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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之后，童庆炳教授还记得老师黄药眠先生最后一课的情景。
那一天，黄先生坚持自己走到教二楼的一个教室里给研究生上课。平时这些老派的先生都一个风格，讲课从不带讲稿，东西都装在脑子里。但是那一天，黄先生带了一个书包，进教室就要从书包里掏东西。正当童庆炳以为老先生是不是年纪大了，怕记不住问题要带讲稿时，不料黄药眠先生却掏出来三个药盒子，在讲台上一字排开，然后把童庆炳叫过去，说当左胸疼，要不行的时候，给他吃哪一种药，当另外哪些情况要送医院的时候，给他吃哪种药。
后来童庆炳在他《教师的生命投入》的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这个情节，童庆炳感叹说道：“这最后一课，是他带着牺牲的精神，带着豁出命的精神，来给我们讲这最后一课的。”
一直以来，童庆炳也都幻想着这样一个如同宗教徒般献身的结局：“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我正在讲课，讲得兴高采烈，讲得神采飞扬，讲的出神入化，而这时候我不行了，我像卡西尔、华罗庚一样倒在讲台旁或学生温暖的怀抱里！”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1955年，童庆炳从龙岩师范考入了师范院校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进入中文系学习。北师大中文系可谓是群英荟萃，当年北师大共有6名一级教授，中文系就独占3名：黎锦熙、黄药眠、钟敬文。而这些教授几乎都给本科生上课，这令童庆炳大开眼界。1958年，童庆炳以特别优异的表现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走上了老师们走过的路。
童庆炳说：“人这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很好了！我就做好老师就行。”这是童庆炳留校之后唯一的一个信念，那一年他23岁。从那之后的近60年，童庆炳多次面对教学事业的重挫，也数次面临当校领导乃至教育部领导的诱惑，他都始终没有放弃讲台，始终没有失去学生。在童庆炳看来，好教师的“有理想信念”没有别的，就是好好当一位老师，当一位好老师，培育出好学生，如此而已。
后来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童庆炳都要给文学院的老师学生讲一遍“手握青苹果”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独自到沙漠去冒险，他丢失了全部的行李，迷失了道路。他一时慌了，翻遍了所有的口袋，终于在一个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个青苹果。他闻了闻这个青苹果，觉得这是一个水库，是一个粮仓，且无比清香。他握着这青苹果，朝一个方向走去。每每精疲力竭时，他就手握青苹果看一看闻一闻，又向前走，直到第三天黄昏时分，他惊喜地看到了绿树红花，原来已经走出了沙漠。
是的，每个人都应该手握这样一个青苹果，而教师的青苹果，更应该握得紧，永不离手。
一生都要学会尊重别人
早年的大家庭生活中，童庆炳受祖母的影响最大。童庆炳曾对笔者说：“祖母身上最最突出的，就是她的善良，她的善良影响了我一辈子。在我印象中，土地改革的时候，她就对某些方式不能理解，对阶级斗争不能理解。她就说，今天我们还是邻居，还是亲戚，怎么能第二天就变成敌人了，要去批评、斗争，还有的就枪毙了呢？祖母完全无法接受。”
每每说起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或者斗争来，童庆炳常常闪过为那个时代痛心的感觉。中国人最常讲的“忠厚”，做人要厚道，不能翻脸不认人，更不能整人害人。从祖母身上，童庆炳把这种观念融入了血液和秉性之中，化作了信仰和价值观的基石。
尊重别人，容忍乃至欣赏不同风格和意见，正是因为这种包容和大度，童庆炳才一生广交朋友，带领“童家军”闯出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学的新天地。
