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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吴秀波仿佛是娱乐圈历经苦难后大器晚成的代表人物，但在他自己看来，一切不过就是一个从生到死的注定过程，再正常不过。所有人都一样。
接起电话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吴秀波还在床上躺着。这段时间他正在横店拍摄古装片《四大名捕》。睡醒后和一个陌生人聊聊天，吴秀波觉得这件事还不错，至少电话那头的记者不会问他“小吴，这个合同要不要改改”这样让他头疼的问题。能在聊天中同时完成工作，可算是两全其美。
私底下，吴秀波是个话不多的人。照他自己所说，还有些交流障碍。可从去年《黎明之前》走红，到今年提名白玉兰“视帝”，吴秀波至少接受了200个采访。面对媒体和公众，他并不吝啬言辞，把家庭、事业、人生谈了个遍。“被采访”这件事，吴秀波看得很明白：“其实记者问那么多问题，无非就是想搞清楚‘你是怎么回事’。”采访于他而言也像一场自问自答游戏，就算将同一个问题回答了100遍，只要认真思索，每次他都能给自己找到不同的答案。
吴秀波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管他叫“吴老师”，一是因为他已经43岁了，另一层原因则是“他对很多事情喜欢思考，会很认真对待你问他的问题，所以很像老师”。而在谈话的过程中，吴秀波很容易就把话题拐到“生命”和“死亡”这样“终极”的词汇上去。因此，在网上，人们送给了他一个更有趣的称号——“哲学吴”。
再见，“文艺愤青”
吴秀波走上演员这条路，实属“被逼无奈”。父亲是个外交官，他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品学兼优，高考是北京市第二名。像所有望子成龙的母亲一样，吴秀波的母亲拿哥哥做他的榜样，但对吴秀波而言，和哥哥比学习，“那根本是无望的”。为了逃离这种对比，吴秀波报考过武术队、军乐团、美术班，都没成功。1984年，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要了他——中央戏剧学院铁工话剧团。入学考试的时候，要求考生们表演“火车票丢了”这个情形，别的考生都在表演“焦虑”和“寻找”，简直急得抓耳挠腮。吴秀波看了看天，一声不吭地走了。考官问他干什么去，他回答：“再买一张。”于是，他就入了行。
毕业之后，吴秀波理所当然地留在铁路文工团工作，他歌唱得不错，白天随团出去演出，晚上就去歌厅“走穴”，一个月工资才70元，他外出表演却能挣到数千元，只不过早晨上班总是迟到。受过批评写过检讨后，1995年，吴秀波索性辞掉了话剧团的“铁饭碗”，正式开始在社会上“漂泊”。
“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和平而安全的时候，父母又是双职工，都有收入，从小就没有风险意识，也不认为丧失了一个职业，会面临多大的生活灾难。时间倒回十几年，我也是个80后，其实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状态。”没了固定工作，吴秀波一点儿也不害怕，比起生计，年轻的时候他更多地想到的是自己的生性和自由。
用吴秀波自己的话说，那时候他就是个“文艺愤青”。“对外界需求极大，需要被重视、被理解，但是这个世界不是你的，不能完全满足你，心比天大的时候就会觉得愤怒。”他渴望自己能被倾听，最好唱完歌还能有美好的报酬。但后来他就发现，爱好唱歌和拿唱歌当工作是两回事。歌厅逐渐没落了，唱歌不挣钱了，于是他一拍脑袋：“唱这么多年歌也不挣钱，我去开饭馆吧。”
吴秀波一共开了7个饭馆。第一个饭馆开在北京西四，做云南土鸡。后来他发现支付不起大厨、二厨以及众多工作人员的工资了，就把餐馆改成了涮羊肉，因为那样不用太多厨子。
他还出过一张专辑。那张名叫《爱之战》的唱片，他一个人词曲唱全包，京文唱片的老板许钟民花11万买下了版权。随后吴秀波签约了京文唱片，似乎要开始“职业歌手”的道路，但《爱之战》后他再没有出专辑。
