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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探讨了纳撒尼尔·霍桑的短篇小说《总督府的传说》，该小说是一篇文学与历史叙事相结合的产物，是作者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思考，反映了霍桑本人独到的文学历史观。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纳撒尼尔·霍桑 文学历史观
一
直到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具体的历史，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言之，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等全新概念。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不是唯一的客观存在于文学文本之外的宏大叙事，而是与文学文本一样，是一种叙事的文本，具有主观性和虚构性。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在代表作《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直言：“我想强调历史事实是虚构出来的——当然肯定是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不过仍然是虚构的。”美国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也指出：“文学与历史不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甚至不是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能量在‘互文性’基础上的流通、对话和交流的关系，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被理解为“共建的互文性”。张隆溪在“记忆、历史、文学”中指出：“历史是抵抗遗忘最有力的工具，有了历史才能保存记忆；但历史叙述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历史和历史叙述之间存在着差异。与历史叙述相比，文学的虚构性强，然而它却可以给人以真实感，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更贴近历史真实。”弗吉尼亚·伍尔夫也认为：“历史真实最好留给诗人和小说家去揭示，让他们用想象来重构，因为历史叙述作为文字的虚构使得文本具有了主观性，它表明从来就不存在唯一的真实，而只存在多元的事实，这些所谓的真实性又往往是相对或片面的。由于历史往往是胜利者或掌权者的历史，即由胜利者或掌权者决定哪些需要被人记住，哪些需要被人遗忘，历史的不可靠性可能远远大于文学。”
文学虚构虽然不是历史事实，但文学可以给人们现实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比一般档案记录更贴近历史的总体和本质特征。对于那些不愿说，不能“提及”的事情，文学作品正好给读者添加上想象的翅膀，去探寻那历史的深渊。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和诗歌，提供了别的文体所没有的自由，提供了作品角色充分展现思想情感的自由，提供了读者发挥想象的自由。小说的优势在于未记载的、丢失的、和被毁的可以被谈及，沉默的可以被诠释。霍桑的短篇小说《总督府的传说》就是一篇文学与历史叙事相结合的产物，是作者对美国独立战争的传承和创新，反映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学历史观。霍桑把小说中的生活置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其中人物的处境与历史人物的处境极为相似，这样做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没有通过宏观庞大的叙事角度来描述在美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独立战争，而是通过微观的叙事角度带领读者从“总督府”这样一个可以见证历史的平台走进美国的独立战争，了解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所描述的事件始终与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从而能以小见大。
二
