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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年前的儒学,成为茅忠群管理实践的新标准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孔子在《为政篇》中的话,随着电影《孔子》在2010年春节前后的全国放映,必然会通过周润发的口中再现。
选择在孔子2561岁的诞生日,也就是2010年通过电影重现2500年前的儒家生活、思想、言行、举止,究竟有什么纪念意义?没有。找不到一个商业切入点。那么,是否能够因此而唤醒世间对于中国文化的一次回潮?看来也未必,更多的人只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周润发的身上,因为这个极度商业的人物扮演了中国最伟大且神圣的文化的创始人之一。
但是即便如此,对于笃信儒家文化的方太集团总裁茅忠群来说,还是会鼓励员工去看这部电影,甚至考虑因此划出一笔企业培训费用。在茅忠群看来,无论电影《孔子》多么商业、多么噱头,但是《孔子》绝对无法避开“仁”、“有教无类”、“克己复礼”、“以德治民”这样的叙述根基,而这恰恰是茅氏企业家族多年研习、多年追求的境界。
“毫无疑问,‘孔子堂’的存在意义,通过外部商业世界的证明,说明我们在2008年的设立是有必要的。”茅忠群所说的“孔子堂”,指他设立在位于宁波公司总部一所达200平方米的古色古香的儒家讲堂。
父子共识
可以说,搜罗整个中国企业界,很难找到像方太集团的茅忠群和他的父亲—公司董事长茅理翔那样,如此信仰儒家思想的企业家。
企业家中,虽然不乏有推崇国学,并认为国学运用于经营管理是一个出路,但是仔细寻找他们的案例后,却发现还是美式制度管理,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仍然在套用500强企业的文化。而茅忠群和茅理翔却不同,作为这个家族企业的最高管理者,现在是:茅理翔主力研究家族企业文化,而茅忠群则是研究成果的实践者。
“坦率地说,我是在外婆呵护中长大的,后来读书期正是父亲的创业最高潮的阶段,因此他当时根本无暇来教育我,我的前半段人生其实很简单,就是读书,然后考入交通大学,直到毕业后,父亲要求我回家族创业,才真正和父亲有了灵魂上的沟通”,茅忠群向《经理人》表示,自己并非像外界认为的那样,是子承父业,而是和父亲两人共同改变了当时名为“飞翔电器公司”的命运,共同创立“方太”,而正是在重新创业中,茅氏父子逐渐发现了教育的意义,并达成一个共识:企业文化的根基不是制度,而是人品、企品、产品的“三品合一”!
茅氏父子发现了儒家思想和方太价值观之间的契合点,加上他们个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浓厚兴趣,这成为孔子“落户”方太的起源。
但是,作为交通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茅忠群,实际上他的“白银时代”与很多同龄人的成长轨迹并无二致,都是在国家系统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在这个教育系统中并没有设置过任何一门国学,但是为什么后来茅忠群会发现国学能成为其个人的一种信仰?
茅忠群的解释是,在和父亲共同再创“方太”中,更多地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不是商业手段,也不是工业技术,而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这让茅忠群深刻感受到来自父亲身上的道德的影响,正暗合了2500年前儒家的生活、思想、言行、举止。后来在重读《论语》中,茅忠群发现,方太的下一轮成长动力势必要依靠产于自身的管理发现,而这种“本真”式的文化,将制造出一个更强大的“方太”。
事实上,经常有企业家抱怨他们无暇顾及家庭教育,甚至无法培育出企业文化,实际上茅氏父子应该是企业家们值得研究的对象。
儒学今读
开着名车的茅忠群并不属于舆论中的“富二代”,因为他本人也是“方太”的缔造者之一,自从把儒家管理模式作为方太的“镇山之宝”后,茅忠群的生活越来越简单:正常工作日在方太上班,节假日则是到北京大学参加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班。“除此之外,我很少参加国内企业家甚至省内企业家的一些沙龙或是聚会,就呆在家里看书。”茅忠群说。
中国民营企业家是世界上个性最为鲜明,爱好最为奇特的群体之一,这一特征有时为他们的公司治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效,并为其口碑营销或社会责任添了彩。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有人坚持下来了,有人则只是热乎了一阵子,效果的差别不言自明。
茅忠群显然属于坚持者。“我自己首先要身体力行地研究国学,才能鼓励员工去接受。”但是国学浩瀚如林,茅忠群明白,2500年前的孔子讲“仁”讲“礼”都非常具体,很少讲“虚理”,更多的是“如何做?怎么做?”这样的方法论。为此,方太为每位员工购置了《三字经》、《弟子规》和《千字文》等传统文化启蒙读物。这些读品看似简单,但是却是合乎“仁、义、礼、智、信”的行为指南。
在“孔子堂”里有一尊2米高的孔子铜像,“不是用来膜拜的,而是让研习者感受中国文化”,茅忠群解释说,“目前采用DVD方式授课,公司并不设定考试、业绩挂钩等方式,适当时候,会延请专业资质的讲师来,包括我在内,也是学生。”
实际上,茅忠群的表率含义正符合孔子的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儒道合一
除了“孔子堂”等显性的做法外,方太专门成立了相关的推进小组,用流程化的做法,把儒家思想打造成一种模式、一种管理制度去实施。
“我利用一切机会向员工讲‘义’和‘利’应该相互平衡、相互统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茅忠群说。
有趣的是,在茅忠群的总裁办公室,贴有“无为而无不为”这样的来自道家的字眼,倾向于儒学的茅忠群又为什么把这句道家语做座右铭?
