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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文艺体制改革在新闻界立足，写反映改革开放的《十年潮》和《历史的抉择》获邓小平称赞。
1979年，一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引发轰动，它描述了一名党员干部贪污受贿后被枪毙的过程，并由此引出“权钱交易”等热议话题。这给当时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的张胜友带来巨大冲击，原本酷爱散文写作的他开始转向报告文学。他觉得，这才是能在国家激荡变化的年代深刻揭露社会矛盾的文学载体。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在中国的普及，电视政论片深受观众欢迎。已在《光明日报》当了6年记者的张胜友发现，这是报告文学和新兴媒体结合的全新艺术形式，能更清晰全面地表达作者的思想。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踏上了撰写政论片的道路，至今已有超过40部作品问世。
因為常年劳碌，张胜友病魔缠身，《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他时，他身形伛偻、面色苍白，在三伏天仍穿着长衣长裤；为了避免感染，还戴了一个淡蓝色口罩。他向记者解释身体不好的原因：“一是我老了，二是我这辈子都很拼命，生命消耗太快了。”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搦管操觚，撰写着《极简中华民族复兴史》《极简中国改革开放史》两本书，只为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果和艰难。
从一名普通记者到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再到作家出版社社长、“中国改革开放政论片第一人”，在张胜友身上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如果要一词以蔽之，那就是改革——他的经历，正是中国40年翻天覆地变化的缩影。
1982年春天，张胜友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那会儿，国家开始启动文艺体制改革，沈阳出现了全国第一个家庭剧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很受农民的欢迎。单位领导派张胜友前去采访，又担心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能完成任务，就让一个老记者带他去。张胜友心想：“老记者带我去，我再怎么写，最后还是他的功劳。”便对老记者说：“你别去了，我自己锻炼一下。”于是，他一个人跑去了。
临行前，领导交代张胜友：“你去采访半个月，回来以后再好好写。”没想到他一个礼拜就回京了。见他这么快就回来了，领导有些不高兴，说：“张胜友，你怎么就回来了？”张胜友回答：“我已经写好了。”
领导很惊讶，接过稿子一看，近万字的长篇通讯《文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记沈阳张桂兰家庭剧团》相当成熟，总编辑看了稿件后当即批示：标题要大，发通栏题。紧接着，1983年初，北京京剧团赵燕侠的承包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张胜友又奉命采写了长篇通讯《一包就灵——改革带来了希望》，将安徽凤阳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文艺体制改革探索结合起来，发在了《光明日报》头版上。
这两篇长通讯发表后，张胜友在新闻界“走红”了。1991年底，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把电话打到张胜友办公室，给他布置了一个题目——创作四集电视政论片《十年潮》，以电视影像为媒介，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立体、全面、宏观地回顾改革开放10年来共和国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成就。同时，中宣部还提前为他安排好了中央体改委和中国社科院的有关专家，全程提供相关资讯以保障他的创作。这就是张胜友的政论片处女作由来。
听完创作计划，踌躇满志的张胜友不同意了，他拒绝其他人参与脚本的创作，认为鸡说鸭说莫衷一是，就没办法写了。“我跟副部长说，创作是非常个体化的东西，要自己写。我写完你可以审核，如果不行，我再改。我说政治上听你的，你是副部长嘛，但是艺术上要听我的。”张胜友回忆，“副部长很开明且有雅量，他将信将疑地问我，你既不是政治专家又不是经济专家，怎么写这个题目？我说这你别担心，等我最后的成品就行了。”
没有金刚钻，张胜友也不敢夸海口揽下这个瓷器活儿。进入《光明日报》后，张胜友时刻敏锐、自觉地关注着与改革开放有关的一切，频繁地找机会奔赴前线，也就是深圳。那时候，深圳给他的印象就是一片大工地，24小时机声轰鸣、尘土飞扬。一个小渔村，原本只有几万人，一夜之间，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几十万建设大军。在那里，张胜友见证了无数制度的出台、实施，也目睹了无数企业的兴衰成败。
“我刚到深圳，就借了一个朋友的自行车‘呜呜呜’地绕着深圳兜了几圈，地方小嘛，现在当然兜不了喽。”张胜友笑道，“那时候，小汽车就是权力的象征，在北京，只有部委才配小汽车。结果我第一次去佛山市采访，看到广场上排满了小汽车，整个人都呆住了。后来我去一个普通乡镇开会，发现人家接我也是派车来。那一刻我开始相信，只有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希望。”
这些身临其境的经历，让张胜友的创作胸有成竹。整整一个月，他把自己关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里，夜以继日地查阅资料，构思《十年潮》。历史和现实，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把张胜友的思绪牵引到改革开放的纵深处，同时又把他从遥远的过往拉回到逼真的现实：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从林则徐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最后变成邓小平畅游北戴河时铿锵有力的警言：“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革开放，就死路一条！”
《十年潮》完稿时，适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返京，稿件呈送邓办审阅。半个月后，邓办给中宣部回复：很好，很及时，很必要，较准确、全面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
《十年潮》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后，《光明日报》每天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其解说词。外媒评述，这是中国为改革开放发出的第二波呐喊，为改革开放擂鼓助阵。央视遵照中宣部的意见，精心录制了一盒《十年潮》录像带送给邓小平。不久，邓办打来电话，传达了邓小平观看《十年潮》后的评价：“这么多年了，在宣传改革开放、反映改革开放方面，我还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电视片。”这样的评价，让光明日报社的领导十分高兴。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徐光春当即提议授予张胜友“总编辑特别奖”，得到了总编辑张常海的赞同。问及这个奖的实质内容，张胜友笑道：“就是一张奖状和100元奖金。原本是200元的，可能总编辑觉得多了，最后减了100元。”
