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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中国，必经澳门
16世纪初叶，欧洲社会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及思想的创新活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这种崭新的文明也随着基督教远道东来，位于中国南海的澳门遂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罗马教廷于明万历四年（1576）颁发谕诏，成立澳门教区，负责远东地区的教务。在此背景下，澳门不仅成为中西贸易基地，也是天主教在东方的驻地和东方传教中心。此后，澳门的教堂愈建愈多，继圣安东尼堂（花王堂，建于1565年）和圣老楞佐堂（风顺堂，建于1575年）、望德圣母堂（疯王堂，建于1576年）、玫瑰圣母堂（板樟堂，建于1584年）之后，巍峨雄伟的圣保罗教堂（大三巴，The Church of St.Paul）也于1563年开建，1603年落成。大三巴在耶稣会的主导下，由澳门本地的工匠和流亡到澳门的日本天主教徒共同努力建造而成。巍峨的大教堂糅合了意大利、中国、日本的艺术装饰风格，其中，象征日本的菊花与中国的莲花图案并列。原楼高五层的教堂前壁、第三层的左右两边，用中文镌刻“圣母踏龙头”、“鬼怪诱人为恶”等箴言，其中式楹联与周边西洋浮雕的结合完全体现了中西合璧、入乡随俗的精神。这座澳门人习称为三巴寺的圣殿于1594年发展成神学院，并成为远东区第一所大学。每当有传教士前来中国或者日本传教，总是先到澳门，寓居三巴寺，一方面演习中文或者其他东方语文，一方面筹措经费并等候机会进入中国内陆、日本及其他地区宣导上帝的意旨，圣保罗学院因此成为天主教在远东地区的大本营。1549年，耶稣会七位创办人之一的沙勿略神父（Francisco Xavier）就从澳门出发前往日本传教。1550年，葡萄牙船第一次停靠长崎平户，天主教也随之传来。1570年，开港的长崎成了面向葡萄牙的贸易港口，大量的西洋文化流入长崎。其后，荷兰商人也来到长崎进行交易。1641年以后，日本闭国自封，只允许在长崎和中国、荷兰通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200多年。
在众多接受培训的学员中，不乏具有博士头衔的修士和在华传教史上的知名教士，如陆若汉、罗明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并不满足于在澳门传教，而是以澳门为基地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更广泛的传教活动。”同时，这些青史留名的教士们知道，如要在中国传道，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学习中国的语言，才能建立文化沟通的桥梁。据统计，1583～1805年，由澳门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多达467人，为该时期来中国耶稣会士的80%以上。16世纪中叶以前，有30多位耶稣会修士和20多位方济各会的修士曾经分别申请定居中国，但都未能成功，他们被拒绝的原因之一是不懂汉语。“前往中国内地、日本的传教士，还需在澳门登岸，在此学习两者的语言文字。”据说，当意大利神父范礼安于1578年抵达被罗马教廷册封为“上帝圣名之城”（City of The Name of God）的澳门后，他曾经站在澳门寓所窗前，远眺中国内陆，慨叹其为什么不对传教士敞开大门。于是，他发起了在中国传教的活动。同时，出生于意大利的罗明坚神父，于1579年抵达澳门后，也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礼仪。罗明坚在澳门学习了两年中文，在熟记了1万余个汉字并学习了中国的礼仪习俗后，才于1580年前往广东肇庆定居和传教。至于利玛窦，飘然有儒风，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互补长短的桥梁，也为众多紧跟其后进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修士们树立了一个获得天朝信任、让中国民众接受的榜样。此后，清朝康熙帝甚至谕令前来中原的“夷人”必须先到澳门学习中国礼仪、语言，以利玛窦为榜样。曾参与北京圆明园设计，备受清乾隆皇帝重用的御用画师郎世宁，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说福建泉州是融汇唐朝文化与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的繁荣商港的话，那么，澳门自16世纪以降便是西方天主教及其文化前进中国的基地了。