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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拉美、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于2015年1月8—9日在北京举行。拉共体方面有30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或政府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主持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哥斯达黎加总统索利斯、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巴哈马总理克里斯蒂出席开幕式。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共同谱写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的重要讲话。与会代表围绕“新平台、新起点、新机遇——共同努力推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主题，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达成了《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和《中国—拉共体论坛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三个成果文件。这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中拉全面合作正式扬帆启航。
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中拉关系新发展模式的重要特色
在中拉关系发展史上，这次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按笔者的理解，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拉关系新的发展模式的基本架构已经成型。这个中拉关系发展模式的升级版是适应双方决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目标而产生的，并呈现出几个重要特色。
这个新发展模式的特色之一无疑是中拉整体合作的启动，从而形成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双轮驱动、相互促进的新合作架构。中拉“整体合作”这一概念是在国家间双边关系经过长期发展的基础上，顺应新阶段双方关系发展的需求提出来的，也是中国在发展与各大发展中地区关系的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一种合作方式或渠道。中拉整体合作应当具有多重含义。其一，它强调把拉美、加勒比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中拉合作要覆盖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要适应各国不同的需求，促进中国与拉美的合作更加全面、均衡地发展;其二，它同时关注于从拉美地区整体发展和共性需求的角度来推进合作，如改善地区内的互联互通，推进地区性生产合作，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等等;其三，它着眼于将中国与拉美、加勒比国家“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定位落到实处，致力于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与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
中拉关系新发展模式的特色之二是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中拉论坛作为中拉整体合作的平台应运而生，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打造好这个平台至关重要。首先，中拉论坛的建立凝聚了双方广泛的共识，体现了各参加国的政治意愿。拉共体作为拉美、加勒比33个主权国家的代表机构，于2014年1月的古巴峰会上通过《关于支持建立中拉论坛的特别声明》。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与拉美国家领导人在巴西举行历史性会晤，决定正式建立中拉论坛，从最高层次上宣示了双方推进整体合作的政治共识，为搭建中拉整体合作新平台开辟了道路。其次，中国作为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东道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短短半年之内就使这次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使双方整体合作由构想变为现实。第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所发表的《北京宣言》，全面表达了与会各国对建立中拉论坛和推进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共识，确定了整体合作和论坛建设的总体方向，明确了双方深化合作的指导原则。会议通过的《中国—拉共体论坛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明确地将中拉论坛定位为由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外交部牵头的政府间合作平台，主要机制包括部长级会议、中国—拉共体“四驾马车”外长对话、国家协调员会议（高官会），并确定了论坛的具体运行规则。至此，中拉论坛已正式进入运行期。
中拉论坛的建立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论坛自身的长远建设问题。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拉论坛是新生事物，犹如一株破土而出的嫩苗，要長成参天大树，需要双方精心培育。”[1]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四点建议：坚持平等相待的合作原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坚持灵活务实的合作方式，坚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这四个“坚持”为中拉论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王毅外长在会议的主旨发言中也就中拉论坛的长远建设问题发表了几点看法。第一，做好顶层设计，是论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任务。他着重指出，会议发表的三个文件是一个整体，构成了中拉论坛的政策依据、行动纲领和机制保障。第二，推动互利合作，是论坛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内容。其中特别强调，中拉只要发挥各自优势，广泛开展互利合作，就能把论坛做实做强，使论坛获得不竭的动力。第三，抓好后续落实，是论坛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他重点论述了长期性与紧迫性的关系，既要看到中拉论坛建设是长期性、战略性的任务，着眼长远，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确保论坛框架内的合作持续健康发展，又要有落实合作规划的紧迫感。
