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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老魁越发地显瘦了。
看到他的样子，我想起一个词：马瘦毛长。橘红色的工作服裹在他身上显得空荡荡的样子。瘦长的脑袋壳顶在两肩上面，脸上的褶皱像雨后冲刷出来的沟沟岔岔，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我和他的相识源于一场“车祸”。
去年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吃完晚饭后沿着大街溜达，并习惯拿着手机听音乐。正走着，隐约听见身后传来呼喊的声音，当我转身看时，猛地一辆三轮车向我冲来，本不灵泛的我被撞倒在了路边的绿化带上。我被这猝不及防地一撞，大脑顿时短路，只觉得眼冒金星。当我趴着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听着一个焦急的声音喊：“大兄弟，大兄弟，没事吧，没事吧？”那声音里还似乎带着颤抖。
接着一只粗糙干瘦的大手附在我的胳膊上。我稳了稳心神，缓缓地翻过身爬起来，坐在了草坪上，冷冷地扫了一眼那老头儿，骂道：“你眼瞎了啊，天还没黑呢！”
我一边骂一边把老头儿的手从我胳膊上甩掉。那老头儿像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小学生一样，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
我骂完了似乎才感觉到疼痛，一看两只胳膊肘都擦破了皮，渗出了细密的血。
我忍住疼痛，站起身，仔细检查了一下周身，一看前面的T恤衫和裤子上都擦上了一片草绿色，忍不住训斥道：“怎么骑的三轮，着急去投胎啊！幸亏不是汽车，要是汽车的话，今天我就找阎王爷报到去了！”
那老头儿一脸的哀容，忙着扒拉掉我身上粘住的青草，着急地说不出话来。过来一会儿才带哭腔地对我说道：“大兄弟，真是——真是对不起，我的三轮车今天不知咋的，车闸失灵了，我，我急着要去、要去——”
“行啦，甭废话了，咱们去医院吧，我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是得去看看大夫，得看看去！”
接着，我们便打车去了附近的医院。找了外科大夫，做了清洗，涂了碘伏，缠了纱布，又拍了片子。大夫说骨头没事，抹点儿药，打点儿消炎针就好了。可我总觉得走了霉运，心想怎么也得“讹”那老头儿一下，便又去拍了头部和胸部的CT，结果也是没事。
之后又打了三天针，拿了些消炎药。结算的时候，花费了一千多元。末了，我看着老头儿走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用手揩了揩眼角。瘦高的身影一颤一颤地汇入了人流。
过了不久，我便忘记了那个老头儿。后来那个老头儿的身影又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他在我家附近的公共厕所干起了保洁员。我有时会在厕所门口遇见他。他似乎认出了我，羞赧地瞅我笑笑。我向他点点头。
碰见的次数多了，我们似乎都忘记了以前的“过节”。我们也从微笑点头到说几句话。见别人喊他老魁，我也就喊他老魁。他依旧喊我“大兄弟”。
他很勤快。厕所总是被他打扫得很干净，就连风扇的翅子都被他擦得锃光瓦亮。有时，我跟他开玩笑说：“老魁，外国元首要知道你这个厕所这样干净准坐飞机来方便哦！”
老魁这时脸上会露出骄傲的笑容：“咳，他们要来，俺得跟他们照个合影挂在厕所门上。”
我会心一笑：“呵呵，会来的，好好干吧。”