一方面，修士们的目的很明确，使中国人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另一方面，修士们也清楚地意识到，除了华语是必备的沟通工具，还得凭借知识的力量，将中国尚无所悉的先进科学、艺术、音乐知识随着上帝的福音传入内地，以收布道之效。而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开始通过向修士学习，汲取西方新颖的科学和文化知识，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自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末的200年间，经由澳门圣保罗学院修士们引进中国大陆的西方科学、文艺经典书籍众多，主要作家和作品有：傅泛际（Franscisco Furtado，1587～1653），葡萄牙人，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6卷、《名理探》10卷;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翻译《几何原理》、《欧几里得书》、《测量法义》，著有《西琴八曲》、《西图技法》等书;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意大利人，著有《万物真源》、《几何要法》、《西学凡》等书;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法国人，著有《推历年瞻礼法》，曾募集欧洲书籍7000册携来澳门;汤若望（Adam Schall Von-Bell，1591～1666），德国人，著有《坤舆图说》、《西方纪要》等书。
1594～1807年间，自澳门圣保罗学院毕业转而进入中国大陆的修士有109人，而这批早期通晓中文、熟谙中国诗书的耶稣会修士遂成为研究汉学的主力，他们将钻研中国文化的心得和著作传播回西方，是为汉学西传。其中，主要的作家及作品有：谢务禄（Alvare de Semedo，1585～1658），葡萄牙人，著有《中国通史》、《字考》;郭居静（Laro Caffaneo，1560～1640），意大利人，曾与利玛窦合编《中文音韵字典》;马若瑟（Joseph Maria Premare，1666～1735），法国人，有拉丁文著作《中国语札记》、法文著作《书经以前时代与中国神话之研究》，并将元曲《赵氏孤儿》译为法文;钱德明（Jesa Jseph Maria Amiot，1718～1793），法国人，著有《满蒙文法》、《满法字典》、《孔子传》、《古今音乐篇》、《中国古代宗教舞蹈》;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1624～1692），著有《四未真论》，刊印西文《四书直解》，译《大学》、《中庸》、《论语》。除此之外，还有雷考思（Jean Baptiste Regis）、赫苍碧（Julius Placidus Hervieu）、宋君荣（Antoine Gaubil）等修士也创作、翻译了一批有关汉学研究的著作。 除了中国的古典经籍外，基督教传教士也向欧洲各国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医学、农业思想、小说、戏曲、工艺美术和中原风俗。这使得西方文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汉学顿时成为欧洲知识分子研究的潮流。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兹就对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备极推崇，高度肯定中国哲学的成就：“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思辨的科学，即使在军事方面中国并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了。”除此以外，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也影响了法国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的魁尼，他除了呼吁法国政府重视农业、倡导中国化外，还以其御医的身份，于1756年建议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大礼”的仪式。
