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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的母亲属于武汉新冠肺炎患者中幸运的一类。这可能与我曾是一名护士，有医药行业的资源，也有照顾病人的经验，以及人缘不错有点关系。然而即便有这些条件，整个求医的过程仍充满波折，我甚至想到了用捐赠医疗物资以换取母亲入院的办法，我也真的筹集了物资，送给了医院，只是在那一刻没能开得了口罢了。
时间是从1月20日下午两点之后发生变化的。
在这之前，我其实知道有肺炎这件事。1月14日就有医生朋友提醒最近多戴口罩，只不过我没太在意。等到20日这一天，媒体开始广泛报道，我和很多人一样去药店抢购了口罩，那时人不多，不难抢。随后的一个电话打乱了一切。日常一个人住的母亲说，自己早上发烧了，吃了退烧药，热度下去了，但身上没力气。
我让母亲马上去家附近的军工总医院，这是三级甲等医院。母亲在呼吸内科的门诊排了3个小时的队，轮到时一量体温，又发烧了，医生让她去24小时发热门诊。这时她已经有些体力不支。我提前下班，赶到医院，帮母亲挂号、付费、排CT。拿着结果出来的患者，几乎一拍一个白肺。母亲的CT也是一样，医生诊断很有可能是新冠感染，但医院里没有试剂盒。医生开了抗病毒药和消炎药。狭小的发热门诊里挤了几十个人，我看到有穿着防护服的医生发烧了，正自己给自己量体温。
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带母亲回家，到家时已经过了凌晨12点。我给丈夫发微信，让他不要来照顾，和孩子尽量待在家里。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近一个月，我一直和他们“断绝了来往”。
回到家后，我开始从医生朋友那里搜集这个新传染病的知识，大致明白了这个病没有特效药，得靠自身免疫力，病情的重要指标是血氧饱和度。我马上做了三件事：在京东上买了血氧仪;从自己工作的整形医院里把氧气瓶都搬回家;托人购买能增强免疫力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第三件事最难。免疫球蛋白理论上是处方药，医院里开不出。我所在的医院有采购资质，但离除夕只有两三天，生产这个药的公司已经放假。院长和同事帮我托人，找到了货源。为了让我赶紧开出采购的证明，院长让我去医院，直接把柜子砸开，拿公章出来自己敲章。最终，我以每瓶600元的价格买了30瓶—平时的价格是200多元。对大多数人来说，就算买到这个药，也没办法自己在家使用，因为它要静脉注射。好在我做过护士。
接下来的两天，我就在家中用接近专业的方式照顾母亲，每天注射两瓶免疫球蛋白，时刻注意她的血氧饱和度。我一面告诉自己，母亲平时身体很好，没有基础疾病，可以熬过去。但另一边，我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还得想办法让母亲入院，我找遍了每一个定点医院的熟人，但这时再硬的关系都没用了。
1月23日一早，母亲开始喘不上气，我一看血氧饱和度，已经跌到90%。于是我打了120。这天上午10点，武汉启动封城措施。
我从没去过武汉市第五医院，那里离家远，也不那么有名。但120救护车带着我和呼吸急促的母亲往那儿开时，我只有一个念想：让妈妈赶快住进去。
挤满急诊室的看病的人让我第一次有了绝望的感觉。母亲因为症状严重，被安排在门口的一张床上，医生根本没有时间说话，看了血氧饱和度，给她吸氧，开了消炎药，就转头去看别的病人，再也没时间管了。
这一天，我除了把母亲的床从急诊门口挪到一个避风的角落里，就做不了别的了。我去找了急诊科主任郑先念，求他安排母亲入院，但这样的家属郑医生一天大概要面对几百个，所以他一次次回答没有床位。随后，我和另一名患者家属去行政楼找到医政处，也被“按照排号”的回复挡回来。绝望感在这一天持续加码，但爆发的时间是1月24日。
上午的时候，郑先念主任告诉等待的病人家属，晚上医院会新开出一个病区，可以入院一批。于是所有的病人家属都去排队办住院证，根据先后顺序排号，医生会在重症患者的住院证上写上“急”，再签字，医院优先安排。
但希望很快被打破。急诊科医生告诉大家，根据上面安排，新开的病区将会接受从武汉第一医院转来的病人。我看到住院区门口确实有第一医院的救护车，有的病人可以自己步行走下来。
