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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称谓。实践哲学的任务在于把普通大众从“常识”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而上升到“健全的见识”，这实质上是一种领导权斗争。
[关键词]实践哲学；常识；领导权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5 — 0005 — 02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实践哲学”，这不仅是为了避免监狱检察官的注意而采用的一种隐晦说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看法。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在普通群众中的吸引力和接受程度。实践哲学的使命在于把普通大众从“常识”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上升到“健全的见识”，这实质上是一种领导权斗争。
一、从“常识”到“健全的见识”
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世界观。每个人（病理学上的痴呆患者除外）在从事实际活动时总是暗含着一种世界观的指导，葛兰西把这种世界观叫做“常识” （Common Sense），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发哲学”。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把常识界定为一个“集合性名词”，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语言和宗教信仰之中。
语言是“常识”的一部分，语言也是一种世界观。这与葛兰西对语言的独特看法有关。在葛兰西看来：语言不是语法意义上的字和词的总和，而是一种既定的观念和概念的总和。陶里亚蒂认为：葛兰西的兴趣不在于研究词汇的发展史，他是要从每一个词甚至每一个音节的历史上看到社会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历史。在葛兰西看来，词的历史就是风俗、习惯和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的相互关系的历史。所以，语言包含了世界观和文化要素，从一个人说的语言中就可以估量出他的世界观或大或小的复杂性。因此，“方言是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如果一个人只会说方言，那么他对世界的了解就只是一种狭隘性的直觉。葛兰西进而指出，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之所以迟迟没有完成，原因之一是意大利一直存在着数量庞大而且差异极大的各种方言，语言统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语言统一问题是意大利民族和国家的思想和精神统一运动的组成部分”〔1〕（P51）。而我们每个人使用的语言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自然的出生环境决定了的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没有脱离“常识”的范围。
“宗教是断片化的常识的要素之一”，“常识的主要因素是由宗教提供的”。葛兰西沿袭了克罗齐对宗教的看法，“在克罗齐看来，任何世界观和哲学，一旦成为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就是宗教”〔2〕（P442） 。所以，葛兰西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界定宗教的，既包括通常所说的信仰也包括迷信和意见，既包括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包括人们的行动方式，由所有这些因素组成的整体，它们往往被以“民俗”的名目整合在一起。宗教的主要作用是保持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当然，任何宗教都不是铁板一块的教义系统，每一种宗教都是独特的矛盾因素的混合物。葛兰西以天主教为例：在天主教中一直存在两种形式的宗教，一种是普通人的宗教，一种是教会的知识分子的宗教。如果任由这两种形式存在并持续扩大，信仰的统一将会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罗马教会一直试图克服这种分裂，防止形成两种宗教，但是它采用的办法是：给知识分子规定铁的纪律而不是提高普通人的知识水平，不让他们超出一定的界限而把这种分裂限制在教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在德国和瑞士兴起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意大利的天主教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出现了诸如“现代主义”的思潮，但是保守的耶稣会的出现仍然没有把群众引进现代生活中去。因此，对于信教的群众来说，宗教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纪律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仍然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之上。
综上所述，常识是一种无系统的、偶发的世界观。这种低层次的世界观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既包括石器时代的要素，又接受较发达的科学原理，既拥有当地历史上所有过去阶段的偏见，又包含了对人类世界大同后的未来哲学的憧憬”〔3〕（P233）。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依靠常识来生存的，但是它又不总是可靠的，因此，常识有必要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即认识和批判的层次，使它成为一个融贯一致的统一体。葛兰西把这种层次的世界观称为“健全的见识”（Good Sense），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觉哲学”。“健全的见识”的任务是“引导大众进行融贯一致的思想，并以同样的融贯一致的方式去思考真实的当今世界”。在葛兰西看来，在形形式式的哲学理论中，只有实践哲学才有能力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因此，“健全的见识”实际上就是实践哲学的同义词。
二、实践哲学取代常识是一种领导权的斗争
实践哲学是从常识出发的，但是它不能使自己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上，“实践哲学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一种批判……对已经存在的活动加以革新，并且使之成为批判的”〔3〕（P237）。那么，怎样使实践哲学取代常识呢？
