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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字的简化作为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两汉魏晋时期正处于汉字发展过程的重要时期,不仅受到汉字本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也受到其它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两汉魏晋碑刻 简体字 产生原因
汉字的简化作为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两汉魏晋时期正处于汉字发展过程的重要时期,不仅受到汉字本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也受到其它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现对其总结如下:
一、汉字本身发展规律的影响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人们进行书面交际的工具。而我们对于工具的基本要求就是便于使用。我们对于文字这一交际工具,要求其理想标准是:便于识读、便于书写、便于交际。其中便于书写是被人们当作第一要素考虑的。因而,人们自有汉字以来就一直不断地想方设法简化其字形。
当然,汉字并不能为了追求简便就一味地被简化下去,汉字的表意符号性质决定了汉字在简化过程中必然存在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汉字的表意性质要求汉字形体本身要尽可能地表达它所记录的意义,这就使得汉字在最初的以形表义的符号阶段其形体结构和线条都比较复杂。汉字进入以形会意的阶段后,虽然线条变成了笔画,形体结构也更加抽象,但是这与人们书写要求的简便仍然存在矛盾。就像王宁说的“汉字职能的发挥,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合成的,这就是书写和认读。就书写而言,人们总希望符号简单易写;而就认读而言,人们又总希望符号易识。然而越简单,就越容易丢失信息,给认读带来困难;追求信息量大,区别度高,就需要形象丰满,也就难免增加符号构形的复杂度,给书写增加负担。”[1]汉字也在这个矛盾中逐渐演变发展,并通过各种方式寻求二者的平衡。汉字系统也正是在这个矛盾的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变化中得以不断地向前发展的。
二、书写材料——碑刻载体的影响
秦代以来,尤其是从东汉开始,碑刻作为一种新的承载汉字记录语言的材料,被人们大量运用,当然这是与我国古代的丧葬习俗有着非常紧密地联系的。由于碑刻这一书写材质的特殊性,使得人们在书写镌刻文字时有其特殊的方式。首先,书写工具以刀代笔,这当然就限制了人们书写时的速度。其次,用来制造碑刻的材料都是坚硬的石板,对于那些字形繁复,笔画紧凑的字形镌刻起来难度当然会很大。这就使得书写者和刻工喜欢追求较为简易的字形。具体来说有如下方式(本论文编号参考毛远明先生《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碑刻图片编号,线装书局,2008年):
(一)相似笔画相邻并且较多时,就采取适当省略笔画的方式。比如“害”字作(0055),其构件“丰”中有三个相邻的横写笔画,并且构件“丰”在整个字体的中间,使得整个字形笔画太过紧凑,于是简体就省略了一横。再如“善”字作(1322),它的省略更加多,不仅相邻的四横变成了三横,还省略了夹在其中的两点。
(二)相邻构件相同,在不影响表意的情况下可以省略一个。比如“顯”字,它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构件“糸”,于是就可以省略一个变成了简体字(0165)。再如“靈”字作(0036),中间三个相邻的构件“口”省掉了一个。
(三)相邻笔画贯穿相连,或相邻构件和笔画粘合。如“娉”字写作(0159),构件“由”和构件“丂”相邻的横笔画粘合变成了一横。如“堯”字作(0074),其中构件“垚”由三个“土”组成,其中下面的两个“土”中的两横就在镌刻时分别贯穿相连,并且相连后最下面的一横又与构件“兀”的横写笔画粘合重叠。
(四)由于镌刻先后顺序不同致使某些笔画被遗忘而省略。我们知道由于碑刻材料的特殊性,刻工们在刻写文字时,往往会先刻相同方向的一组笔画,再刻另一方向的其它笔画,特别是那些横写笔画或竖写笔画较多的字。这样就很容易在刻完一组笔画后而忘刻另一方向的笔画。比如“憲”字(0069),其中的构件“丰”就写作了,不仅少刻了一横,而且还忘刻了竖笔画。再如:廣,(0184);思,(0067);購,(0105)。
三、各种书体的影响
书体对汉字的结构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篆书在向隶书的转变过程中使得汉字发生了汉字史上最大的一次简化,不仅是从线条到笔画的变化,也包括汉字构件的变化。隶书之后汉字虽然在整体结构上的变化不大,但不同书体的出现使得汉字的形体有很多种不同的写法。王力先生曾就书体变化作如是说:“隶书是为简易而创造的,此风一开,大家更向简易的道路上走去,于是有了草书。……草书是尽可能把隶书每字的笔画连接起来成为一两笔,那当然是很省事了。但是,这样就走到了极端,学会了隶书的人不一定能看懂草书;写字的方便带来了别人认字的麻烦,于是又产生了行书。行书可以说是把隶书简化了而又参用草书笔画的一种文字。楷书是汉字字体的最后形式。它只是隶书的变体,所以有人叫做‘今隶’。从字式来说,楷书和隶书的分别甚微。从字体来说,区别也不大,只是把横画改为收锋,把撇捺改为斜下或翘上罢了。”[2]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汉字字体发展的动力是追求书写之迅速,发展的倾向是由繁趋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简体字应运而生。