童庆炳自己编了一则“小溪和石头的对话”。意思是小溪旁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巨石千百年来岿然不动，永远站在那里。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水涨水落，它总是蹲在这里，用冷眼观看着世界的变迁。小溪则流动不止，无论日升日落，无论白天黑夜，用它的哗哗的流水和浪花唱着歌。水主动，石主静。水流的理想是奔腾向前，石的理想是坚定不移。没有理由贬责石头而独尊小溪，也没有理由独尊石头而贬责水流。每个人的健康的选择，都有可贵之处。童庆炳告诫身边的每一位，我们一生都要学会尊重别人，尽管别人与你那样不同。
一步一步地迈向高处
童庆炳的学生蒋原伦教授曾经在《童老师》一文中说到过老师的一个秘密，“童老师的健身秘诀之一是每周登香山一次”。在学生蒋原伦的眼中，“他登山的节奏是匀速的、不间断的，且心无旁骛，一步一步地迈向高处。我想，这登山的境界就是童老师为人和做学问的境界。”
留校工作之后，童庆炳也一度被怀疑业务有问题，被迫从教学岗转到行政岗。然而，就是靠着身上这么一股登山的劲，1963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发表在当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第三期上。据童庆炳回忆，那时候住在二龙路，从北师大东门坐22路，到了西单那一站就要下来，但脑子里老是有《红楼梦》的图景，总是坐过站，到终点前门了，下来回去，发现又坐过了，又要重新上车。这个时候童庆炳的脑子里所有的图像画面语言，就是《红楼梦》。
这种心无旁骛，童庆炳常常用青蛙爬塔的故事来比喻：一群青蛙要爬一个高塔。它们争先恐后往上爬。过路的人看见这群青蛙的愚蠢行为，就大声喊起来：哎，塔这样高，你们是爬不上去的。于是有一些青蛙停止了爬塔，退下来了。可还有青蛙继续往上爬。人们又叫喊起来：哎，你们是绝对爬不上去的，赶快下来吧。于是又有一些青蛙退了下来。经过人们几次喊叫后，所有的青蛙都退下来了。只有一只青蛙继续往上爬，不管人们怎样喊，那只青蛙都不听。最后这只青蛙终于爬上了塔顶。待这只青蛙从塔顶下来后，人们问它：你凭什么精神爬到塔顶？青蛙摇摇头。原来这是一只耳朵全聋的青蛙，它只是凭着自己的专注和毅力才爬上塔顶的。
童庆炳说：“多少人来劝我，向我喊话，可我没有听，我是那只聋青蛙。”如今，北师大文艺学中心已经根深叶茂，童庆炳的文集也即将出版，十卷本摞在一起，没有一丝儿水分，扎实！厚实！
严师、慈父于一身
很少有人能把“严师”和“慈父”两个词兼具于一身，但童庆炳就做到了。季羡林先生曾经推荐一名自己的学生到童庆炳门下读博士，这位博士私下里向季先生说童庆炳挺厉害的。季羡林却对童庆炳大加赞赏，说只有严格的导师，才能带出优秀的学生。
然而，当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譬如犯了一点什么小错了，生病啦，失恋啦，家人出事啦，穷得揭不开锅啦，找不到工作啦……这时候，童庆炳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像一位父亲那样去帮助他或她。甚至比他自己遇到的困难更认真地去对待。
童庆炳曾说过：“我对自己的事情，常常是听其自然，很少去争什么。但为了帮助学生，我可能去走后门，可能会踩领导的门槛。”
曾经有一位研究生，被人扬言要开除学籍，童庆炳顶住压力，保护了他。这位研究生功成名就后说：“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在学生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学生取得荣誉的时候，退到身后。”又有这么一位博士生，因为个人问题一时找不到答辩委员，童庆炳几乎以“一意孤行”的态度，请到远在上海的著名学者王元化任答辩主席，硬是组织完成了博士答辩。还有一位韩国博士生，非典期间突然返京要求博士答辩，看着学生一脸的焦急，童庆炳毅然应允。于是，一场在科技楼天井里的特殊答辩产生了，答辩人和答辩委员人人头顶骄阳，带着厚厚口罩，一丝不苟完成了答辩。严师成人，慈父爱人，仁爱之心，莫过于此。
2015年5月20日，年届八十的童庆炳依然站着给北师大文学院的教师们做完了一场讲座，题目是《如何做“四有”好老师》。一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北京师范大学，号召全国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童庆炳深表认同。先生用自己亲身经历为“四有”好老师做了最生动的注解。