在葛兰西看来：一般的、普遍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世界观。但是问题在于：普通人根据什么标准在各种具体的世界观中进行选择呢？这种选择究竟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实践”呢？所以，世界观的对立归根到底是在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背后隐藏的是更深刻的社会制度的对立。葛兰西是这样论证的：当某个社会集团作为一个有机体活动的时候，在行动中表现出一种世界观，但是由于在智识上从属和服从于另一个集团而表现出另一种世界观，葛兰西称之为“借用的”世界观。因此，葛兰西认为“哲学和政治不可分割，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3〕（P237），所以，哲学=政治。按照霍尔的解释，在葛兰西的独特术语学中，“政治”是指追求一种共同社会目标的自觉活动。因此，政治=实践。实践不仅指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即在领导权支配下的活动。因此，实践哲学取代“常识”的实质是一场领导权的斗争。
这就涉及到葛兰西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领导权。葛兰西指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统治：一是统治的方式，其特征是强制和暴力；二是领导权的方式，葛兰西也称之为“知识和道德改革”，其特征是积极的认同〔3〕（P38）。在现代社会，后一种控制方式已经成为主要的控制方式。因此，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模式：首先要从思想意识上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然后再运用暴力去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是说，相对于国家政权的斗争而言，领导权斗争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领导权的获得，国家政权及时到手也将是不长久的。 因此，领导权斗争的首要目标是争取群众，“教育在文化上还处在中世纪的人民大众”，不能让群众继续停留在常识的层次上。过去的所有哲学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葛兰西认为：过去的哲学的最大缺陷是没有在上层和底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世界观，其作用是使得社会集团凝聚并统一。葛兰西再次用天主教作例子：天主教倾向于把普通人滞留在常识的层次上，使群众沉迷于原始落后的世界里，建立一种强加于群众崇拜基础上的表面统一。而实践哲学的立场却相反：实践哲学和人民群众中的新阶层保持着动态联系，并倾向于不断的把他们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文化生活。它的任务是使群众贵族化，从知识和道德上改造文化上落后的阶层，“它把普通人引导向更高的生活概念。它肯定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接触的必要性，这不是简单的为了限制科学活动并在群众的低水平上保持统一，而是为了建造一个能在政治上使广大群众而不是知识分子小集团获得进步成为可能的智识—道德集团”〔3〕（P243）。
所以，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不仅要批判“常识”，而且也是对知识分子的哲学的批判。哲学不是个别知识分子的思想斟酌，“哲学活动的首要功能是要改变群众的心态，是一场文化上的战斗”。群众也从事实际的活动，群众的活动中也包含着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这仍然属于“常识”的范畴，群众往往对自己的实践活动缺乏明确的理论认识。因此，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对群众在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使之由常识上升到实践哲学，使群众成为有组织的群体。葛兰西指出：真正的哲学运动不是在狭隘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创造一种专门文化的运动，而是要在制定一种高于常识，在科学方面融贯一致的思想方式的过程中，永远不忘记与普通人接触，并且在这种接触中发现它所研究的解决问题的源泉的运动，只有这样，哲学才清洗掉了自己身上的个人性质的知识分子要素而变成“生命”，最终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理论（领导权）和实践（政治活动）的同一性问题是任何一种哲学都关心的重大问题，但是它在思想史上却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唯心主义的形式，比如经院哲学认为“理论通过简单的传播就变成实践”，莱布尼茨强调“在科学方面，越是思辨，越是实践”等。完全脱离具体的实践，而把理论当作本身具有某种价值的问题来探讨，这是一种倒退的倾向；而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当他们谈论理论时，仍然是把它当作实践的一个补充和附加，这在斯大林关于“理论必须为实践服务”的公式中集中表现了出来，这本质上还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残余。实际上，马克思对两者的同一性早就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也有过类似的说明：一方面，“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但是列宁还写道：“正确的革命理论……它只有同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的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4〕（P182）。葛兰西指出：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性是指“人们在特定实践的基础上去建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符合相一致，所以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全部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一致，更为有效，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潜力”，或者是指“人们能够组织对于要加以实现的理论来说必不可少的实践要素”〔3〕（P279）。总之，葛兰西认为：思想不能来自思想，认识也不能来自认识，它们是真实历史发展不断更新的体现，历史的统一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具体现实的统一决定思想的统一，而不是思想的统一决定具体现实的统一。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性问题是一种批判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实践被证明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而理论被证明是现实的和合理的”，“理论证明自己可以被吸收到实践运动中去，从而使得实践运动更加实际和现实”〔3〕（P279）。葛兰西指出：实践哲学的价值在于它实际的效能，即反作用于社会并且取得一定的效果，它所发生的反作用的程度恰恰就是衡量其历史重要性的尺度，这与领导权和政治的统一是一致的。
〔参 考 文 献〕