1766年，中国小说《好逑传》被翻译成德文后，甚获歌德喜爱。他对《好逑传》的评价是：“中国人有千万部这样的小说，当他们开始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
另外，茶艺、瓷器、漆器等中国的生活艺术和工艺品也成为欧洲贵族追求时髦的对象。酷爱中国瓷器的法国大文豪雨果除了珍藏大批中国精致的瓷器外，还于1851年写下一首赞美中国瓷器的诗作：
来自茶国的处女
在你迷人的梦境里
苍穹是一座城市
而中国是他的郊区
……
在釉彩鲜艳的陶瓷上
中葡文化，你侬我侬
应当说，明清时期的澳门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这是由于明清的长期海禁和闭关自守政策，使澳门成为当时天主教和欧洲文化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无限商机之外，中西文化也在这里找到它的契合点，而中、葡间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也经由贸易、科学和技术的交流而相互涵容。多元化的人文色彩，中西结合的城市风格，西望洋山的松涛，南湾沿岸随风摇曳的老榕树，夜幕低垂、繁星点点的黑沙湾等自然景观，都激起了文人的闲情逸趣，成为诗人吟哦的对象，尤其是澳门独特的文化与异国情调，更洗涤了不少东西方骚人墨客的心灵。
自16世纪中叶开始，诸如西方的玉米、生菜、红薯、卷心菜、胡椒、洋葱、土豆、西洋菜、芋头、西红柿、无花果、腰果、人参果、番石榴、菠萝和经过葡萄牙人改良的芒果等，从欧洲、南美洲经印度、澳门传到远东。而中国的柑橘被引介到西方，水仙花、牡丹花、兰花、山茶花等也开始在欧洲的花园内争妍斗艳。鼻烟是由葡人从巴西传入中原的，但有趣的是，装填鼻烟所使用的精致瓷器和琉璃鼻烟壶则产于中国。葡人将原产于巴西的含羞草属的兰花楹和红花属植物印度榕树、鸡蛋花等移植到南中国，而鸡蛋花已经成为现在广东肇庆的市花。至于樟脑、珊瑚、大黄、肉桂、中国丝绸、日本刺绣、沉香、麝香、东帝汶的檀香木、菲律宾的珍珠母等，则从澳门经马六甲、印度源源不断地运回里斯本，而原产于南美洲的金鸡纳霜、吐根等特效药就由传教士带入中原。
16世纪开始，茶叶由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经福建、澳门，循海路被大量地介绍到西方。中国的茶叶甚至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文化。约1816年时，葡人从澳门将大批华工和种植茶叶的技师送到巴西，开始垦植茶园。
在花园造景与科技方面，葡萄牙神父为北京的圆明园设计了一座包括碾米磨坊、小瀑布、小河流在内的缩小比例的村庄模型。此外，他们还在这座令人瞩目、富有欧洲巴洛克风格的中国御花园内建造了一座甚得乾隆皇帝喜爱的水钟（著名的“大水法”）。钟面上雕着中国的十二生肖，每小时水流依顺序自每一种动物的口中流出。每到正午12时，所有生肖的嘴巴便会一起喷出水柱。但很可惜，这座美轮美奂的御花园在八国联军的蹂躏践踏下已被全部付之一炬。
在天文学的研究中，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早发现太阳黑子，而葡萄牙的东方传教会教士则把高等几何、代数等先进的科学运用到中国的几何学中，并制作了天文仪器。中国16世纪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引进并仿制了西洋火器，使得澳门成了葡人在远东铸造大炮的大本营。
至若瓷器，如景泰蓝、磁砖的烧制技术自17世纪便使葡萄牙的本土瓷器工业受到强烈冲击，葡萄牙人自此开始依从中国的技术烧制磁砖，其中最受葡人喜爱的白底蓝色图案磁砖，在葡国及澳门随处可见。中国的麻将也传入葡国，扑克则向东传入澳门。经过多年的交融，澳门的文化习俗已难分出何者为中，何者为西了。
佛朗机人（葡萄牙人）众生相
被誉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明朝戏曲作家汤显祖因上疏弹劾朝中官员贪赃枉法未被明神宗采信，而被贬职广东。1591年，汤显祖赴广州和香山时，曾经顺道到香山屿游历。当时，正值澳门与日本贸易的全盛时期，汤显祖描述了当地腰缠万贯的佛朗机人（葡萄牙人）的生活习惯：“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棉下云樯。”他还注意到年轻活泼、婀娜多姿、“蔷薇露水拂朝壮”的葡萄牙少艾（年轻美丽的女子），她们热情奔放的性格与东方姑娘端庄含蓄的表现大相径庭。
1598年，汤显祖完成了《牡丹亭》这部传世作品。剧中女主角杜丽娘突破封建思想，勇敢追求爱情和生命自由的态度，在作品问世后，立即家喻户晓。
