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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阅读业配新闻，不仅无法思考公共政策，难以得到真实信息与多元意见，反而还可能受到洗脑，缺乏判断力。
2010年12月中上旬，资深记者黄哲斌向报社递出辞呈，写下《乘着喷射机，我离开<中国时报>》一文。黄哲斌的请辞不是为了个人因素，而是沉痛地借此抗议台湾媒体业界让新闻版面沦为政府与企业界出钱购买的广告式新闻(又称为置入性营销，或业配新闻)，反对记者工作角色被迫转变为拉广告的业务员，他同时发起联署签名活动，自费到各学校机关演讲，期待唤醒社会大众，共同抵抗吞噬断闻民主的凶猛怪兽。他写道：
“……我越来越难独善其身、越来越难假装没看到，其它版面被‘业配新闻’乔噬侵蚀的肥大事实，新闻变成论字计价的商品，价值低落的番石榴公关稿一篇篇送到编辑桌上，‘这是业配，一个字都不能删’。
“然后，它们像是外星来的异形，盘踞了正常新闻版面，记者努力采访的稿件被挤压、被丢弃。记者与主管被赋予业绩压力，不得不厚着面皮向采访对象讨预算、要业配，否则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不配合报社政策’。
“于是，记者变成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新闻撰稿人，大企业的手直接伸进编辑台指定内容，这是一场狂欢败德的假面舞会；花钱买报纸的读者，却不知道自己买了一份商场和超市的直邮广告。”
黄哲斌暴露的台湾媒体怪现象，一窥媒体、政治圈和商业圈的深层勾结，让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新闻信赖度，再度受到重击。然而，这对大多数的媒体工作者来说，早已是业界公开的秘密。
从外观上难辨真假
近几年来，台湾媒体广告市场随着不景气而萎缩，各报社、杂志社与电视台开始显神通，加强开拓政治与企业的业配新闻作为新财源。有的媒体是由总编辑、采访主任带着记者队伍，出面跟政治高层或企业高层吃饭，谈笑间取得全年度广告预算；有的媒体透过资深记者牵线，跟政府或企业开口要求广告预算；有的媒体则特别成立业配部门，让资深记者转为广告工商记者，增强贩卖新闻版面的功力。所谓的业配新闻，除了按照预算刊登一定则数的新闻外，编辑室更会自动在意识形态上为这些广告主把关，主动过滤或冷淡处理对业主不利的新闻，甚至在政府或企业出纰漏时，为之补妆抹粉。
过去，即使在“戒严”时代，台湾媒体仍隐约地遵循着一道编辑室防线，总编辑不应酬，编辑室和采访部门秉持独立性，广告部门不能干涉编辑作业，广告部门制作的版面也必定下“广编特稿”的标题，提醒读者。然而，业配新闻的出现，却是新闻圈在这道防线上自我撤退，编辑室开始主动出击，去拉广告业务，再由路线上记者执行写作、挂名，内容偏袒引述官方或企业论点，略去多元意见。最迅速泛滥版面的是企业的业配新闻，而后来居上的是政治业配新闻。
置入性营销的新闻犹如掺假的三聚氰胺牛乳，阅读时只会让人稍生疑惑，却难以从外观分辨真假。打开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随处可见置入性营销的“嫌疑犯”，诸如，明明是影展新闻，不见记者采访影展，却只见报道某精品手表赞助影展，大力宜扬明星穿戴该品牌的心情；引发环保团体质疑的国光石化投资案，报道却只见官方与学界举办的宣传座谈会；“八八”风灾发生土石流灭掉小林村悲剧，现场仍在开挖抢救，专家、学者仍来不及进驻探勘，为响应环保团体质疑，却已见媒体报道专题指出，水利署在当地的曾文水库越域引水工程绝无疑虑，不会是肇事主因。