〔1〕 葛兰西.论文学〔M〕.吕同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葛兰西.狱中书简〔M〕.田时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谭文富〕
[关键词]实践哲学；常识；领导权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5 — 0005 — 02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实践哲学”，这不仅是为了避免监狱检察官的注意而采用的一种隐晦说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看法。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在普通群众中的吸引力和接受程度。实践哲学的使命在于把普通大众从“常识”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上升到“健全的见识”，这实质上是一种领导权斗争。
一、从“常识”到“健全的见识”
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世界观。每个人（病理学上的痴呆患者除外）在从事实际活动时总是暗含着一种世界观的指导，葛兰西把这种世界观叫做“常识” （Common Sense），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发哲学”。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把常识界定为一个“集合性名词”，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语言和宗教信仰之中。
语言是“常识”的一部分，语言也是一种世界观。这与葛兰西对语言的独特看法有关。在葛兰西看来：语言不是语法意义上的字和词的总和，而是一种既定的观念和概念的总和。陶里亚蒂认为：葛兰西的兴趣不在于研究词汇的发展史，他是要从每一个词甚至每一个音节的历史上看到社会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历史。在葛兰西看来，词的历史就是风俗、习惯和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的相互关系的历史。所以，语言包含了世界观和文化要素，从一个人说的语言中就可以估量出他的世界观或大或小的复杂性。因此，“方言是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如果一个人只会说方言，那么他对世界的了解就只是一种狭隘性的直觉。葛兰西进而指出，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之所以迟迟没有完成，原因之一是意大利一直存在着数量庞大而且差异极大的各种方言，语言统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语言统一问题是意大利民族和国家的思想和精神统一运动的组成部分”〔1〕（P51）。而我们每个人使用的语言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自然的出生环境决定了的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没有脱离“常识”的范围。
“宗教是断片化的常识的要素之一”，“常识的主要因素是由宗教提供的”。葛兰西沿袭了克罗齐对宗教的看法，“在克罗齐看来，任何世界观和哲学，一旦成为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就是宗教”〔2〕（P442） 。所以，葛兰西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界定宗教的，既包括通常所说的信仰也包括迷信和意见，既包括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包括人们的行动方式，由所有这些因素组成的整体，它们往往被以“民俗”的名目整合在一起。宗教的主要作用是保持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当然，任何宗教都不是铁板一块的教义系统，每一种宗教都是独特的矛盾因素的混合物。葛兰西以天主教为例：在天主教中一直存在两种形式的宗教，一种是普通人的宗教，一种是教会的知识分子的宗教。如果任由这两种形式存在并持续扩大，信仰的统一将会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罗马教会一直试图克服这种分裂，防止形成两种宗教，但是它采用的办法是：给知识分子规定铁的纪律而不是提高普通人的知识水平，不让他们超出一定的界限而把这种分裂限制在教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在德国和瑞士兴起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意大利的天主教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出现了诸如“现代主义”的思潮，但是保守的耶稣会的出现仍然没有把群众引进现代生活中去。因此，对于信教的群众来说，宗教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纪律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仍然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之上。
综上所述，常识是一种无系统的、偶发的世界观。这种低层次的世界观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既包括石器时代的要素，又接受较发达的科学原理，既拥有当地历史上所有过去阶段的偏见，又包含了对人类世界大同后的未来哲学的憧憬”〔3〕（P233）。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依靠常识来生存的，但是它又不总是可靠的，因此，常识有必要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即认识和批判的层次，使它成为一个融贯一致的统一体。葛兰西把这种层次的世界观称为“健全的见识”（Good Sense），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觉哲学”。“健全的见识”的任务是“引导大众进行融贯一致的思想，并以同样的融贯一致的方式去思考真实的当今世界”。在葛兰西看来，在形形式式的哲学理论中，只有实践哲学才有能力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因此，“健全的见识”实际上就是实践哲学的同义词。
二、实践哲学取代常识是一种领导权的斗争
实践哲学是从常识出发的，但是它不能使自己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上，“实践哲学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一种批判……对已经存在的活动加以革新，并且使之成为批判的”〔3〕（P237）。那么，怎样使实践哲学取代常识呢？
在葛兰西看来：一般的、普遍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世界观。但是问题在于：普通人根据什么标准在各种具体的世界观中进行选择呢？这种选择究竟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实践”呢？所以，世界观的对立归根到底是在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背后隐藏的是更深刻的社会制度的对立。葛兰西是这样论证的：当某个社会集团作为一个有机体活动的时候，在行动中表现出一种世界观，但是由于在智识上从属和服从于另一个集团而表现出另一种世界观，葛兰西称之为“借用的”世界观。因此，葛兰西认为“哲学和政治不可分割，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3〕（P237），所以，哲学=政治。按照霍尔的解释，在葛兰西的独特术语学中，“政治”是指追求一种共同社会目标的自觉活动。因此，政治=实践。实践不仅指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即在领导权支配下的活动。因此，实践哲学取代“常识”的实质是一场领导权的斗争。
