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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面对着日寇的铁蹄，手中的笔便成了手无寸铁的爱国知识分子进行抗战的最有力的武器。一篇篇檄文、一部部作品是巴金掷向敌人的最锋利的投枪。他以如椽大笔披露了日军的罪行，记录了民众的苦难，鼓舞和激励起中国军民的抗争精神，让人们“在炸弹和机关枪的威胁中看见未来黎明的曙光”。
“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1937年7月7日，当芦沟桥的枪声响起时，巴金正在上海的家中，和当时所有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他也在密切的关注着华北地区正在发生的一切，并焦灼的猜测着各种结局。
不幸的是，国军节节败退的现实已不容作家有半点幻想。7月20日，巴金满怀愤懑奋笔疾书，写下《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芦沟桥的炮声应该把那般所谓和平主义者的迷梦打破了。这次的事变显然又是“皇军”的预定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我们不会不知道。倘使一纸协定、几个条件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野心，那么我们和这强邻早已相安无事了。哪里还有今天的“膺惩”？我们和日本的交涉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难道我们还不明白那一套旧把戏？从前我们打起维持东亚和平的空招牌处处低头让步，结果东亚的和平依旧受威胁，而我们自己连生存的机会也快被剥夺光了。我们每次的让步只助长了敌人的贪心，使自己更逼近灭亡。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这就是“抗战”！
与“那般所谓和平主义者”相比，巴金早就见识过敌人的野心和残暴，因而有着更深刻的了解和判断。
1932年1月28日23时1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数十人占领了上海的天通庵车站，以此为据点，分三路向闸北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一时间，闸北、吴淞地区炮火连天，民不聊生。这就是震惊世人的“一二八”事件。
事件爆发的那一刻，巴金正在由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车到丹阳便不能前行，次日凌晨四点，在寒冷中他们返回南京下关车站。下午，在朋友的家里，他看到一张《新民报号外》，上面赫然写着“闸北大火；居民死伤无算。”
朝夕相见的人，天天经过的街市，他们都怎么样了？想到这些，巴金的心无法安宁。然而，他那时还不知道，就在他途中折返回南京的时候，日军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在巴金住处附近的商务总厂制墨部最先中弹，接下来是总管理处，四个印刷所、纸库、书库、东方图书馆接连中弹起火。2月1日，日本浪人居然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将日机轰炸尚未烧毁的书籍加以焚烧。
东方图书馆当时是上海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达46万8千册。而这“国之瑰宝”却在侵略者罪恶的炮火下顷刻间化为灰烬。据说这是日寇有意为之，日军侵沪司令盐泽幸一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载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在被烧毁的书刊中，还有商务印书馆已经排印好的《小说月报》1932年的新年号，即将在上面发表的有老舍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和巴金的《新生》等，连同原稿皆被烧毁。老舍没有心思再写，这个作品就此不复存在。巴金在1932年7月凭记忆重写了这部书，他愤怒地说：
我坐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造我底《新生》。这《新生》是我底一部长篇小说，却跟着小说月报在闸北底大火中化成了灰烬。那火烧毁了坚实的建筑，烧毁了人底血肉的身躯，但是它不能够毁灭我底创造的冲动，更不能够毁灭我底精力。我要重新创造出那个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底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炸弹所制服。
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忘了吃，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存在下去，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
重燃起斗争的烽火
