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自问世起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早期《四库全书》研究多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着重阐发其对古籍的篡改、禁毁及其反映的清代国家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强力干预。民国时期，陈垣、余嘉锡、胡玉缙、杨家骆等名家前辈都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用力甚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随着《四库》系列丛书的影印出版、四库学研讨会的多次召开、四库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大量研究专著、论文的面世，“四库学”已成为古文献学科中一个富有活力的新兴分支。一直以来，人们大多专注于对《四库全书》内容的研究，而对四库馆情况了解很少。张升教授的新著《四库全书馆研究》讲述了《四库全书》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十分厚重，但作者能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出发叙述行文，读来毫无艰涩之感。作者充满问题意识的笔触直抵细节，为世人揭开了四库馆的双重面相。
　　四库馆设在何处？以往都认为设在翰林院，其实不够准确。四库馆分为翰林院与武英殿两大系统：翰林院四库馆，即负责办理四库全书处，武英殿四库馆，主要缮写四库全书处。翰林院系统负责纂办《四库全书》，以纂修官为代表。武英殿系统负责缮写、分校、刊印、装潢《四库全书》，以分校官为代表。两大系统泾渭分明，互相配合，又统辖于正总裁与副总裁。
　　馆臣如何上班？四库馆提供了非常好的修书保障。馆臣一般每日清晨到四库馆上班，下午离馆回家。翰林院中设有大厨，供馆臣茶饭。后来，有的馆臣为了赶工，将书带出馆外来办理，以致丢失馆书。乾隆针对这种情况批评说，我都给你管饭了，你们就好好在里面校书，不要把书籍带出馆外去办。
　　馆臣如何分工？一般人会认为四库馆总裁统领一切馆务，于馆内大小事务，例得过问。其实，总裁亦有较明确的分工：不阅书之总裁与阅书之总裁。前者以满人为主，管理四库馆杂务；后者主要出身翰林，负责审查图书。相对来说，后者更重要。纂修官的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分派办书，拟写提要，提出处理意见；二是校书。分校的主要工作既要校对誊抄本，也要校对原书（底本）。此外，总纂、总校、纂修等馆臣均有其明确分工。
　　共有多少馆臣？ 本书制作了全新的“四库馆馆臣表”，提供了最新的馆臣统计数，共计476人。这一数量大大超过了以前所有关于馆臣的统计数。
　　办书流程如何？翰林院四库馆的办书（采进书、内府书）流程为：采进书、内府书送进翰林院后，由提调分给纂修办理，纂修拟写提要并提出图书处理意见；其中定为应刊、应抄者，经总纂、总裁乃至送呈御览裁定，然后发回原纂修详校；校勘后，要经总纂、总裁审阅，即于原书内改正；然后，发下武英殿校正，誊成正本。武英殿四库馆的办书流程为：武英殿提调将底本分下给分校，分校校好后，分给自己负责的誊录，誊录抄好后，再交回分校，分校再校此誊抄稿。分校校好后，再交覆校（后改为总校），覆校校好后汇交提调，若没有问题就装订成正本。这些抄成的正本还要由总阅或总裁抽阅，然后进呈乾隆御览。最后，经各环节修补好的《四库》正本交武英殿收掌官收掌。这样，《四库全书》就算修成了。
　　从上面几个基本而重要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四库馆印象。作者的拷问并未停止，还在不断发掘、揭示四库馆背后的多种现象，以及其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复杂变数。
　　一是助校现象。《四库》编修中普遍存在着助校现象。助校分为居家助校和游走于各家的助校。前者往往为馆臣家处馆或入幕者，助主人校书是其处馆或入幕的分内工作。后者辗转于各家，为多人校雠，与馆臣的助校关系较松散。只有了解了助校现象，我们才能解决四库学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例如，为何有的馆臣的工作量大得惊人？原来他们背后都有助校在帮忙。最典型的是总纂官纪昀，他能够遍校群书，修订《总目》提要，其实也多得助校相助。可以说，《四库全书》并不都是馆臣编纂的，其中还包含了诸多助校的心血与汗水。与此相对应，《四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应与助校有关。
　　二是佣书（助抄）现象。与助校类似，四库馆中的誊录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请人代抄。乾隆虽然知道这一情况，曾予以警告，但因这一现象太普遍，最后只能不了了之，默许其存在。因此，尽管《四库》阁本各册副页中均著录有负责誊抄该册的誊录的姓名，但我们认识了助抄现象后就会明白，这些书其实不一定是列名的誊录所抄写的。