又比如，某地方县长的旷职丑闻尚未落幕，一家电视台新闻却播出这个县长施政亲民爱民，多有作为，并冠与“预算执行率全台第一”这不知所云的美名。再者，台北花博，由几家媒体统包宣傳预算，以各种话题制作新闻，高密度刊播，以炒热活动气氛，吸引民众参与。此外，更高层到台北市长郝龙斌、高雄市长陈菊等地方首长外出宣传，不仅全程招待随行记者，更早下好广告预算，确保新闻必定刊播，以为增添政绩美誉，为未来选战铺路。
实际上，阅读业配新闻，不仅无法思考公共政策，难以得到真实信息与多元意见，反而还可能受到洗脑，缺乏判断力。
从威权噤声到政治收买
台湾媒体在1980年代之前，处于政治威权时代，台湾不仅限制报纸、广播、电视之设立，更进行严谨的新闻言论审查。直到1980年代末，随着社会的民主脚步，国民党被迫解除对报纸设立禁令，社会大众要求党、政、军势力退出媒体，言论管制逐渐松绑，媒体进入市场竞争时代。
随着媒体进入商业逻辑，官方操控媒体的方式，不再以“新闻局”直接下令指挥，黄哲斌就指出，官方从来不曾放弃操控媒体，只是操控手法改用“新台币取代新闻局”，收买媒体版面，他在另一篇文章提到：
“近10年，置入营销日益冲刷、侵蚀我们的民主根基，无论是媒体自失立场也好、行政部门见猎心喜也好，政治话语戴上编辑人的面具，将媒体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真理报’。
“……我们若放任目睹业配新闻，容许权力者染指媒体、容许官方宣传盘踞新闻版面，台湾报业的独立精神，也正一点一滴，缓缓退化到戒严时期，那个良知无法发声的暗夜年代。”
“置入性营销是后威权时代政府的柔性控制。”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董事长兼中正大学电信传播系助理教授管中祥有相同的观察。管中祥从学生时代就参与推动1990年代的党政军退出广电媒体运动改革运动，媒体观察基金会长期监督政治对媒体的干预，推动全民共同监督媒体的政治立场。近几年来，管中祥对置入性营销的商业模式日益忧心，因为，隐藏在新闻里面的广告，除非拿到官方预算书，很难光靠新闻解读来辨识，更难监督。
业配新闻不是媒体一夜撤守，而是逐步变质的过程。政治业配新闻最大的跃进可以追溯到2003年民进党执政时期，当时“新闻局”宣布整合各部门的文宣费用，统一向媒体招标，得标媒体依契约规定，得按照要求的主题及时段播出置入性新闻。管中祥分析：“民进党的统一招标政策，让政治置入性营销制度化、合理化，也造成置入性新闻进一步蔓延。”
进入2008年以来，马英九上台，媒体在全球经济危机下，原本的房地产、汽车市场广告萎缩，媒体为应对不景气，更加速开发政治和企业业配新闻，从上到下更纯熟地运用业配新闻，操控媒体报道内容与议题。甚至，极度重视舆情的马英九团队更不时运用广告主优势，要求读者投书等论坛版面，刊登御用学者的支持政策文章，更求掌握舆情走向。
媒体是多角结构
管中祥特别强调，官方置入性营销也不可以想象成是万恶的官方控制纯洁的媒体，“这是官方和媒体两方面的共谋”。
实际上，在置入性营销兴起之前，台湾县市等地方政府的地方记者及地方特派员，就存在着地方官员有新闻报道与利益的对价关系。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林朝亿说：“后来媒体经营困难，置入性营销不 过是将记者个人与官员间的利益输送，抓回媒体总部主导，并予以制度化，然后要求记者被动执行。”
更不能忽略的是，台湾媒体正抛弃媒体理念，本身加速转型为商业公司，多角化经营，跨足会展产业、旅游观光、传播广告公司等领域。比如，联合报系近年则开拓发展会展产业，举办太阳马戏团、兵马俑展、唐代彩陶展、长毛象展、经济学家论坛演讲等活动，不仅透过自家媒体宣传活动，更动用旗下报系记者人脉，让企业认购票券。记者既要跑新闻，又要应付报系分派下来的新任务：拉广告、卖报纸、卖票券等，这些额外工作甚至被编为考绩项目，以强迫记者执行。记者面对受访对象骨气尽失，大感沮丧。