茅忠群道出了一个玄机:“内部管理应该多倾向于儒家,而管理层应该更倾向于道家。”
具体是如何运用的呢?
茅忠群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大部分企业对于员工的过错、过失行为都设置三个等级处罚,类似上班迟到、缺勤属于普通级别的罚款处罚,而更为严重的行为则将被处以警告和开除等。“但是,你会发现所有企业都在执行这样的制度,但是上班迟到、缺勤这样的行为却屡禁不绝,这就需要领导人开拓管理思维”,茅忠群认为,采用严峻制度并非管理境界,因为孔子早就说过,“放于利而行,多怨”,企业虽然采用罚款,但管理并不进入人性层面,“而所谓人性化管理,才是我所追求的”,茅忠群发现“道之以德”远胜过采用“道之以政”,因为当员工对其过错有“有耻且格”,那么企业管理者才会真正达到“无为而治”。
茅忠群建议人力资源部门对员工手册进行适度修改,对那些类似迟到、缺勤等过错行为不再执行罚款处理,而是采用主管谈话形式。其实此招符合儒学经营思想,即符合“有耻且格”的人性管理。统计数据显示,方太在上班迟到、缺勤等项上,不规范行为因此大降了50%。
从推行儒学管理的想法诞生那刻开始,如何执行策略亦已成竹在胸。茅忠群认为“仁爱”的前提就是不能给员工施加压力,而是要让员工从内心深处乐于接受。因为道德思想的教育模式不可与科学技能的教育模式等同,所以不灌输,不强制执行,不考核,不要求员工写学习心得,旨在“潜移默化”中推进,形成个人的修养与行为习惯。
“此前我们对员工实行每年50课时的专业技能培训计划,现在又推出‘员工教育计划’,我认为思想层面的学习不应该称之为培训,而是教育,这个教育计划的课时不可低于专业培训课时,所以现在每年追加50课时的儒学教育计划,并且是教育为先。”茅忠群解释说,大部分的儒学课程在孔子堂进行,当人数超出堂内坐席时则移至公司内部的大型报告厅。
“合规”人性
我们为何而活?我们做企业究竟为何而做?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这两大问题成为企业家最为困扰的问题,前一个是回答人生问题,后一个是回答自己与社会存在的意义的问题。
让茅忠群以及他父辈一代创业者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其实看上去非常残酷,因为他们的企业更像一个独立于世的管理实验室,而每一种研发出来的管理思维,首先需要自己来临床试验,而即使目前发现了儒学这个技术,但重在以企业业绩为导向的现实压力下,依然保持“不谋求上市、不谋求规模”的茅氏经营者,能否在商业世界中持续寂寞、耐心、独立?