　　三是馆臣干私活。四库馆臣大多都是知名学者，他们有自己的治学兴趣与目的，因此，在修书过程中会出现这样一些奇怪的现象：馆臣大量进行私家录副，而无暇顾及集体修书；为了录副，馆臣任意携带馆书出外，造成遗失；录副后，馆臣花很多时间校勘自己的录副本，而对《四库》本的校订则敷衍了事；馆臣在工作之余更多地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相互间较少商议解决修《四库》中遇到的问题。这些必然会给《四库》修书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不过，馆臣干私活也非全无意义：由于私家录副的四库馆书都是外间罕见或已失传的珍本秘籍，因此，这些录副本一经流入社会，即通过传抄、售卖、刊印等方式很快广为传播。在传播过程中，有的录副本不断得到经手学者的校订整理，远胜于四库馆书原本及《四库》本。
　　四是馆臣的兼职与流动。馆臣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兼职现象。也就是说，不少馆臣除馆职外，还有其他行政职任。他们如何兼顾，又以何者为重呢？本书指出，就兼职总裁而言，一般会尽力兼顾各方面工作，但还是以行政工作为主。以王际华为例，其对行政工作的投入要远高于对修书工作的投入，而王际华恰恰是当时被公认为对修书投入精力非常大的总裁。另外，馆臣的流动也很普遍，出出入入，变化非常频繁。如《四库总目》职名表著录的纂修官共56人，而本书考得未入职名表“纂修官”的纂修官有32人，其中在职名表中著录为其他馆职的纂修官有22人，职名表未予著录的有10人。后者是一种显性的遗漏，而前者是一种隐性的遗漏。显性遗漏体现了职名表失收的严重性，而隐性遗漏体现了四库馆兼职、馆职变化的普遍性，体现了四库馆动态变化的特征。学界以前多注意到显性遗漏现象，几乎没有关注过隐性遗漏现象，这是不对的。其实，隐性遗漏更值得重视，它对四库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五是私人关系网。四库馆是一个小社会，也是个名利场，许多人多方钻营，跻身其中。只要我们稍加发掘即会发现，许多馆臣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惜以前学界对这方面不够重视。本书对其中的一些显性关系网作了揭示，指出馆臣中普遍存在着兄弟、师生、父子、同门、同年、同乡等关系，而这些关系相互间又构成多重关系网。这些关系网的存在，从不同角度（如学术争议、官场斗争、责任推诿、包庇放任等）给《四库》编修带来诸多影响。只有厘清其中的关系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四库馆中诸多纷争与问题的症结所在。
　　六是官书私办。《四库》当然是一部官书，是官方开馆编修的。但本书通过仔细分析四库馆及其运作后指出：四库馆具有明显的官书私办的特征，包括助校、助抄、录副、关系网等，因此，《四库》其实是官私合一的产物。
　　通过对四库馆的深度挖掘，可以发现其潜在的另一面相。前一个是表面的、按规则运作的四库馆，后一个是隐藏在背后、不按规则（或按潜规则）运作的四库馆；前一个是静态的四库馆，后一个是动态的四库馆；前一个是常态的四库馆，后一个是非常态的四库馆；前一个是馆内视野下的四库馆，后一个是馆外视野下的四库馆；前一个是官方的、公开的四库馆，后一个是隐秘的、私办性质的四库馆。因此，尽管作者在书末谦虚地说：“要进一步加深对四库馆的研究，还应该从动态角度以及四库馆外的角度来考察四库馆。”（P342）事实上，本书已给我们诠释了这种新颖的研究角度。
　　对四库馆背后面相及其复杂性的揭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启示：其一，四库馆研究可以从更多角度来解读，可以从静态，也可从动态；可以从馆臣，也可从助校者；可以从馆内，也可从馆外；等等。其二，四库馆如此，古代其他朝廷所开书馆是否也应如是分析。其三，四库馆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四库》中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其四，书中虽没有刻意联系当前大型图书编修等文化工程进行讨论，但其中指出的四库馆的运作经验与教训，无疑对我们今天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正如四库学研究专家黄爱平教授所说：“清朝纂修《四库全书》，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至今研讨的著述与论文虽已然很多，但只有此著（《四库全书馆研究》）才将四库馆的组织状况与运行机制清晰地予以了考释，这是突出的学术贡献。而这一点，无论是对深入了解清修四库运作的具体工作状况，还是对今天发展文化事业提供借鉴，都不无裨益。”
　　《四库全书馆研究》新见迭出，胜义纷披，充分展示了四库馆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代表了四库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其对四库馆组织机构、人员构成及运作模式所作的详细考证与分析，开拓和展示了四库学研究的广阔空间，也为今后政府及民间组织大型图书的编纂活动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