新一波的媒体改革运动
其实在黄哲斌辞职前，台湾媒体改革团体已发动数波反置入性营销运动。除了长期监督媒体向社会发布监督报告之外，2008年台湾大选时，媒改团体曾要求当时的候选人马英九、谢长廷签署停止进行置人性营销同意书。管中祥说，两个候选人都签署了同意书，但马英九上台后却变本加厉，加大置入性营销的幅度，媒改团体始终困于难取得预算书，环保、劳工、教育和妇女等等社运团体长期苦于媒体偏袒官方，早已收集“可疑”新闻，屡屡质疑官方收买媒体，却也苦于证据不足，难以施力。
黄哲斌以第一线媒体工作者身份，揭开内幕，成为最强而有力的批判，媒改团体与各社运团体随后扩大组成“反收买新闻大联盟”，形成舆论，打破各媒体不报道自家及同业丑事的禁忌，民众哗然，朝野政党感受到极大的社会压力，致使“立法院”通过在今年1月，修改预算法第62条之1修正案，规定基于行政中立、维护新闻自由及人民权益，官方部门暨公营事业、官方捐助基金50％以上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官方转投资资本50％以上的转投资事业，编列预算办理政策倡导时，应明确标示为广告，且揭示办理或赞助机关、单位名称，并不得以置入性营销方式进行。同时，马英九、“行政院长”吴敦义都出面重申政治承诺。
负责地方政府公关事务的一位公务员点明，目前的做法已转为台面下操作，官方开广告标案，媒体在投标时自行写明搭送多少则的置入性营销新闻。此外，反收买联盟担忧，虽然这波改革得到初步成果，仍留下漏洞，由于官方转投资事业、基金会持股50％以下不受此限，仍让官方有操作置入性营销的空間。不过，管中祥说：“早就知道这一定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局面，民间团体仍会持续监督。”
劣币驱逐良币
业配新闻不仅让台湾民主政治呈现倒退，更引爆着媒体民主的深层危机，这是目前媒体改革运动都难以着力的议题。
黄哲斌辞职效应越滚越大之后，记者罔多属私下声援，却始终在媒体改革运动中缺席。“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曾打算发起记者隐性联署反对置入性营销，告知在线记者凑满500人才会公开，避免过少的联署反而造成联署者的压力，但少有记者愿意签名，联署迄今无法公开。
黄哲斌一个人敢于仗言外，大多数记者为五斗米折腰，继续与媒体高层、业配新闻纠缠，然而，为数不少的记者其实正默默地用脚投票，媒体罔近年出现罕见的人才流失潮：有人转职到通讯社，想避开业配新闻；有人转任公务员；有人用功考上律师或检察官；也有人边跑新闻，边念硕、博士班，往学术圈铺路；有人干脆考金融证照，转战金融证券业；有人干脆跳槽到企业、政治人物身边担任公关或特理。
由于业配新闻当道，低薪又配合度佳的年轻记者就能胜任工作，轻松写出业配新闻，版面大，考绩也漂亮，有新闻理念的记者更加没有用武之地，毕竟跑独家新闻，得费时酝酿，更可能踩踏政府部门、企业的禁忌红线，得罪“广告业主”，于是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糟糕现象。林朝亿说，记者在理想性和集体行动上都有主客观环境上的限制，这更造成媒体主管容易对记者予取予求，并肆无忌惮地强推置入性营销。
媒体不仅受到业配新闻侵蚀版面，资深记者流失，年轻记者写不出有视野和见解的政策批判新闻，仅能做表面文章，更是弱化媒体本身体质，尽失监督的功力，让台湾政治民主、媒体民主进入恶性循环。