《总督府的传说》共有四章，第一章是“豪厄的化装舞会”，故事的引言描述了作者在一个夏天的午后，无意中参观了马萨诸塞古老的皇家总督府邸，遇到了一位老先生，作者通过这位老先生的故事，引出了一场当波士顿被美大陆军围攻的最后时刻，总督府里举行的盛大假面舞会。当时的总督是威廉·豪厄爵士，他是马萨诸塞的最后一任总督，曾任北美英军总司令。他想用这场盛大的舞会来掩盖当时被围困的绝望。当晚的舞会可以算是英国军队的军官和省里忠于国王的土绅们最后的狂欢，他们以假面的形式渲染了英帝国的辉煌：人们打扮成威廉征服时期身披钢甲的骑士、伊丽莎白女王时期满面胡须的政治家以及身穿高高皱领衣裙的宫廷贵妇等；同时也嘲讽了当时美殖民地的起义者们：他们打扮成衣衫褴褛的美国民兵，还有一位装扮成乔治·华盛顿将军，挥舞着一把奇长无比的锈剑，这样挖苦美国起义者的行为赢得了满堂彩。
但是就在这场奢华的舞会进行到高潮时，屋外传来了音乐声，这个音乐与当时喜庆的气氛格格不入，“仿佛一支正规的军乐队正驻扎在大街上，军乐队演奏的不是适合当前场合的喜庆音乐，却是一支缓慢的葬礼进行曲，鼓声低沉，号声仿佛在呜咽，它们立刻使听者的欢笑沉寂下来，大家都感到惊奇，有的人开始感到不安”，与此同时，伴随着葬礼进行曲走来了清教徒时期的总督们，也就是马萨诸塞原来的古老统治者们：恩迪科特、温思罗普、亨利·范内等等，所有这些古老总督的鬼魂仿佛是来参加为新英格兰的君主统治权举行的葬礼，“悲伤的哀乐声融入了老南方教堂尘塔的午夜钟声，也融入了大炮的轰鸣声，这轰鸣声宣布华盛顿率领的围攻大军又向前推进到离城更近的高地上了。”在这段描写里，霍桑用“正规军”，“葬礼”等词暗指：1777年5月，北美各殖民地的民兵进攻并围困了波士顿；6月17日，民兵在波士顿外围的战斗中，歼灭英军1000人；1776年3月，威廉·豪厄指挥的英军被迫从波士顿撤至哈利法克斯等待救援。面对北美民兵的围困，英国殖民者毫无办法。而霍桑正是通过一场化装舞会的描写把英国在马萨诸塞省殖民统治的最后片刻以隐喻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尤其是殖民者们的自欺欺人与不敢面对失败的无奈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总督府的传说》的第二章是“爱德华·伦道夫的肖像”，描述在总督府的一个大房间里，很久以来一直挂着一幅古老的画像，画布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潮湿和烟雾，变成了一片暗黑，一点也看不出画家画得是什么东西。这幅画布上画的据说曾经是这座总督府的奠基人爱德华·伦道夫的画像，爱德华·伦道夫废除了马萨诸塞省的第一个宪章，成了新英格兰人民的头号公敌。“不论这个伦道夫走到哪里，人民的诅咒都紧紧跟随着他，诅咒带来的内心痛苦会穿透身体，表现在这位倒霉人的脸上，使他的脸变得十分可怕。”这幅已经看不出画像的画布变成了一个隐喻，在新英格兰遭遇任何不测时，它那可怕的、恶魔般的画像就会在皇家总督面前把自己显示出来，提醒那些统治者们要永远记得：人民的诅咒是沉重万分的。一天，当时总督府的代理总督哈钦森下令占领威廉城堡要塞和波士顿，当他正要在命令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画布上的画像出现了，那是一张灵魂的痛苦全部显露在脸上的半身肖像！哈钦森没有理会画像的警示，一意孤行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最后文中写到：“当哈钦森弥留之际时，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并且抱怨说，波士顿大屠杀的血呛得他透不过气来。”在那可怕的时刻，他那沮丧的心灵肯定是感受到了人民诅咒的无比沉重的压力。霍桑在该章中表达了他“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的观点。 第三章“埃莉诺小姐的斗篷”，故事描述的是大约在一百三十年前，一位高贵而富有的年轻小姐埃莉诺从英国来，请求当时的总督舒特做她的监护人给予照顾，这位女士对自己的家世及个人的优越地位自命不凡，她高傲、狂妄，体现了英国贵族世袭的傲慢气质。她拥有一件绣花斗篷，据说这件斗篷是由一位濒临死亡的女人缝制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把瘟疫也织到了斗篷里，随着埃莉诺小姐入住总督府，瘟疫也悄然而至。随着疫病的传播，城里人心惶惶，人们纷纷谴责埃莉诺小姐，叫嚷说是她的骄傲自大和盛气凌人招来了魔鬼，所有的人都从她身边逃走了。埃莉诺小姐临终前呻吟道：“上天的诅咒降到了我身上，因为我不屑于把男人称作我的兄弟，把女人称作我的姐妹，我用骄傲裹住了自己，就像用斗篷裹住自己一样，我蔑视自然的同情心；所以大自然便使我这悲惨的躯体变成了传达可怕情感的工具，这下你们报了仇——他们全都报了仇——大自然也报了仇！”美国独立前，英国对美殖民地的跋扈统治，何尝不像一场瘟疫？不得民心，惹人生恨，继而迫使人们揭竿而起，发动起义？埃莉诺小姐临终前的忏悔又何尝不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应该对失败所做的反思和觉醒？