在茅忠群以及他父亲茅理翔看来,方太要实现2015年销售额破50亿元的目标,就要靠国学对于经营过程的运用,而不是单纯依靠“两个谋求”。
茅忠群也发现,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感,虽然是与父亲共同创业过程有关,其实也是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归宿感。因为金融危机表面上是金融行业的崩溃,实际上也是人性的贪婪所致。“金融危机证明了我以前的观点,即使是美国这样世界上法律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之一,还出现了这么大的经济危机,所以大家应该在价值观方面建立底线。”茅忠群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多研习一下国学,他认为国学不仅有益于企业管理,更有利于企业家释放出对整个世界、对中国社会、对商业道德的“合规”人性。
附文:
中西合璧
茅忠群认为,可以治理国家的思想,肯定是可以管理企业的。经济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欧洲、美国、日本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一定也要有自己的管理模式。儒学完全可以与实践管理相结合,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且要中西合璧。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孔子在《为政篇》中的话,随着电影《孔子》在2010年春节前后的全国放映,必然会通过周润发的口中再现。
选择在孔子2561岁的诞生日,也就是2010年通过电影重现2500年前的儒家生活、思想、言行、举止,究竟有什么纪念意义?没有。找不到一个商业切入点。那么,是否能够因此而唤醒世间对于中国文化的一次回潮?看来也未必,更多的人只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周润发的身上,因为这个极度商业的人物扮演了中国最伟大且神圣的文化的创始人之一。
但是即便如此,对于笃信儒家文化的方太集团总裁茅忠群来说,还是会鼓励员工去看这部电影,甚至考虑因此划出一笔企业培训费用。在茅忠群看来,无论电影《孔子》多么商业、多么噱头,但是《孔子》绝对无法避开“仁”、“有教无类”、“克己复礼”、“以德治民”这样的叙述根基,而这恰恰是茅氏企业家族多年研习、多年追求的境界。
“毫无疑问,‘孔子堂’的存在意义,通过外部商业世界的证明,说明我们在2008年的设立是有必要的。”茅忠群所说的“孔子堂”,指他设立在位于宁波公司总部一所达200平方米的古色古香的儒家讲堂。
父子共识
可以说,搜罗整个中国企业界,很难找到像方太集团的茅忠群和他的父亲—公司董事长茅理翔那样,如此信仰儒家思想的企业家。
企业家中,虽然不乏有推崇国学,并认为国学运用于经营管理是一个出路,但是仔细寻找他们的案例后,却发现还是美式制度管理,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仍然在套用500强企业的文化。而茅忠群和茅理翔却不同,作为这个家族企业的最高管理者,现在是:茅理翔主力研究家族企业文化,而茅忠群则是研究成果的实践者。
“坦率地说,我是在外婆呵护中长大的,后来读书期正是父亲的创业最高潮的阶段,因此他当时根本无暇来教育我,我的前半段人生其实很简单,就是读书,然后考入交通大学,直到毕业后,父亲要求我回家族创业,才真正和父亲有了灵魂上的沟通”,茅忠群向《经理人》表示,自己并非像外界认为的那样,是子承父业,而是和父亲两人共同改变了当时名为“飞翔电器公司”的命运,共同创立“方太”,而正是在重新创业中,茅氏父子逐渐发现了教育的意义,并达成一个共识:企业文化的根基不是制度,而是人品、企品、产品的“三品合一”!
茅氏父子发现了儒家思想和方太价值观之间的契合点,加上他们个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浓厚兴趣,这成为孔子“落户”方太的起源。
但是,作为交通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茅忠群,实际上他的“白银时代”与很多同龄人的成长轨迹并无二致,都是在国家系统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在这个教育系统中并没有设置过任何一门国学,但是为什么后来茅忠群会发现国学能成为其个人的一种信仰?
茅忠群的解释是,在和父亲共同再创“方太”中,更多地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不是商业手段,也不是工业技术,而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这让茅忠群深刻感受到来自父亲身上的道德的影响,正暗合了2500年前儒家的生活、思想、言行、举止。后来在重读《论语》中,茅忠群发现,方太的下一轮成长动力势必要依靠产于自身的管理发现,而这种“本真”式的文化,将制造出一个更强大的“方太”。
事实上,经常有企业家抱怨他们无暇顾及家庭教育,甚至无法培育出企业文化,实际上茅氏父子应该是企业家们值得研究的对象。
儒学今读
开着名车的茅忠群并不属于舆论中的“富二代”,因为他本人也是“方太”的缔造者之一,自从把儒家管理模式作为方太的“镇山之宝”后,茅忠群的生活越来越简单:正常工作日在方太上班,节假日则是到北京大学参加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班。“除此之外,我很少参加国内企业家甚至省内企业家的一些沙龙或是聚会,就呆在家里看书。”茅忠群说。
中国民营企业家是世界上个性最为鲜明,爱好最为奇特的群体之一,这一特征有时为他们的公司治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效,并为其口碑营销或社会责任添了彩。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有人坚持下来了,有人则只是热乎了一阵子,效果的差别不言自明。
茅忠群显然属于坚持者。“我自己首先要身体力行地研究国学,才能鼓励员工去接受。”但是国学浩瀚如林,茅忠群明白,2500年前的孔子讲“仁”讲“礼”都非常具体,很少讲“虚理”,更多的是“如何做?怎么做?”这样的方法论。为此,方太为每位员工购置了《三字经》、《弟子规》和《千字文》等传统文化启蒙读物。这些读品看似简单,但是却是合乎“仁、义、礼、智、信”的行为指南。
在“孔子堂”里有一尊2米高的孔子铜像,“不是用来膜拜的,而是让研习者感受中国文化”,茅忠群解释说,“目前采用DVD方式授课,公司并不设定考试、业绩挂钩等方式,适当时候,会延请专业资质的讲师来,包括我在内,也是学生。”
实际上,茅忠群的表率含义正符合孔子的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儒道合一
除了“孔子堂”等显性的做法外,方太专门成立了相关的推进小组,用流程化的做法,把儒家思想打造成一种模式、一种管理制度去实施。
“我利用一切机会向员工讲‘义’和‘利’应该相互平衡、相互统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茅忠群说。
有趣的是,在茅忠群的总裁办公室,贴有“无为而无不为”这样的来自道家的字眼,倾向于儒学的茅忠群又为什么把这句道家语做座右铭?
