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转运发热病人，怕吗？”
　　“一开始还是有点怕的，多送几次就习惯了。”
　　他说，疫情面前，人人有责，他愿意上一线，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多做一点。
　　“虽然我60岁了，但我身体还扛得住！”
　　他说，一线最需要支援，能分担一点是一点。
　　当重庆机场的白衣天使在一线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时，他们的背后还有一群男子汉正奋战在转运病人、防控输送、后勤保障等工作中。

“每天转运发热病人，我其实心里也没底”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重庆机场医疗急救中心救护车队承担起疑似患者、不明原因发热患者的转运工作。在保障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的基础上，原本繁忙的救护车队更加忙碌了。
　　2月初的一天，凌晨3点10分，机场120救护车又一次出现在渝北区定点救治医院。
　　“我都记不清这是我第几次转运患者了，现在情况特殊，转运压力特别大。”驾驶员杨帅介绍，为防止交叉感染，一辆车一次只能转运一名患者。
　　每转运一名患者，车辆必须花费一定时间完成全车消毒等流程。每天，杨帅和同事们不是在转运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去转运的路上。
　　凌晨4点半，杨帅完成救护车消毒，他准备在办公桌上趴一会儿。
　　“转运不分昼夜，大部分国际航班都是半夜三更才落地，我们要24小时待命。”杨帅说，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休息时也不会轻易脱掉防护服，因为重新穿戴不仅会浪费一套防护物资，还会耽搁出车时间。
　　杨帅的家离机场不过3公里，但是在疫情防控这段时间里，他只回去过一次。
　　“說不害怕是假的，每天转运发热病人，我其实心里也没底。”杨帅说，因为担心身上沾了病毒，他唯一一次回家，也只是站在门口远远望了望女儿。

“我年龄虽然大了，但我身体还扛得住”

　　“你赶紧吃口热饭，这趟物资我去送！”话音刚落，他就从同事手里拿过车钥匙，踏进苍茫的夜色中。
　　这位抢活干的人名叫张晓平，今年60岁，是救护车队年龄最大的同志，已临近退休。
　　疫情期间任务繁重，对救护车驾驶员的精力和体力来说都是一次重大考验。考虑到张晓平的年龄最大，救护车队工作人员在规划一线值班力量时，第一个划掉了他的名字。
　　“那怎么能行？我年龄虽然大了，但我身体还扛得住！”得知要给自己“特殊照顾”，张晓平果断拒绝。
　　“这个特殊时期，一线的弟兄太累了，我们几个老同志顶上几个小时，至少能让他们适当调整一下。”张晓平说，在一线干了这么多年，他深知此时此刻一线最需要的就是支援。
　　于是，在他的坚持下，救护车队总算同意他分担一线的部分工作。
　　“我虽然没有年轻小伙子能熬夜，但我能做多少事就会做多少事，人多力量大！”顶替家里有急事的同事、帮忙拉医疗物资、给救护车消毒……只要是张晓平能干的活，他都抢着做。
　　“我今年60岁了，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为机场、为急救事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了。”张晓平的眼里闪过一丝不舍。

“一定得让医务人员吃上热饭、填饱肚子”

　　戴好口罩和手套，从盆里取出热馒头，快速装进食品袋，用手绕几圈，打结……疫情发生以来，救护车队分队长王广明分装馒头的动作愈发熟练。
　　自抗疫工作启动以来，重庆机场医疗救护中心医务人员便忙得不可开交，吃饭成了一个“大难题”。
　　“我们去给他们送饭！”王广明和他的同事们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为了防止食物在途中变冷污染，每次，王广明都会带领大家对食物进行二次包装。
　　“分装馒头的食品袋先打结，再装箱，不到用餐点千万不能打开箱子。”
　　“装稀饭的餐盒一定要封保鲜膜，保证不会洒。”
　　“2号医疗点的盒饭再数一下，别漏了。”
　　为保证全体战友们的一日三餐，从农历大年三十开始，王广明每天都在拿餐食、分装餐食、送餐食的路上。截至2月24日，救护车队已累计分装、运送超过6500人次的伙食。
　　“和医务人员相比，我们干的这点小事儿根本算不上什么。”王广明和他的同事们都觉得，一定得让医务人员吃上热饭、填饱肚子。

“干粗活难免会伤手，没事”

　　“救护车的门把手使用次数最多，但消毒喷枪喷不了背面，只能用棉签蘸消毒水多擦几遍。”给救护车消毒的小伙子名叫周琪结，今年31岁，是重庆机场医疗救护中心的一名救护车驾驶员。介绍消毒细节的同时，他仍在小心翼翼擦拭救护车，一点缝隙都不敢放过。
　　从1月26日重庆机场对全部进出港航班旅客实行体温监测那天起，周琪结就身兼多职，除了负责发热旅客的转运工作，他还主动和同事们承担起了救护车的消毒工作。
　　给救护车消毒是一件精细活，方向盘、门把手、扶手这些消毒喷枪覆盖不了的地方，最容易藏病毒、细菌，因此必须用棉签或者纱布反复擦拭。
　　承担车辆消毒工作后，周琪结平均每天要用专用洗手液洗20余次手。不到半个月，他的手背不仅开裂，甚至经常流血。
　　“干粗活难免会伤手，没事。”面对大家的关心，周琪结总是这样说。在他看来，尽管驾驶员不直接参与医学处置，但在医院做的工作都事关人命，不管是险情还是日常，都要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