中拉关系新发展模式的特色之三是双方共同制订合作规划。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就通过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制订合作规划这种方式在以往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已经采用过，如今将它运用于中拉整体合作之中其含义已经有了变化。其一，规划体现了中拉全面合作的内涵。例如，2015—2019年的合作规划就涵盖了政治与安全、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工业农业、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13个重点合作领域，以及在中拉论坛总框架下适时举办多个专门领域的分论坛等，既涵盖了双方原有的合作领域和重要合作项目，又体现了在全面合作框架下合作领域的大大拓展。其二，规划反映了各参与国的合作需求。规划是双方共同协商制定的，汇聚了各参与国的合作需求，既体现了整体合作的精神，也提供了双边合作的选择。其三，规划就如同一个中期合作纲要，既可为各国政府部门制订合作计划提供指导，也可为广大企业界参与合作进程提供指南。其四，以规划所提供的广泛合作领域与合作项目为基础，可以比较容易地筛选出一批见效快的项目并尽早启动，以争取早期收获;可以从中选择一些有共性需求的项目，经过进一步的协商、论证，逐步确定一批影响面广的大型合作项目。
中拉关系新发展模式的特色之四是双方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经贸合作始终在中拉关系发展中占有突出重要地位，一直受到双方高层领导的重视。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在巴西利亚与拉美、加勒比领导人会晤时提出的“1 3 6”合作新框架，在此次会议通过的2015—2019年合作规划中已得到初步落实。“1 3 6”的合作新框架集中体现了中拉经贸合作的扩大与深化，在时间节点上也可谓“恰逢其时”。例如，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拉贸易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双方贸易额于2012年达到2612亿美元的峰值后，已连续三年在26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上徘徊。这个现象固然与某些短期因素的影响直接相关，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反映了双边贸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继续依赖双方原有的比较优势已显得驱动力不足。扩大双方相互投资与生产合作，是克服目前双边贸易徘徊局面的根本途径。习近平主席提出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推动中拉产业对接，以“三大引擎”取代原来单一的“贸易引擎”，是继续深化中拉经贸合作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和资本净输出国，逐步扩大与拉美投资、金融合作也是必然的趋势。经济全球化进程表明，正是生产领域跨国合作的发展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 中拉关系面临的
新态势、新挑战
据笔者观察，习近平主席提出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等六大领域作为重点合作领域，既是深化中拉经贸合作的重要切入点，也符合拉美、加勒比国家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需求。最近三十多年，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经历了较大的曲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由内向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向外向发展的模式转换;二是由国家主导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但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由于债务危机、“去工业化”现象等不利因素影响，80年代拉美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即“失去的十年”），90年代经济增速依旧低迷。2003—2008年，在能源、矿产及部分大宗農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价格大幅提升的推动下，拉美经济出现强劲扩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扩张周期随之结束。虽然拉美国家利用经济扩张期间积累的外汇储备有效地应对了这次国际危机的冲击，但自2011年以来地区经济又处于持续下行态势。上述过程表明，拉美国家依然未能形成一种适应当前内外环境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其中产业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滞后”更具有关键性。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分别于2010、2012、2014年连续发表三份长篇报告，系统论述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提出重振制造业、恢复产业政策、重视科技创新、加大发展新兴产业力度、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价值和出口竞争力、强化地区性生产合作和形成区域价值链条等一系列政策建议。[2]基于上述背景，可以看到，中方提出的六大重点合作领域，在支持拉美国家继续发挥其能源资源优势的同时，与拉美国家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需求是高度吻合的。
当前中拉关系发展正面临新的态势，为更多的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走向拉美、加勒比地区提供了新的机遇。不过，对于中国企业界而言，在积极利用这一机遇的同时，也要具备足够的风险意识。中国企业进入拉美市场之所以风险系数较高，恐怕主要是我们对那里整体环境的复杂性还了解得不够。最近的两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2014年第四季度，中国铁路建筑总公司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克雷塔罗”高速铁路建设项目国际竞标中胜出，但没过多久就遭遇墨方毁约。2015年1月，墨西哥政府再度启动该项目的国际招标进程，中铁建也再度参与竞标，但没过几天，墨方又宣布因政府财政困难将该项目“无限期”搁置。这样的反复无常令人咋舌！2015年1月底，中墨合资的“坎昆龙城”项目又被全面叫停。据媒体报道，主要原因是该项目建设对环境造成污染，承包商将为此支付罚金和赔偿金约2200万墨西哥比索（人民币900多万元）。这两件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这类案例显然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分析，以便为企业界提供一些经验启示。
据笔者观察，当前中资企业在拉美地区面临的风险首先是决策风险。由于对当地政治生态、法规制度、文化差异、社会习俗等缺乏了解，决策过程往往不够全面。决策上的不周全进而带来经营风险，在企业或项目的运营过程中遭遇多种因素的困扰。中国企业在由国内市场走向跨国经营的过程中可能在自身能力建设上也需要有所加强。例如，一是改进传统的决策方式，更加注重决策前的调查研究，更多地借助于各类专业机构的咨询报告作为决策参考;二是加强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配备通晓当地语言并具有一定专门知识的专业人才，能够适时了解当地环境的变化，保持与相关部门沟通渠道的顺畅，掌握应对各种事态的主动性。