过往台湾民间力量的冲撞给予媒体改革空间，但在迈入民主社会后，媒体改革之路仍然是荆棘满地，威权的遗绪加上媒体工作者本身的缺陷，让台湾的媒体环境不断恶化，对于努力不懈的媒政团体来说，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改革。
2010年12月中上旬，资深记者黄哲斌向报社递出辞呈，写下《乘着喷射机，我离开<中国时报>》一文。黄哲斌的请辞不是为了个人因素，而是沉痛地借此抗议台湾媒体业界让新闻版面沦为政府与企业界出钱购买的广告式新闻(又称为置入性营销，或业配新闻)，反对记者工作角色被迫转变为拉广告的业务员，他同时发起联署签名活动，自费到各学校机关演讲，期待唤醒社会大众，共同抵抗吞噬断闻民主的凶猛怪兽。他写道：
“……我越来越难独善其身、越来越难假装没看到，其它版面被‘业配新闻’乔噬侵蚀的肥大事实，新闻变成论字计价的商品，价值低落的番石榴公关稿一篇篇送到编辑桌上，‘这是业配，一个字都不能删’。
“然后，它们像是外星来的异形，盘踞了正常新闻版面，记者努力采访的稿件被挤压、被丢弃。记者与主管被赋予业绩压力，不得不厚着面皮向采访对象讨预算、要业配，否则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不配合报社政策’。
“于是，记者变成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新闻撰稿人，大企业的手直接伸进编辑台指定内容，这是一场狂欢败德的假面舞会；花钱买报纸的读者，却不知道自己买了一份商场和超市的直邮广告。”
黄哲斌暴露的台湾媒体怪现象，一窥媒体、政治圈和商业圈的深层勾结，让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新闻信赖度，再度受到重击。然而，这对大多数的媒体工作者来说，早已是业界公开的秘密。
从外观上难辨真假
近几年来，台湾媒体广告市场随着不景气而萎缩，各报社、杂志社与电视台开始显神通，加强开拓政治与企业的业配新闻作为新财源。有的媒体是由总编辑、采访主任带着记者队伍，出面跟政治高层或企业高层吃饭，谈笑间取得全年度广告预算；有的媒体透过资深记者牵线，跟政府或企业开口要求广告预算；有的媒体则特别成立业配部门，让资深记者转为广告工商记者，增强贩卖新闻版面的功力。所谓的业配新闻，除了按照预算刊登一定则数的新闻外，编辑室更会自动在意识形态上为这些广告主把关，主动过滤或冷淡处理对业主不利的新闻，甚至在政府或企业出纰漏时，为之补妆抹粉。
过去，即使在“戒严”时代，台湾媒体仍隐约地遵循着一道编辑室防线，总编辑不应酬，编辑室和采访部门秉持独立性，广告部门不能干涉编辑作业，广告部门制作的版面也必定下“广编特稿”的标题，提醒读者。然而，业配新闻的出现，却是新闻圈在这道防线上自我撤退，编辑室开始主动出击，去拉广告业务，再由路线上记者执行写作、挂名，内容偏袒引述官方或企业论点，略去多元意见。最迅速泛滥版面的是企业的业配新闻，而后来居上的是政治业配新闻。
置入性营销的新闻犹如掺假的三聚氰胺牛乳，阅读时只会让人稍生疑惑，却难以从外观分辨真假。打开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随处可见置入性营销的“嫌疑犯”，诸如，明明是影展新闻，不见记者采访影展，却只见报道某精品手表赞助影展，大力宜扬明星穿戴该品牌的心情；引发环保团体质疑的国光石化投资案，报道却只见官方与学界举办的宣传座谈会；“八八”风灾发生土石流灭掉小林村悲剧，现场仍在开挖抢救，专家、学者仍来不及进驻探勘，为响应环保团体质疑，却已见媒体报道专题指出，水利署在当地的曾文水库越域引水工程绝无疑虑，不会是肇事主因。
