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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跌宕起伏的一生，为家事忙，为情事忙，也为国事忙，始终在岁月的年轮中旋转。他生前，已是毁誉参半，死后也依然“功罪盖棺犹未定”。既然无法全面而绝对地了解一个人，那么我们就从生活点滴的碎片拼凑出一个鲜活的人物，去认识一个多面的胡适。
胡适在北京断断续续的生活工作不足20年。胡适栖身的地方，先后有八处。目前好几处故居都已不可考了，只能驻足遥想当年。
1904年，13岁的胡适离家去上海求学，初进梅溪学堂，后因其课程设置不完备，又进澄衷学堂，后转学到中国公学。大概是1909年到1910年的冬天，胡适寄身的中国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团糟，只能终日花天酒地。胡适的日记和回忆录里，记录了许多年轻时候的荒唐。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10年2月12日（旧历）的雨夜，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后又去“打茶围”（即点名叫妓女，喝茶聊天听曲），酒醉归家时向巡捕寻衅，被罚款5元。这事对他触动极大，导致“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日后的胡适，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时，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
1910年5月，19岁的胡适进京参加庚子赔款留美官费考试，住在绩溪会馆。当年9月，他踏上了赴美的旅程。
老成少年先生
体弱、好静、爱读书，胡适从小就是文绉绉的样子，老辈们都说胡适“像个先生的样子”，胡适原名嗣（同“门”音），于是给他个外号唤作“先生”。这个外号让胡适幼年就有一种“自我定位”。他在《四十自述》中写过一个细节：“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赤，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儿童的游戏和玩乐就这样远离了胡适。
1910年，胡适去美国。后来他总结，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成了“乐观主义者”：“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虽然如此，但“先生”的影响一直存在，他是公认的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自由主义，其实是用理性获得的最终判断。
曾住过的地方
1917年，胡适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来到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参加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他在该杂志发表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发新文化运动之先声，被陈独秀誉为“今日中国之雷音”。之后不久，26岁的胡适应聘为北大教授。胡适初到北大时，住在景山东街文科教员预备室。大约一个月后，领到了薪水，胡适搬到了朝阳门内南竹竿胡同的一座小院，后因遭了贼，只得另觅住处。
1918年3月30日，胡适搬到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四合院虽小，卧室、书房和客厅俱全。1918年6月，夫人江冬秀从老家来京与胡适团聚，生下了大儿子祖望，很快又有了身孕，屋子显得不够用了。1920年5月，他们考虑搬家。
在这处故居，胡适白话文诗集《尝试集》问世，“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自此，白话与标点符号横空出世——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日渐浩大。这里也可以说是《新青年》的生产间，因为作为主要撰稿人和台柱子的胡适，在这里参与编辑杂志。
1920年5月22日，胡适搬到钟鼓寺胡同14号大一些的四合院，在这里住了六年之久。小院占地约三百余平米，胡适将正房作为书房和寝室，两厢为客厅和会客厅。在这里，还诞生了自由知识分子议政的刊物——《努力》周报。如今故居内成为一个民居大杂院，拥挤不堪。
1926年夏初，胡适还短暂地住过景山西面的陟山门街6号。1930年12月他再度盘桓北大，准备就任文学院院长时，携眷搬到了地安门米粮库胡同4号。一直到1937年6月18日启程赴南京讨论国难，9月赴美，准备就任大使，在米粮库胡同居住了前后共有六年半的时间。这里实际也是《独立评论》的编辑部。
徐凌霄还曾写道，米粮库胡同4号“层楼广厦，多用以庋藏典籍，约百余架，周密严整，或如墉垣，或如画屏。古所谓‘坐拥书城’，今乃亲见之。”石原皋则曾回忆：“一九三一年冬，胡适四十岁生日，在米粮库胡同四号家中做了四十大寿。”胡同里很安静，站在胡同口可以望见景山上的亭子。难怪米粮库胡同4号是胡适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寓所。
胡适在抗战胜利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住在东厂胡同1号，这里也是他在北京的最后一处居所。1946年7月，胡适离开生活了近九年的美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胡适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写有《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撰），还有很多篇关于《水经注》的考证文章。
几处故居由小到大，印证着胡适曾经的地位与名气，可如今的破败甚至消失，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离去。
强大的朋友圈
胡适的人际世界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我的朋友胡适之”一节中提到胡适的交友之道。他说：“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底‘朋友’！”
胡适交友有方，他的魅力在于温情与亲切，在于他给人以陶醉的学养，让你感到温馨，与之在一起如坐春风。胡适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使他深得人缘，就是他乐于帮助人，受其接济、施惠的人不少。林语堂先生曾回忆说：“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
