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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几年的生活满意吗？
现在觉得是满意的，觉得买衣服、做饭、谈恋爱，这些一样都没落下。到青春结束的关卡上，我把所有的选项都填满了，觉得还挺满意的。
负责任写作者
我在豆瓣上看到有人评价：《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那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的时候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说到所谓天才或者是天才梦这件事，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小时候自己因为写东西的关系，所以在邻里之间变得有一些名气，有很多亲戚或者我父母的朋友来串门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表演一个写作给我看，我就只好搬了一个小凳子，愁眉苦脸地开始写作。这种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前两天有纪录片的导演来拍我的生活，也是让我表演写作，让我表演文思泉涌时候满脸欣喜。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意识到，现在写作可能有点像民国戏或者古装剧一样，变成一个有点表演性质的东西。我这本书里一大部分内容就是在写作家、写文化、写文学。我现在看来其实变得有点像关注弱势群体一样，因为它现在变成这么小众而且这么失落的一件事。
前两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新闻，最新的国际布克奖的得主是一个85后，28岁，得奖的作品写了800多页。我觉得很惭愧，微博上有很多人在说这件事，大家说：你看国外的写作环境多好，国内的写作环境多么恶劣。当我看到这一类评论的时候，我会觉得挺可悲的，我觉得可悲并不是说他评论的内容是属实的，而是我不喜欢他评论的语气，我不喜欢这种冷嘲的语气。
很久之前，我在沈从文给汪曾祺的信当中看到一句话叫做“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出现在1946年的时候，当时汪曾祺失业在上海，他对自己非常失望，对时局也非常失望，他想到轻生和抱怨。沈从文给他写了一封信，把他大骂了一顿，他在信中就提到千万不要冷嘲，横在许多人面前的固然是痛苦，骤然而来的未来很快就要到来，可能把很多人高尚的梦想瞬间摧残卷扫，可是尽管如此，一个人对于前途的热诚，对于工作的前进也是不应该放弃的，而且这些对于后来者也是很大的鼓励。所以我就在想，可能大多数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于环境没有给你制造条件，而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会找到手段去尽自己的责任。所以在书里面，在文化那一部分，我始终要传达的是这样一种信息。
记录即反抗
因为是80后女作家，所以谈女性作家的时候要找我出来说一下，谈80后作家的时候找我出来说几句，90后作家我也具有代表性，所以我身上可能很多的标签都是重复的。
这本书的另外一个部分叫做：更好的青春。样书的封面有“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忘记写它的写作环境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也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当然这样说有一点抽象。
这本书的前言里，我有写过，刚刚开始上微博或者看很多社会事件的时候，我每天很愤怒，觉得自己很想当一个意见领袖，每天都要做“杜鹃啼血”状。但是“杜鹃啼血”是很累的事，而且很快意识到从小看文学的审美告诉你，你这样其实是不美的。就像我特别喜欢东欧的一个作家，他在文章里面说不要矮化自己和意识形态做斗争。因为可能在文学化的语言里，他不喜欢这样战斗檄文式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发现自己原来不能做一个公知，或者不喜欢意见领袖的角色。包括现在很多媒体问我的新闻理想是什么，我说就把这期刊物做好，没有什么大的新闻理想。如果说这几年在文化圈子里到处出台或者跟人交往也好，其实得到的最简单的结论，同时也是最粗暴的，可能就是“他人即地狱”这句话，这可能是这几年大学生活得到的一个总结。
关于“更好的青春”，其实这是一个问号。首先更好的青春存在吗？它指的是什么？很多人问我该怎么做，给一个答案。但是我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是不能给出答案的。比如，我的同事和熟人，现在住在半地下室的房间，每天两个小时的车程上班，三四年都不敢谈恋爱，因为怕花钱，而且生活状况不能发生太大的改变，你说一定会有更好的人生存在，或者说其实你拥有的就已经足够了。这种心灵鸡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所以定这个题目，我也想问问你们：更好的青春存在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其实你反抗不了任何东西，你不能阻挡时代和周围人的变化，但是这点记录就像是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一样，它一点点留下变化的轨道，有一天你看到轨道的时候，你会提醒自己：我已经偏离这么多，于是要迅速地偏离回来。所以这是记录自己的意义，让自己不要成为“不像自己的人”，或者是成为“不是自己的人”。
审判童年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审判童年”，是我对于童年的一个告别。其实整本书都是一个告别，告别天才，告别少女作家，或者是告别清华学子等种种标签。