又比如，某地方县长的旷职丑闻尚未落幕，一家电视台新闻却播出这个县长施政亲民爱民，多有作为，并冠与“预算执行率全台第一”这不知所云的美名。再者，台北花博，由几家媒体统包宣傳预算，以各种话题制作新闻，高密度刊播，以炒热活动气氛，吸引民众参与。此外，更高层到台北市长郝龙斌、高雄市长陈菊等地方首长外出宣传，不仅全程招待随行记者，更早下好广告预算，确保新闻必定刊播，以为增添政绩美誉，为未来选战铺路。
实际上，阅读业配新闻，不仅无法思考公共政策，难以得到真实信息与多元意见，反而还可能受到洗脑，缺乏判断力。
从威权噤声到政治收买
台湾媒体在1980年代之前，处于政治威权时代，台湾不仅限制报纸、广播、电视之设立，更进行严谨的新闻言论审查。直到1980年代末，随着社会的民主脚步，国民党被迫解除对报纸设立禁令，社会大众要求党、政、军势力退出媒体，言论管制逐渐松绑，媒体进入市场竞争时代。
随着媒体进入商业逻辑，官方操控媒体的方式，不再以“新闻局”直接下令指挥，黄哲斌就指出，官方从来不曾放弃操控媒体，只是操控手法改用“新台币取代新闻局”，收买媒体版面，他在另一篇文章提到：
“近10年，置入营销日益冲刷、侵蚀我们的民主根基，无论是媒体自失立场也好、行政部门见猎心喜也好，政治话语戴上编辑人的面具，将媒体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真理报’。
“……我们若放任目睹业配新闻，容许权力者染指媒体、容许官方宣传盘踞新闻版面，台湾报业的独立精神，也正一点一滴，缓缓退化到戒严时期，那个良知无法发声的暗夜年代。”
“置入性营销是后威权时代政府的柔性控制。”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董事长兼中正大学电信传播系助理教授管中祥有相同的观察。管中祥从学生时代就参与推动1990年代的党政军退出广电媒体运动改革运动，媒体观察基金会长期监督政治对媒体的干预，推动全民共同监督媒体的政治立场。近几年来，管中祥对置入性营销的商业模式日益忧心，因为，隐藏在新闻里面的广告，除非拿到官方预算书，很难光靠新闻解读来辨识，更难监督。
业配新闻不是媒体一夜撤守，而是逐步变质的过程。政治业配新闻最大的跃进可以追溯到2003年民进党执政时期，当时“新闻局”宣布整合各部门的文宣费用，统一向媒体招标，得标媒体依契约规定，得按照要求的主题及时段播出置入性新闻。管中祥分析：“民进党的统一招标政策，让政治置入性营销制度化、合理化，也造成置入性新闻进一步蔓延。”
进入2008年以来，马英九上台，媒体在全球经济危机下，原本的房地产、汽车市场广告萎缩，媒体为应对不景气，更加速开发政治和企业业配新闻，从上到下更纯熟地运用业配新闻，操控媒体报道内容与议题。甚至，极度重视舆情的马英九团队更不时运用广告主优势，要求读者投书等论坛版面，刊登御用学者的支持政策文章，更求掌握舆情走向。
媒体是多角结构
管中祥特别强调，官方置入性营销也不可以想象成是万恶的官方控制纯洁的媒体，“这是官方和媒体两方面的共谋”。
实际上，在置入性营销兴起之前，台湾县市等地方政府的地方记者及地方特派员，就存在着地方官员有新闻报道与利益的对价关系。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林朝亿说：“后来媒体经营困难，置入性营销不 过是将记者个人与官员间的利益输送，抓回媒体总部主导，并予以制度化，然后要求记者被动执行。”
更不能忽略的是，台湾媒体正抛弃媒体理念，本身加速转型为商业公司，多角化经营，跨足会展产业、旅游观光、传播广告公司等领域。比如，联合报系近年则开拓发展会展产业，举办太阳马戏团、兵马俑展、唐代彩陶展、长毛象展、经济学家论坛演讲等活动，不仅透过自家媒体宣传活动，更动用旗下报系记者人脉，让企业认购票券。记者既要跑新闻，又要应付报系分派下来的新任务：拉广告、卖报纸、卖票券等，这些额外工作甚至被编为考绩项目，以强迫记者执行。记者面对受访对象骨气尽失，大感沮丧。
新一波的媒体改革运动