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后，遗留在北平的胡适私人档案保存着数以千计的来往书信。书信中可以看到，与其通信的人，从政治派系来分，既有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如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胡汉民、廖仲恺、李宗仁、张学良等人；也有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诸人；还有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和中间派代表，如梁启超、马君武、林长民、丁文江、章士钊、张君劢、张东逊、梁漱溟、杨杏佛等。如要将其通信对象开列出一份名单，几乎可以说揽括了当时活跃在政治、文化领域影响力较大的重要人物。这不过是1949年以前胡适的通信来往对象，与胡适英文通信的外国人尚不在其中。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1930年流行的一句口头禅。他的人际交往圈，随着他年岁的增长和知名度的升高，可以说在迅速地扩大。在处理学问和人事方面，胡适有一句名言：“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这是他坦荡、可爱的一面。不过凡事均有两面性，交往面广，应酬太多，就不免耗费时间和精力，作为“课业”的研究工作和著述撰文自然就要受到影响，胡适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四十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事业上没有多大进展，与这一点不能说没有关系。
南下台湾的决定
1948年底，国共的争夺战在军事政治战场上胜负几成定局，而对思想与知识分子的争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对于未来的争夺。蒋介石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用各种手段利诱文人赴台，另一边中共也在诚邀名士北上，双方演绎了一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名人争夺战。
胡适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的第一人。1948年1月13日，蒋介石派人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拒绝。第二天，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明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的“抢救计划”。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胡适虽然对国民党似乎始终没有过好感，但是对蒋怀有知遇与感恩之情，这或许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
其实中共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西山一带的中共广播放言，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但胡适却说，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当时毛泽东托人给胡适带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后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留下“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的话语。
胡适在北京断断续续的生活工作不足20年。胡适栖身的地方，先后有八处。目前好几处故居都已不可考了，只能驻足遥想当年。
1904年，13岁的胡适离家去上海求学，初进梅溪学堂，后因其课程设置不完备，又进澄衷学堂，后转学到中国公学。大概是1909年到1910年的冬天，胡适寄身的中国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团糟，只能终日花天酒地。胡适的日记和回忆录里，记录了许多年轻时候的荒唐。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10年2月12日（旧历）的雨夜，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后又去“打茶围”（即点名叫妓女，喝茶聊天听曲），酒醉归家时向巡捕寻衅，被罚款5元。这事对他触动极大，导致“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日后的胡适，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时，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
1910年5月，19岁的胡适进京参加庚子赔款留美官费考试，住在绩溪会馆。当年9月，他踏上了赴美的旅程。
老成少年先生
体弱、好静、爱读书，胡适从小就是文绉绉的样子，老辈们都说胡适“像个先生的样子”，胡适原名嗣（同“门”音），于是给他个外号唤作“先生”。这个外号让胡适幼年就有一种“自我定位”。他在《四十自述》中写过一个细节：“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赤，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儿童的游戏和玩乐就这样远离了胡适。
1910年，胡适去美国。后来他总结，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成了“乐观主义者”：“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虽然如此，但“先生”的影响一直存在，他是公认的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自由主义，其实是用理性获得的最终判断。
曾住过的地方
1917年，胡适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来到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参加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他在该杂志发表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发新文化运动之先声，被陈独秀誉为“今日中国之雷音”。之后不久，26岁的胡适应聘为北大教授。胡适初到北大时，住在景山东街文科教员预备室。大约一个月后，领到了薪水，胡适搬到了朝阳门内南竹竿胡同的一座小院，后因遭了贼，只得另觅住处。
1918年3月30日，胡适搬到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四合院虽小，卧室、书房和客厅俱全。1918年6月，夫人江冬秀从老家来京与胡适团聚，生下了大儿子祖望，很快又有了身孕，屋子显得不够用了。1920年5月，他们考虑搬家。