第四章是“老埃丝特·达德利”，故事描述了在独立战争后，英国殖民统治失败，最后一位皇家总督威廉·豪厄爵士离开总督府，总督府里只留下了一位忠诚的保皇女士埃丝特·达德利夫人，她自愿坚持留在总督府，誓死保护这座英国殖民统治的最后象征，期待英国的皇家总督能再次返回总督府。达德利夫人像阴魂般地出没在那座威风扫地和权力倒塌的宫殿里，她个人体现着一段历史，成为一个一去不返的制度的象征。“就这样，年复一年，她在总督府里住下去，照旧把别人抛弃的一切奉为圭臬，照旧对她的国王赤胆忠心。”她有时把少数几个愁眉苦脸但矢志不移的老保皇派人士召集在一起，他们大口喝着酒，恭祝国王身体健康，并且喋喋不休地咒骂共和国叛国。她邀请最多的也是最喜欢的客人，是城里的孩子们，她用亲手烘烤的印有王冠标志的姜饼作诱饵，引得这些孩子们时常在总督府里玩上一整天，他们听她讲一个逝去的世界的故事。她还经常虚乏无力地攀登那座盘旋而上直达圆顶阁的楼梯，盼着看到一支英国舰队或者一支行进的大军，上面飘扬着国王的旗帜。直到有一天，她却等来了马萨诸塞州的民选州长汉考克，最后这位老妇人挣脱开汉考克搀扶她的手，倒在了大门口的一根石柱下死去，临死前她喃喃地说：“我直到死都是忠诚的，上帝保佑吾王！”在她灵魂飞遁时，旧制度的荣华也随着从总督府永远地消失了。故事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也缺少十分有趣的事件，但它却让人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凄楚沉郁的感觉。历史的车轮滚滚而去，它不会为这位忠诚、孤寂的保皇派老人做片刻的逗留。
三
霍桑对历史的虚构性和书写性特征应该是持赞同的观点，因为他在该小说的开始部分就明确指出：“这个故事是一个亲眼目睹者讲出来的，其中又经过了一两个人，才传到他这里；这个传闻可能有不实之处，加上年深日久，就会使故事有不少出入；因此，既然无法做到原原本本地绝对真实，我（作者）也就大胆地对这个传说做了进一步的改动，以便使读者获得更大的益处和更多的愉快。”“我（作者）希望能够换救出其它一些前所未闻的历史事实，以免它们湮没于世，也算是我（作者）对国家的一点贡献吧。”这些观点完全符合“历史的虚构性和书写性特征”，也进一步地表明霍桑认为文学是历史的很好补充。此外，在这里，霍桑实际上还给我们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记忆与文学的关系。“记忆是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人活着，记忆就不会死去，记忆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世界各国的许多文学作品都与记忆有关，事实上，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人类的文化创作都以前人或自己的记忆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该小说四章的故事都是从个人的记忆开始的，前三章是由一个叫蒂法尼老先生讲述的，最后一章是一位老保皇派讲述的，可以说，“记忆”是该小说的创作源泉。霍桑明确指出：记忆也是历史的很好补充。他在第二章的开始写到：“蒂法尼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各种关于著名死者和古代风俗特征的故事、传说和轶事，其中有些像保姆的摇篮曲一样幼稚，而另一些却值得引起严肃的历史学家的注意。”
文学和记忆虽然是历史的很好补充，但文学和记忆总归是个有立场的叙述行为，总会有人的主观偏好存在其中。因此，这样的历史书写当然就会有作者的个人立场问题的存在。在这篇共四章的小说中，霍桑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他顺应历史的进程，支持美国的独立运动。他在第一章正面地描述了代表新英格兰人的乔利夫上校和他美丽的孙女，这位上校原先身居高位，声誉卓著，在那场奢华的假面舞会中，他站在一边，皱着眉头，脸上带着冷笑，严峻而轻蔑地观看着这场滑稽把戏：“他（乔利夫上校）在周围熙熙攘攘的欢笑声和滑稽表演中挺立着，成了这场化装舞会里扮演得最成功的角色，因为他出色地表现了他家乡的古老精神。”乔利夫的孙女被当晚很多嘲笑新英格兰人的话刺伤了，她调皮而犀利地驳斥道：“也许我们可以演一场寓言人物的假面戏剧，‘胜利’带着从来克星顿和邦克山获得的战利品；‘丰收’带着她装得满满的丰饶角，用来标志目前这座城镇的富饶；还有‘光荣’带来了准备戴在阁下头上的花环。”
霍桑反面地批驳了英国在美国的腐败殖民统治，也是在第一章“豪厄的化装舞会”中，在描写一些历届英国驻马萨诸塞的总督时，他讽刺地写到：“为首的人面上带着若有所思的焦急神情，却又显得有些工于心计；虽然他的举止傲慢自负——那显然是他野心勃勃和长期身居要职的结果——在比他更为显赫的人面前，他也不是不可能做出低三下四的样子来的。”