我大声说自己拍下了视频，并拿给医院的领导看，但是，没用。
因为没法离开母亲身边太久，我又赶紧回到急诊室，此时地上已经躺着病人了。我和另外一名家属再次去找急诊科主任郑先念，这名4 4岁的医生在和医院领导打电话的时候情绪失控，大喊“我们不想回家？我们不想活？”。我拍下这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没想到成了2020年除夕点击量超高的视频，被全网转发。
我曾经做过急诊室护士，知道医护的难处，也抱歉添了麻烦。事后我几次去向医院以及郑先念道歉，不过在当时，我还顾不上这些，我只看到扎堆的焦虑的病人，看到一位相识的护士自己去拍了CT，肺部有阴影，我还看到殡仪馆的车开到了医院门口，穿着黄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一张张床推出医院。当我的周围全是这样的画面时，我变得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而母亲还躺在一旁吸氧，这是我最崩溃的时候。
一条微信让我最终重新恢复了行动力。一位朋友告诉我，自己的弟弟的朋友是五医院呼吸科ICU的医生，这位医生发过一张物资需求单。朋友出了主意：如果能帮医院拉到物资，也许可以换到一张床位。
我沒有犹豫的时间了。马上在朋友圈发出了求助。我的发小张涛帮了我。“口罩和防护服已经不可能了，但消毒液还有机会，而且有的厂就在武汉。”他帮我联系了30箱84消毒液，我联系了那位ICU的医生，对方愿意接受物资。电话里我没有提母亲入院的事。 张涛还帮我找到了志愿者对接资源。装着消毒液的车在开往医院的路上了，呼吸科的医生却突然打来电话表示不能接这批消毒液，因为“上面有规定必须要通过红十字会”。他的语气很无奈，我挂了电话，只觉得一切都白费功夫。无奈之下只能把消毒液先拉回自己工作的医院，那是我能想到的暂时的存放点。东西刚搬下车，那位相识的护士又打电话过来说急诊科需要这批消毒液。于是我和志愿者又重新搬了10箱上车—我们已经没力气搬更多了—运到急诊室。
在五医院，3名穿着防护服的护士把这些消毒液搬走了，她们点头致意，没有说话，我也没有提母亲入院的事。忽然有点难以开口，可能与当时我母亲的情况比较稳定有关，如果她当时情况严重，我可能都没心思去联系物资了。
这一天是除夕。我在饿了么上点了饺子，和母亲在急诊室吃了。从那天开始，凡是在五医院，我俩的餐食几乎都是靠外卖。我把取餐点定在离医院10 0多米的地方，让骑手把餐放在地上，自己再过去取。这么做是因为，我也感染了。1月2 4日，母亲要重新拍一张CT，当晚我也为自己排了个号。次日凌晨拿到的结果是单侧肺部感染，不算严重，也没有其他症状。和母亲一样，也没有试剂盒供测 试。事后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我服用了抗病毒和消炎药。我没有告诉母亲自己也感染了。1月25日早上，母亲病情稳定，再加上实在没有病床，我们决定回家。
回家之后，我接到通知，所有发热、疑似和确诊病例，要去社区报告。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会有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上门来诊断。不过医生没有真的上门，只是打了个电话确认了情况。我试过让社区帮忙联系床位，帮忙配药，或是询问是否有氧气，但我只是把这当作一条路—就像我也试过打市长热线—虽然没有结果，但我还是会试。社区也给过一个解决方案，告诉我有个隔离的酒店，当我追问酒店里有氧气么，对方说没有，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相比其他在家隔离的患者，我们的条件已经要好得多，但家里的氧气瓶总会用完，免疫球蛋白也已经用掉了28瓶。
这天凌晨，母亲的病情再次恶化，呼吸急促，并且出现嘴唇紫癜。我知道叫120来不及，就自己开车送母亲去五医院。当时武汉已经实行交通管制，但我顾不了这么多，不过路上也没有交警拦 我。
到了医院，医生的判断和我一样，母亲应该马上入院，她再次拿到了急诊科开的住院证，这次上面有郑先念的签字，还有“急”字，但我知道，即便如此仍然可能没有床位。而母亲已经处于如果没有氧气就情况危急的状态。