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牡丹亭·寻梦·江儿水》的情节，道尽了束缚于中国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的心声。《牡丹亭》中的《游园》与《惊梦》，直到现在仍是评剧中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汤显祖还将游历澳门的经验融入该剧中，如：“一领破袈裟，香山与里巴（澳门三巴寺）。多生多宝多菩萨”（《牡丹亭·谒遇》）。也许，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天主教徒所奉行的一夫一妻制度曾经带给汤显祖莫大的思想冲击吧。
自利玛窦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首都北京并进而留在中国传教后，欣喜若狂的澳门圣保罗学院修士们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大陆传扬教义，在他们的努力下，信奉天主教的华人渐渐增加。168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阳县的华人基督徒范守一（1682～1753）在耶稣会传教士的指示下，于1708年1月4日在澳门登上了一条航向欧洲的商船，前往罗马研读拉丁文并担任见习修道士。1709年9月，船只抵达葡萄牙的里斯本。1720年，被罗马教廷委任神父教职的范守一从罗马回到澳门，继而在广州、北京展开传道工作。直到1753年逝世时为止，范守一在传教的活动上投入了33年的精力。 清代有文人鲍俊曾经写有《行香子·澳门》一阕：
濠镜波平，四面钟色。耶稣果供供香迎。帘垂粉壁，小镇莲荃，看海东西。高楼下，艇纵横。
清乾隆年间，曾先后担任“澳门同知”（专司管理稽查澳门民番一切诉讼事务的官职）的官员印光任和张汝霖，于1571年合作写成《澳门纪略》一书，记述了清朝以前的澳门文化、历史、地理和社会风情。
《澳门纪略》全书约6万字，分为两卷三篇，下卷的《澳蕃篇》精彩地记录了旅澳葡人的生活起居、习俗风尚、语言信仰和船炮技术等细节。书中对澳门葡人的饮食风俗如此描述：
饮食喜甘辛，多糖霜，以丁香为■。每食必击钟，盛以玻璃，荐以白毡（棉桌布）……
几无案匕箸，男女杂坐，以黑奴行食品进，以银叉尝食炙……
黑奴男女，以手传食，酒以葡萄，注以高碗。槟榔裹以扶留叶……
对欧洲人婚姻关系的描述为：
婚姻不由媒妁，男女相悦则相耦……
对葡人的介绍如：
男以黑氊为帽，檐折为三角，饰以嵌花金片……衣之制，上不过腹，下不过膝，多以羽毛……金银丝缎及佛山所织洋缎为之……
女则隆冬惟一衫，仅及腰;下裳三重：一至膝、一掩胫、一覆其足，以五色洋绢为之……
书中对传教士的描述为：
利玛窦居澳二十余年，尽通中华言语文字，其人紫髯碧眼，颜如桃花，年五十岁如二、三十岁人，见人膜拜如礼，人故乐与之交。
此外，诸如澳门巧丽的风景、矗立在东望洋山上远东最古老的灯塔、百花吐艳的花园和欧式建筑的描绘、三巴寺衣衫翩翩，吟哦不辍的僧侣、教堂悠扬的钟声、丰富的人文色彩，都被巨细无遗地记录在字里行间。《澳门纪略》这部书遂成为研究澳门文化，也是全世界最早记录澳门历史的专著。
自16世纪中叶起，澳门走过了中国明清改朝换代的历史。也由于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政策，澳门享受了自16世纪末期开始，近一个世纪的富贵繁华与黄金时期，进而成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商埠和桥梁，“东方第一大埠”的称号一直维持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实行自由贸易。这实际上是打开了中国大门，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地，逐渐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随着中国门户渐开，中外贸易从此不必再经过澳门，加之英国人割据了香港，也实行自由港政策，各国商船可以自由进出香港，靠泊澳门的商船从而剧减。自此，曾经叱咤风云的澳门港的光芒渐渐由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所取代。
法国侯爵，莫高和特拉维斯（Marquis de Mogos et de Trevise）于1857～1858年间出任法国大使馆驻远东区的官员时，曾到澳门一游。他们对港澳的印象是：“香港代表着将来与商业的发展，澳门则属于一座宁静及往昔的城市……澳门曾经是中国与欧洲之间唯一的联络中心，不少伟人亦曾在澳门居住。市内的教堂、修道院及具有纪念性的建筑物皆已因年代久远而发黑……”随着黄金岁月的流逝，澳门的阶段性任务也即将完成，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岁月早已使你黯淡，
寂静的长路如此寂静;
花园里的长椅空了，
稀疏的竹影走不进。
你毫无色彩的梦，
你回答不了我的提问，