1979年，一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引发轰动，它描述了一名党员干部贪污受贿后被枪毙的过程，并由此引出“权钱交易”等热议话题。这给当时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的张胜友带来巨大冲击，原本酷爱散文写作的他开始转向报告文学。他觉得，这才是能在国家激荡变化的年代深刻揭露社会矛盾的文学载体。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在中国的普及，电视政论片深受观众欢迎。已在《光明日报》当了6年记者的张胜友发现，这是报告文学和新兴媒体结合的全新艺术形式，能更清晰全面地表达作者的思想。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踏上了撰写政论片的道路，至今已有超过40部作品问世。
因為常年劳碌，张胜友病魔缠身，《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他时，他身形伛偻、面色苍白，在三伏天仍穿着长衣长裤；为了避免感染，还戴了一个淡蓝色口罩。他向记者解释身体不好的原因：“一是我老了，二是我这辈子都很拼命，生命消耗太快了。”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搦管操觚，撰写着《极简中华民族复兴史》《极简中国改革开放史》两本书，只为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果和艰难。
从一名普通记者到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再到作家出版社社长、“中国改革开放政论片第一人”，在张胜友身上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如果要一词以蔽之，那就是改革——他的经历，正是中国40年翻天覆地变化的缩影。
政论片“处女作”一炮打响
1982年春天，张胜友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那会儿，国家开始启动文艺体制改革，沈阳出现了全国第一个家庭剧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很受农民的欢迎。单位领导派张胜友前去采访，又担心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能完成任务，就让一个老记者带他去。张胜友心想：“老记者带我去，我再怎么写，最后还是他的功劳。”便对老记者说：“你别去了，我自己锻炼一下。”于是，他一个人跑去了。
临行前，领导交代张胜友：“你去采访半个月，回来以后再好好写。”没想到他一个礼拜就回京了。见他这么快就回来了，领导有些不高兴，说：“张胜友，你怎么就回来了？”张胜友回答：“我已经写好了。”
领导很惊讶，接过稿子一看，近万字的长篇通讯《文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记沈阳张桂兰家庭剧团》相当成熟，总编辑看了稿件后当即批示：标题要大，发通栏题。紧接着，1983年初，北京京剧团赵燕侠的承包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张胜友又奉命采写了长篇通讯《一包就灵——改革带来了希望》，将安徽凤阳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文艺体制改革探索结合起来，发在了《光明日报》头版上。
这两篇长通讯发表后，张胜友在新闻界“走红”了。1991年底，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把电话打到张胜友办公室，给他布置了一个题目——创作四集电视政论片《十年潮》，以电视影像为媒介，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立体、全面、宏观地回顾改革开放10年来共和国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成就。同时，中宣部还提前为他安排好了中央体改委和中国社科院的有关专家，全程提供相关资讯以保障他的创作。这就是张胜友的政论片处女作由来。
听完创作计划，踌躇满志的张胜友不同意了，他拒绝其他人参与脚本的创作，认为鸡说鸭说莫衷一是，就没办法写了。“我跟副部长说，创作是非常个体化的东西，要自己写。我写完你可以审核，如果不行，我再改。我说政治上听你的，你是副部长嘛，但是艺术上要听我的。”张胜友回忆，“副部长很开明且有雅量，他将信将疑地问我，你既不是政治专家又不是经济专家，怎么写这个题目？我说这你别担心，等我最后的成品就行了。”
没有金刚钻，张胜友也不敢夸海口揽下这个瓷器活儿。进入《光明日报》后，张胜友时刻敏锐、自觉地关注着与改革开放有关的一切，频繁地找机会奔赴前线，也就是深圳。那时候，深圳给他的印象就是一片大工地，24小时机声轰鸣、尘土飞扬。一个小渔村，原本只有几万人，一夜之间，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几十万建设大军。在那里，张胜友见证了无数制度的出台、实施，也目睹了无数企业的兴衰成败。
“我刚到深圳，就借了一个朋友的自行车‘呜呜呜’地绕着深圳兜了几圈，地方小嘛，现在当然兜不了喽。”张胜友笑道，“那时候，小汽车就是权力的象征，在北京，只有部委才配小汽车。结果我第一次去佛山市采访，看到广场上排满了小汽车，整个人都呆住了。后来我去一个普通乡镇开会，发现人家接我也是派车来。那一刻我开始相信，只有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希望。”
这些身临其境的经历，让张胜友的创作胸有成竹。整整一个月，他把自己关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里，夜以继日地查阅资料，构思《十年潮》。历史和现实，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把张胜友的思绪牵引到改革开放的纵深处，同时又把他从遥远的过往拉回到逼真的现实：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从林则徐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最后变成邓小平畅游北戴河时铿锵有力的警言：“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革开放，就死路一条！”
《十年潮》完稿时，适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返京，稿件呈送邓办审阅。半个月后，邓办给中宣部回复：很好，很及时，很必要，较准确、全面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
《十年潮》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后，《光明日报》每天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其解说词。外媒评述，这是中国为改革开放发出的第二波呐喊，为改革开放擂鼓助阵。央视遵照中宣部的意见，精心录制了一盒《十年潮》录像带送给邓小平。不久，邓办打来电话，传达了邓小平观看《十年潮》后的评价：“这么多年了，在宣传改革开放、反映改革开放方面，我还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电视片。”这样的评价，让光明日报社的领导十分高兴。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徐光春当即提议授予张胜友“总编辑特别奖”，得到了总编辑张常海的赞同。问及这个奖的实质内容，张胜友笑道：“就是一张奖状和100元奖金。原本是200元的，可能总编辑觉得多了，最后减了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