霍桑同情一些普通的保皇派分子，除了在第四章详细描述了那位坚贞不渝的保皇派老埃丝特·达德利之外，他在该章中还描述了另一位保皇派，也就是该章的叙述者，他写到：“这位年高德劭的先生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他的情感比一个年轻人的还要激动，或者，起码是与年轻人有同等程度的激情，这种激情影响力要比他年富力强时的见地和能力更为显而易见。每讲到动情处，他止不住凄然泪下，而当一股怒火扫过他的心田时，热血将他那皱巴巴的老脸胀得通红，一直红到白发的根；他冲着三位平和的听众直晃拳头，就像对着他意想中的敌人，尽管他们对这位孤寂的老人是满怀善意的。”
四
小说《总督府的传说》由霍桑创作于1838-1842年间，而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两者相距近150年，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该小说后，才发现两者对“文学与历史”的有关看法是多么地契合！令人不得不惊讶于新历史主义那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但更令人不得不赞叹于霍桑对“文学与历史”有关看法的前瞻性。
注：本文系浙江工商大学2013年度重点课题“霍桑短篇作品系列研究之三——从新历史主义角度探讨霍桑的《总督府的传说》”（X13-20）。
参考文献：
[1] 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第一辑）》，三联书店，2003年版。
[2] 陶水平：《“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
[3] 张隆溪：《记忆、历史、文学》，《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
[4] 吴庆宏：《〈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5] 张毅：《被偷走的孩子：历史、记忆、文学》，《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
[6] 罗伊·哈维·皮尔斯编，姚乃强等译：《霍桑集——故事与小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7] 周烈：《〈日子〉——记忆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外国文学》，2008年第5期。
（龚红霞，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讲师）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纳撒尼尔·霍桑 文学历史观
一
直到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具体的历史，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言之，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等全新概念。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不是唯一的客观存在于文学文本之外的宏大叙事，而是与文学文本一样，是一种叙事的文本，具有主观性和虚构性。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在代表作《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直言：“我想强调历史事实是虚构出来的——当然肯定是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不过仍然是虚构的。”美国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也指出：“文学与历史不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甚至不是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能量在‘互文性’基础上的流通、对话和交流的关系，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被理解为“共建的互文性”。张隆溪在“记忆、历史、文学”中指出：“历史是抵抗遗忘最有力的工具，有了历史才能保存记忆；但历史叙述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历史和历史叙述之间存在着差异。与历史叙述相比，文学的虚构性强，然而它却可以给人以真实感，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更贴近历史真实。”弗吉尼亚·伍尔夫也认为：“历史真实最好留给诗人和小说家去揭示，让他们用想象来重构，因为历史叙述作为文字的虚构使得文本具有了主观性，它表明从来就不存在唯一的真实，而只存在多元的事实，这些所谓的真实性又往往是相对或片面的。由于历史往往是胜利者或掌权者的历史，即由胜利者或掌权者决定哪些需要被人记住，哪些需要被人遗忘，历史的不可靠性可能远远大于文学。”