只能随意指点疾掠过的飞鸟;
无心阅读，
古旧的残碑剥落的铭文。
16世纪初叶，欧洲社会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及思想的创新活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这种崭新的文明也随着基督教远道东来，位于中国南海的澳门遂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罗马教廷于明万历四年（1576）颁发谕诏，成立澳门教区，负责远东地区的教务。在此背景下，澳门不仅成为中西贸易基地，也是天主教在东方的驻地和东方传教中心。此后，澳门的教堂愈建愈多，继圣安东尼堂（花王堂，建于1565年）和圣老楞佐堂（风顺堂，建于1575年）、望德圣母堂（疯王堂，建于1576年）、玫瑰圣母堂（板樟堂，建于1584年）之后，巍峨雄伟的圣保罗教堂（大三巴，The Church of St.Paul）也于1563年开建，1603年落成。大三巴在耶稣会的主导下，由澳门本地的工匠和流亡到澳门的日本天主教徒共同努力建造而成。巍峨的大教堂糅合了意大利、中国、日本的艺术装饰风格，其中，象征日本的菊花与中国的莲花图案并列。原楼高五层的教堂前壁、第三层的左右两边，用中文镌刻“圣母踏龙头”、“鬼怪诱人为恶”等箴言，其中式楹联与周边西洋浮雕的结合完全体现了中西合璧、入乡随俗的精神。这座澳门人习称为三巴寺的圣殿于1594年发展成神学院，并成为远东区第一所大学。每当有传教士前来中国或者日本传教，总是先到澳门，寓居三巴寺，一方面演习中文或者其他东方语文，一方面筹措经费并等候机会进入中国内陆、日本及其他地区宣导上帝的意旨，圣保罗学院因此成为天主教在远东地区的大本营。1549年，耶稣会七位创办人之一的沙勿略神父（Francisco Xavier）就从澳门出发前往日本传教。1550年，葡萄牙船第一次停靠长崎平户，天主教也随之传来。1570年，开港的长崎成了面向葡萄牙的贸易港口，大量的西洋文化流入长崎。其后，荷兰商人也来到长崎进行交易。1641年以后，日本闭国自封，只允许在长崎和中国、荷兰通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200多年。
在众多接受培训的学员中，不乏具有博士头衔的修士和在华传教史上的知名教士，如陆若汉、罗明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并不满足于在澳门传教，而是以澳门为基地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更广泛的传教活动。”同时，这些青史留名的教士们知道，如要在中国传道，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学习中国的语言，才能建立文化沟通的桥梁。据统计，1583～1805年，由澳门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多达467人，为该时期来中国耶稣会士的80%以上。16世纪中叶以前，有30多位耶稣会修士和20多位方济各会的修士曾经分别申请定居中国，但都未能成功，他们被拒绝的原因之一是不懂汉语。“前往中国内地、日本的传教士，还需在澳门登岸，在此学习两者的语言文字。”据说，当意大利神父范礼安于1578年抵达被罗马教廷册封为“上帝圣名之城”（City of The Name of God）的澳门后，他曾经站在澳门寓所窗前，远眺中国内陆，慨叹其为什么不对传教士敞开大门。于是，他发起了在中国传教的活动。同时，出生于意大利的罗明坚神父，于1579年抵达澳门后，也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礼仪。罗明坚在澳门学习了两年中文，在熟记了1万余个汉字并学习了中国的礼仪习俗后，才于1580年前往广东肇庆定居和传教。至于利玛窦，飘然有儒风，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互补长短的桥梁，也为众多紧跟其后进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修士们树立了一个获得天朝信任、让中国民众接受的榜样。此后，清朝康熙帝甚至谕令前来中原的“夷人”必须先到澳门学习中国礼仪、语言，以利玛窦为榜样。曾参与北京圆明园设计，备受清乾隆皇帝重用的御用画师郎世宁，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说福建泉州是融汇唐朝文化与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的繁荣商港的话，那么，澳门自16世纪以降便是西方天主教及其文化前进中国的基地了。