如果就对今文汉字简化造成的影响而言,草书和行书对其影响的程度是最大的。草书大致产生于汉代,它最初只是隶书的快写,是秦隶草化、简化的结果。草书结构省简,笔画纠连,书写迅速,具有“赴迅急就”的实用性。因而在书写过程中适当地利用草书的书写方式或草书体笔画、构件可以达到书写简便的需求,大量的草书化简体字也就产生了。魏晋之际形成的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它不仅有草书的书写简便,笔画纠连的特点,而且又不失原字形体,既便于书写又易于识读,更是受到人们的推崇。我们在简体字中常见到连笔以及草率写法都是受到这两个书体的影响而形成的。
四、心理上的类化因素对汉字简化的影响
在文字研究中,有关类化前辈学者论述得很多,特别是在有关俗字的研究中,因为类化对汉字的形体变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比如张涌泉先生的《汉语俗字研究》,欧昌俊、李海霞老师的《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等。这些著作都是将类化作为俗字的一个类型进行研究的。我们认为类化是人们在使用汉字时的一种心理作用,看到相同的构件或字形,由此及彼产生的一种心理联想。有些汉字形体的变化也正是基于这种相同或相似形体之间的联想、类推发生的。可见,类化是造成某些汉字形体变化的一个诱因,并且它影响的往往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就类化与字形变化的先后关系来看,我们觉得将人们心理上的类化因素作为汉字形体变化的一个原因来理解更为合适。当然,某些简体字也是受到人们在汉字使用时的类化心理作用产生的。我们这里说的类化分两个方面:第一,由于一个构件或字形的简化,在类化心理的驱使下推衍至使用相同或相似构件的其它字形,我们称为类推;第二,在类化心理作用下使汉字本身内部构件之间相互影响而类同,或受相邻汉字影响而类同,我们称之为同化。类推和同化的区别在于,类推可以视为一种规则大量使用,它造成的影响往往是大范围的。所以我国政府在进行汉字简化改革时就将类推简化作为一种简化方式使用。而同化只能在单字内部或邻字之间产生影响,它的适用范围和影响范围相对来说是很小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类推在汉字简化中的影响
“‘类推’是思维中由此及彼的一种推理形式,在文字学里,我们把字限制在字形相互影响的范围内。在文字字形演化中,人们常常用熟悉的字形推衍不熟悉的字形,用简单的字形类推较繁复的字形,这种由此及彼的运动我们称之为‘类推律’”[3]。基于类化、趋同心理的类推在两汉魏晋碑刻简体字的产生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相同或形似构件的简化中。比如前面我们分析的构件“竹”简化为“艹”和“”,类推在这里就起到两个层次的作用。首先由于构件“竹”和“艹”小篆形体的相似使得构件“艹”的简化影响到构件“竹”发生了相同的简化。其次,当构件“竹”的简化定型后,又从一个从“竹”的字的简化,类推至所有以“竹”构形的汉字的简化。再如:
(1) 匕→嘗,(0061);稽,(0039)
(2)→ 谷,(0070);容, (0048)(0070)
(3)匃→葛,(0140);谒,(0159);竭,(1257)
(二)同化作用在汉字简化中的影响
“人们在书写汉字的时候,因受前后文或其它因素的影响,给本来不再需要偏旁的字加上偏旁或者把偏旁改变成前后文一致,这就是同化。”[4]同化作用对汉字形体变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双音节词语的影响。但是单就对汉字简化方面来说,同化作用并没有十分突出的表现,至少我们在两汉魏晋碑刻中发现的材料非常少。关于同化作用产生影响的方式,人们经常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受相邻字形影响而同化,这种方式的表现一般都是给本来不再需要构件的字加上构件,当然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繁化而非简化。同化作用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汉字内部构件产生作用,这种作用会同时受简便心理的影响,使繁杂的构件逐渐与简易构件趋同,从而形成简体字。比如:
儒,在《成阳灵台碑》中写作,在《史晨后碑》中写作。“濡”字本来是“从水,需声”的形声字,而表声的构件“需”又是从雨而声,但书写者一方面为了追求简便,另一方面受同化作用影响,改“雨”为“而”。
願,《说文·页部》:“願,大头也。从页,原声。”在《刘媚子墓志(附砖志)》中写作,在《王建之墓志》中写作。由于受右边构件“頁”的影响,在上述两块墓志中构件“原”下面的构件“泉”都简写成了“貝”。
遏,《说文·辵部》:“遏,微止也。从辵,曷声。”在《巴郡朐忍令景云碑》中写作“”,其中构件“匃”由于受上边构件“曰”的影响,同化成了与“曰”相似的构件。
五、社会中各种因素的影响
