能再度穿行于大学的学术讲座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