中国与拉美的合作交流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1573年，两艘中国商船载着712匹丝绸和2.23万件瓷器，途经马尼拉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开启了中国东南沿海—马尼拉—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被称为跨越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3]历史走到今天，中国和拉美之间合作交流的主客观环境都大大地改善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真心期待，新时代的中拉合作交流之船能破浪前行，造福于太平洋两岸中国与拉美的近20亿人民，续写历史的新辉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中拉关系新发展模式的重要特色
在中拉关系发展史上，这次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按笔者的理解，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拉关系新的发展模式的基本架构已经成型。这个中拉关系发展模式的升级版是适应双方决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目标而产生的，并呈现出几个重要特色。
这个新发展模式的特色之一无疑是中拉整体合作的启动，从而形成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双轮驱动、相互促进的新合作架构。中拉“整体合作”这一概念是在国家间双边关系经过长期发展的基础上，顺应新阶段双方关系发展的需求提出来的，也是中国在发展与各大发展中地区关系的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一种合作方式或渠道。中拉整体合作应当具有多重含义。其一，它强调把拉美、加勒比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中拉合作要覆盖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要适应各国不同的需求，促进中国与拉美的合作更加全面、均衡地发展;其二，它同时关注于从拉美地区整体发展和共性需求的角度来推进合作，如改善地区内的互联互通，推进地区性生产合作，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等等;其三，它着眼于将中国与拉美、加勒比国家“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定位落到实处，致力于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与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
中拉关系新发展模式的特色之二是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中拉论坛作为中拉整体合作的平台应运而生，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打造好这个平台至关重要。首先，中拉论坛的建立凝聚了双方广泛的共识，体现了各参加国的政治意愿。拉共体作为拉美、加勒比33个主权国家的代表机构，于2014年1月的古巴峰会上通过《关于支持建立中拉论坛的特别声明》。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与拉美国家领导人在巴西举行历史性会晤，决定正式建立中拉论坛，从最高层次上宣示了双方推进整体合作的政治共识，为搭建中拉整体合作新平台开辟了道路。其次，中国作为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东道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短短半年之内就使这次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使双方整体合作由构想变为现实。第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所发表的《北京宣言》，全面表达了与会各国对建立中拉论坛和推进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共识，确定了整体合作和论坛建设的总体方向，明确了双方深化合作的指导原则。会议通过的《中国—拉共体论坛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明确地将中拉论坛定位为由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外交部牵头的政府间合作平台，主要机制包括部长级会议、中国—拉共体“四驾马车”外长对话、国家协调员会议（高官会），并确定了论坛的具体运行规则。至此，中拉论坛已正式进入运行期。
中拉论坛的建立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论坛自身的长远建设问题。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拉论坛是新生事物，犹如一株破土而出的嫩苗，要長成参天大树，需要双方精心培育。”[1]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四点建议：坚持平等相待的合作原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坚持灵活务实的合作方式，坚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这四个“坚持”为中拉论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王毅外长在会议的主旨发言中也就中拉论坛的长远建设问题发表了几点看法。第一，做好顶层设计，是论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任务。他着重指出，会议发表的三个文件是一个整体，构成了中拉论坛的政策依据、行动纲领和机制保障。第二，推动互利合作，是论坛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内容。其中特别强调，中拉只要发挥各自优势，广泛开展互利合作，就能把论坛做实做强，使论坛获得不竭的动力。第三，抓好后续落实，是论坛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他重点论述了长期性与紧迫性的关系，既要看到中拉论坛建设是长期性、战略性的任务，着眼长远，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确保论坛框架内的合作持续健康发展，又要有落实合作规划的紧迫感。
中拉关系新发展模式的特色之三是双方共同制订合作规划。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就通过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制订合作规划这种方式在以往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已经采用过，如今将它运用于中拉整体合作之中其含义已经有了变化。其一，规划体现了中拉全面合作的内涵。例如，2015—2019年的合作规划就涵盖了政治与安全、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工业农业、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13个重点合作领域，以及在中拉论坛总框架下适时举办多个专门领域的分论坛等，既涵盖了双方原有的合作领域和重要合作项目，又体现了在全面合作框架下合作领域的大大拓展。其二，规划反映了各参与国的合作需求。规划是双方共同协商制定的，汇聚了各参与国的合作需求，既体现了整体合作的精神，也提供了双边合作的选择。其三，规划就如同一个中期合作纲要，既可为各国政府部门制订合作计划提供指导，也可为广大企业界参与合作进程提供指南。其四，以规划所提供的广泛合作领域与合作项目为基础，可以比较容易地筛选出一批见效快的项目并尽早启动，以争取早期收获;可以从中选择一些有共性需求的项目，经过进一步的协商、论证，逐步确定一批影响面广的大型合作项目。