汉字作为记录社会语言的书面交际工具,势必受到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样,大量简体字也是基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
在我们收集的二百余通碑刻材料中,东汉和魏晋时期的占到了一大半,而东汉魏晋时期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统治者无心于正定文字和引导规范的工作,而各地区之间的隔阂又造成了文字使用的混乱。于是人民没有政府部门的引导,只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开始了对汉字的自发性改造,当然主要是满足书写简便方面的改造。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人们的书写要求,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缺少规范的简体字。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有些汉字记录的词语意义或概念的范围有所改变,于是人们摈弃原来的字形,而另造新的简便字形或改造旧的字形。同时社会文明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得以提高并且更加活跃,于是汉字才有可能摆脱古文字阶段的象形表意转变成形体简单的以意会意,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使用。在简体字中我们看到的那些半记号字和记号字就是人们抽象思维能力提高后的结果。总之,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都会在汉字的形体结构上得到体现,同时,也影响了汉字的形体变化,汉字的简化只是其中之一。
注 释:
[1]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繁简字[A].繁简字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4,第47页。
[2]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50页。
[3]王凤阳.汉字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第776页。
[4]欧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M].成都:巴蜀书
社,2004,第189页。
参考文献:
[1]陈淑梅.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2]毛远明.魏晋南北朝碑刻校注[M].北京:线装书局,2007.
[3]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张双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文新学院 401520)
关键词:两汉魏晋碑刻 简体字 产生原因
汉字的简化作为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两汉魏晋时期正处于汉字发展过程的重要时期,不仅受到汉字本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也受到其它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现对其总结如下:
一、汉字本身发展规律的影响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人们进行书面交际的工具。而我们对于工具的基本要求就是便于使用。我们对于文字这一交际工具,要求其理想标准是:便于识读、便于书写、便于交际。其中便于书写是被人们当作第一要素考虑的。因而,人们自有汉字以来就一直不断地想方设法简化其字形。
当然,汉字并不能为了追求简便就一味地被简化下去,汉字的表意符号性质决定了汉字在简化过程中必然存在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汉字的表意性质要求汉字形体本身要尽可能地表达它所记录的意义,这就使得汉字在最初的以形表义的符号阶段其形体结构和线条都比较复杂。汉字进入以形会意的阶段后,虽然线条变成了笔画,形体结构也更加抽象,但是这与人们书写要求的简便仍然存在矛盾。就像王宁说的“汉字职能的发挥,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合成的,这就是书写和认读。就书写而言,人们总希望符号简单易写;而就认读而言,人们又总希望符号易识。然而越简单,就越容易丢失信息,给认读带来困难;追求信息量大,区别度高,就需要形象丰满,也就难免增加符号构形的复杂度,给书写增加负担。”[1]汉字也在这个矛盾中逐渐演变发展,并通过各种方式寻求二者的平衡。汉字系统也正是在这个矛盾的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变化中得以不断地向前发展的。
二、书写材料——碑刻载体的影响
秦代以来,尤其是从东汉开始,碑刻作为一种新的承载汉字记录语言的材料,被人们大量运用,当然这是与我国古代的丧葬习俗有着非常紧密地联系的。由于碑刻这一书写材质的特殊性,使得人们在书写镌刻文字时有其特殊的方式。首先,书写工具以刀代笔,这当然就限制了人们书写时的速度。其次,用来制造碑刻的材料都是坚硬的石板,对于那些字形繁复,笔画紧凑的字形镌刻起来难度当然会很大。这就使得书写者和刻工喜欢追求较为简易的字形。具体来说有如下方式(本论文编号参考毛远明先生《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碑刻图片编号,线装书局,2008年):