“现在正是应该重燃起斗争的烽火的时候了”。1938年，巴金在《给一个敬爱的友人》中写道。此刻，在他眼前挥之不去的，应该是日寇以极大的“鬼畜性”和“残虐性”犯下的一桩桩滔天罪行——1937年9月8日，日军轰炸了上海松江车站后，他在给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的信中写道：“自然，你没有看见一个断臂的人把自己的一只鲜血淋漓的胳膊挟着走路；你没有看见一个炸毁了脸孔的人拊着心疯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没有看见一个无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尸体哭号；你没有看见许多只人手凌乱地横在完好的路上；你没有看见烧焦了的母亲的手腕还紧紧抱着她的爱儿。哪一个人不曾受过母亲的哺养？哪一个母亲不爱护她的儿女？”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选出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田汉、丁玲、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等四十五人为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称∶“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巴金深入现实斗争，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文艺战场。
同年五月，巴金来到广州，住在惠新东街文化生活出版社，继续编辑著名抗日爱国期刊《烽火》旬刊。《烽火》前身是《呐喊》，抗战爆发时由上海4家文学杂志共同创办，以填补抗战开始后文艺阵地上的空白，由茅盾和巴金主持。1937年底日军侵占上海，该刊物改名为《烽火》迁到广州。为了让这些小册子如期出版，巴金把主要的时间都花在《烽火》上，他不仅自己彻夜赶写文章，还与朋友们写信广泛约稿。有时候，校好的校样得赶快送回印刷局，为抓紧时间，在空袭警报尚未解除之时，巴金冒着生命危险往印刷局送刊物校样；还有的时候，刊物排好了放在印刷局，却无法同读者见面，因为印刷工人走掉，而书店也陆续撤退了。好不容易刊物印出来了，八九千册的刊物，有一大半要打包寄到各地去，为了躲避白天敌机的轰炸，这样的工作只能在晚上加班加点地做。然而，随着敌人的侵略的步伐越逼越近，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巴金拼尽全力，也不能保证《烽火》按期出版了。 1938年10月20日凌晨，刚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的巴金，伫立在四楼的露台上，凝视着仍在黑暗中沉睡的城市，担心它即将到来的命运。即使在日军飞机的几个月的狂轰滥炸下仍生机勃勃的广州城，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显得特别安静。傍晚时分，警察曾挨门挨户来通知说，敌机明天要来大轰炸，劝人民离开市区。日军早已越过博罗进犯增城，几小时内便可来到广州。他脑海里浮现了附近的海珠桥和珠江。几个小时后，那一道桥是否还能连接两岸，那一江水还能不染一点血迹？
敌机的轰炸，轰炸过后的废墟、残缺的尸体、血污和伤者痛苦的呼号，巴金并不陌生，也早已处乱不惊。他只是遗憾和担心，最新一期刊物还不曾付梓。后来在《烽火小丛书》卷前语中，巴金记述道：“第二天黄昏仓皇离开广州，我除了简单行李之外，还带着本期‘文丛’的纸型，21期的‘烽火’半月刊虽已全部排梓，可是它没有制成纸型的幸运，便在21日广州市的大火中化为灰烬了……这本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伟业没有什么贡献，但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
所幸，另一团“火”已在作家心中点燃。在广州的日子里，巴金冒敌机的轰炸，开始了抗战三部曲《火》的创作。巴金曾说，“我写小说，不仅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我还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看出未来中国的希望。”在作家周立民看来，战争、国难，使巴金从大家庭中走出来，看到了民众真实的生活和苦难，蜕变成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抗战时期的创作在巴金整个创作生涯中是最重要的。”
做一个战士
1938年7月，巴金从广州短暂返回上海租界“孤岛”，写下了《做一个战士》：
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
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
……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巴金就是怀着“做一个战士”的决心，在抗日战火中勤奋写作，用文字的力量抗击日军的侵略。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期间，巴金开始了一路流亡的过程，先后辗转上海、武汉、广州、桂林、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足迹横跨半个中国。炮火纷飞的岁月里，他的笔却从未停止。他常常在一个城市刚安定下来就被迫空手离开，随身只携带了一些稿纸。在这样四处奔波，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依旧写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春》、《秋》、抗战三部曲《火》，中篇小说《憩园》、《利娜》，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还魂草》，散文集《梦与醉》、《旅途通讯》、《黑土》、《无题》、《龙、虎、狗》、《废园外》，杂文集《控诉》、《感想》等作品，主编或参与编辑《烽火》周刊、《烽火》丛书等。
在此期间，巴金还翻译了大量反法西斯战争作品，包括《西班牙的血》、《一个西班牙战士底死》、《西班牙在前进中》、《西班牙的苦难》等介绍反映西班牙内战的文艺作品，用盗来的人类文明之火点燃同胞心中的抗战热情。
就像巴金在一篇《广州在轰炸》的通讯中写的那样，“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倘使轮到自己闭上眼睛，他也不会觉得有什麽遗憾。”
