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美国与盟友在政治军事领域的紧密合作曾是其获得冷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经过十余年反恐战争后，美国欲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实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同盟关系成为其中一个重要举措。美国有战略家明确意识到，要防止在亚太地区出现可能向美国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就必须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紧密合作，推进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建一个跨太平洋的安全体系。美国防务战略则明确指出：“美重视与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现有的同盟关系，这种关系为维护亚太地区安全提供了重要基础。”
　　近年美国抓住一切机会经营其亚太同盟体系。第一，加强与“重要盟友”的安全联系，拓展同盟功能。如美日同盟的防卫范围已经从保卫日本本土扩大到周边地区，由美国单方面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转变为双向军事合作体制，美日军事一体化进程加速。第二，利用冲突和紧张局势，加强与地缘枢纽国家的关系。朝韩关系出现紧张态势，美国乘机促使美韩军事同盟升温；而南海局势动荡，美国则借以加强与菲律宾、泰国、印度等国家的战略协调，进而开启了与越南的军事联系。第三，极力拓展美国主导下的同盟网络。推动美日韩、美日澳等三边战略对话和协调机制的发展，提升澳大利亚的军事地位，以达到巩固地缘布局、强化岛链功能的目的。另外，近来美日印三边互动也出现机制化动向。
　　美国强化亚太地区军事同盟，说明其对中国的敌性判断趋于增强，必将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多风险。然而，这种同盟关系毕竟是冷战的产物和延续，延续至今已不合时宜。亚太局势乃至国际关系的发展错综复杂，这种复杂的关系将从根本上约束军事同盟作用的发挥。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用是否盟友来简单界定，未来的中美关系也并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和极端发展，因为在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逻辑之外存在着日趋增强的约束力量，国家间日益密切的联系，对大国协调提出了更加迫切的需求。只要中国保持持续发展和进步的总体态势，掌握充分有效的威慑能力，任何周边国家都必须谨慎务实地发展对华关系，即使美国的盟国也难以参与美国可能发起的针对中国的战略赌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盟中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将必然上升，并变得越来越不好运用。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有条件经过努力化解或弱化美国同盟体系及其对我不利影响。第一，充分认识亚太安全乃至全球政治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关系复杂化趋势，积极利用和创造条件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拓展战略空间，消解美国同盟体系带来的压力。国际变局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因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应该更有利于后起大国消解对于自己的防范和围堵，避免成为传统权力政治的制约目标。中国应注重以共同利益为牵引，处理与有关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关系，其中尤其要努力构建相互协调、相互借重且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最大限度地分散由我实力上升带来的外部压力。
　　第二，经营更为广泛的安全联系，营造稳定务实的地区安全态势。如在东北亚方向，应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和平解决、确保半岛稳定”的基本原则，支持半岛统一的努力方向，推动将六方会谈机制逐步转变成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以中和美日同盟的影响。在东南亚方向，积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将经济利益适度转化成对这些国家潜在和现实的影响力和引导力，推进我与东盟关系的机制化建设。在中亚方向，积极推进西向战略，并通过上合组织，进一步稳定中亚局势，强化对内陆战略腹地的支持作用。而在南亚方向，也应积极参与南亚区域一体化建设，使南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第三，充分利用地缘优势，逐步增强美国传统盟友对中国的向心力。如日本的战略选择就具有天生缺陷。一个在亚洲都不能得到信任和有效发挥作用的日本，不可能凭借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成为世界性国家。中国的对日政策，重点之一就是要凸显其同盟政策这一天生缺陷，为中日实现根本和解积累条件。随着中韩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中韩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韩战略关系也必然出现积极变化。中国应顺应这一变化，并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不断扩展双边安全合作范围，从反恐、防扩散、防危机、防冲突、防误判等方面入手，积极探索深化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促进中韩战略关系的全面发展。今天的国家间关系远比以往复杂，即使小国也具有自己的战略主动，不会简单选边而招惹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