(一)相似笔画相邻并且较多时,就采取适当省略笔画的方式。比如“害”字作(0055),其构件“丰”中有三个相邻的横写笔画,并且构件“丰”在整个字体的中间,使得整个字形笔画太过紧凑,于是简体就省略了一横。再如“善”字作(1322),它的省略更加多,不仅相邻的四横变成了三横,还省略了夹在其中的两点。
(二)相邻构件相同,在不影响表意的情况下可以省略一个。比如“顯”字,它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构件“糸”,于是就可以省略一个变成了简体字(0165)。再如“靈”字作(0036),中间三个相邻的构件“口”省掉了一个。
(三)相邻笔画贯穿相连,或相邻构件和笔画粘合。如“娉”字写作(0159),构件“由”和构件“丂”相邻的横笔画粘合变成了一横。如“堯”字作(0074),其中构件“垚”由三个“土”组成,其中下面的两个“土”中的两横就在镌刻时分别贯穿相连,并且相连后最下面的一横又与构件“兀”的横写笔画粘合重叠。
(四)由于镌刻先后顺序不同致使某些笔画被遗忘而省略。我们知道由于碑刻材料的特殊性,刻工们在刻写文字时,往往会先刻相同方向的一组笔画,再刻另一方向的其它笔画,特别是那些横写笔画或竖写笔画较多的字。这样就很容易在刻完一组笔画后而忘刻另一方向的笔画。比如“憲”字(0069),其中的构件“丰”就写作了,不仅少刻了一横,而且还忘刻了竖笔画。再如:廣,(0184);思,(0067);購,(0105)。
三、各种书体的影响
书体对汉字的结构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篆书在向隶书的转变过程中使得汉字发生了汉字史上最大的一次简化,不仅是从线条到笔画的变化,也包括汉字构件的变化。隶书之后汉字虽然在整体结构上的变化不大,但不同书体的出现使得汉字的形体有很多种不同的写法。王力先生曾就书体变化作如是说:“隶书是为简易而创造的,此风一开,大家更向简易的道路上走去,于是有了草书。……草书是尽可能把隶书每字的笔画连接起来成为一两笔,那当然是很省事了。但是,这样就走到了极端,学会了隶书的人不一定能看懂草书;写字的方便带来了别人认字的麻烦,于是又产生了行书。行书可以说是把隶书简化了而又参用草书笔画的一种文字。楷书是汉字字体的最后形式。它只是隶书的变体,所以有人叫做‘今隶’。从字式来说,楷书和隶书的分别甚微。从字体来说,区别也不大,只是把横画改为收锋,把撇捺改为斜下或翘上罢了。”[2]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汉字字体发展的动力是追求书写之迅速,发展的倾向是由繁趋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简体字应运而生。
如果就对今文汉字简化造成的影响而言,草书和行书对其影响的程度是最大的。草书大致产生于汉代,它最初只是隶书的快写,是秦隶草化、简化的结果。草书结构省简,笔画纠连,书写迅速,具有“赴迅急就”的实用性。因而在书写过程中适当地利用草书的书写方式或草书体笔画、构件可以达到书写简便的需求,大量的草书化简体字也就产生了。魏晋之际形成的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它不仅有草书的书写简便,笔画纠连的特点,而且又不失原字形体,既便于书写又易于识读,更是受到人们的推崇。我们在简体字中常见到连笔以及草率写法都是受到这两个书体的影响而形成的。
四、心理上的类化因素对汉字简化的影响
在文字研究中,有关类化前辈学者论述得很多,特别是在有关俗字的研究中,因为类化对汉字的形体变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比如张涌泉先生的《汉语俗字研究》,欧昌俊、李海霞老师的《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等。这些著作都是将类化作为俗字的一个类型进行研究的。我们认为类化是人们在使用汉字时的一种心理作用,看到相同的构件或字形,由此及彼产生的一种心理联想。有些汉字形体的变化也正是基于这种相同或相似形体之间的联想、类推发生的。可见,类化是造成某些汉字形体变化的一个诱因,并且它影响的往往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就类化与字形变化的先后关系来看,我们觉得将人们心理上的类化因素作为汉字形体变化的一个原因来理解更为合适。当然,某些简体字也是受到人们在汉字使用时的类化心理作用产生的。我们这里说的类化分两个方面:第一,由于一个构件或字形的简化,在类化心理的驱使下推衍至使用相同或相似构件的其它字形,我们称为类推;第二,在类化心理作用下使汉字本身内部构件之间相互影响而类同,或受相邻汉字影响而类同,我们称之为同化。类推和同化的区别在于,类推可以视为一种规则大量使用,它造成的影响往往是大范围的。所以我国政府在进行汉字简化改革时就将类推简化作为一种简化方式使用。而同化只能在单字内部或邻字之间产生影响,它的适用范围和影响范围相对来说是很小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类推在汉字简化中的影响