其实在黄哲斌辞职前，台湾媒体改革团体已发动数波反置入性营销运动。除了长期监督媒体向社会发布监督报告之外，2008年台湾大选时，媒改团体曾要求当时的候选人马英九、谢长廷签署停止进行置人性营销同意书。管中祥说，两个候选人都签署了同意书，但马英九上台后却变本加厉，加大置入性营销的幅度，媒改团体始终困于难取得预算书，环保、劳工、教育和妇女等等社运团体长期苦于媒体偏袒官方，早已收集“可疑”新闻，屡屡质疑官方收买媒体，却也苦于证据不足，难以施力。
黄哲斌以第一线媒体工作者身份，揭开内幕，成为最强而有力的批判，媒改团体与各社运团体随后扩大组成“反收买新闻大联盟”，形成舆论，打破各媒体不报道自家及同业丑事的禁忌，民众哗然，朝野政党感受到极大的社会压力，致使“立法院”通过在今年1月，修改预算法第62条之1修正案，规定基于行政中立、维护新闻自由及人民权益，官方部门暨公营事业、官方捐助基金50％以上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官方转投资资本50％以上的转投资事业，编列预算办理政策倡导时，应明确标示为广告，且揭示办理或赞助机关、单位名称，并不得以置入性营销方式进行。同时，马英九、“行政院长”吴敦义都出面重申政治承诺。
负责地方政府公关事务的一位公务员点明，目前的做法已转为台面下操作，官方开广告标案，媒体在投标时自行写明搭送多少则的置入性营销新闻。此外，反收买联盟担忧，虽然这波改革得到初步成果，仍留下漏洞，由于官方转投资事业、基金会持股50％以下不受此限，仍让官方有操作置入性营销的空間。不过，管中祥说：“早就知道这一定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局面，民间团体仍会持续监督。”
劣币驱逐良币
业配新闻不仅让台湾民主政治呈现倒退，更引爆着媒体民主的深层危机，这是目前媒体改革运动都难以着力的议题。
黄哲斌辞职效应越滚越大之后，记者罔多属私下声援，却始终在媒体改革运动中缺席。“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曾打算发起记者隐性联署反对置入性营销，告知在线记者凑满500人才会公开，避免过少的联署反而造成联署者的压力，但少有记者愿意签名，联署迄今无法公开。
黄哲斌一个人敢于仗言外，大多数记者为五斗米折腰，继续与媒体高层、业配新闻纠缠，然而，为数不少的记者其实正默默地用脚投票，媒体罔近年出现罕见的人才流失潮：有人转职到通讯社，想避开业配新闻；有人转任公务员；有人用功考上律师或检察官；也有人边跑新闻，边念硕、博士班，往学术圈铺路；有人干脆考金融证照，转战金融证券业；有人干脆跳槽到企业、政治人物身边担任公关或特理。
由于业配新闻当道，低薪又配合度佳的年轻记者就能胜任工作，轻松写出业配新闻，版面大，考绩也漂亮，有新闻理念的记者更加没有用武之地，毕竟跑独家新闻，得费时酝酿，更可能踩踏政府部门、企业的禁忌红线，得罪“广告业主”，于是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糟糕现象。林朝亿说，记者在理想性和集体行动上都有主客观环境上的限制，这更造成媒体主管容易对记者予取予求，并肆无忌惮地强推置入性营销。
媒体不仅受到业配新闻侵蚀版面，资深记者流失，年轻记者写不出有视野和见解的政策批判新闻，仅能做表面文章，更是弱化媒体本身体质，尽失监督的功力，让台湾政治民主、媒体民主进入恶性循环。
过往台湾民间力量的冲撞给予媒体改革空间，但在迈入民主社会后，媒体改革之路仍然是荆棘满地，威权的遗绪加上媒体工作者本身的缺陷，让台湾的媒体环境不断恶化，对于努力不懈的媒政团体来说，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