中拉关系新发展模式的特色之四是双方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经贸合作始终在中拉关系发展中占有突出重要地位，一直受到双方高层领导的重视。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在巴西利亚与拉美、加勒比领导人会晤时提出的“1 3 6”合作新框架，在此次会议通过的2015—2019年合作规划中已得到初步落实。“1 3 6”的合作新框架集中体现了中拉经贸合作的扩大与深化，在时间节点上也可谓“恰逢其时”。例如，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拉贸易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双方贸易额于2012年达到2612亿美元的峰值后，已连续三年在26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上徘徊。这个现象固然与某些短期因素的影响直接相关，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反映了双边贸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继续依赖双方原有的比较优势已显得驱动力不足。扩大双方相互投资与生产合作，是克服目前双边贸易徘徊局面的根本途径。习近平主席提出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推动中拉产业对接，以“三大引擎”取代原来单一的“贸易引擎”，是继续深化中拉经贸合作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和资本净输出国，逐步扩大与拉美投资、金融合作也是必然的趋势。经济全球化进程表明，正是生产领域跨国合作的发展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 中拉关系面临的
新态势、新挑战
据笔者观察，习近平主席提出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等六大领域作为重点合作领域，既是深化中拉经贸合作的重要切入点，也符合拉美、加勒比国家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需求。最近三十多年，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经历了较大的曲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由内向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向外向发展的模式转换;二是由国家主导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但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由于债务危机、“去工业化”现象等不利因素影响，80年代拉美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即“失去的十年”），90年代经济增速依旧低迷。2003—2008年，在能源、矿产及部分大宗農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价格大幅提升的推动下，拉美经济出现强劲扩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扩张周期随之结束。虽然拉美国家利用经济扩张期间积累的外汇储备有效地应对了这次国际危机的冲击，但自2011年以来地区经济又处于持续下行态势。上述过程表明，拉美国家依然未能形成一种适应当前内外环境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其中产业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滞后”更具有关键性。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分别于2010、2012、2014年连续发表三份长篇报告，系统论述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提出重振制造业、恢复产业政策、重视科技创新、加大发展新兴产业力度、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价值和出口竞争力、强化地区性生产合作和形成区域价值链条等一系列政策建议。[2]基于上述背景，可以看到，中方提出的六大重点合作领域，在支持拉美国家继续发挥其能源资源优势的同时，与拉美国家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需求是高度吻合的。
当前中拉关系发展正面临新的态势，为更多的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走向拉美、加勒比地区提供了新的机遇。不过，对于中国企业界而言，在积极利用这一机遇的同时，也要具备足够的风险意识。中国企业进入拉美市场之所以风险系数较高，恐怕主要是我们对那里整体环境的复杂性还了解得不够。最近的两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2014年第四季度，中国铁路建筑总公司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克雷塔罗”高速铁路建设项目国际竞标中胜出，但没过多久就遭遇墨方毁约。2015年1月，墨西哥政府再度启动该项目的国际招标进程，中铁建也再度参与竞标，但没过几天，墨方又宣布因政府财政困难将该项目“无限期”搁置。这样的反复无常令人咋舌！2015年1月底，中墨合资的“坎昆龙城”项目又被全面叫停。据媒体报道，主要原因是该项目建设对环境造成污染，承包商将为此支付罚金和赔偿金约2200万墨西哥比索（人民币900多万元）。这两件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这类案例显然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分析，以便为企业界提供一些经验启示。
据笔者观察，当前中资企业在拉美地区面临的风险首先是决策风险。由于对当地政治生态、法规制度、文化差异、社会习俗等缺乏了解，决策过程往往不够全面。决策上的不周全进而带来经营风险，在企业或项目的运营过程中遭遇多种因素的困扰。中国企业在由国内市场走向跨国经营的过程中可能在自身能力建设上也需要有所加强。例如，一是改进传统的决策方式，更加注重决策前的调查研究，更多地借助于各类专业机构的咨询报告作为决策参考;二是加强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配备通晓当地语言并具有一定专门知识的专业人才，能够适时了解当地环境的变化，保持与相关部门沟通渠道的顺畅，掌握应对各种事态的主动性。
中国与拉美的合作交流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1573年，两艘中国商船载着712匹丝绸和2.23万件瓷器，途经马尼拉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开启了中国东南沿海—马尼拉—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被称为跨越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3]历史走到今天，中国和拉美之间合作交流的主客观环境都大大地改善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真心期待，新时代的中拉合作交流之船能破浪前行，造福于太平洋两岸中国与拉美的近20亿人民，续写历史的新辉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魏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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