“‘类推’是思维中由此及彼的一种推理形式,在文字学里,我们把字限制在字形相互影响的范围内。在文字字形演化中,人们常常用熟悉的字形推衍不熟悉的字形,用简单的字形类推较繁复的字形,这种由此及彼的运动我们称之为‘类推律’”[3]。基于类化、趋同心理的类推在两汉魏晋碑刻简体字的产生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相同或形似构件的简化中。比如前面我们分析的构件“竹”简化为“艹”和“”,类推在这里就起到两个层次的作用。首先由于构件“竹”和“艹”小篆形体的相似使得构件“艹”的简化影响到构件“竹”发生了相同的简化。其次,当构件“竹”的简化定型后,又从一个从“竹”的字的简化,类推至所有以“竹”构形的汉字的简化。再如:
(1) 匕→嘗,(0061);稽,(0039)
(2)→ 谷,(0070);容, (0048)(0070)
(3)匃→葛,(0140);谒,(0159);竭,(1257)
(二)同化作用在汉字简化中的影响
“人们在书写汉字的时候,因受前后文或其它因素的影响,给本来不再需要偏旁的字加上偏旁或者把偏旁改变成前后文一致,这就是同化。”[4]同化作用对汉字形体变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双音节词语的影响。但是单就对汉字简化方面来说,同化作用并没有十分突出的表现,至少我们在两汉魏晋碑刻中发现的材料非常少。关于同化作用产生影响的方式,人们经常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受相邻字形影响而同化,这种方式的表现一般都是给本来不再需要构件的字加上构件,当然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繁化而非简化。同化作用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汉字内部构件产生作用,这种作用会同时受简便心理的影响,使繁杂的构件逐渐与简易构件趋同,从而形成简体字。比如:
儒,在《成阳灵台碑》中写作,在《史晨后碑》中写作。“濡”字本来是“从水,需声”的形声字,而表声的构件“需”又是从雨而声,但书写者一方面为了追求简便,另一方面受同化作用影响,改“雨”为“而”。
願,《说文·页部》:“願,大头也。从页,原声。”在《刘媚子墓志(附砖志)》中写作,在《王建之墓志》中写作。由于受右边构件“頁”的影响,在上述两块墓志中构件“原”下面的构件“泉”都简写成了“貝”。
遏,《说文·辵部》:“遏,微止也。从辵,曷声。”在《巴郡朐忍令景云碑》中写作“”,其中构件“匃”由于受上边构件“曰”的影响,同化成了与“曰”相似的构件。
五、社会中各种因素的影响
汉字作为记录社会语言的书面交际工具,势必受到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样,大量简体字也是基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
在我们收集的二百余通碑刻材料中,东汉和魏晋时期的占到了一大半,而东汉魏晋时期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统治者无心于正定文字和引导规范的工作,而各地区之间的隔阂又造成了文字使用的混乱。于是人民没有政府部门的引导,只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开始了对汉字的自发性改造,当然主要是满足书写简便方面的改造。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人们的书写要求,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缺少规范的简体字。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有些汉字记录的词语意义或概念的范围有所改变,于是人们摈弃原来的字形,而另造新的简便字形或改造旧的字形。同时社会文明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得以提高并且更加活跃,于是汉字才有可能摆脱古文字阶段的象形表意转变成形体简单的以意会意,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使用。在简体字中我们看到的那些半记号字和记号字就是人们抽象思维能力提高后的结果。总之,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都会在汉字的形体结构上得到体现,同时,也影响了汉字的形体变化,汉字的简化只是其中之一。
注 释:
[1]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繁简字[A].繁简字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4,第47页。
[2]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50页。
[3]王凤阳.汉字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第776页。
[4]欧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M].成都:巴蜀书
社,2004,第189页。
参考文献:
[1]陈淑梅.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2]毛远明.魏晋南北朝碑刻校注[M].北京:线装书局,2007.
[3]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张双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文新学院 40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