从1995年到2002年，吴秀波一直在“晃荡”。在歌厅驻唱、卖电器、写歌、开餐馆、出专辑，在“歌手”和“商人”之间徘徊。后来吴秀波说，这些事情但凡有一件他做成了，都不会再当演员。
富的时候吴秀波的衣服都从香港买，穷的时候他连地铁都坐不起。朋友刘蓓那时已经是“刘大腕儿”了，看他过不下去，就请他来做经纪人。结果吴秀波没给刘蓓谈下一个合同，倒是刘蓓自己签了几个。
刘蓓说，他是太爱玩了，只要手里还有十元钱，他就去玩，玩到欠人家一千两千元，才想要去赚钱。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不靠谱”的青年阶段，走过之后，就是“长大”。吴秀波说，这是生命注定的过程，人从小到老，从生到死，中间的过程必然要“长大”。但可能有的人到24岁这个阶段就结束了，而他则延长到了34岁。直到发现从前一起唱歌一起玩乐的人都去上电视了，只有他还在瞎晃。这时，儿子要出生了，吴秀波的“自我责任感”开始强烈爆发。“回来演戏？给钱吗？给钱就干！”所有的外因、内因聚集在一起，好像就是那么一瞬间，他的文艺愤青时期终结了。
渡不得的戏子
吴秀波回到演艺圈的第一部戏叫《立案侦查》，投资人是张健。这位“特别好的哥哥”告诉他，你应该做演员，我会找很多有名的演员来陪衬你，捧你一个，这样就能红。
这是吴秀波第一次听到“红”这个字。那部戏聚集了傅彪、牛莉、刘蓓、陶虹等著名演员，全来给吴秀波当绿叶。他太久没有演戏，压力太大，完全进入不了状态，连导演都想把他换掉。张健安慰他，理他们干嘛，钱是我出的。
戏拍完后，吴秀波就坐在家里等着红。结果，《立案侦查》连卖都没卖出去。
第二部戏，张健还打算找吴秀波来演。吴秀波不干了，“如果再投1000万，再卖不掉，怎么办”。他决定参与幕后工作，改剧本、看场地，尽他所能对如此信任他的一个人报恩。戏里的大反派没人演，吴秀波一算，再请人得花60万，他就自己上阵了。
这就是2004年的《非常道》，这是吴秀波的第二部戏，他当监制。
“对于工作的专注，恰巧解放了我在表演上的压力。在和角色交流的过程中，能感受到生命交流的快乐时，我才发现，演戏原来是这样。”吴秀波觉得自己从那天起，才真正开始演戏。这时，他已经36岁，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17年了。
2010年以前，吴秀波虽没有大红大紫，但片约不断，生活无忧。如果现在问他，会不会哪天就不演戏了，他需要仔细思索很久，不像十几年前，说辞职就辞职了。
除了解决生计问题，演戏对于吴秀波还有另一层意义。“它解决了我生命里大部分问题，比如我无法自己和自己沟通的时候，就需要借助表演。”吴秀波需要建构一个虚拟的世界，来跟自己和他人对话。在他看来，表演是最公平的交流。聊天的时候，一个人说话，另一个人就不能说，而两个人对词语的理解还可能有偏差。而表演时，演员将想表达的东西藏在戏里，一边演，观众就能一边看，同时进行。
演戏的时候，他还会向自己提问。这些问题通常都很大，例如“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真的能有答案很难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交流和表达是他生命中的巨大需求。
《黎明之前》大红后，吴秀波成了经历苦难磨练后大器晚成的代表，但对吴秀波自己而言，一切只不过是最正常的生命过程，丝毫没有“终于熬出头了”的感慨。到了一个阶段，就做这个阶段该做的事情，就连死亡也一样。如今，他大概已经活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阶段。而演员这个职业，和厨师、农民、政治家都一样，从“生命本质”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不同。
42岁生日的时候，面对为他庆贺的粉丝，吴秀波写了一出有些寓言成分的短剧当成回赠。戏里，孙悟空奉菩萨之命去渡一个1968年出生、短了40公分肠子的戏子，那戏子不但不乐意，反讥讽悟空不会“变心”。最后菩萨也只得叹道，得其所，乐其乐，悲其悲，也算是渡了。戏子则依旧在舞台上演着喜怒哀乐，欢呼雀跃。
