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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等3名官员6月以来被公布“失去联系”，让官员“失踪”问题再引关注。
今年5月28日，湖北省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突然就“消失”了，两个多月过去，仍无法联系到蔡道明。公安县纪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县委已免除了蔡的一切职务。
如此突然失踪的官员，蔡道明并非第一个。近年来失踪或曾失踪的官员，还包括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等。
蔡道明也不是最后一个。6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57岁的王雁威突然消失。
官员频繁“失踪”，暴露出一些地方对官员日常管理存疏漏。而国家对于公务人员、官员的出境，早有相关规定，包括处级以上官员要审批并备案等。但专家认为，要从根本上防止官员“失踪”，需要进行制度建设包括制定预防腐败的法规等。
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工作报告时曾说，五年来，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
不过尚未归案的“失踪”、在逃职务犯罪者有多少，未有公开的数字。
休假式“失踪”
依据公开资料。王雁威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是5月30日，参加一个重大项目的开工动员会。
广州市纪委曾在定期发布会上透露，王雁威曾通过区政协办公室转达到区委办公室请假治病。后来离开工作岗位。
7月25日，广州市纪委工作人员说，至当时，王雁威失踪已超两月。市纪委已会同有关部门对这类官员“失踪”情况进行研究处理。
这种“休假式”的理由，王雁威不是孤例。据介绍，湖北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失踪当日，对妻子称身体不适，要去看病。此后，即失去联系。
2010年。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也是以休假名义，赴美国旅游一个多月后再未归。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这些失踪官员，都会存在一些违法、违纪问题。组织部门可能谈过话，或者官员听到自己要被调查或被举报的风声而逃走，也不排除个别官员反应过敏失踪。
8月8日，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也不完全排除官员因家庭矛盾而失踪，但可能性极小，负气出境就更没可能性。
被调查后出逃
反腐专家李永忠介绍，发生在立案前或刚立案后的“失踪”案例，并不少见。
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在被调查期间失踪。
之前，2012年1月6日，温玲已卸任区政协主席，正式退休。4月，深圳市纪委对温玲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温玲之弟去年6月曾对媒体称，姐姐因孩子结婚赴美。
今年7月24日，深圳市纪委发消息开除温玲党籍和公职，经查温玲在南山区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由其亲属代为收受他人所送公司股权；并在组织调查期间私自出境至今未归。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公职人员被调查期间，若需限制其出境或采取强制措施，有关部门需要寻求司法机关配合。有些时候，程序协调、审批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发生立案前或刚立案后的失踪案例不少见。
李永忠说，中国每年有十几万党员、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真正够条件，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占极少数。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又失踪的案例几乎没有。
同样在被调查（举报）期间失踪的，还有辽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
据报道，去年2月，辽宁省纪委、省监察厅组成调查组，对凤城海德热电公司调查，调查该公司的过程中，发现了海德热电曾行贿王国强等问题。
姜明安认为，我国现行的法规，对地方和部门“一把手”的监督还不到位，“同级纪委管不了，上级纪委又太远”。一些高级别的领导。特别是部门“一把手”受约束小，个别领导甚至消失很多天后，才被发现失踪。
“不堪逼债出走”
郴州曾登报寻找失踪的王昌宏，他被找到后交代炒期货赔了400多万元。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总结过近年官员失踪事件的共性：一是违规参与经营活动亏损严重，避走躲债，二是因担心腐败问题东窗事发而潜逃。
今年6月23日，湖南醴陵市有关方面消息称。该市王仙镇财政所所长邓元华未向上级部门请假，已失踪超20天。此前，网络上有传言称邓元华携款近300万元失踪。
事发后，醴陵市检察院已介入调查。对于邓元华失踪的具体情况，醴陵市有关方面未公布调查进展。坊间多有传言称邓元华喜欢赌博且输了很多钱。
王昌宏的失踪也与债务有关。去年3月13日，一则《湖南郴州农机局登报寻找失踪副局长》的电视报道在网络上传播。据介绍王2011年11月起长期“不正常上班”。
去年1月底失踪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官员李华波，失踪前还曾向局领导请假。失踪后被曝出从2006年开始往境外转移资金，数额达9000多万元。
出逃与巨额损失
曾有科研资料披露，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逃者16000至18000人，共携带款项8000亿元。
失踪的官员们并非都能长期隐匿下去。
据媒体报道，涉嫌受贿5000多万元的贵州省交通厅厅长、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卢万里，得知有关部门在调查他后，2002年1月“失踪”。后据调查，他用名为“张唯良”的护照跨越边境。
卢万里逃至南太平洋岛国斐济。3个月后，被押解回国，2005年年底，卢万里被执行死刑。
2007年，云南省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时，发现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有重大嫌疑。2007年1月，案件侦办过程中，胡星消失了。据报道，消失前胡星还代表交通厅参加了一次省里的会议。
胡星出逃后，中国警方对胡星发出A级通缉令。后来，在专案组办案人员规劝下，胡星从新加坡回国受审。2007年8月，胡星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说，这些年，中国不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订相关协议、谈判、协调协商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失踪官员被引渡或遣返归国受审的案例越来越多。
出境限制与身份造假