我遇到一位眼熟的家属，除夕的时候我们同在急诊室。他告诉我他的家人已经入院，并且悄悄透露自己用很多个手机号在市长信箱留言，还发微博，打电话投诉，当天早上，医院领导联系他，安排了入院。我没有用这个办法。当我再次去行政楼，这时这栋楼已经处于封锁状态。我找到院领导的电话，说了狠话：“我不想发负能量的东西，但你们也别逼我。”但还是没用。
最后，一无所获的我去了病区。那里理应是隔离病房，但并未隔离。我一层层地找，看有没有空的病房。在10楼我真还找到了，赶紧向护士打听负责这一楼层的医生是谁。要到了名字，我就问朋友要到了电话，这位医生了解病情之后同意母亲入院。我回到母亲家，洗了个澡。万分幸运的是，第二天起来，我感觉自己的症状消失了。
我母亲病情开始好转。我们也都排队等到了试剂盒的检测，我的结果还没出来，母亲的结果出来，是阴性。在群里，有医生告诉我，这种情况不少见，试剂盒的检测本质上是看病人是否有传染性，但症状可能并未消除。
值得担心的事还有很多。如果我被确诊，我就可能被划到轻症病人的范围里，集中隔离。我不排斥隔离，但我不能接受和母亲分开。我无法停止设想，如果被迫要和母亲分开，该怎么办。
母亲测了两次核酸，也是阴性，医院安排我们出 院。按照那时的规定，已经要“应收尽收”了，我属于密切接触者，应该要被集中隔离。果然，第二天中午，社区卫生中心的电话打来了，要求我马上自行前往家附近的一个酒店隔离。我回答说可以隔离，但是要让我妈妈一起隔离，因为我得照顾她，对方说可以，但一遍遍催我快去，说不去就要上门强制执行，我毛了，说“好啊，我愿意，请你们来强制吧，正好没人帮我搬东西”。
说的也算是真心话，为了自己照顾妈妈，在她住院时，我就在网上买了制氧机。准确地说，不是在网上买的，而是在淘宝上搜到了店，直接联系店家，然后到武汉的一个仓库，当面取货，微信付款。
2月9日下午两点多，我准备了一堆吃的，还有制氧机、取暖器，开车和妈妈去酒店了。
酒店的隔離还算稳定。每天有穿防护服的人，到电梯口送餐，大家排队去取，都自觉隔了很远。我有时也会叫外卖，除此以外，就是每天量次体温，发熬好的中药汤剂，上面写着“三号方”。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潘璇为化名。
时间是从1月20日下午两点之后发生变化的。
2020.1.20
母亲的求助电话
在这之前，我其实知道有肺炎这件事。1月14日就有医生朋友提醒最近多戴口罩，只不过我没太在意。等到20日这一天，媒体开始广泛报道，我和很多人一样去药店抢购了口罩，那时人不多，不难抢。随后的一个电话打乱了一切。日常一个人住的母亲说，自己早上发烧了，吃了退烧药，热度下去了，但身上没力气。
我让母亲马上去家附近的军工总医院，这是三级甲等医院。母亲在呼吸内科的门诊排了3个小时的队，轮到时一量体温，又发烧了，医生让她去24小时发热门诊。这时她已经有些体力不支。我提前下班，赶到医院，帮母亲挂号、付费、排CT。拿着结果出来的患者，几乎一拍一个白肺。母亲的CT也是一样，医生诊断很有可能是新冠感染，但医院里没有试剂盒。医生开了抗病毒药和消炎药。狭小的发热门诊里挤了几十个人，我看到有穿着防护服的医生发烧了，正自己给自己量体温。
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带母亲回家，到家时已经过了凌晨12点。我给丈夫发微信，让他不要来照顾，和孩子尽量待在家里。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近一个月，我一直和他们“断绝了来往”。
2020.1.21-22
砸开公司的柜子拿公章
回到家后，我开始从医生朋友那里搜集这个新传染病的知识，大致明白了这个病没有特效药，得靠自身免疫力，病情的重要指标是血氧饱和度。我马上做了三件事：在京东上买了血氧仪;从自己工作的整形医院里把氧气瓶都搬回家;托人购买能增强免疫力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第三件事最难。免疫球蛋白理论上是处方药，医院里开不出。我所在的医院有采购资质，但离除夕只有两三天，生产这个药的公司已经放假。院长和同事帮我托人，找到了货源。为了让我赶紧开出采购的证明，院长让我去医院，直接把柜子砸开，拿公章出来自己敲章。最终，我以每瓶600元的价格买了30瓶—平时的价格是200多元。对大多数人来说，就算买到这个药，也没办法自己在家使用，因为它要静脉注射。好在我做过护士。