老魁不忙的时候，就会去捡一些废品，塞到他的床底下，等攒多了去卖;有时也会去批发一些卫生纸、湿巾、消毒液放在厕所门口卖。其实，老魁是有退休金的，以前在集体工厂当过工人。我便问他：“有退休金够吃够喝的，干吗要这么累？”
他脸上的肌肉会不自觉地抖动一下，叹口气说：“累也得干，人活着没有不累的，谁叫……”
他没说。我也没再问。
老魁一直很忙碌，也很节俭。去年，穿在他身上的那件土灰色的體恤和藏青色的短裤，今年夏天还套在他身上。我曾经去他的卧室看过，就是厕所中间的夹间。老魁为了省房租，从旧货市场买了一张小床和一个柜子，还有一台旧的燃气灶。这个小夹间便成了他的家。
有时，我对他说：“老魁，别光苦着自己，身体重要。”
老魁会挠挠头，讪笑道：“累不垮的，俺身子板硬着呢。”
我心想：瘦得跟竹竿似的，风一吹就倒的老头儿，还犟。
谁知，前几日，他在一个下雨的傍晚倒在了雨水里。
那天雨下得很大，我开车到厕所附近的时候，看见一个瘦高个的身影折腰在雨水里搜寻着什么。我停下车，打着伞走过去看他。他嘴里正念念有词地嘟囔着什么。
我忙问道：“老魁，这么大雨，你在找什么呢？”
老魁听出我的声音，也没抬头，继续用树枝子拨拉着雨水里的树叶，然后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俺的一百块钱掉了，找了半天，没找到。你也帮俺找找。俺这脑子没记性啦。”
我便蹲下，一手举着伞，一手划拉着雨水，帮老魁找。
过了几分钟，我在一片梧桐树叶的底下找到了那张已经浸泡了很久的百元大钞。当我抬头对老魁说话的时候，只见他身体晃了两下，接着一个趔趄便跌倒在了雨水里。
我忙把他抱起，送到夹间的床上，去掐他人中，大声叫他，可他还是没有动静。一摸他的额头，像发烫的熨斗。我急出了一身汗，赶紧拨打了120。
送到医院，办了入院，给开了吊瓶，我守在老魁的身边。半夜的时候，我听到老魁断断续续地说着梦话：“山娃兄弟，你是替俺死的，俺，俺说话算话……放心吧……”
第二天早上，由于要出差，我便在他的口袋里塞上了一千块钱。当坐上飞往深圳的飞机时，困倦袭来，恍惚中那个瘦高的身影一直在云端上忽隐忽现。
看到他的样子，我想起一个词：马瘦毛长。橘红色的工作服裹在他身上显得空荡荡的样子。瘦长的脑袋壳顶在两肩上面，脸上的褶皱像雨后冲刷出来的沟沟岔岔，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我和他的相识源于一场“车祸”。
去年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吃完晚饭后沿着大街溜达，并习惯拿着手机听音乐。正走着，隐约听见身后传来呼喊的声音，当我转身看时，猛地一辆三轮车向我冲来，本不灵泛的我被撞倒在了路边的绿化带上。我被这猝不及防地一撞，大脑顿时短路，只觉得眼冒金星。当我趴着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听着一个焦急的声音喊：“大兄弟，大兄弟，没事吧，没事吧？”那声音里还似乎带着颤抖。
接着一只粗糙干瘦的大手附在我的胳膊上。我稳了稳心神，缓缓地翻过身爬起来，坐在了草坪上，冷冷地扫了一眼那老头儿，骂道：“你眼瞎了啊，天还没黑呢！”
我一边骂一边把老头儿的手从我胳膊上甩掉。那老头儿像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小学生一样，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
我骂完了似乎才感觉到疼痛，一看两只胳膊肘都擦破了皮，渗出了细密的血。
我忍住疼痛，站起身，仔细检查了一下周身，一看前面的T恤衫和裤子上都擦上了一片草绿色，忍不住训斥道：“怎么骑的三轮，着急去投胎啊！幸亏不是汽车，要是汽车的话，今天我就找阎王爷报到去了！”
那老头儿一脸的哀容，忙着扒拉掉我身上粘住的青草，着急地说不出话来。过来一会儿才带哭腔地对我说道：“大兄弟，真是——真是对不起，我的三轮车今天不知咋的，车闸失灵了，我，我急着要去、要去——”
