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伴随而来的是中国的高储蓄率，这其中，中国居民储蓄规模持续多年的高增长，让人关注与担忧。但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转型与结构升级，大量的居民储蓄规模逐渐凸显了其负面效应，如储蓄的高增长加大了银行的压力，会更容易形成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投资率过高、较多依赖出口、消费率偏低等问题的基本原因，也是因为我国储蓄率过高。随后本文分析了居民储蓄规模持续多年高增长的各种因素，并在结尾处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储蓄规模 高增长
　　一、引言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持续多年居高不下，近年来一直保持在50%左右的高位，而处于同时期的美国储蓄率却只有12%。中国的国民储蓄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是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本文只对其中的居民储蓄规模高增长的成因做分析，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居民储蓄，是指一定时期内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差额，主要表现为居民对各项实物和金融资产的持有。在中国，居民储蓄主要表现为银行存款。截止2009年12月，中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9.7%，截止2010年12月中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30.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3%。较高的居民储蓄规模曾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助力，但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深化调整，大量的居民储蓄规模的负面效应也逐渐凸显。
　　二、我国居民储蓄规模高增长的成因分析
　　第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是居民储蓄居高不下的最大原因。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是一个镜子的两个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对扩大消费是非常不利的。财富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倒金字塔形”的社会，大部分的财富聚集在少数富豪们手中，富豪们能够带动消费，但由于边际效应递减效应，他们对消费的贡献会持续不断的下降，并且一定低于“橄榄型”社会里处于中间阶层的大量的中产阶级对消费的贡献。况且，一个贫富两极分化过大的社会，会带来其他一系列不稳定的因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欠合理，使得居民住户在初次分配中比例较低，按照新古典分配理论，劳动的均衡价格即工资由劳动市场的供需决定，劳动供给取决于劳动者对工作与闲暇的权衡取舍；劳动需求取决于劳动的边际产量或称边际生产率，在不考虑供给时，最大劳动需求量由边际利润为零时的边际产量决定。竞争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支付给劳动、土地和资本的价格，总是等于这些生产要素各自的边际产量（或称要素的边际贡献）。在我国，劳动要素的供给较土地、资本充足，而供给更充足的劳动要素的边际产量会更低，这无疑会降低最大部分以劳动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得收入低的群体更不敢消费，进而会选择把钱存在银行。
　　第二，政府公共服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低。公共教育服务不到位，对绝大部分家庭而言，子女上学要花费收入中的较大一部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使居民不得不将本不多的收入中的相当部分储蓄起来，用于医疗和日后的养老，不敢更多地用于消费，带来了居民的高储蓄率。一段时间以来，商品化住房和公有住房由低租金改为向职工出售，为此，职工的开销在很短的时间内陡增，因此，他们只得减少一般的消费，而竭力地增加银行存款。近年来，教育费用的不断上涨以及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在增加子女教育费用支出的同时，也使得辛苦一生的父母们不但要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还不得不为后代生活的稳定增加储蓄。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明显地带有预防性储蓄的特征。根据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东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一个人在其一生的消费中，只有在其各期消费服从一个比较平稳的最优消费路径时，他一生的效用总和才能够达到最大化。但是，由于受诸多人生问题得影响，人一生各个时期的消费不可能是平稳的，有许多因素导致消费的波动甚至大幅度下降，为此，人们为了平滑各期的消费和防范不测的事件发生，只有通过增加储蓄来使其一生的效用总和达到最大化。
　　第三，中国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一般来讲，在整个人口中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所占的比例越高，居民就会有更高的储蓄规模。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导致“人口红利”这一现象的发生，在一波高出生率的“婴儿潮”之后的几十年中，通常发生这样的现象，整个经济社会中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不断地增加，而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重则会持续不断的下降。在这种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如果绝大多数适龄的劳动人口能够获得就业机会，则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上升。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上升，至少会从两个方面推动居民储蓄规模的增加：首先，工作人口比重的上升引起全部人口总收入的增加，这必然会推高储蓄水平，其次，因为年轻工作人口的相对增加，这会导致整个经济社会中总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进而产生额外的储蓄率上升效应。
　　第四，我国投融资体制低效，民众投资渠道狭窄。当前，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资本市场欠发达，无论是股市和债市，还是风险投资市场，亦或是私募市场，都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规范和不完善等问题；间接融资比例过高，作为间接融资主体的银行经营效率低下，不良资产率高，对企业的监督能力弱；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不够，缺乏股权文化和债权文化等。其次是中国国内较少的民众可参与的投资机会，股市本来是公众进行投资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主要渠道之一。在美国，过半数的家庭投资于股市。但是，在我国，投资股市不但不能为投资者创造财富，股市反而成为了公众财富的收割机。2006～2007年，中国股市处于大牛市的阶段的时候，老百姓选择投资股市，因此，当年居民的存款总额仅仅增长了l万亿元。但是，自从进入08年以来，股市一路下跌，股票市场泡沫破裂，公众只好将钱存入银行，自此，居民存款总额每年以3万～4万亿元的速度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导致我国居民储蓄规模常年处于高增长的因素是多面而复杂的，我们有必要引以为重，在政策面要多多关注中国常年高涨的储蓄率，防患于未然。首先，应该认识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的根源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二元结构特征的日趋强化，所以在政策面要从根本上扭转目前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促进就业和教育的公平，逐步较小收入差距。其次，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就业、医疗、养老的保障，让老百姓手里有钱，敢于花，花得无后顾之忧。再次，不断的拓宽居民的投资渠道，加强居民的投资风险意识，增强居民的投资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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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许清.中国高储蓄率成因问题研究综述[J].现代经济信息，2014，03：9～10.
　　作者简介：郭伟（1982-），男，汉族，河南鹤壁人，硕士，云南财经大学，研究方向：国际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