一方面，修士们的目的很明确，使中国人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另一方面，修士们也清楚地意识到，除了华语是必备的沟通工具，还得凭借知识的力量，将中国尚无所悉的先进科学、艺术、音乐知识随着上帝的福音传入内地，以收布道之效。而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开始通过向修士学习，汲取西方新颖的科学和文化知识，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自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末的200年间，经由澳门圣保罗学院修士们引进中国大陆的西方科学、文艺经典书籍众多，主要作家和作品有：傅泛际（Franscisco Furtado，1587～1653），葡萄牙人，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6卷、《名理探》10卷;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翻译《几何原理》、《欧几里得书》、《测量法义》，著有《西琴八曲》、《西图技法》等书;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意大利人，著有《万物真源》、《几何要法》、《西学凡》等书;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法国人，著有《推历年瞻礼法》，曾募集欧洲书籍7000册携来澳门;汤若望（Adam Schall Von-Bell，1591～1666），德国人，著有《坤舆图说》、《西方纪要》等书。
1594～1807年间，自澳门圣保罗学院毕业转而进入中国大陆的修士有109人，而这批早期通晓中文、熟谙中国诗书的耶稣会修士遂成为研究汉学的主力，他们将钻研中国文化的心得和著作传播回西方，是为汉学西传。其中，主要的作家及作品有：谢务禄（Alvare de Semedo，1585～1658），葡萄牙人，著有《中国通史》、《字考》;郭居静（Laro Caffaneo，1560～1640），意大利人，曾与利玛窦合编《中文音韵字典》;马若瑟（Joseph Maria Premare，1666～1735），法国人，有拉丁文著作《中国语札记》、法文著作《书经以前时代与中国神话之研究》，并将元曲《赵氏孤儿》译为法文;钱德明（Jesa Jseph Maria Amiot，1718～1793），法国人，著有《满蒙文法》、《满法字典》、《孔子传》、《古今音乐篇》、《中国古代宗教舞蹈》;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1624～1692），著有《四未真论》，刊印西文《四书直解》，译《大学》、《中庸》、《论语》。除此之外，还有雷考思（Jean Baptiste Regis）、赫苍碧（Julius Placidus Hervieu）、宋君荣（Antoine Gaubil）等修士也创作、翻译了一批有关汉学研究的著作。 除了中国的古典经籍外，基督教传教士也向欧洲各国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医学、农业思想、小说、戏曲、工艺美术和中原风俗。这使得西方文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汉学顿时成为欧洲知识分子研究的潮流。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兹就对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备极推崇，高度肯定中国哲学的成就：“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思辨的科学，即使在军事方面中国并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了。”除此以外，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也影响了法国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的魁尼，他除了呼吁法国政府重视农业、倡导中国化外，还以其御医的身份，于1756年建议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大礼”的仪式。
1766年，中国小说《好逑传》被翻译成德文后，甚获歌德喜爱。他对《好逑传》的评价是：“中国人有千万部这样的小说，当他们开始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