文学虚构虽然不是历史事实，但文学可以给人们现实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比一般档案记录更贴近历史的总体和本质特征。对于那些不愿说，不能“提及”的事情，文学作品正好给读者添加上想象的翅膀，去探寻那历史的深渊。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和诗歌，提供了别的文体所没有的自由，提供了作品角色充分展现思想情感的自由，提供了读者发挥想象的自由。小说的优势在于未记载的、丢失的、和被毁的可以被谈及，沉默的可以被诠释。霍桑的短篇小说《总督府的传说》就是一篇文学与历史叙事相结合的产物，是作者对美国独立战争的传承和创新，反映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学历史观。霍桑把小说中的生活置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其中人物的处境与历史人物的处境极为相似，这样做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没有通过宏观庞大的叙事角度来描述在美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独立战争，而是通过微观的叙事角度带领读者从“总督府”这样一个可以见证历史的平台走进美国的独立战争，了解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所描述的事件始终与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从而能以小见大。
二
《总督府的传说》共有四章，第一章是“豪厄的化装舞会”，故事的引言描述了作者在一个夏天的午后，无意中参观了马萨诸塞古老的皇家总督府邸，遇到了一位老先生，作者通过这位老先生的故事，引出了一场当波士顿被美大陆军围攻的最后时刻，总督府里举行的盛大假面舞会。当时的总督是威廉·豪厄爵士，他是马萨诸塞的最后一任总督，曾任北美英军总司令。他想用这场盛大的舞会来掩盖当时被围困的绝望。当晚的舞会可以算是英国军队的军官和省里忠于国王的土绅们最后的狂欢，他们以假面的形式渲染了英帝国的辉煌：人们打扮成威廉征服时期身披钢甲的骑士、伊丽莎白女王时期满面胡须的政治家以及身穿高高皱领衣裙的宫廷贵妇等；同时也嘲讽了当时美殖民地的起义者们：他们打扮成衣衫褴褛的美国民兵，还有一位装扮成乔治·华盛顿将军，挥舞着一把奇长无比的锈剑，这样挖苦美国起义者的行为赢得了满堂彩。
但是就在这场奢华的舞会进行到高潮时，屋外传来了音乐声，这个音乐与当时喜庆的气氛格格不入，“仿佛一支正规的军乐队正驻扎在大街上，军乐队演奏的不是适合当前场合的喜庆音乐，却是一支缓慢的葬礼进行曲，鼓声低沉，号声仿佛在呜咽，它们立刻使听者的欢笑沉寂下来，大家都感到惊奇，有的人开始感到不安”，与此同时，伴随着葬礼进行曲走来了清教徒时期的总督们，也就是马萨诸塞原来的古老统治者们：恩迪科特、温思罗普、亨利·范内等等，所有这些古老总督的鬼魂仿佛是来参加为新英格兰的君主统治权举行的葬礼，“悲伤的哀乐声融入了老南方教堂尘塔的午夜钟声，也融入了大炮的轰鸣声，这轰鸣声宣布华盛顿率领的围攻大军又向前推进到离城更近的高地上了。”在这段描写里，霍桑用“正规军”，“葬礼”等词暗指：1777年5月，北美各殖民地的民兵进攻并围困了波士顿；6月17日，民兵在波士顿外围的战斗中，歼灭英军1000人；1776年3月，威廉·豪厄指挥的英军被迫从波士顿撤至哈利法克斯等待救援。面对北美民兵的围困，英国殖民者毫无办法。而霍桑正是通过一场化装舞会的描写把英国在马萨诸塞省殖民统治的最后片刻以隐喻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尤其是殖民者们的自欺欺人与不敢面对失败的无奈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总督府的传说》的第二章是“爱德华·伦道夫的肖像”，描述在总督府的一个大房间里，很久以来一直挂着一幅古老的画像，画布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潮湿和烟雾，变成了一片暗黑，一点也看不出画家画得是什么东西。这幅画布上画的据说曾经是这座总督府的奠基人爱德华·伦道夫的画像，爱德华·伦道夫废除了马萨诸塞省的第一个宪章，成了新英格兰人民的头号公敌。“不论这个伦道夫走到哪里，人民的诅咒都紧紧跟随着他，诅咒带来的内心痛苦会穿透身体，表现在这位倒霉人的脸上，使他的脸变得十分可怕。”