20天后，童先生心脏病突发，病逝于金山岭长城脚下。
那一天，黄先生坚持自己走到教二楼的一个教室里给研究生上课。平时这些老派的先生都一个风格，讲课从不带讲稿，东西都装在脑子里。但是那一天，黄先生带了一个书包，进教室就要从书包里掏东西。正当童庆炳以为老先生是不是年纪大了，怕记不住问题要带讲稿时，不料黄药眠先生却掏出来三个药盒子，在讲台上一字排开，然后把童庆炳叫过去，说当左胸疼，要不行的时候，给他吃哪一种药，当另外哪些情况要送医院的时候，给他吃哪种药。
后来童庆炳在他《教师的生命投入》的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这个情节，童庆炳感叹说道：“这最后一课，是他带着牺牲的精神，带着豁出命的精神，来给我们讲这最后一课的。”
一直以来，童庆炳也都幻想着这样一个如同宗教徒般献身的结局：“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我正在讲课，讲得兴高采烈，讲得神采飞扬，讲的出神入化，而这时候我不行了，我像卡西尔、华罗庚一样倒在讲台旁或学生温暖的怀抱里！”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1955年，童庆炳从龙岩师范考入了师范院校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进入中文系学习。北师大中文系可谓是群英荟萃，当年北师大共有6名一级教授，中文系就独占3名：黎锦熙、黄药眠、钟敬文。而这些教授几乎都给本科生上课，这令童庆炳大开眼界。1958年，童庆炳以特别优异的表现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走上了老师们走过的路。
童庆炳说：“人这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很好了！我就做好老师就行。”这是童庆炳留校之后唯一的一个信念，那一年他23岁。从那之后的近60年，童庆炳多次面对教学事业的重挫，也数次面临当校领导乃至教育部领导的诱惑，他都始终没有放弃讲台，始终没有失去学生。在童庆炳看来，好教师的“有理想信念”没有别的，就是好好当一位老师，当一位好老师，培育出好学生，如此而已。
后来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童庆炳都要给文学院的老师学生讲一遍“手握青苹果”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独自到沙漠去冒险，他丢失了全部的行李，迷失了道路。他一时慌了，翻遍了所有的口袋，终于在一个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个青苹果。他闻了闻这个青苹果，觉得这是一个水库，是一个粮仓，且无比清香。他握着这青苹果，朝一个方向走去。每每精疲力竭时，他就手握青苹果看一看闻一闻，又向前走，直到第三天黄昏时分，他惊喜地看到了绿树红花，原来已经走出了沙漠。
是的，每个人都应该手握这样一个青苹果，而教师的青苹果，更应该握得紧，永不离手。
一生都要学会尊重别人
早年的大家庭生活中，童庆炳受祖母的影响最大。童庆炳曾对笔者说：“祖母身上最最突出的，就是她的善良，她的善良影响了我一辈子。在我印象中，土地改革的时候，她就对某些方式不能理解，对阶级斗争不能理解。她就说，今天我们还是邻居，还是亲戚，怎么能第二天就变成敌人了，要去批评、斗争，还有的就枪毙了呢？祖母完全无法接受。”
每每说起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或者斗争来，童庆炳常常闪过为那个时代痛心的感觉。中国人最常讲的“忠厚”，做人要厚道，不能翻脸不认人，更不能整人害人。从祖母身上，童庆炳把这种观念融入了血液和秉性之中，化作了信仰和价值观的基石。
尊重别人，容忍乃至欣赏不同风格和意见，正是因为这种包容和大度，童庆炳才一生广交朋友，带领“童家军”闯出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学的新天地。