另外，茶艺、瓷器、漆器等中国的生活艺术和工艺品也成为欧洲贵族追求时髦的对象。酷爱中国瓷器的法国大文豪雨果除了珍藏大批中国精致的瓷器外，还于1851年写下一首赞美中国瓷器的诗作：
来自茶国的处女
在你迷人的梦境里
苍穹是一座城市
而中国是他的郊区
……
在釉彩鲜艳的陶瓷上
中葡文化，你侬我侬
应当说，明清时期的澳门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这是由于明清的长期海禁和闭关自守政策，使澳门成为当时天主教和欧洲文化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无限商机之外，中西文化也在这里找到它的契合点，而中、葡间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也经由贸易、科学和技术的交流而相互涵容。多元化的人文色彩，中西结合的城市风格，西望洋山的松涛，南湾沿岸随风摇曳的老榕树，夜幕低垂、繁星点点的黑沙湾等自然景观，都激起了文人的闲情逸趣，成为诗人吟哦的对象，尤其是澳门独特的文化与异国情调，更洗涤了不少东西方骚人墨客的心灵。
自16世纪中叶开始，诸如西方的玉米、生菜、红薯、卷心菜、胡椒、洋葱、土豆、西洋菜、芋头、西红柿、无花果、腰果、人参果、番石榴、菠萝和经过葡萄牙人改良的芒果等，从欧洲、南美洲经印度、澳门传到远东。而中国的柑橘被引介到西方，水仙花、牡丹花、兰花、山茶花等也开始在欧洲的花园内争妍斗艳。鼻烟是由葡人从巴西传入中原的，但有趣的是，装填鼻烟所使用的精致瓷器和琉璃鼻烟壶则产于中国。葡人将原产于巴西的含羞草属的兰花楹和红花属植物印度榕树、鸡蛋花等移植到南中国，而鸡蛋花已经成为现在广东肇庆的市花。至于樟脑、珊瑚、大黄、肉桂、中国丝绸、日本刺绣、沉香、麝香、东帝汶的檀香木、菲律宾的珍珠母等，则从澳门经马六甲、印度源源不断地运回里斯本，而原产于南美洲的金鸡纳霜、吐根等特效药就由传教士带入中原。
16世纪开始，茶叶由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经福建、澳门，循海路被大量地介绍到西方。中国的茶叶甚至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文化。约1816年时，葡人从澳门将大批华工和种植茶叶的技师送到巴西，开始垦植茶园。
在花园造景与科技方面，葡萄牙神父为北京的圆明园设计了一座包括碾米磨坊、小瀑布、小河流在内的缩小比例的村庄模型。此外，他们还在这座令人瞩目、富有欧洲巴洛克风格的中国御花园内建造了一座甚得乾隆皇帝喜爱的水钟（著名的“大水法”）。钟面上雕着中国的十二生肖，每小时水流依顺序自每一种动物的口中流出。每到正午12时，所有生肖的嘴巴便会一起喷出水柱。但很可惜，这座美轮美奂的御花园在八国联军的蹂躏践踏下已被全部付之一炬。
在天文学的研究中，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早发现太阳黑子，而葡萄牙的东方传教会教士则把高等几何、代数等先进的科学运用到中国的几何学中，并制作了天文仪器。中国16世纪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引进并仿制了西洋火器，使得澳门成了葡人在远东铸造大炮的大本营。
至若瓷器，如景泰蓝、磁砖的烧制技术自17世纪便使葡萄牙的本土瓷器工业受到强烈冲击，葡萄牙人自此开始依从中国的技术烧制磁砖，其中最受葡人喜爱的白底蓝色图案磁砖，在葡国及澳门随处可见。中国的麻将也传入葡国，扑克则向东传入澳门。经过多年的交融，澳门的文化习俗已难分出何者为中，何者为西了。
佛朗机人（葡萄牙人）众生相
被誉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明朝戏曲作家汤显祖因上疏弹劾朝中官员贪赃枉法未被明神宗采信，而被贬职广东。1591年，汤显祖赴广州和香山时，曾经顺道到香山屿游历。当时，正值澳门与日本贸易的全盛时期，汤显祖描述了当地腰缠万贯的佛朗机人（葡萄牙人）的生活习惯：“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棉下云樯。”他还注意到年轻活泼、婀娜多姿、“蔷薇露水拂朝壮”的葡萄牙少艾（年轻美丽的女子），她们热情奔放的性格与东方姑娘端庄含蓄的表现大相径庭。
1598年，汤显祖完成了《牡丹亭》这部传世作品。剧中女主角杜丽娘突破封建思想，勇敢追求爱情和生命自由的态度，在作品问世后，立即家喻户晓。
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牡丹亭·寻梦·江儿水》的情节，道尽了束缚于中国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的心声。《牡丹亭》中的《游园》与《惊梦》，直到现在仍是评剧中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汤显祖还将游历澳门的经验融入该剧中，如：“一领破袈裟，香山与里巴（澳门三巴寺）。多生多宝多菩萨”（《牡丹亭·谒遇》）。也许，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天主教徒所奉行的一夫一妻制度曾经带给汤显祖莫大的思想冲击吧。