对于公职人员、领导干部出境问题，国家其实有多个明文规定。副省级以上干部因私出境。出境审批手续也更严格。
即便如此，高官外逃依然不断发生。综合报道看，一些官员出逃前办理了假的身份信息等。
根据公开资料，目前为止失踪最高级别官员，是2002年10月消失的国电总经理高严，他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媒体认为高严携巨款外逃。审计署2003年审计发现国电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6亿元。
高严至今处于“失踪”状态。曾有消息称他在澳大利亚。
据报道，高严拥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除本人护照外，还持有广东某地户口及护照、澳门居民身份证。当年他出逃，便是持假护照越境。
专家介绍，对于领导干部的出境管理越来越严格。例如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及离退休副厅级以上干部，因公、因私护照均要交由相关部门统管或登记等。
今年初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王岐山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中央纪委、中组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新《暂行规定》应当适用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考虑到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掌握更多公共资源，《暂行规定》将其作为规范重点。
技术与制度“预防”
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没有责任调查机制，也是官员能够“失踪”的原因之一
李永忠说，公职人员失踪前，一般做了准备。其家庭成员动向一般会发生变动，同时，他们的账户、股金、房产等财产，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有关部门关注及时，应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应把公职人员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这段时间他长途电话是不是多了，收发邮件频率是否变得频繁。这段时间是否深居简出或频繁活动……”李永忠说，这些官员也可能会突然到远的地方开会或休假。这些可能是给出逃准备条件。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公职人员出逃时。往往会把财产转移境外。这样的大批资金流动，银行应该引起注意并向有关单位汇报。“银行应该成为反腐败的生力军”。
今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建立“公职人员名单管理”体系。建议把官员及家属、利益关联人在银行、证券、房地产等行业的信息纳入监督平台。林喆认为。这个体系一定程度上能防止腐败行为，包括防止官员出逃。
李永忠指出，对于失踪官员，几乎没有责任调查机制。“没听说有部门因官员出逃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到“守土有责”，也是致使官员失踪（外逃）问题的弊病之一。
姜明安认为，必须重视制度建设，“制定法规从源头上防止官员失踪”。目前已有地方政府如广东珠海，着手制定预防腐败的法规。姜明安呼吁中央也尽快出台预防腐败的法规。
在李永忠看来，目前技术不断发展，对防止官员失踪或外逃已有很好的效果，但这属于技术层面，是“微观角度”。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从宏观角度进行权力结构改革。“这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摘自《新京报》
今年5月28日，湖北省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突然就“消失”了，两个多月过去，仍无法联系到蔡道明。公安县纪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县委已免除了蔡的一切职务。
如此突然失踪的官员，蔡道明并非第一个。近年来失踪或曾失踪的官员，还包括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等。
蔡道明也不是最后一个。6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57岁的王雁威突然消失。
官员频繁“失踪”，暴露出一些地方对官员日常管理存疏漏。而国家对于公务人员、官员的出境，早有相关规定，包括处级以上官员要审批并备案等。但专家认为，要从根本上防止官员“失踪”，需要进行制度建设包括制定预防腐败的法规等。
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工作报告时曾说，五年来，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
不过尚未归案的“失踪”、在逃职务犯罪者有多少，未有公开的数字。
休假式“失踪”
依据公开资料。王雁威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是5月30日，参加一个重大项目的开工动员会。
广州市纪委曾在定期发布会上透露，王雁威曾通过区政协办公室转达到区委办公室请假治病。后来离开工作岗位。
7月25日，广州市纪委工作人员说，至当时，王雁威失踪已超两月。市纪委已会同有关部门对这类官员“失踪”情况进行研究处理。
这种“休假式”的理由，王雁威不是孤例。据介绍，湖北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失踪当日，对妻子称身体不适，要去看病。此后，即失去联系。
2010年。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也是以休假名义，赴美国旅游一个多月后再未归。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这些失踪官员，都会存在一些违法、违纪问题。组织部门可能谈过话，或者官员听到自己要被调查或被举报的风声而逃走，也不排除个别官员反应过敏失踪。
8月8日，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也不完全排除官员因家庭矛盾而失踪，但可能性极小，负气出境就更没可能性。
被调查后出逃
反腐专家李永忠介绍，发生在立案前或刚立案后的“失踪”案例，并不少见。
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在被调查期间失踪。
之前，2012年1月6日，温玲已卸任区政协主席，正式退休。4月，深圳市纪委对温玲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温玲之弟去年6月曾对媒体称，姐姐因孩子结婚赴美。
今年7月24日，深圳市纪委发消息开除温玲党籍和公职，经查温玲在南山区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由其亲属代为收受他人所送公司股权；并在组织调查期间私自出境至今未归。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公职人员被调查期间，若需限制其出境或采取强制措施，有关部门需要寻求司法机关配合。有些时候，程序协调、审批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发生立案前或刚立案后的失踪案例不少见。