茅忠群道出了一个玄机:“内部管理应该多倾向于儒家,而管理层应该更倾向于道家。”
具体是如何运用的呢?
茅忠群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大部分企业对于员工的过错、过失行为都设置三个等级处罚,类似上班迟到、缺勤属于普通级别的罚款处罚,而更为严重的行为则将被处以警告和开除等。“但是,你会发现所有企业都在执行这样的制度,但是上班迟到、缺勤这样的行为却屡禁不绝,这就需要领导人开拓管理思维”,茅忠群认为,采用严峻制度并非管理境界,因为孔子早就说过,“放于利而行,多怨”,企业虽然采用罚款,但管理并不进入人性层面,“而所谓人性化管理,才是我所追求的”,茅忠群发现“道之以德”远胜过采用“道之以政”,因为当员工对其过错有“有耻且格”,那么企业管理者才会真正达到“无为而治”。
茅忠群建议人力资源部门对员工手册进行适度修改,对那些类似迟到、缺勤等过错行为不再执行罚款处理,而是采用主管谈话形式。其实此招符合儒学经营思想,即符合“有耻且格”的人性管理。统计数据显示,方太在上班迟到、缺勤等项上,不规范行为因此大降了50%。
从推行儒学管理的想法诞生那刻开始,如何执行策略亦已成竹在胸。茅忠群认为“仁爱”的前提就是不能给员工施加压力,而是要让员工从内心深处乐于接受。因为道德思想的教育模式不可与科学技能的教育模式等同,所以不灌输,不强制执行,不考核,不要求员工写学习心得,旨在“潜移默化”中推进,形成个人的修养与行为习惯。
“此前我们对员工实行每年50课时的专业技能培训计划,现在又推出‘员工教育计划’,我认为思想层面的学习不应该称之为培训,而是教育,这个教育计划的课时不可低于专业培训课时,所以现在每年追加50课时的儒学教育计划,并且是教育为先。”茅忠群解释说,大部分的儒学课程在孔子堂进行,当人数超出堂内坐席时则移至公司内部的大型报告厅。
“合规”人性
我们为何而活?我们做企业究竟为何而做?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这两大问题成为企业家最为困扰的问题,前一个是回答人生问题,后一个是回答自己与社会存在的意义的问题。
让茅忠群以及他父辈一代创业者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其实看上去非常残酷,因为他们的企业更像一个独立于世的管理实验室,而每一种研发出来的管理思维,首先需要自己来临床试验,而即使目前发现了儒学这个技术,但重在以企业业绩为导向的现实压力下,依然保持“不谋求上市、不谋求规模”的茅氏经营者,能否在商业世界中持续寂寞、耐心、独立?
在茅忠群以及他父亲茅理翔看来,方太要实现2015年销售额破50亿元的目标,就要靠国学对于经营过程的运用,而不是单纯依靠“两个谋求”。
茅忠群也发现,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感,虽然是与父亲共同创业过程有关,其实也是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归宿感。因为金融危机表面上是金融行业的崩溃,实际上也是人性的贪婪所致。“金融危机证明了我以前的观点,即使是美国这样世界上法律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之一,还出现了这么大的经济危机,所以大家应该在价值观方面建立底线。”茅忠群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多研习一下国学,他认为国学不仅有益于企业管理,更有利于企业家释放出对整个世界、对中国社会、对商业道德的“合规”人性。
附文:
中西合璧
茅忠群认为,可以治理国家的思想,肯定是可以管理企业的。经济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欧洲、美国、日本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一定也要有自己的管理模式。儒学完全可以与实践管理相结合,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且要中西合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