这幅已经看不出画像的画布变成了一个隐喻，在新英格兰遭遇任何不测时，它那可怕的、恶魔般的画像就会在皇家总督面前把自己显示出来，提醒那些统治者们要永远记得：人民的诅咒是沉重万分的。一天，当时总督府的代理总督哈钦森下令占领威廉城堡要塞和波士顿，当他正要在命令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画布上的画像出现了，那是一张灵魂的痛苦全部显露在脸上的半身肖像！哈钦森没有理会画像的警示，一意孤行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最后文中写到：“当哈钦森弥留之际时，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并且抱怨说，波士顿大屠杀的血呛得他透不过气来。”在那可怕的时刻，他那沮丧的心灵肯定是感受到了人民诅咒的无比沉重的压力。霍桑在该章中表达了他“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的观点。 第三章“埃莉诺小姐的斗篷”，故事描述的是大约在一百三十年前，一位高贵而富有的年轻小姐埃莉诺从英国来，请求当时的总督舒特做她的监护人给予照顾，这位女士对自己的家世及个人的优越地位自命不凡，她高傲、狂妄，体现了英国贵族世袭的傲慢气质。她拥有一件绣花斗篷，据说这件斗篷是由一位濒临死亡的女人缝制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把瘟疫也织到了斗篷里，随着埃莉诺小姐入住总督府，瘟疫也悄然而至。随着疫病的传播，城里人心惶惶，人们纷纷谴责埃莉诺小姐，叫嚷说是她的骄傲自大和盛气凌人招来了魔鬼，所有的人都从她身边逃走了。埃莉诺小姐临终前呻吟道：“上天的诅咒降到了我身上，因为我不屑于把男人称作我的兄弟，把女人称作我的姐妹，我用骄傲裹住了自己，就像用斗篷裹住自己一样，我蔑视自然的同情心；所以大自然便使我这悲惨的躯体变成了传达可怕情感的工具，这下你们报了仇——他们全都报了仇——大自然也报了仇！”美国独立前，英国对美殖民地的跋扈统治，何尝不像一场瘟疫？不得民心，惹人生恨，继而迫使人们揭竿而起，发动起义？埃莉诺小姐临终前的忏悔又何尝不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应该对失败所做的反思和觉醒？
第四章是“老埃丝特·达德利”，故事描述了在独立战争后，英国殖民统治失败，最后一位皇家总督威廉·豪厄爵士离开总督府，总督府里只留下了一位忠诚的保皇女士埃丝特·达德利夫人，她自愿坚持留在总督府，誓死保护这座英国殖民统治的最后象征，期待英国的皇家总督能再次返回总督府。达德利夫人像阴魂般地出没在那座威风扫地和权力倒塌的宫殿里，她个人体现着一段历史，成为一个一去不返的制度的象征。“就这样，年复一年，她在总督府里住下去，照旧把别人抛弃的一切奉为圭臬，照旧对她的国王赤胆忠心。”她有时把少数几个愁眉苦脸但矢志不移的老保皇派人士召集在一起，他们大口喝着酒，恭祝国王身体健康，并且喋喋不休地咒骂共和国叛国。她邀请最多的也是最喜欢的客人，是城里的孩子们，她用亲手烘烤的印有王冠标志的姜饼作诱饵，引得这些孩子们时常在总督府里玩上一整天，他们听她讲一个逝去的世界的故事。她还经常虚乏无力地攀登那座盘旋而上直达圆顶阁的楼梯，盼着看到一支英国舰队或者一支行进的大军，上面飘扬着国王的旗帜。直到有一天，她却等来了马萨诸塞州的民选州长汉考克，最后这位老妇人挣脱开汉考克搀扶她的手，倒在了大门口的一根石柱下死去，临死前她喃喃地说：“我直到死都是忠诚的，上帝保佑吾王！”在她灵魂飞遁时，旧制度的荣华也随着从总督府永远地消失了。故事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也缺少十分有趣的事件，但它却让人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凄楚沉郁的感觉。历史的车轮滚滚而去，它不会为这位忠诚、孤寂的保皇派老人做片刻的逗留。
三
霍桑对历史的虚构性和书写性特征应该是持赞同的观点，因为他在该小说的开始部分就明确指出：“这个故事是一个亲眼目睹者讲出来的，其中又经过了一两个人，才传到他这里；这个传闻可能有不实之处，加上年深日久，就会使故事有不少出入；因此，既然无法做到原原本本地绝对真实，我（作者）也就大胆地对这个传说做了进一步的改动，以便使读者获得更大的益处和更多的愉快。”“我（作者）希望能够换救出其它一些前所未闻的历史事实，以免它们湮没于世，也算是我（作者）对国家的一点贡献吧。”这些观点完全符合“历史的虚构性和书写性特征”，也进一步地表明霍桑认为文学是历史的很好补充。此外，在这里，霍桑实际上还给我们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记忆与文学的关系。