接下来的两天，我就在家中用接近专业的方式照顾母亲，每天注射两瓶免疫球蛋白，时刻注意她的血氧饱和度。我一面告诉自己，母亲平时身体很好，没有基础疾病，可以熬过去。但另一边，我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还得想办法让母亲入院，我找遍了每一个定点医院的熟人，但这时再硬的关系都没用了。
1月23日一早，母亲开始喘不上气，我一看血氧饱和度，已经跌到90%。于是我打了120。这天上午10点，武汉启动封城措施。
2020.1.23
第一次进入五医院
我从没去过武汉市第五医院，那里离家远，也不那么有名。但120救护车带着我和呼吸急促的母亲往那儿开时，我只有一个念想：让妈妈赶快住进去。
挤满急诊室的看病的人让我第一次有了绝望的感觉。母亲因为症状严重，被安排在门口的一张床上，医生根本没有时间说话，看了血氧饱和度，给她吸氧，开了消炎药，就转头去看别的病人，再也没时间管了。
这一天，我除了把母亲的床从急诊门口挪到一个避风的角落里，就做不了别的了。我去找了急诊科主任郑先念，求他安排母亲入院，但这样的家属郑医生一天大概要面对几百个，所以他一次次回答没有床位。随后，我和另一名患者家属去行政楼找到医政处，也被“按照排号”的回复挡回来。绝望感在这一天持续加码，但爆发的时间是1月24日。
2020.1.24 AM
最绝望的时候
上午的时候，郑先念主任告诉等待的病人家属，晚上医院会新开出一个病区，可以入院一批。于是所有的病人家属都去排队办住院证，根据先后顺序排号，医生会在重症患者的住院证上写上“急”，再签字，医院优先安排。
但希望很快被打破。急诊科医生告诉大家，根据上面安排，新开的病区将会接受从武汉第一医院转来的病人。我看到住院区门口确实有第一医院的救护车，有的病人可以自己步行走下来。
我大声说自己拍下了视频，并拿给医院的领导看，但是，没用。
因为没法离开母亲身边太久，我又赶紧回到急诊室，此时地上已经躺着病人了。我和另外一名家属再次去找急诊科主任郑先念，这名4 4岁的医生在和医院领导打电话的时候情绪失控，大喊“我们不想回家？我们不想活？”。我拍下这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没想到成了2020年除夕点击量超高的视频，被全网转发。
我曾经做过急诊室护士，知道医护的难处，也抱歉添了麻烦。事后我几次去向医院以及郑先念道歉，不过在当时，我还顾不上这些，我只看到扎堆的焦虑的病人，看到一位相识的护士自己去拍了CT，肺部有阴影，我还看到殡仪馆的车开到了医院门口，穿着黄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一张张床推出医院。当我的周围全是这样的画面时，我变得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而母亲还躺在一旁吸氧，这是我最崩溃的时候。
一条微信让我最终重新恢复了行动力。一位朋友告诉我，自己的弟弟的朋友是五医院呼吸科ICU的医生，这位医生发过一张物资需求单。朋友出了主意：如果能帮医院拉到物资，也许可以换到一张床位。
2020.1.24 PM
消毒液捐了，却并没有提要求
我沒有犹豫的时间了。马上在朋友圈发出了求助。我的发小张涛帮了我。“口罩和防护服已经不可能了，但消毒液还有机会，而且有的厂就在武汉。”他帮我联系了30箱84消毒液，我联系了那位ICU的医生，对方愿意接受物资。电话里我没有提母亲入院的事。 张涛还帮我找到了志愿者对接资源。装着消毒液的车在开往医院的路上了，呼吸科的医生却突然打来电话表示不能接这批消毒液，因为“上面有规定必须要通过红十字会”。他的语气很无奈，我挂了电话，只觉得一切都白费功夫。无奈之下只能把消毒液先拉回自己工作的医院，那是我能想到的暂时的存放点。东西刚搬下车，那位相识的护士又打电话过来说急诊科需要这批消毒液。于是我和志愿者又重新搬了10箱上车—我们已经没力气搬更多了—运到急诊室。
在五医院，3名穿着防护服的护士把这些消毒液搬走了，她们点头致意，没有说话，我也没有提母亲入院的事。忽然有点难以开口，可能与当时我母亲的情况比较稳定有关，如果她当时情况严重，我可能都没心思去联系物资了。
2020.1.25
自己也感染了