黎明终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重庆，巴金挤在“精神堡垒”前面狂欢的人群中放声大笑。“我只觉得压在我头上的一个可怕的长的梦魇去掉了。一个浓黑的暗夜发白了。”
“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1937年7月7日，当芦沟桥的枪声响起时，巴金正在上海的家中，和当时所有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他也在密切的关注着华北地区正在发生的一切，并焦灼的猜测着各种结局。
不幸的是，国军节节败退的现实已不容作家有半点幻想。7月20日，巴金满怀愤懑奋笔疾书，写下《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芦沟桥的炮声应该把那般所谓和平主义者的迷梦打破了。这次的事变显然又是“皇军”的预定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我们不会不知道。倘使一纸协定、几个条件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野心，那么我们和这强邻早已相安无事了。哪里还有今天的“膺惩”？我们和日本的交涉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难道我们还不明白那一套旧把戏？从前我们打起维持东亚和平的空招牌处处低头让步，结果东亚的和平依旧受威胁，而我们自己连生存的机会也快被剥夺光了。我们每次的让步只助长了敌人的贪心，使自己更逼近灭亡。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这就是“抗战”！
与“那般所谓和平主义者”相比，巴金早就见识过敌人的野心和残暴，因而有着更深刻的了解和判断。
1932年1月28日23时1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数十人占领了上海的天通庵车站，以此为据点，分三路向闸北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一时间，闸北、吴淞地区炮火连天，民不聊生。这就是震惊世人的“一二八”事件。
事件爆发的那一刻，巴金正在由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车到丹阳便不能前行，次日凌晨四点，在寒冷中他们返回南京下关车站。下午，在朋友的家里，他看到一张《新民报号外》，上面赫然写着“闸北大火；居民死伤无算。”
朝夕相见的人，天天经过的街市，他们都怎么样了？想到这些，巴金的心无法安宁。然而，他那时还不知道，就在他途中折返回南京的时候，日军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在巴金住处附近的商务总厂制墨部最先中弹，接下来是总管理处，四个印刷所、纸库、书库、东方图书馆接连中弹起火。2月1日，日本浪人居然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将日机轰炸尚未烧毁的书籍加以焚烧。
东方图书馆当时是上海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达46万8千册。而这“国之瑰宝”却在侵略者罪恶的炮火下顷刻间化为灰烬。据说这是日寇有意为之，日军侵沪司令盐泽幸一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载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在被烧毁的书刊中，还有商务印书馆已经排印好的《小说月报》1932年的新年号，即将在上面发表的有老舍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和巴金的《新生》等，连同原稿皆被烧毁。老舍没有心思再写，这个作品就此不复存在。巴金在1932年7月凭记忆重写了这部书，他愤怒地说：
我坐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造我底《新生》。这《新生》是我底一部长篇小说，却跟着小说月报在闸北底大火中化成了灰烬。那火烧毁了坚实的建筑，烧毁了人底血肉的身躯，但是它不能够毁灭我底创造的冲动，更不能够毁灭我底精力。我要重新创造出那个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底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炸弹所制服。
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忘了吃，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存在下去，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
重燃起斗争的烽火
“现在正是应该重燃起斗争的烽火的时候了”。1938年，巴金在《给一个敬爱的友人》中写道。此刻，在他眼前挥之不去的，应该是日寇以极大的“鬼畜性”和“残虐性”犯下的一桩桩滔天罪行——1937年9月8日，日军轰炸了上海松江车站后，他在给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的信中写道：“自然，你没有看见一个断臂的人把自己的一只鲜血淋漓的胳膊挟着走路；你没有看见一个炸毁了脸孔的人拊着心疯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没有看见一个无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尸体哭号；你没有看见许多只人手凌乱地横在完好的路上；你没有看见烧焦了的母亲的手腕还紧紧抱着她的爱儿。哪一个人不曾受过母亲的哺养？哪一个母亲不爱护她的儿女？”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选出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田汉、丁玲、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等四十五人为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称∶“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巴金深入现实斗争，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文艺战场。