这渡不得的戏子，当然就是吴秀波自己。
接起电话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吴秀波还在床上躺着。这段时间他正在横店拍摄古装片《四大名捕》。睡醒后和一个陌生人聊聊天，吴秀波觉得这件事还不错，至少电话那头的记者不会问他“小吴，这个合同要不要改改”这样让他头疼的问题。能在聊天中同时完成工作，可算是两全其美。
私底下，吴秀波是个话不多的人。照他自己所说，还有些交流障碍。可从去年《黎明之前》走红，到今年提名白玉兰“视帝”，吴秀波至少接受了200个采访。面对媒体和公众，他并不吝啬言辞，把家庭、事业、人生谈了个遍。“被采访”这件事，吴秀波看得很明白：“其实记者问那么多问题，无非就是想搞清楚‘你是怎么回事’。”采访于他而言也像一场自问自答游戏，就算将同一个问题回答了100遍，只要认真思索，每次他都能给自己找到不同的答案。
吴秀波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管他叫“吴老师”，一是因为他已经43岁了，另一层原因则是“他对很多事情喜欢思考，会很认真对待你问他的问题，所以很像老师”。而在谈话的过程中，吴秀波很容易就把话题拐到“生命”和“死亡”这样“终极”的词汇上去。因此，在网上，人们送给了他一个更有趣的称号——“哲学吴”。
再见，“文艺愤青”
吴秀波走上演员这条路，实属“被逼无奈”。父亲是个外交官，他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品学兼优，高考是北京市第二名。像所有望子成龙的母亲一样，吴秀波的母亲拿哥哥做他的榜样，但对吴秀波而言，和哥哥比学习，“那根本是无望的”。为了逃离这种对比，吴秀波报考过武术队、军乐团、美术班，都没成功。1984年，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要了他——中央戏剧学院铁工话剧团。入学考试的时候，要求考生们表演“火车票丢了”这个情形，别的考生都在表演“焦虑”和“寻找”，简直急得抓耳挠腮。吴秀波看了看天，一声不吭地走了。考官问他干什么去，他回答：“再买一张。”于是，他就入了行。
毕业之后，吴秀波理所当然地留在铁路文工团工作，他歌唱得不错，白天随团出去演出，晚上就去歌厅“走穴”，一个月工资才70元，他外出表演却能挣到数千元，只不过早晨上班总是迟到。受过批评写过检讨后，1995年，吴秀波索性辞掉了话剧团的“铁饭碗”，正式开始在社会上“漂泊”。
“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和平而安全的时候，父母又是双职工，都有收入，从小就没有风险意识，也不认为丧失了一个职业，会面临多大的生活灾难。时间倒回十几年，我也是个80后，其实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状态。”没了固定工作，吴秀波一点儿也不害怕，比起生计，年轻的时候他更多地想到的是自己的生性和自由。
用吴秀波自己的话说，那时候他就是个“文艺愤青”。“对外界需求极大，需要被重视、被理解，但是这个世界不是你的，不能完全满足你，心比天大的时候就会觉得愤怒。”他渴望自己能被倾听，最好唱完歌还能有美好的报酬。但后来他就发现，爱好唱歌和拿唱歌当工作是两回事。歌厅逐渐没落了，唱歌不挣钱了，于是他一拍脑袋：“唱这么多年歌也不挣钱，我去开饭馆吧。”
吴秀波一共开了7个饭馆。第一个饭馆开在北京西四，做云南土鸡。后来他发现支付不起大厨、二厨以及众多工作人员的工资了，就把餐馆改成了涮羊肉，因为那样不用太多厨子。
他还出过一张专辑。那张名叫《爱之战》的唱片，他一个人词曲唱全包，京文唱片的老板许钟民花11万买下了版权。随后吴秀波签约了京文唱片，似乎要开始“职业歌手”的道路，但《爱之战》后他再没有出专辑。
从1995年到2002年，吴秀波一直在“晃荡”。在歌厅驻唱、卖电器、写歌、开餐馆、出专辑，在“歌手”和“商人”之间徘徊。后来吴秀波说，这些事情但凡有一件他做成了，都不会再当演员。