为什么要写审判童年呢？可能很多人出于对现在的不满，所以把过去的人生阶段都美化，无论是青春也好，或者是童年也好。我记得自己做了一个小的沙龙，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位妇女同志愤怒地站起身来，她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怎么能把童年说成这样？把父亲和母亲说成这样，童年多么无私无邪啊！所以，我在想：是谁在说谎，是我还是这位妇女同志？到底是谁对童年做了虚构？我想，可能是文艺这件事害了文艺工作者，他喜欢把一个已经顺理成章的，或者是已经铁板钉钉的、法定你必须快乐的事情，给拧巴了。
在审判童年的部分里，我写了一些不好好学习上网的年轻人，写了那些争当人大代表的年轻人，以及其他的青春。我试图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个答案，但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厚道的事情。就像是我觉得自己很小的时候被装进了一个试验的器皿里，大家都在这个器皿外打量，看你怎么样，或者是能不能解剖一下，或者有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就是把你作为试验对象来观察。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你也在观察其他人，比如观察你的同学、你的朋友，观察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人。
我的一个初中同学，他每天去网吧上网，后来老师发动全班去网吧捉拿他，他被捉拿落案了。他的父母参加一个葬礼的时候翻车，父母受了重伤在医院。当时这个同学就站在我们班的讲台上，老师发动大家一起批判他，并且不停地让他自我反省。这个事情给我很深的印象和震撼，我现在说不清是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场景，他的父亲、母亲都在医院，我们全班同学批评他不好好学习，用一些中学生守则里的词语放在他的身上。那个场景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恐怖的，给我很深的印象。对于我来说就是把它记下来，至于它能代表什么或者日后代表什么，我不知道。
这里面我还记录了他人的青春，包括记录竞选人大代表的学生，包括在南方有一个新教育的试验田，我去采访了第一批加入这个大学的同学，我还写过我高中的师兄，他大学在北大数学系，拒绝麻省理工全额奖学金去出家。其实我想试图通过他们找到一个……不能说答案，但是他们都做出了选择。我想知道这些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或者说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观察他们或者观察他们对于生活迈出的那一步，比停留在原地去纠结、去彷徨、去抱怨、去愤慨、去诅咒要更有意义一些，所以我会写他人的青春。
（根据蒋方舟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沙龙活动整理，有删节）
责任编辑：张蕾磊
现在觉得是满意的，觉得买衣服、做饭、谈恋爱，这些一样都没落下。到青春结束的关卡上，我把所有的选项都填满了，觉得还挺满意的。
负责任写作者
我在豆瓣上看到有人评价：《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那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的时候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说到所谓天才或者是天才梦这件事，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小时候自己因为写东西的关系，所以在邻里之间变得有一些名气，有很多亲戚或者我父母的朋友来串门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表演一个写作给我看，我就只好搬了一个小凳子，愁眉苦脸地开始写作。这种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前两天有纪录片的导演来拍我的生活，也是让我表演写作，让我表演文思泉涌时候满脸欣喜。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意识到，现在写作可能有点像民国戏或者古装剧一样，变成一个有点表演性质的东西。我这本书里一大部分内容就是在写作家、写文化、写文学。我现在看来其实变得有点像关注弱势群体一样，因为它现在变成这么小众而且这么失落的一件事。
前两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新闻，最新的国际布克奖的得主是一个85后，28岁，得奖的作品写了800多页。我觉得很惭愧，微博上有很多人在说这件事，大家说：你看国外的写作环境多好，国内的写作环境多么恶劣。当我看到这一类评论的时候，我会觉得挺可悲的，我觉得可悲并不是说他评论的内容是属实的，而是我不喜欢他评论的语气，我不喜欢这种冷嘲的语气。
很久之前，我在沈从文给汪曾祺的信当中看到一句话叫做“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出现在1946年的时候，当时汪曾祺失业在上海，他对自己非常失望，对时局也非常失望，他想到轻生和抱怨。沈从文给他写了一封信，把他大骂了一顿，他在信中就提到千万不要冷嘲，横在许多人面前的固然是痛苦，骤然而来的未来很快就要到来，可能把很多人高尚的梦想瞬间摧残卷扫，可是尽管如此，一个人对于前途的热诚，对于工作的前进也是不应该放弃的，而且这些对于后来者也是很大的鼓励。所以我就在想，可能大多数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于环境没有给你制造条件，而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会找到手段去尽自己的责任。所以在书里面，在文化那一部分，我始终要传达的是这样一种信息。
记录即反抗