在这处故居，胡适白话文诗集《尝试集》问世，“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自此，白话与标点符号横空出世——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日渐浩大。这里也可以说是《新青年》的生产间，因为作为主要撰稿人和台柱子的胡适，在这里参与编辑杂志。
1920年5月22日，胡适搬到钟鼓寺胡同14号大一些的四合院，在这里住了六年之久。小院占地约三百余平米，胡适将正房作为书房和寝室，两厢为客厅和会客厅。在这里，还诞生了自由知识分子议政的刊物——《努力》周报。如今故居内成为一个民居大杂院，拥挤不堪。
1926年夏初，胡适还短暂地住过景山西面的陟山门街6号。1930年12月他再度盘桓北大，准备就任文学院院长时，携眷搬到了地安门米粮库胡同4号。一直到1937年6月18日启程赴南京讨论国难，9月赴美，准备就任大使，在米粮库胡同居住了前后共有六年半的时间。这里实际也是《独立评论》的编辑部。
徐凌霄还曾写道，米粮库胡同4号“层楼广厦，多用以庋藏典籍，约百余架，周密严整，或如墉垣，或如画屏。古所谓‘坐拥书城’，今乃亲见之。”石原皋则曾回忆：“一九三一年冬，胡适四十岁生日，在米粮库胡同四号家中做了四十大寿。”胡同里很安静，站在胡同口可以望见景山上的亭子。难怪米粮库胡同4号是胡适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寓所。
胡适在抗战胜利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住在东厂胡同1号，这里也是他在北京的最后一处居所。1946年7月，胡适离开生活了近九年的美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胡适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写有《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撰），还有很多篇关于《水经注》的考证文章。
几处故居由小到大，印证着胡适曾经的地位与名气，可如今的破败甚至消失，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离去。
强大的朋友圈
胡适的人际世界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我的朋友胡适之”一节中提到胡适的交友之道。他说：“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底‘朋友’！”
胡适交友有方，他的魅力在于温情与亲切，在于他给人以陶醉的学养，让你感到温馨，与之在一起如坐春风。胡适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使他深得人缘，就是他乐于帮助人，受其接济、施惠的人不少。林语堂先生曾回忆说：“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
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后，遗留在北平的胡适私人档案保存着数以千计的来往书信。书信中可以看到，与其通信的人，从政治派系来分，既有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如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胡汉民、廖仲恺、李宗仁、张学良等人；也有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诸人；还有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和中间派代表，如梁启超、马君武、林长民、丁文江、章士钊、张君劢、张东逊、梁漱溟、杨杏佛等。如要将其通信对象开列出一份名单，几乎可以说揽括了当时活跃在政治、文化领域影响力较大的重要人物。这不过是1949年以前胡适的通信来往对象，与胡适英文通信的外国人尚不在其中。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1930年流行的一句口头禅。他的人际交往圈，随着他年岁的增长和知名度的升高，可以说在迅速地扩大。在处理学问和人事方面，胡适有一句名言：“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这是他坦荡、可爱的一面。不过凡事均有两面性，交往面广，应酬太多，就不免耗费时间和精力，作为“课业”的研究工作和著述撰文自然就要受到影响，胡适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四十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事业上没有多大进展，与这一点不能说没有关系。
南下台湾的决定
1948年底，国共的争夺战在军事政治战场上胜负几成定局，而对思想与知识分子的争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对于未来的争夺。蒋介石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用各种手段利诱文人赴台，另一边中共也在诚邀名士北上，双方演绎了一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名人争夺战。
胡适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的第一人。1948年1月13日，蒋介石派人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拒绝。第二天，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明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的“抢救计划”。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胡适虽然对国民党似乎始终没有过好感，但是对蒋怀有知遇与感恩之情，这或许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
其实中共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西山一带的中共广播放言，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但胡适却说，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当时毛泽东托人给胡适带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后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留下“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