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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在历史求学道路上走了十几年。从刚开始踏入大学时对这个专业的懵懂无知,到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再到选择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理想职业,我经历了许多曲折。历史学总是希望能从前人的成败中汲取教训,来为当今和将来指明道路,在这里我把自己的“前车之辙”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的学习生活有些许参考价值。

高考后,我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就报考了家乡的一所二本学校,并被调剂到历史学院。因为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我每天都把时间耗在爬山、网球和电脑游戏上,很少看专业书。这所本科院校虽然不大,但历史学的授课门类都很齐全,除了常有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外,还设有中国古代文献研读、考古学基础、检索目录学等专业性很强的课程,这些课程在当时的我看来都很枯燥。
教授我们中国古代文献研读的是一位严肃而儒雅的老先生,据说他的专长是研究甲骨文、金文。他讲课也是从甲骨文、金文开始,本就佶屈聱牙,难以明晓,再加上老先生操一口山东方言,听起来更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反有催眠之效,因而在这门课上,往往是睡倒一片。一天正上课,我正欲眠而未得,舍友早已在梦乡遨游。突然这位老先生把舍友叫醒,但没有批评责备他,只是微微一笑,以“宰予昼寝”为蓝本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
“宰予昼寝”本是《论语》中的一节,大意是孔子听说学生宰予在白天睡觉,非常生气,就批评宰予说他像腐朽的木头不可以雕刻,像粪土的墙壁不可以粉刷。然而老先生却这样讲道:有一天老师正在讲“宰予昼寝”这节课文,发现有个学生在课堂上睡觉。于是就叫醒他,问“宰予昼寝”是什么意思?这位学生平时不好学,又未听讲,糊里糊涂中急忙答道:“这句话就是说,杀了我也要在白天睡觉。”老先生讲完后,大家哄堂大笑,睡意全无。我这位舍友也脸红到脖子,在这之后,再未见到他在这门课上睡觉。
这件事对我也很有影响。没想到孔子的学生原来也白天睡觉,还被老师批评。好笑之余,我发現原来历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人物,也是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这大大激发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开始读《论语》《史记》等书。读书过程中,我对宰予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宰予其实并非一个庸人,他作为孔子七十二贤徒之一,在“言语”门中排第一,力压大名鼎鼎的子贡,是个能言善辩的外交人才。这种不断探索发现的乐趣是引人入胜的,此后我逐渐喜欢上了读史书,并沉浸在此种乐趣之中。
大三时,我决定考研,报考的专业是魏晋南北朝史。这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读《三国演义》,爱屋及乌,于是对三国史较为感兴趣。有兴趣,就会有动力。和别人复习考研的枯燥痛苦不同,我的考研过程虽有些紧张,却是轻松愉快的。当别人抱着考研提纲找一个角落死记硬背时,我在读通史书。几大本厚重的通史书一口气读完后,那些知识要点自然明了于胸,根本不需要去死记硬背。家里有粮,心中也就不慌,考试答题自然也就轻松。经过笔试、面试,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自己理想的院校,这里的魏晋南北朝史在当时是全国最好的。
然而,那一年报考魏晋南北朝史的学生非常多,许多人在录取后被调剂到其他断代史或专门史中,我也被调剂给了现在的导师,改学中国古代民族史、明清史。刚调整专业时,我很不适应,因为之前读的书大多是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对明清史比较陌生,加上开学后不久导师就出国访学,得不到具体的指导,使我有段时间比较迷茫,迟迟找不到学习的门径。直到导师回国后,情况才开始好转。我的导师很注重与学生的当面交流,也着重培养学生的亲身实践。他在专业课程之外,经常会给我们“开小灶”,也就是单独的交谈,在聊天中传授治学门径,并就专业论著进行具体讲解。这种聊天气氛是很自由轻松的,与课堂很不一样,更容易让人得到启发。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打下了明清史研究的初步基础。
转学明清史,也为我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与记载并不丰富、但精要简洁的魏晋南北朝史相比,史料浩如烟海的明清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更翔实生动、更富有层次的历史画面,这两种截然有别的历史记载是各有魅力的。自从研读明清史之后,我阅读的就不止是那些大部头的通史史料了,还有大量描写细致、富有生活情趣的诗文集、小说笔记以及方志等。比如明代有《帝京景物略》、清代有《日下旧闻考》等,都是关于帝都北京的方志书,而我又在北京求学,因此在周末等闲暇时间,我会按照方志书籍去踏访一些历史遗迹。平时有事外出时,走在大街小巷,或风景名胜处,也经常会发现原来这里就是某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那里就是某位历史人物的宅邸。置身于这些历史遗迹中,会让人对历史有种特别的真实感,甚至好像可以感受到那些历史人物的气息。这种切实的体验,也是让人很有兴味的。
另一个乐趣是历史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我认识到历史研究的专业门槛是史料的考据,即在撰述论文时,必须先对所使用的史料进行校勘,发现有歧义的,还要考订真伪。这听起来似乎非常枯燥无聊,但对我来说却很有趣,就好比侦探在各种线索中抽丝破茧,寻找证据,最终审定案例。举个有趣的例子。最近,朱元璋的相貌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中,有一个桥段就是调侃朱元璋长了一张廖凡式的脸,影视剧《大明芳华》播出后,剧中朱元璋的丑恶形象,更是引起大家的热议。