这一天是除夕。我在饿了么上点了饺子，和母亲在急诊室吃了。从那天开始，凡是在五医院，我俩的餐食几乎都是靠外卖。我把取餐点定在离医院10 0多米的地方，让骑手把餐放在地上，自己再过去取。这么做是因为，我也感染了。1月2 4日，母亲要重新拍一张CT，当晚我也为自己排了个号。次日凌晨拿到的结果是单侧肺部感染，不算严重，也没有其他症状。和母亲一样，也没有试剂盒供测 试。事后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我服用了抗病毒和消炎药。我没有告诉母亲自己也感染了。1月25日早上，母亲病情稳定，再加上实在没有病床，我们决定回家。
2020.1.26-27
“疑新冠”
回家之后，我接到通知，所有发热、疑似和确诊病例，要去社区报告。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会有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上门来诊断。不过医生没有真的上门，只是打了个电话确认了情况。我试过让社区帮忙联系床位，帮忙配药，或是询问是否有氧气，但我只是把这当作一条路—就像我也试过打市长热线—虽然没有结果，但我还是会试。社区也给过一个解决方案，告诉我有个隔离的酒店，当我追问酒店里有氧气么，对方说没有，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相比其他在家隔离的患者，我们的条件已经要好得多，但家里的氧气瓶总会用完，免疫球蛋白也已经用掉了28瓶。
2020.1.28
“我不想发负能量的东西，但你们也别逼我。
这天凌晨，母亲的病情再次恶化，呼吸急促，并且出现嘴唇紫癜。我知道叫120来不及，就自己开车送母亲去五医院。当时武汉已经实行交通管制，但我顾不了这么多，不过路上也没有交警拦 我。
到了医院，医生的判断和我一样，母亲应该马上入院，她再次拿到了急诊科开的住院证，这次上面有郑先念的签字，还有“急”字，但我知道，即便如此仍然可能没有床位。而母亲已经处于如果没有氧气就情况危急的状态。
我遇到一位眼熟的家属，除夕的时候我们同在急诊室。他告诉我他的家人已经入院，并且悄悄透露自己用很多个手机号在市长信箱留言，还发微博，打电话投诉，当天早上，医院领导联系他，安排了入院。我没有用这个办法。当我再次去行政楼，这时这栋楼已经处于封锁状态。我找到院领导的电话，说了狠话：“我不想发负能量的东西，但你们也别逼我。”但还是没用。
最后，一无所获的我去了病区。那里理应是隔离病房，但并未隔离。我一层层地找，看有没有空的病房。在10楼我真还找到了，赶紧向护士打听负责这一楼层的医生是谁。要到了名字，我就问朋友要到了电话，这位医生了解病情之后同意母亲入院。我回到母亲家，洗了个澡。万分幸运的是，第二天起来，我感觉自己的症状消失了。
2020.1.31-2.8
我母亲病情开始好转。我们也都排队等到了试剂盒的检测，我的结果还没出来，母亲的结果出来，是阴性。在群里，有医生告诉我，这种情况不少见，试剂盒的检测本质上是看病人是否有传染性，但症状可能并未消除。
值得担心的事还有很多。如果我被确诊，我就可能被划到轻症病人的范围里，集中隔离。我不排斥隔离，但我不能接受和母亲分开。我无法停止设想，如果被迫要和母亲分开，该怎么办。
2020.2.8
一切还在继续
母亲测了两次核酸，也是阴性，医院安排我们出 院。按照那时的规定，已经要“应收尽收”了，我属于密切接触者，应该要被集中隔离。果然，第二天中午，社区卫生中心的电话打来了，要求我马上自行前往家附近的一个酒店隔离。我回答说可以隔离，但是要让我妈妈一起隔离，因为我得照顾她，对方说可以，但一遍遍催我快去，说不去就要上门强制执行，我毛了，说“好啊，我愿意，请你们来强制吧，正好没人帮我搬东西”。
说的也算是真心话，为了自己照顾妈妈，在她住院时，我就在网上买了制氧机。准确地说，不是在网上买的，而是在淘宝上搜到了店，直接联系店家，然后到武汉的一个仓库，当面取货，微信付款。
2月9日下午两点多，我准备了一堆吃的，还有制氧机、取暖器，开车和妈妈去酒店了。
酒店的隔離还算稳定。每天有穿防护服的人，到电梯口送餐，大家排队去取，都自觉隔了很远。我有时也会叫外卖，除此以外，就是每天量次体温，发熬好的中药汤剂，上面写着“三号方”。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潘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