这就涉及到葛兰西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领导权。葛兰西指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统治：一是统治的方式，其特征是强制和暴力；二是领导权的方式，葛兰西也称之为“知识和道德改革”，其特征是积极的认同〔3〕（P38）。在现代社会，后一种控制方式已经成为主要的控制方式。因此，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模式：首先要从思想意识上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然后再运用暴力去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是说，相对于国家政权的斗争而言，领导权斗争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领导权的获得，国家政权及时到手也将是不长久的。 因此，领导权斗争的首要目标是争取群众，“教育在文化上还处在中世纪的人民大众”，不能让群众继续停留在常识的层次上。过去的所有哲学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葛兰西认为：过去的哲学的最大缺陷是没有在上层和底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世界观，其作用是使得社会集团凝聚并统一。葛兰西再次用天主教作例子：天主教倾向于把普通人滞留在常识的层次上，使群众沉迷于原始落后的世界里，建立一种强加于群众崇拜基础上的表面统一。而实践哲学的立场却相反：实践哲学和人民群众中的新阶层保持着动态联系，并倾向于不断的把他们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文化生活。它的任务是使群众贵族化，从知识和道德上改造文化上落后的阶层，“它把普通人引导向更高的生活概念。它肯定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接触的必要性，这不是简单的为了限制科学活动并在群众的低水平上保持统一，而是为了建造一个能在政治上使广大群众而不是知识分子小集团获得进步成为可能的智识—道德集团”〔3〕（P243）。
所以，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不仅要批判“常识”，而且也是对知识分子的哲学的批判。哲学不是个别知识分子的思想斟酌，“哲学活动的首要功能是要改变群众的心态，是一场文化上的战斗”。群众也从事实际的活动，群众的活动中也包含着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这仍然属于“常识”的范畴，群众往往对自己的实践活动缺乏明确的理论认识。因此，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对群众在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使之由常识上升到实践哲学，使群众成为有组织的群体。葛兰西指出：真正的哲学运动不是在狭隘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创造一种专门文化的运动，而是要在制定一种高于常识，在科学方面融贯一致的思想方式的过程中，永远不忘记与普通人接触，并且在这种接触中发现它所研究的解决问题的源泉的运动，只有这样，哲学才清洗掉了自己身上的个人性质的知识分子要素而变成“生命”，最终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理论（领导权）和实践（政治活动）的同一性问题是任何一种哲学都关心的重大问题，但是它在思想史上却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唯心主义的形式，比如经院哲学认为“理论通过简单的传播就变成实践”，莱布尼茨强调“在科学方面，越是思辨，越是实践”等。完全脱离具体的实践，而把理论当作本身具有某种价值的问题来探讨，这是一种倒退的倾向；而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当他们谈论理论时，仍然是把它当作实践的一个补充和附加，这在斯大林关于“理论必须为实践服务”的公式中集中表现了出来，这本质上还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残余。实际上，马克思对两者的同一性早就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也有过类似的说明：一方面，“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但是列宁还写道：“正确的革命理论……它只有同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的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4〕（P182）。葛兰西指出：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性是指“人们在特定实践的基础上去建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符合相一致，所以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全部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一致，更为有效，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潜力”，或者是指“人们能够组织对于要加以实现的理论来说必不可少的实践要素”〔3〕（P279）。总之，葛兰西认为：思想不能来自思想，认识也不能来自认识，它们是真实历史发展不断更新的体现，历史的统一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具体现实的统一决定思想的统一，而不是思想的统一决定具体现实的统一。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性问题是一种批判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实践被证明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而理论被证明是现实的和合理的”，“理论证明自己可以被吸收到实践运动中去，从而使得实践运动更加实际和现实”〔3〕（P279）。葛兰西指出：实践哲学的价值在于它实际的效能，即反作用于社会并且取得一定的效果，它所发生的反作用的程度恰恰就是衡量其历史重要性的尺度，这与领导权和政治的统一是一致的。
〔参 考 文 献〕
〔1〕 葛兰西.论文学〔M〕.吕同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葛兰西.狱中书简〔M〕.田时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谭文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