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煦同志是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我才疏学浅，从学术上品评他的卓越贡献非我之所能，自有业内诸贤去做。我想谈的是，许多年来，他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深刻的见解、平易谦和的性格，尤其是他那至纯至善的心和循循善诱、润物无声的教育风范，给了我多方面的启迪、教育。
　　由于他数十年奋斗不息，硕果满枝头，桃李满天下，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在会议上和通信中，我也尊称他为“赵老”，奉他为师尊，但有时我会脱口而出，称他为“老赵”，仿佛忘掉了几十年岁月流逝，回到了一九五八年那个严寒的春天。那时我和他作为北大首批下放干部，辞别燕园，去到京西矿区，在群山环抱的乱石滩上“大办水利”“战天斗地，改造思想”。当时我二十出头，刚留校任助教，一起下放的还有年过半百的吴柱存等“海归教授”，也有像沈绍周、汪子嵩、赵宝煦等年纪不大，却有相当“革命资历”和“学术造诣”的中青年讲师。
　　那是一个人人争取“脱胎换骨”的“火热年代”，人际关系首重政治，年龄差异和学术地位则忽略不计，大家都在改造，都是同志。因此，我和大家一样，称呼汪子嵩、任继愈为“老汪”“老任”，称呼赵宝煦也自然为“老赵”。这批北大人穿着五花八门，口音南腔北调，哲学系的刘泉清是调干研究生，他爱和当地老乡讲话，但他的湖南官话，大多数人听不懂，只好让西语系刘君强当翻译，但老赵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大小会上文件都由他念，给人印象很深，他不仅衣着合体，而且文质彬彬，用辞恰当，风度儒雅，我想“腹有诗书气自华”。不久后知道他虽在政治系，但能诗善文，还能即景素描，可说是多才多艺，颇有“老北大”的余风流韵。
　　后来我奉调提前返校，由上层推动的政治风浪越刮越猛，北大像历次运动一样首当其冲。老汪、老沈等人和邹鲁风同志一起在“河南农村调查”问题上跌入陷阱，就连我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后学晚辈也跟不上“一日千里”的“大好形势”而受到批判，老赵作为系处级党员干部自然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起下放的“战友”在校园里碰到也都“破帽遮颜”默然无语。
　　到了一九六六年，北大冒出一个聂元梓，她的一张大字报竟然使北大遭遇到一场政治地震，我从任教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骑车赶往大饭厅一带，以便见识一下这只天外飞来的怪鸟。这张大字报内容空洞，语言粗暴，半通不通，但居高临下，气势汹汹，有股蛮霸之气。我因不明就里，认为这不过是常出怪人的北大又出了一个狂妄之徒，故作惊人之语，因之一笑了之。但不久就证明了我的幼稚无知。这张大字报经过一番“点化”立即神功附体，化为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世人面前呈现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北大变成了万众朝拜的“东方麦加”，同时又成了黑帮牛鬼蛇神盘踞的污水池塘。一夜之间，红卫兵造反派啸聚成群、杀声震天，以陆平同志为首的北大各级干部都被打翻在地，我素所敬仰的学术前辈也成了任何人都可以辱骂、殴打的“罪囚”，整个燕园顿时变成了暗无天日的鬼域世界。温文儒雅、谦恭谨慎的赵宝煦自然难逃噩运，历经屈辱，最终和季羡林、朱光潜等先生一同被关进了“黑帮大院”。
　　我本人不久也被关入“牛棚”，对北大当时的情形是几年后我被“解放”出来才有所耳闻。一九七八年底我由下放地河北奉调回京，在社科院研究历史，已是青春凋谢、满脸沧桑，不断从友人口中获悉，包括老汪、老赵在内的一批干部重登杏坛，焕发了青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此开始了我和他的二度交往。这时，他虽然雄心仍在，开拓学术新领域，但毕竟已渐近老年，青丝已变白发，人们也都改称他为“赵老”。
　　在第二阶段交往中，我和他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了解，也领受了他春风雨露般的教泽和熏陶。
　　我在“文革”前的学生陈泉同志先在河北从政，后到深圳、香港从商，事业有成，他心系故园，在长江之滨的家乡创办了丹阳书院，为桑梓的文化教育尽一份力，他邀我出面，延请学界人士前往讲学，为此，我找了楚庄、赵宝煦等老友以及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老院长冯文耀同志前往助阵。这些人都很忙，年事已高，社会活动又多，但都欣然应允，尤其是老赵，不仅科研任务繁重，社会兼职不少，而且，不时还要出访，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我自知才疏学浅，而且纯然是“一介布衣”，他们肯于“出山相助”，除了无私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之外，也是看我确有“程门立雪”的一片赤诚，也是珍惜多年的友谊。十几年来，宝煦同志从各方面关心指导，亲赴丹阳讲学，凡有可能均出席书院的活动，为与会者解疑释惑，他无论谈论历史或剖析现实问题均能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举重若轻，使闻者受益匪浅，得到极大的精神启迪。
　　我和老赵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张俊彦、梁从诫，还有曾在北大留学的德国著名汉学家、社会活动家费路教授，老赵每有新作问世，均赐赠供我学习，读了他的诗文集，我眼界大开，对他的诗才和书艺敬佩不已，他还长于丹青，题材广泛，尤其是那些作于农村的素描，显示出他对人民群众的一片殷殷关怀之心。
　　他写的《南行记》生动地记述了他青年时代为了民族大义，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进入西南联大，投身到全民抗战的洪流。在昆明他不仅学业精进，而且，在进步教授闻一多、李公朴、楚图南、潘光旦、梁漱溟等人的感召下，挺身而出，争民主，争自由，争解放，反内战，参加了永垂史册的“一二一”运动，为我们留下了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我由此也了解到他性格中另外的一面，即不畏艰辛，临危不惧，刚烈顽强。他表面上的儒雅只说明他的文化修养高，丝毫不说明他软弱可欺。他在“黑帮大院”里仍然“方寸不乱”，吟诗作赋，透过表面的无奈，显出他蔑视暴政，凛然不屈，对嚣张一时的黑暗势力表示出“神圣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鲁迅语）。这两个方面在他身上融为一体，有时金刚怒目，有时引而不发，刚柔并济。这才是完整的战斗学者赵宝煦。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不辞辛劳，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在国际学术讲坛上发出中国学术界的声音，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出色的口才、谦和严谨的施教风格以及娴熟高超的交际能力，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和朋友。
　　改革开放为他铺开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没有辜负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谱写了多姿多彩无比华美的人生篇章。
　　在赵宝煦同志身上比较突出地体现出北大的传统，即以先进的理想与丰厚的学养，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而奋斗，为学术的繁荣昌盛，坚守独立的人格，恪守学术道德，几十年如一日，皓首穷经，乐而忘忧。
　　他对我的帮助和指教无法一一列举。
　　“明窗简篇在，长与物华新。”他的新诗婉约玲珑，他的旧体诗颇见功底，尤其晚年的作品沉郁顿挫，苍劲豪迈，佳句堪传，他对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