富的时候吴秀波的衣服都从香港买，穷的时候他连地铁都坐不起。朋友刘蓓那时已经是“刘大腕儿”了，看他过不下去，就请他来做经纪人。结果吴秀波没给刘蓓谈下一个合同，倒是刘蓓自己签了几个。
刘蓓说，他是太爱玩了，只要手里还有十元钱，他就去玩，玩到欠人家一千两千元，才想要去赚钱。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不靠谱”的青年阶段，走过之后，就是“长大”。吴秀波说，这是生命注定的过程，人从小到老，从生到死，中间的过程必然要“长大”。但可能有的人到24岁这个阶段就结束了，而他则延长到了34岁。直到发现从前一起唱歌一起玩乐的人都去上电视了，只有他还在瞎晃。这时，儿子要出生了，吴秀波的“自我责任感”开始强烈爆发。“回来演戏？给钱吗？给钱就干！”所有的外因、内因聚集在一起，好像就是那么一瞬间，他的文艺愤青时期终结了。
渡不得的戏子
吴秀波回到演艺圈的第一部戏叫《立案侦查》，投资人是张健。这位“特别好的哥哥”告诉他，你应该做演员，我会找很多有名的演员来陪衬你，捧你一个，这样就能红。
这是吴秀波第一次听到“红”这个字。那部戏聚集了傅彪、牛莉、刘蓓、陶虹等著名演员，全来给吴秀波当绿叶。他太久没有演戏，压力太大，完全进入不了状态，连导演都想把他换掉。张健安慰他，理他们干嘛，钱是我出的。
戏拍完后，吴秀波就坐在家里等着红。结果，《立案侦查》连卖都没卖出去。
第二部戏，张健还打算找吴秀波来演。吴秀波不干了，“如果再投1000万，再卖不掉，怎么办”。他决定参与幕后工作，改剧本、看场地，尽他所能对如此信任他的一个人报恩。戏里的大反派没人演，吴秀波一算，再请人得花60万，他就自己上阵了。
这就是2004年的《非常道》，这是吴秀波的第二部戏，他当监制。
“对于工作的专注，恰巧解放了我在表演上的压力。在和角色交流的过程中，能感受到生命交流的快乐时，我才发现，演戏原来是这样。”吴秀波觉得自己从那天起，才真正开始演戏。这时，他已经36岁，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17年了。
2010年以前，吴秀波虽没有大红大紫，但片约不断，生活无忧。如果现在问他，会不会哪天就不演戏了，他需要仔细思索很久，不像十几年前，说辞职就辞职了。
除了解决生计问题，演戏对于吴秀波还有另一层意义。“它解决了我生命里大部分问题，比如我无法自己和自己沟通的时候，就需要借助表演。”吴秀波需要建构一个虚拟的世界，来跟自己和他人对话。在他看来，表演是最公平的交流。聊天的时候，一个人说话，另一个人就不能说，而两个人对词语的理解还可能有偏差。而表演时，演员将想表达的东西藏在戏里，一边演，观众就能一边看，同时进行。
演戏的时候，他还会向自己提问。这些问题通常都很大，例如“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真的能有答案很难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交流和表达是他生命中的巨大需求。
《黎明之前》大红后，吴秀波成了经历苦难磨练后大器晚成的代表，但对吴秀波自己而言，一切只不过是最正常的生命过程，丝毫没有“终于熬出头了”的感慨。到了一个阶段，就做这个阶段该做的事情，就连死亡也一样。如今，他大概已经活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阶段。而演员这个职业，和厨师、农民、政治家都一样，从“生命本质”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不同。
42岁生日的时候，面对为他庆贺的粉丝，吴秀波写了一出有些寓言成分的短剧当成回赠。戏里，孙悟空奉菩萨之命去渡一个1968年出生、短了40公分肠子的戏子，那戏子不但不乐意，反讥讽悟空不会“变心”。最后菩萨也只得叹道，得其所，乐其乐，悲其悲，也算是渡了。戏子则依旧在舞台上演着喜怒哀乐，欢呼雀跃。
这渡不得的戏子，当然就是吴秀波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