“记忆是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人活着，记忆就不会死去，记忆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世界各国的许多文学作品都与记忆有关，事实上，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人类的文化创作都以前人或自己的记忆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该小说四章的故事都是从个人的记忆开始的，前三章是由一个叫蒂法尼老先生讲述的，最后一章是一位老保皇派讲述的，可以说，“记忆”是该小说的创作源泉。霍桑明确指出：记忆也是历史的很好补充。他在第二章的开始写到：“蒂法尼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各种关于著名死者和古代风俗特征的故事、传说和轶事，其中有些像保姆的摇篮曲一样幼稚，而另一些却值得引起严肃的历史学家的注意。”
文学和记忆虽然是历史的很好补充，但文学和记忆总归是个有立场的叙述行为，总会有人的主观偏好存在其中。因此，这样的历史书写当然就会有作者的个人立场问题的存在。在这篇共四章的小说中，霍桑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他顺应历史的进程，支持美国的独立运动。他在第一章正面地描述了代表新英格兰人的乔利夫上校和他美丽的孙女，这位上校原先身居高位，声誉卓著，在那场奢华的假面舞会中，他站在一边，皱着眉头，脸上带着冷笑，严峻而轻蔑地观看着这场滑稽把戏：“他（乔利夫上校）在周围熙熙攘攘的欢笑声和滑稽表演中挺立着，成了这场化装舞会里扮演得最成功的角色，因为他出色地表现了他家乡的古老精神。”乔利夫的孙女被当晚很多嘲笑新英格兰人的话刺伤了，她调皮而犀利地驳斥道：“也许我们可以演一场寓言人物的假面戏剧，‘胜利’带着从来克星顿和邦克山获得的战利品；‘丰收’带着她装得满满的丰饶角，用来标志目前这座城镇的富饶；还有‘光荣’带来了准备戴在阁下头上的花环。”
霍桑反面地批驳了英国在美国的腐败殖民统治，也是在第一章“豪厄的化装舞会”中，在描写一些历届英国驻马萨诸塞的总督时，他讽刺地写到：“为首的人面上带着若有所思的焦急神情，却又显得有些工于心计；虽然他的举止傲慢自负——那显然是他野心勃勃和长期身居要职的结果——在比他更为显赫的人面前，他也不是不可能做出低三下四的样子来的。”
霍桑同情一些普通的保皇派分子，除了在第四章详细描述了那位坚贞不渝的保皇派老埃丝特·达德利之外，他在该章中还描述了另一位保皇派，也就是该章的叙述者，他写到：“这位年高德劭的先生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他的情感比一个年轻人的还要激动，或者，起码是与年轻人有同等程度的激情，这种激情影响力要比他年富力强时的见地和能力更为显而易见。每讲到动情处，他止不住凄然泪下，而当一股怒火扫过他的心田时，热血将他那皱巴巴的老脸胀得通红，一直红到白发的根；他冲着三位平和的听众直晃拳头，就像对着他意想中的敌人，尽管他们对这位孤寂的老人是满怀善意的。”
四
小说《总督府的传说》由霍桑创作于1838-1842年间，而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两者相距近150年，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该小说后，才发现两者对“文学与历史”的有关看法是多么地契合！令人不得不惊讶于新历史主义那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但更令人不得不赞叹于霍桑对“文学与历史”有关看法的前瞻性。
注：本文系浙江工商大学2013年度重点课题“霍桑短篇作品系列研究之三——从新历史主义角度探讨霍桑的《总督府的传说》”（X13-20）。
参考文献：
[1] 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第一辑）》，三联书店，2003年版。
[2] 陶水平：《“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
[3] 张隆溪：《记忆、历史、文学》，《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
[4] 吴庆宏：《〈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5] 张毅：《被偷走的孩子：历史、记忆、文学》，《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
[6] 罗伊·哈维·皮尔斯编，姚乃强等译：《霍桑集——故事与小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7] 周烈：《〈日子〉——记忆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外国文学》，2008年第5期。
（龚红霞，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