李永忠说，中国每年有十几万党员、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真正够条件，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占极少数。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又失踪的案例几乎没有。
同样在被调查（举报）期间失踪的，还有辽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
据报道，去年2月，辽宁省纪委、省监察厅组成调查组，对凤城海德热电公司调查，调查该公司的过程中，发现了海德热电曾行贿王国强等问题。
姜明安认为，我国现行的法规，对地方和部门“一把手”的监督还不到位，“同级纪委管不了，上级纪委又太远”。一些高级别的领导。特别是部门“一把手”受约束小，个别领导甚至消失很多天后，才被发现失踪。
“不堪逼债出走”
郴州曾登报寻找失踪的王昌宏，他被找到后交代炒期货赔了400多万元。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总结过近年官员失踪事件的共性：一是违规参与经营活动亏损严重，避走躲债，二是因担心腐败问题东窗事发而潜逃。
今年6月23日，湖南醴陵市有关方面消息称。该市王仙镇财政所所长邓元华未向上级部门请假，已失踪超20天。此前，网络上有传言称邓元华携款近300万元失踪。
事发后，醴陵市检察院已介入调查。对于邓元华失踪的具体情况，醴陵市有关方面未公布调查进展。坊间多有传言称邓元华喜欢赌博且输了很多钱。
王昌宏的失踪也与债务有关。去年3月13日，一则《湖南郴州农机局登报寻找失踪副局长》的电视报道在网络上传播。据介绍王2011年11月起长期“不正常上班”。
去年1月底失踪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官员李华波，失踪前还曾向局领导请假。失踪后被曝出从2006年开始往境外转移资金，数额达9000多万元。
出逃与巨额损失
曾有科研资料披露，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逃者16000至18000人，共携带款项8000亿元。
失踪的官员们并非都能长期隐匿下去。
据媒体报道，涉嫌受贿5000多万元的贵州省交通厅厅长、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卢万里，得知有关部门在调查他后，2002年1月“失踪”。后据调查，他用名为“张唯良”的护照跨越边境。
卢万里逃至南太平洋岛国斐济。3个月后，被押解回国，2005年年底，卢万里被执行死刑。
2007年，云南省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时，发现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有重大嫌疑。2007年1月，案件侦办过程中，胡星消失了。据报道，消失前胡星还代表交通厅参加了一次省里的会议。
胡星出逃后，中国警方对胡星发出A级通缉令。后来，在专案组办案人员规劝下，胡星从新加坡回国受审。2007年8月，胡星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说，这些年，中国不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订相关协议、谈判、协调协商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失踪官员被引渡或遣返归国受审的案例越来越多。
出境限制与身份造假
对于公职人员、领导干部出境问题，国家其实有多个明文规定。副省级以上干部因私出境。出境审批手续也更严格。
即便如此，高官外逃依然不断发生。综合报道看，一些官员出逃前办理了假的身份信息等。
根据公开资料，目前为止失踪最高级别官员，是2002年10月消失的国电总经理高严，他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媒体认为高严携巨款外逃。审计署2003年审计发现国电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6亿元。
高严至今处于“失踪”状态。曾有消息称他在澳大利亚。
据报道，高严拥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除本人护照外，还持有广东某地户口及护照、澳门居民身份证。当年他出逃，便是持假护照越境。
专家介绍，对于领导干部的出境管理越来越严格。例如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及离退休副厅级以上干部，因公、因私护照均要交由相关部门统管或登记等。
今年初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王岐山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中央纪委、中组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新《暂行规定》应当适用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考虑到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掌握更多公共资源，《暂行规定》将其作为规范重点。
技术与制度“预防”
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没有责任调查机制，也是官员能够“失踪”的原因之一
李永忠说，公职人员失踪前，一般做了准备。其家庭成员动向一般会发生变动，同时，他们的账户、股金、房产等财产，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有关部门关注及时，应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应把公职人员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这段时间他长途电话是不是多了，收发邮件频率是否变得频繁。这段时间是否深居简出或频繁活动……”李永忠说，这些官员也可能会突然到远的地方开会或休假。这些可能是给出逃准备条件。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公职人员出逃时。往往会把财产转移境外。这样的大批资金流动，银行应该引起注意并向有关单位汇报。“银行应该成为反腐败的生力军”。
今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建立“公职人员名单管理”体系。建议把官员及家属、利益关联人在银行、证券、房地产等行业的信息纳入监督平台。林喆认为。这个体系一定程度上能防止腐败行为，包括防止官员出逃。
李永忠指出，对于失踪官员，几乎没有责任调查机制。“没听说有部门因官员出逃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到“守土有责”，也是致使官员失踪（外逃）问题的弊病之一。
姜明安认为，必须重视制度建设，“制定法规从源头上防止官员失踪”。目前已有地方政府如广东珠海，着手制定预防腐败的法规。姜明安呼吁中央也尽快出台预防腐败的法规。
在李永忠看来，目前技术不断发展，对防止官员失踪或外逃已有很好的效果，但这属于技术层面，是“微观角度”。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从宏观角度进行权力结构改革。“这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