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是个精品荟萃的地方，其中最集中的又属西班牙古典大师的作品。最近到那里，就见到许多委拉斯奎兹和哥雅的真迹。一些名画是在各种画册上早就多次见过的，但在现场看到巨幅的原作，感受很不一样。
　　委拉斯奎兹有两幅名作让我特别感兴趣，一幅是所谓的《宫女》，另一幅是《布莱达之降》。在《宫女》里，画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向我们看画的方向看过来，一位大宫女显然还在施礼，当然不是对看客，而是对突然光临画室的国王和王后——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可以从对面墙上的镜子里看到那两位陛下。这种构思在当时是个创举，他把一个戏剧性场景中的一方放置在画的对面观者的位置，让看画的人不是冷眼旁观，而是在情境中（代替国王）进行观察。现代人对这种手法应该不会陌生，因为这就是典型的电影手法。
　　如果说《宫女》已经有些离经叛道的话，那么《布莱达之降》则走得更远。这幅画如同新闻照片，纪录下一个事件的高潮时刻：布莱达城的败军首领把入城钥匙交给胜利的将军，气氛虽然还算平静，但两方的装备和神情都形成鲜明的对比。最让我觉得有趣的却还不是这些，而是在这一庄严时刻，居然有人心不在焉，在画框不那么中心的不同位置，竟有三个人都在——看镜头！
　　请原谅我用了这个习惯性的术语，因为实在是太像了。如果这是一幅照片或是一帧影视作品的话，谁都不会怀疑那些人是在看镜头，而且可能被指摘为缺陷。委拉斯奎兹那时候当然还没有什么镜头之类的东西，他就是要给这个重大事件中安排一个第三者，就是画家自己（他并没有到过现场，这画完全是靠想像完成的），不仅平添妙趣，还让每一个看画的人都体验到就在现场的感受。在古典画作中，我们很少能见到这样的设计，它也是把观者引入了情境，却不需要你顶替其中的一个角色——在这幅画的画里画外，受众是一个在场的旁观者。这可就是电视的手法了。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个苏联小姑娘一语道破了影视分野的天机。她说：“在电影里人们互相对话；而在电视里，人们对我们说话。”而电视同观众实现交流的基本手段，就是看镜头。现在电视新闻的提示器就放在镜头前面，为的是让播音员在盯着念稿子的时候好像是在热情地注视着观众。有经验的播报者也都知道，在你一个人向观众说什么的时候，眼神不能随便跑。我看丹•拉瑟在《48小时》中做串场，通常都是在实景中运动着解说，上楼下楼，左拐右拐，一双眼睛却始终不离镜头，定力之强让人佩服。
　　一个人播报要看镜头，已经是业内尽人皆知的规矩，但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演播室甚至外景地也需要看镜头的技巧，许多人就不那么明白。我看过很多演播室节目，特别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从头到尾不对着镜头交流，给人一种旁若无人的冷峻之感。相比之下，一些成熟的节目，例如奥帕拉的节目，在每一个段落的开头和结尾处都会有意地同观众进行一下交流，其实不过眼光一转，却已经让观众产生了在场的感觉。
　　有一次在教育台看样片，是个医疗健康类的节目，那位嘉宾专家在同主持人说了几句话之后，非常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了二号机位。我当时就说，这位大姐真有电视感觉，或者说是有很好的电视直感。但当时的编导却完全没有感觉，当机立断地把信号切到一号机，让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既不是主持人，也不是现场观众（因为根本没有现场观众）的侧脸。我们很多电视工作者现在都有类似的毛病，害怕看镜头，据说是为了保持客观真实性，其实是受经典电影理论的毒害太深。
　　尽可能让观众产生如在现场的感受，是电视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电视与电影的一个基本区别。在拍电影的时候，除非特别需要（就是把镜头当做一个特定的剧中人的时候），看镜头是大忌，即使是纪录片也一样。而电影又是电视的老大哥，对电视有过强力影响。所以我们在电视专题片现场常常会听编导叫喊：别看镜头，别看镜头！如果仔细欣赏一下委拉斯奎兹的《布莱达之降》，领会领会什么叫大师趣味，这些编导们可能就用不着那么着急了。因为片中有人看镜头会让观众产生在场感，甚至某种幽默感，其价值要远远超过“干干净净”的客观性。
　　
　　作者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