因为是80后女作家，所以谈女性作家的时候要找我出来说一下，谈80后作家的时候找我出来说几句，90后作家我也具有代表性，所以我身上可能很多的标签都是重复的。
这本书的另外一个部分叫做：更好的青春。样书的封面有“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忘记写它的写作环境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也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当然这样说有一点抽象。
这本书的前言里，我有写过，刚刚开始上微博或者看很多社会事件的时候，我每天很愤怒，觉得自己很想当一个意见领袖，每天都要做“杜鹃啼血”状。但是“杜鹃啼血”是很累的事，而且很快意识到从小看文学的审美告诉你，你这样其实是不美的。就像我特别喜欢东欧的一个作家，他在文章里面说不要矮化自己和意识形态做斗争。因为可能在文学化的语言里，他不喜欢这样战斗檄文式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发现自己原来不能做一个公知，或者不喜欢意见领袖的角色。包括现在很多媒体问我的新闻理想是什么，我说就把这期刊物做好，没有什么大的新闻理想。如果说这几年在文化圈子里到处出台或者跟人交往也好，其实得到的最简单的结论，同时也是最粗暴的，可能就是“他人即地狱”这句话，这可能是这几年大学生活得到的一个总结。
关于“更好的青春”，其实这是一个问号。首先更好的青春存在吗？它指的是什么？很多人问我该怎么做，给一个答案。但是我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是不能给出答案的。比如，我的同事和熟人，现在住在半地下室的房间，每天两个小时的车程上班，三四年都不敢谈恋爱，因为怕花钱，而且生活状况不能发生太大的改变，你说一定会有更好的人生存在，或者说其实你拥有的就已经足够了。这种心灵鸡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所以定这个题目，我也想问问你们：更好的青春存在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其实你反抗不了任何东西，你不能阻挡时代和周围人的变化，但是这点记录就像是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一样，它一点点留下变化的轨道，有一天你看到轨道的时候，你会提醒自己：我已经偏离这么多，于是要迅速地偏离回来。所以这是记录自己的意义，让自己不要成为“不像自己的人”，或者是成为“不是自己的人”。
审判童年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审判童年”，是我对于童年的一个告别。其实整本书都是一个告别，告别天才，告别少女作家，或者是告别清华学子等种种标签。
为什么要写审判童年呢？可能很多人出于对现在的不满，所以把过去的人生阶段都美化，无论是青春也好，或者是童年也好。我记得自己做了一个小的沙龙，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位妇女同志愤怒地站起身来，她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怎么能把童年说成这样？把父亲和母亲说成这样，童年多么无私无邪啊！所以，我在想：是谁在说谎，是我还是这位妇女同志？到底是谁对童年做了虚构？我想，可能是文艺这件事害了文艺工作者，他喜欢把一个已经顺理成章的，或者是已经铁板钉钉的、法定你必须快乐的事情，给拧巴了。
在审判童年的部分里，我写了一些不好好学习上网的年轻人，写了那些争当人大代表的年轻人，以及其他的青春。我试图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个答案，但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厚道的事情。就像是我觉得自己很小的时候被装进了一个试验的器皿里，大家都在这个器皿外打量，看你怎么样，或者是能不能解剖一下，或者有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就是把你作为试验对象来观察。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你也在观察其他人，比如观察你的同学、你的朋友，观察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人。
我的一个初中同学，他每天去网吧上网，后来老师发动全班去网吧捉拿他，他被捉拿落案了。他的父母参加一个葬礼的时候翻车，父母受了重伤在医院。当时这个同学就站在我们班的讲台上，老师发动大家一起批判他，并且不停地让他自我反省。这个事情给我很深的印象和震撼，我现在说不清是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场景，他的父亲、母亲都在医院，我们全班同学批评他不好好学习，用一些中学生守则里的词语放在他的身上。那个场景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恐怖的，给我很深的印象。对于我来说就是把它记下来，至于它能代表什么或者日后代表什么，我不知道。
这里面我还记录了他人的青春，包括记录竞选人大代表的学生，包括在南方有一个新教育的试验田，我去采访了第一批加入这个大学的同学，我还写过我高中的师兄，他大学在北大数学系，拒绝麻省理工全额奖学金去出家。其实我想试图通过他们找到一个……不能说答案，但是他们都做出了选择。我想知道这些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或者说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观察他们或者观察他们对于生活迈出的那一步，比停留在原地去纠结、去彷徨、去抱怨、去愤慨、去诅咒要更有意义一些，所以我会写他人的青春。
（根据蒋方舟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沙龙活动整理，有删节）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