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约翰·福布斯·纳什，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纳什是诺贝尔得主中唯一的精神病患者，在获奖前的三十多年中，他被精神分裂症困扰。他的名字长期不为人所知，直到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以及那部获奥斯卡奖的影片《美丽心灵》。
　　纳什于1928年6月13日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布卢菲尔德。像所有的天才儿童一样，儿时的纳什是一个性格孤僻，成天着迷于做各种实验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位电子工程师，总是能解答纳什提出的各种问题。纳什最喜欢的一件礼物是父亲送给他的《康普顿插图百科全书》。纳什的老师并没有留意到他的出众之处，相反，老师们并不喜欢纳什的不合群和反复无常的性格以及对权威的不尊重。在青少年时代，纳什总是成为人们嘲弄和取笑的对象，因为他对集体活动不感兴趣，拙于社交。
　　在早年的成长中，颇为坎坷，他很少得到机遇和幸运的眷顾。特别是在1947年输掉一场重要的数学竞赛后，纳什的心灵备受打击。1948年，凭着老师推荐信中的“这个学生是个天才”，纳什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但纳什本来的目标是哈佛大学。纳什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学生，他经常旷课。据他的同学们回忆，他们根本想不起来曾经什么时候和纳什一起完完整整地上过一门必修课。然而，纳什是一个天才，他广泛涉猎数学王国的每一个分支，如拓扑学、代数几何学、逻辑学、博弈论等等，并深入到研究的最前沿。
　　就在纳什30岁，即将成为麻省理工学院高级教授的时候，他的脑子出现了可怕的问题，经医生诊断，纳什得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一天早晨，纳什拿着一份《纽约时报》走进办公室，对着空气说，报纸头版左边的文章里包含着一条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数字信息，只有他能破解。在后来几十年中，这位天才就在医院、医药、孤独和数学研究中度过。即使是处于病魔的重压之下，纳什仍然被他那令人兴奋的数字理论所驱使着。在这段艰难的时期，纳什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于各个地方：关于经济和生物演变的论文、科学政治理论和数学发现，硕果累累。纳什证明了很多几乎无法证明的几何定理，并解决了数学中最难的“变数”问题。纳什的行事原则是，正确地提出问题，然后找到唯一的解决之道。1950年，纳什发表了他的“非合作对策”博士论文。纳什在论文中阐释了著名的“纳什均衡”理论。纳什的非合作对策论，不但奠定了对策论的数学基础，而且在商业策略方面被广泛应用。
　　“纳什均衡”不仅是博弈论中的重大发现，而且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位经济学圣人在《国富论》中的名言：“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然而，从“纳什均衡”我们引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囚徒困境就是对这一理论的形象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纳什均衡”提出的悖论实际上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
　　纳什的诺贝尔奖之路也非一帆风顺，而且有很大的偶然和运气成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纳什才出现在候选人的名单当中，却因为支持和反对两派意见相差太大而被搁置了近10年。反对派的理由是把奖颁给一个精神病患者显得有些“荒诞无稽、相当危险”，他们担心纳什可能会在颁奖典礼上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反对者甚至咨询了几位精神病医生的意见，精神病医生说：“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非常悲惨的疾病，它会平静下来，不过完全康复却是另外一回事。”但纳什还是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认为不应因精神问题而拒绝一个从学术角度看最应获奖的人。在1994年的投票中，纳什以微弱多数通过，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者韦布尔是纳什的支持者之一，他这样回忆他第一次和纳什见面的情景。1989年秋天，韦布尔匆匆穿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看到了站在普林斯顿那幢维多利亚哥特式教工俱乐部“远景堂”前面的汽车道上的那个人，他高个儿、满头银发、面容虚弱，这位先生就是纳什。他站在那里，显得很不自在，一边抽烟，一边低头看着地下。显然，为了这次会面，他特意穿戴整齐，白色网球鞋，配的却是长袖礼服衬衣和长裤。韦布尔逐渐走近时，看到纳什紧张得要命，他马上致以友好的微笑，并伸出手来。纳什不敢看他的眼睛，并且在迅速地握了一下手后就把手抽了回去，插入口袋里。这次会面在韦布尔看来，最突出的记忆，是纳什在他们走进教工俱乐部时说的一句话。“我可以进去吗？”纳什问。 “我不是大学的教师”纳什说。这个非常伟大的学者竟然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力在教师俱乐部吃饭，这深深震撼了韦布尔，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不公正现象。
　　诺奖组委会把电话打到纳什家时，接电话的是纳什的弟弟，他和纳什一样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得知纳什获奖的消息，他显得异常激动，他说“这将是哥哥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刻”。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哥哥时，纳什却表现得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