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5年3月，年仅10岁的宋哲宗继位。许多人跑来向范纯仁道贺说：“你的机会来了，司马相公复出了。”这么说还真不为过，因为谁都知道，范纯仁与司马光是朋友，而且关系相当铁。
　　当初司马光罢官居于洛阳，家贫无钱又耐不住寂寞，便常邀同样遭受贬职的范纯仁等几个知己在一块儿小聚，相约“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只吃脱粟一样饭，喝上几杯薄酒，号称“率真会”。他们吟诗作赋，自得其乐，以致清人赵翼无比羡慕地说：“别后定知真率会，也应为我一停觞。”两人的关系还不止于此，范纯仁把女儿嫁给司马光的侄儿司马宏，是名副其实的姻亲。
　　果然，没过多久，司马光很快把范纯仁调到京师，当了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备位经筵。说白了，就是给皇帝当老师。明代大儒程颐曾说：“天下之重，惟宰相与经筵。”把范纯仁安排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足见司马光对他的重视。
　　司马光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以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闻名，现在权力重新回到他手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废新法，简单地说：凡是王安石所支持的，他就反对；凡是王安石反对的，他就支持。旗帜之鲜明，态度之彻底，史称“元祐更化”。然而，就在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范纯仁却提出了不同意见：“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废言。新法已推行多年，改掉其中过分者即可，其中的青苗法、雇役法等有助于北宋富国强兵，不宜骤然废除。”他还劝司马光说：“希望你虚心以接纳各种不同建议，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之人得以乘间而迎合。”
　　司马光很惊异，问他：“你忘记了当年如何被王安石打击排挤了吗？怎么现在还要为他说话？”
　　在当年反对变法的声音中，范纯仁的调门相当高。他上书给神宗皇帝，在痛斥新法带给百姓的痛苦后明确提出：“应当立刻召还谏官而罢退王安石，以符朝廷内外之望。”神宗皇帝因为他说话太过激烈，特意把他的奏折都留在宫中，秘而不宣，范纯仁却来了个明人不做暗事，把自己提给皇帝的建议全部抄录一遍，呈报给中书省。王安石读罢，怒不可遏，要求皇帝加以贬斥。宋神宗无奈，只得为他说情：“他没有什么罪过，暂且给他一处好地吧。”把他外放为河中府知府。王安石还不解气，曾派使者去收集范纯仁的私事和过失，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最后还是找了个借口，把他贬为和州知州，并徙邢州。
　　现在范纯仁回过头来又为王安石开脱，司马光自然难以理解。事后，不少人劝范纯仁说：“你被压制多年，好不容易才重新出头，千万别违拗了司马相公的美意。”
　　范纯仁叹息说：“这样的话就使得人不能说话了。如果为了讨好司马相公而得到喜欢，哪如在年轻时迎合王安石以求富贵呢？”
　　最终，因为不肯苟同司马光，范纯仁再次受到当权者的冷落。他在遭“革新派”迫害之后，又受到“保守派”的攻击。公元1089年，他被贬为颍昌府知府。不过，这并不令他感到沮丧，心态平和地上任去了。
　　范纯仁做事，总有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他的哥哥病故，父亲的老朋友富弼对他说：“你父亲一生节俭，知道你家里不富裕，我已经写信给洛阳府尹，有事你就去找他，他会帮助你。”可直到把哥哥安葬了，洛阳府尹才听说了这件事，范纯仁说：“我们自己家庭的财力足以办此葬礼，怎能打扰公家才办葬礼呢？”后来他入朝为官，当时富弼正当宰相，他不仅不顺势攀附，反而上书皇帝批评富弼在家养病、不好好上班，说：“富弼受三朝眷倚，应当自觉担任天下重任，但他怜恤自己比怜恤其他事情更加深切，忧虑自己的病情深过忧虑国家，为君主效力和为自己安身立命，两方面都有过错。富弼与我的父亲范仲淹交谊深厚，如今我在谏省，不能私下拜谒以致忠告，愿陛下把此奏章指给他看，使他自己反省。”
　　有人说他恩将仇报，是不是有点儿不知好歹，他回答说：“我只是为国家社稷考虑，哪儿能顾及私情呢？”
　　一个人在世上辨别是非、选择方向，都依据内心里的一把尺子，得失轻重、利益名分，就是这把尺子的刻度。不同的是，有的人常常因为利害关系而见风使舵，让尺子的刻度随意伸缩；而有的人则刻板得像机器，无论祸福，都会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前一种人很多，生活中随处可见；后一种人很少，就像范纯仁那样，唯其稀少，才会让我们当成圣人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摘自《开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