童庆炳自己编了一则“小溪和石头的对话”。意思是小溪旁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巨石千百年来岿然不动，永远站在那里。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水涨水落，它总是蹲在这里，用冷眼观看着世界的变迁。小溪则流动不止，无论日升日落，无论白天黑夜，用它的哗哗的流水和浪花唱着歌。水主动，石主静。水流的理想是奔腾向前，石的理想是坚定不移。没有理由贬责石头而独尊小溪，也没有理由独尊石头而贬责水流。每个人的健康的选择，都有可贵之处。童庆炳告诫身边的每一位，我们一生都要学会尊重别人，尽管别人与你那样不同。
一步一步地迈向高处
童庆炳的学生蒋原伦教授曾经在《童老师》一文中说到过老师的一个秘密，“童老师的健身秘诀之一是每周登香山一次”。在学生蒋原伦的眼中，“他登山的节奏是匀速的、不间断的，且心无旁骛，一步一步地迈向高处。我想，这登山的境界就是童老师为人和做学问的境界。”
留校工作之后，童庆炳也一度被怀疑业务有问题，被迫从教学岗转到行政岗。然而，就是靠着身上这么一股登山的劲，1963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发表在当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第三期上。据童庆炳回忆，那时候住在二龙路，从北师大东门坐22路，到了西单那一站就要下来，但脑子里老是有《红楼梦》的图景，总是坐过站，到终点前门了，下来回去，发现又坐过了，又要重新上车。这个时候童庆炳的脑子里所有的图像画面语言，就是《红楼梦》。
这种心无旁骛，童庆炳常常用青蛙爬塔的故事来比喻：一群青蛙要爬一个高塔。它们争先恐后往上爬。过路的人看见这群青蛙的愚蠢行为，就大声喊起来：哎，塔这样高，你们是爬不上去的。于是有一些青蛙停止了爬塔，退下来了。可还有青蛙继续往上爬。人们又叫喊起来：哎，你们是绝对爬不上去的，赶快下来吧。于是又有一些青蛙退了下来。经过人们几次喊叫后，所有的青蛙都退下来了。只有一只青蛙继续往上爬，不管人们怎样喊，那只青蛙都不听。最后这只青蛙终于爬上了塔顶。待这只青蛙从塔顶下来后，人们问它：你凭什么精神爬到塔顶？青蛙摇摇头。原来这是一只耳朵全聋的青蛙，它只是凭着自己的专注和毅力才爬上塔顶的。
童庆炳说：“多少人来劝我，向我喊话，可我没有听，我是那只聋青蛙。”如今，北师大文艺学中心已经根深叶茂，童庆炳的文集也即将出版，十卷本摞在一起，没有一丝儿水分，扎实！厚实！
严师、慈父于一身
很少有人能把“严师”和“慈父”两个词兼具于一身，但童庆炳就做到了。季羡林先生曾经推荐一名自己的学生到童庆炳门下读博士，这位博士私下里向季先生说童庆炳挺厉害的。季羡林却对童庆炳大加赞赏，说只有严格的导师，才能带出优秀的学生。
然而，当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譬如犯了一点什么小错了，生病啦，失恋啦，家人出事啦，穷得揭不开锅啦，找不到工作啦……这时候，童庆炳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像一位父亲那样去帮助他或她。甚至比他自己遇到的困难更认真地去对待。
童庆炳曾说过：“我对自己的事情，常常是听其自然，很少去争什么。但为了帮助学生，我可能去走后门，可能会踩领导的门槛。”
曾经有一位研究生，被人扬言要开除学籍，童庆炳顶住压力，保护了他。这位研究生功成名就后说：“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在学生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学生取得荣誉的时候，退到身后。”又有这么一位博士生，因为个人问题一时找不到答辩委员，童庆炳几乎以“一意孤行”的态度，请到远在上海的著名学者王元化任答辩主席，硬是组织完成了博士答辩。还有一位韩国博士生，非典期间突然返京要求博士答辩，看着学生一脸的焦急，童庆炳毅然应允。于是，一场在科技楼天井里的特殊答辩产生了，答辩人和答辩委员人人头顶骄阳，带着厚厚口罩，一丝不苟完成了答辩。严师成人，慈父爱人，仁爱之心，莫过于此。
2015年5月20日，年届八十的童庆炳依然站着给北师大文学院的教师们做完了一场讲座，题目是《如何做“四有”好老师》。一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北京师范大学，号召全国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童庆炳深表认同。先生用自己亲身经历为“四有”好老师做了最生动的注解。
20天后，童先生心脏病突发，病逝于金山岭长城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