自利玛窦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首都北京并进而留在中国传教后，欣喜若狂的澳门圣保罗学院修士们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大陆传扬教义，在他们的努力下，信奉天主教的华人渐渐增加。168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阳县的华人基督徒范守一（1682～1753）在耶稣会传教士的指示下，于1708年1月4日在澳门登上了一条航向欧洲的商船，前往罗马研读拉丁文并担任见习修道士。1709年9月，船只抵达葡萄牙的里斯本。1720年，被罗马教廷委任神父教职的范守一从罗马回到澳门，继而在广州、北京展开传道工作。直到1753年逝世时为止，范守一在传教的活动上投入了33年的精力。 清代有文人鲍俊曾经写有《行香子·澳门》一阕：
濠镜波平，四面钟色。耶稣果供供香迎。帘垂粉壁，小镇莲荃，看海东西。高楼下，艇纵横。
清乾隆年间，曾先后担任“澳门同知”（专司管理稽查澳门民番一切诉讼事务的官职）的官员印光任和张汝霖，于1571年合作写成《澳门纪略》一书，记述了清朝以前的澳门文化、历史、地理和社会风情。
《澳门纪略》全书约6万字，分为两卷三篇，下卷的《澳蕃篇》精彩地记录了旅澳葡人的生活起居、习俗风尚、语言信仰和船炮技术等细节。书中对澳门葡人的饮食风俗如此描述：
饮食喜甘辛，多糖霜，以丁香为■。每食必击钟，盛以玻璃，荐以白毡（棉桌布）……
几无案匕箸，男女杂坐，以黑奴行食品进，以银叉尝食炙……
黑奴男女，以手传食，酒以葡萄，注以高碗。槟榔裹以扶留叶……
对欧洲人婚姻关系的描述为：
婚姻不由媒妁，男女相悦则相耦……
对葡人的介绍如：
男以黑氊为帽，檐折为三角，饰以嵌花金片……衣之制，上不过腹，下不过膝，多以羽毛……金银丝缎及佛山所织洋缎为之……
女则隆冬惟一衫，仅及腰;下裳三重：一至膝、一掩胫、一覆其足，以五色洋绢为之……
书中对传教士的描述为：
利玛窦居澳二十余年，尽通中华言语文字，其人紫髯碧眼，颜如桃花，年五十岁如二、三十岁人，见人膜拜如礼，人故乐与之交。
此外，诸如澳门巧丽的风景、矗立在东望洋山上远东最古老的灯塔、百花吐艳的花园和欧式建筑的描绘、三巴寺衣衫翩翩，吟哦不辍的僧侣、教堂悠扬的钟声、丰富的人文色彩，都被巨细无遗地记录在字里行间。《澳门纪略》这部书遂成为研究澳门文化，也是全世界最早记录澳门历史的专著。
自16世纪中叶起，澳门走过了中国明清改朝换代的历史。也由于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政策，澳门享受了自16世纪末期开始，近一个世纪的富贵繁华与黄金时期，进而成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商埠和桥梁，“东方第一大埠”的称号一直维持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实行自由贸易。这实际上是打开了中国大门，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地，逐渐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随着中国门户渐开，中外贸易从此不必再经过澳门，加之英国人割据了香港，也实行自由港政策，各国商船可以自由进出香港，靠泊澳门的商船从而剧减。自此，曾经叱咤风云的澳门港的光芒渐渐由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所取代。
法国侯爵，莫高和特拉维斯（Marquis de Mogos et de Trevise）于1857～1858年间出任法国大使馆驻远东区的官员时，曾到澳门一游。他们对港澳的印象是：“香港代表着将来与商业的发展，澳门则属于一座宁静及往昔的城市……澳门曾经是中国与欧洲之间唯一的联络中心，不少伟人亦曾在澳门居住。市内的教堂、修道院及具有纪念性的建筑物皆已因年代久远而发黑……”随着黄金岁月的流逝，澳门的阶段性任务也即将完成，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岁月早已使你黯淡，
寂静的长路如此寂静;
花园里的长椅空了，
稀疏的竹影走不进。
你毫无色彩的梦，
你回答不了我的提问，
只能随意指点疾掠过的飞鸟;
无心阅读，
古旧的残碑剥落的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