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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张元济等前辈先贤怀揣文化救国之梦，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呼唤，于1908年启动了《辞源》编纂工作，并于191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
100年后，历经8年编纂，《辞源》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仅是从400万字至1200万字的超越，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百年传承。
这是一种胸怀家国的文化自觉。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颇有远见地创立字典部，毅然投入“商务”人四分之一的资本编纂《辞源》，并亲自参与编写。只因为他深知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需要“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方能迎来光明时代。陆尔奎，第一版《辞源》的主编，2000多个日夜，罗书十余万卷，积累成疾，以致失明。而400万字的《辞源》，融旧学新知于一炉，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剧烈的文化碰撞、复杂的制度变革和彻底的社会转型中，得以传承复兴、发扬光大。1931年时，该辞书就已行销数十万册，成为当时全国小学教师以上水平的知识分子的常备案头辞书。
這也是一种守正开拓的创新精神。传统文化要焕发新的生命，需要找到新方法。《辞源》在编纂方法、编写体例方面创造了全新格局，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示范作用，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如此，“商务”出版人一直明白，辞书完成之际便是新的修订开始之时。只有不断顺应社会发展，那些永不褪色的价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机。于是，我们有了第二版、第三版的《辞源》，相信今后也会有第四次的修订，它将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文化工程。
这更是一种心甘隋愿的奉献精神。1976年学贯中西的黄秋耘先生参加第二次修订时，笑称自己是“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常伴闭门穷经。而《辞源》第二版主编吴泽炎先生坚持每天做60张卡片，最后竟积有30余万张卡片，书未修完，惜人已半身不遂。第三版修订中，3位主编、22位分主编、127位学者，硬是用了1800个日夜完成上亿字的校对，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达4万条，改动率达40%。
人们常说，辞书修订是一个弹性较大的工作，可多可少，可深可浅，要完成具有相当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修订，弥补旧版系统上的缺失，殊为不易，这也是众多文化工程难以善终的原因。相比过去，现在编写似乎容易了，有海量的数据库电子书可以提供线索，但恰恰是这些浩瀚的资料，更需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基础铺垫。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哪里可以完成一个字一个音的准确校检？
8年的时间，足以写一部好的专著，留下几篇好的论文，可这么多学者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他们中，最长者已有82岁，最年轻的35岁，每个人都竭尽心力，焚膏继晷，守护心底的追求。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者塞缪尔·约翰逊在其书大功告成时说，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也曾这样形容编撰词典之苦：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的折磨和痛苦。这言语中带着自谑，却让行外人能更好理解编纂辞典之艰辛。
吴泽炎曾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而辞源人的文化，也在一辈一輩的接力中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每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
编辑提点：王冠婷
发动集体智慧，打造具有时代精神的经典专著，是一个国家文脉畅通、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实现语言文字标准化、规范化的基本要求。社会在不断进步，语言也随之发展，人们对于语言文字的及时修订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的转型发展中保有蓬勃的生机。一代代人接力式的修订编写，成就了现在的《辞源》，也将这种精神传承下来。而这精神，应该被弘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领域中。
100年后，历经8年编纂，《辞源》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仅是从400万字至1200万字的超越，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百年传承。
这是一种胸怀家国的文化自觉。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颇有远见地创立字典部，毅然投入“商务”人四分之一的资本编纂《辞源》，并亲自参与编写。只因为他深知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需要“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方能迎来光明时代。陆尔奎，第一版《辞源》的主编，2000多个日夜，罗书十余万卷，积累成疾，以致失明。而400万字的《辞源》，融旧学新知于一炉，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剧烈的文化碰撞、复杂的制度变革和彻底的社会转型中，得以传承复兴、发扬光大。1931年时，该辞书就已行销数十万册，成为当时全国小学教师以上水平的知识分子的常备案头辞书。
這也是一种守正开拓的创新精神。传统文化要焕发新的生命，需要找到新方法。《辞源》在编纂方法、编写体例方面创造了全新格局，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示范作用，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如此，“商务”出版人一直明白，辞书完成之际便是新的修订开始之时。只有不断顺应社会发展，那些永不褪色的价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机。于是，我们有了第二版、第三版的《辞源》，相信今后也会有第四次的修订，它将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文化工程。
这更是一种心甘隋愿的奉献精神。1976年学贯中西的黄秋耘先生参加第二次修订时，笑称自己是“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常伴闭门穷经。而《辞源》第二版主编吴泽炎先生坚持每天做60张卡片，最后竟积有30余万张卡片，书未修完，惜人已半身不遂。第三版修订中，3位主编、22位分主编、127位学者，硬是用了1800个日夜完成上亿字的校对，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达4万条，改动率达40%。
人们常说，辞书修订是一个弹性较大的工作，可多可少，可深可浅，要完成具有相当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修订，弥补旧版系统上的缺失，殊为不易，这也是众多文化工程难以善终的原因。相比过去，现在编写似乎容易了，有海量的数据库电子书可以提供线索，但恰恰是这些浩瀚的资料，更需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基础铺垫。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哪里可以完成一个字一个音的准确校检？
8年的时间，足以写一部好的专著，留下几篇好的论文，可这么多学者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他们中，最长者已有82岁，最年轻的35岁，每个人都竭尽心力，焚膏继晷，守护心底的追求。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者塞缪尔·约翰逊在其书大功告成时说，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也曾这样形容编撰词典之苦：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的折磨和痛苦。这言语中带着自谑，却让行外人能更好理解编纂辞典之艰辛。
吴泽炎曾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而辞源人的文化，也在一辈一輩的接力中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每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
编辑提点：王冠婷
发动集体智慧，打造具有时代精神的经典专著，是一个国家文脉畅通、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实现语言文字标准化、规范化的基本要求。社会在不断进步，语言也随之发展，人们对于语言文字的及时修订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的转型发展中保有蓬勃的生机。一代代人接力式的修订编写，成就了现在的《辞源》，也将这种精神传承下来。而这精神，应该被弘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