同年五月，巴金来到广州，住在惠新东街文化生活出版社，继续编辑著名抗日爱国期刊《烽火》旬刊。《烽火》前身是《呐喊》，抗战爆发时由上海4家文学杂志共同创办，以填补抗战开始后文艺阵地上的空白，由茅盾和巴金主持。1937年底日军侵占上海，该刊物改名为《烽火》迁到广州。为了让这些小册子如期出版，巴金把主要的时间都花在《烽火》上，他不仅自己彻夜赶写文章，还与朋友们写信广泛约稿。有时候，校好的校样得赶快送回印刷局，为抓紧时间，在空袭警报尚未解除之时，巴金冒着生命危险往印刷局送刊物校样；还有的时候，刊物排好了放在印刷局，却无法同读者见面，因为印刷工人走掉，而书店也陆续撤退了。好不容易刊物印出来了，八九千册的刊物，有一大半要打包寄到各地去，为了躲避白天敌机的轰炸，这样的工作只能在晚上加班加点地做。然而，随着敌人的侵略的步伐越逼越近，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巴金拼尽全力，也不能保证《烽火》按期出版了。 1938年10月20日凌晨，刚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的巴金，伫立在四楼的露台上，凝视着仍在黑暗中沉睡的城市，担心它即将到来的命运。即使在日军飞机的几个月的狂轰滥炸下仍生机勃勃的广州城，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显得特别安静。傍晚时分，警察曾挨门挨户来通知说，敌机明天要来大轰炸，劝人民离开市区。日军早已越过博罗进犯增城，几小时内便可来到广州。他脑海里浮现了附近的海珠桥和珠江。几个小时后，那一道桥是否还能连接两岸，那一江水还能不染一点血迹？
敌机的轰炸，轰炸过后的废墟、残缺的尸体、血污和伤者痛苦的呼号，巴金并不陌生，也早已处乱不惊。他只是遗憾和担心，最新一期刊物还不曾付梓。后来在《烽火小丛书》卷前语中，巴金记述道：“第二天黄昏仓皇离开广州，我除了简单行李之外，还带着本期‘文丛’的纸型，21期的‘烽火’半月刊虽已全部排梓，可是它没有制成纸型的幸运，便在21日广州市的大火中化为灰烬了……这本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伟业没有什么贡献，但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
所幸，另一团“火”已在作家心中点燃。在广州的日子里，巴金冒敌机的轰炸，开始了抗战三部曲《火》的创作。巴金曾说，“我写小说，不仅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我还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看出未来中国的希望。”在作家周立民看来，战争、国难，使巴金从大家庭中走出来，看到了民众真实的生活和苦难，蜕变成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抗战时期的创作在巴金整个创作生涯中是最重要的。”
做一个战士
1938年7月，巴金从广州短暂返回上海租界“孤岛”，写下了《做一个战士》：
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
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
……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巴金就是怀着“做一个战士”的决心，在抗日战火中勤奋写作，用文字的力量抗击日军的侵略。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期间，巴金开始了一路流亡的过程，先后辗转上海、武汉、广州、桂林、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足迹横跨半个中国。炮火纷飞的岁月里，他的笔却从未停止。他常常在一个城市刚安定下来就被迫空手离开，随身只携带了一些稿纸。在这样四处奔波，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依旧写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春》、《秋》、抗战三部曲《火》，中篇小说《憩园》、《利娜》，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还魂草》，散文集《梦与醉》、《旅途通讯》、《黑土》、《无题》、《龙、虎、狗》、《废园外》，杂文集《控诉》、《感想》等作品，主编或参与编辑《烽火》周刊、《烽火》丛书等。
在此期间，巴金还翻译了大量反法西斯战争作品，包括《西班牙的血》、《一个西班牙战士底死》、《西班牙在前进中》、《西班牙的苦难》等介绍反映西班牙内战的文艺作品，用盗来的人类文明之火点燃同胞心中的抗战热情。
就像巴金在一篇《广州在轰炸》的通讯中写的那样，“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倘使轮到自己闭上眼睛，他也不会觉得有什麽遗憾。”
黎明终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重庆，巴金挤在“精神堡垒”前面狂欢的人群中放声大笑。“我只觉得压在我头上的一个可怕的长的梦魇去掉了。一个浓黑的暗夜发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