“行啦，甭废话了，咱们去医院吧，我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是得去看看大夫，得看看去！”
接着，我们便打车去了附近的医院。找了外科大夫，做了清洗，涂了碘伏，缠了纱布，又拍了片子。大夫说骨头没事，抹点儿药，打点儿消炎针就好了。可我总觉得走了霉运，心想怎么也得“讹”那老头儿一下，便又去拍了头部和胸部的CT，结果也是没事。
之后又打了三天针，拿了些消炎药。结算的时候，花费了一千多元。末了，我看着老头儿走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用手揩了揩眼角。瘦高的身影一颤一颤地汇入了人流。
过了不久，我便忘记了那个老头儿。后来那个老头儿的身影又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他在我家附近的公共厕所干起了保洁员。我有时会在厕所门口遇见他。他似乎认出了我，羞赧地瞅我笑笑。我向他点点头。
碰见的次数多了，我们似乎都忘记了以前的“过节”。我们也从微笑点头到说几句话。见别人喊他老魁，我也就喊他老魁。他依旧喊我“大兄弟”。
他很勤快。厕所总是被他打扫得很干净，就连风扇的翅子都被他擦得锃光瓦亮。有时，我跟他开玩笑说：“老魁，外国元首要知道你这个厕所这样干净准坐飞机来方便哦！”
老魁这时脸上会露出骄傲的笑容：“咳，他们要来，俺得跟他们照个合影挂在厕所门上。”
我会心一笑：“呵呵，会来的，好好干吧。”
老魁不忙的时候，就会去捡一些废品，塞到他的床底下，等攒多了去卖;有时也会去批发一些卫生纸、湿巾、消毒液放在厕所门口卖。其实，老魁是有退休金的，以前在集体工厂当过工人。我便问他：“有退休金够吃够喝的，干吗要这么累？”
他脸上的肌肉会不自觉地抖动一下，叹口气说：“累也得干，人活着没有不累的，谁叫……”
他没说。我也没再问。
老魁一直很忙碌，也很节俭。去年，穿在他身上的那件土灰色的體恤和藏青色的短裤，今年夏天还套在他身上。我曾经去他的卧室看过，就是厕所中间的夹间。老魁为了省房租，从旧货市场买了一张小床和一个柜子，还有一台旧的燃气灶。这个小夹间便成了他的家。
有时，我对他说：“老魁，别光苦着自己，身体重要。”
老魁会挠挠头，讪笑道：“累不垮的，俺身子板硬着呢。”
我心想：瘦得跟竹竿似的，风一吹就倒的老头儿，还犟。
谁知，前几日，他在一个下雨的傍晚倒在了雨水里。
那天雨下得很大，我开车到厕所附近的时候，看见一个瘦高个的身影折腰在雨水里搜寻着什么。我停下车，打着伞走过去看他。他嘴里正念念有词地嘟囔着什么。
我忙问道：“老魁，这么大雨，你在找什么呢？”
老魁听出我的声音，也没抬头，继续用树枝子拨拉着雨水里的树叶，然后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俺的一百块钱掉了，找了半天，没找到。你也帮俺找找。俺这脑子没记性啦。”
我便蹲下，一手举着伞，一手划拉着雨水，帮老魁找。
过了几分钟，我在一片梧桐树叶的底下找到了那张已经浸泡了很久的百元大钞。当我抬头对老魁说话的时候，只见他身体晃了两下，接着一个趔趄便跌倒在了雨水里。
我忙把他抱起，送到夹间的床上，去掐他人中，大声叫他，可他还是没有动静。一摸他的额头，像发烫的熨斗。我急出了一身汗，赶紧拨打了120。
送到医院，办了入院，给开了吊瓶，我守在老魁的身边。半夜的时候，我听到老魁断断续续地说着梦话：“山娃兄弟，你是替俺死的，俺，俺说话算话……放心吧……”
第二天早上，由于要出差，我便在他的口袋里塞上了一千块钱。当坐上飞往深圳的飞机时，困倦袭来，恍惚中那个瘦高的身影一直在云端上忽隐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