我早就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很奇怪一个帝王怎么会长得这么丑?经过查证,我发现大家印象中朱元璋的丑恶形象是有依据的。在留存的大量明清画像中,朱元璋就多以这种丑恶形象出现,之前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也采用了这种画像之一。然而不为大家熟知的是,朱元璋还有另外一种传世画像,比如故宫博物院中保存的帝王画像。在这些画像中,朱元璋大多以方头圆脸、魁伟英武的形象出现,与前一种画像中的形象截然不同。究竟哪一种是朱元璋的真面目?应该是后一种更可靠。因为据一些明代正史中记载,朱元璋的相貌英伟非常,还有一些笔记也记载,朱元璋的相貌和庙里的玉帝很像,自然是方头大耳。此外,从基因学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因为目前保留的朱元璋子孙的画像中,几乎都是方头圆脸、英武非凡,那么可以推断,朱元璋自然也是这种形象。所以,最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已经把朱元璋的配图改换了。可惜的是,一些影视剧里还没有及时纠正。 虽然我的专业学习进行得有声有色,但在研究生毕业之前,我很犹豫是否要继续要攻读博士。因为从年龄来看,我已接近而立之年,回到家乡找一份教职稳定下来,是比较现实的。但研究生毕业前后的一些经历与思考,让我最终决定继续学业。
当时,为了准备硕士毕业论文,我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史料。由于准备充分,我很快就写了几万字。这个字数足够我毕业了,却没有达到我对毕业论文的预期。因为在进一步考订史料时,我发现了许多隐藏的问题,这使得我的论述充满纠结与矛盾,导致很多表述并不清晰。
毕业答辩时,有一位评委老师以严厉著称。我已经做好了挨批的准备,可这位老师非但没有批评我,还大大表扬了我,说我长于考证史料,颇有乾嘉考证学派敢于质疑、善于质疑的精神。最后他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以后做学问,要在运用考据学的基础上,开展更深入、更广阔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琐碎的细节考证。这番话对我很有触动,于是我放弃了工作的想法,决定跟着原来的硕导继续攻读博士。
读博后,我力图对自己的民族史专业进行深化与拓展。我们师门的学术特点,除了继承传统的乾嘉考据学术之外,还从法国汉学尤其是伯希和处汲取了新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多语言文献开展民族史研究。这就从研究范围和深度上,实现了对乾嘉学术的突破,让考证学不再局限于汉文史籍,而是涵盖了汉、蒙、藏、波斯等多种语言文献。在这样的综合研究下,一些仅靠汉文文献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往往可以迎刃而解,或得到更符合情理的解释,更能突出多民族研究的独特视角,也展现了民族史研究的丰富文化内涵。
为帮助我们更好地开展研究,导师先为我们讲授了波斯语初步的知识,又以读书班的形式带我们研读波斯文原文《史集》,亲自示范一些学术方法的运用。如每次读书时,老师会先为我们解读语義,然后用相关的汉文、蒙文文献进行对读,让我们发现不同语言文献记载的异同。通过这种学习,我发现汉语中有不少词汇都来自少数民族语甚至是外语,而我们已经浑然不觉。比如我们去新疆餐馆吃饭,经常会吃烤馕。“馕”这个词并不是汉语原有,应该是源自波斯语nān,在明代的《回回馆杂字》中翻译为“饼”,本意为发面烤饼、面包。只有掌握了此类词汇的多语境含义,才能揭示其更深层的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内涵,对于开展民族史、古代翻译史的研究,都是非常有用的。
此外,为进一步拓宽我的研究视野,老师还带我去参加了校外的多语言文献研读班,学术会议,为我提供与别的老师及学生交流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向我介绍民族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如西方民族认同学说及其对民族史研究的影响、新清史讨论的正反观点及其理论依据等等。由此,我又大量地研读了西方的民族理论著作,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等。通过对西方近现代学术方法以及理论的学习,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研究中只注重细节考据而缺乏宏观思考的不足。
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我的专业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参与导师的波斯文《史集》研读班期间,我开始对蒙古历史早期非常重要的克烈部产生了兴趣。因为在波斯文《史集》中,有不少关于克烈部的记载,其中有些内容是汉文文献缺乏的。在阅读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后,我又发现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古统一前后的克烈部历史上,对于蒙元之前以及元朝建立后转变为一部分蒙古人的克烈人的历史,尚且没有被系统地论述过。
随后我开始了对克烈部早期历史的研究,虽耗时颇多,也是颇有收获的。据前人考证,《史集》《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等蒙元史籍中记载的早期克烈部首领马儿忽思,就是《辽史》中记载的反叛辽朝的磨古斯,这说明克烈部在辽代就已经存在,是当时漠北鞑靼各部中的一员。看到这里,我便想到可以通过对比考证的方法,运用蒙元史籍中的记载来弥补《辽史》记载的不足,重新研究磨古斯叛乱。
在对比考证后我发现,不光是克烈部,许多其他蒙古部族如塔塔尔部、乃蛮部等,也都参与了磨古斯叛乱,但这些部族在此次叛乱中的立场很不相同。于是,我又进一步将这些部族与磨古斯、辽朝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梳理出来,搞清楚了其中哪些部族是和磨古斯一起反抗辽朝的,哪些部族则是协助辽朝对磨古斯进行镇压的,辽朝又是如何利用这些部族间的矛盾,来分化瓦解它们,最终平定叛乱的,这些都是以前的研究未能详细论述的。
此外,前人在论述磨古斯叛乱的历史影响时,主要是分析其对于当时的辽朝政治经济的影响,却没有提及这场叛乱对此后蒙古各部势力变化的深刻影响。我在对上述部族状况进行研究后指出,正是这场叛乱,大致奠定了以后很长时间内蒙古各部的势力格局,直到成吉思汗重新统一蒙古各部之后,这种局面才被彻底改变。因此,磨古斯叛乱可以说是漠北草原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将这些观点撰写成文后,我又在老师朋友的批评指正下进行了多次修改,最终,这篇文章被学术刊物录用。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今,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求学之路,就是由感兴趣到喜爱,再到热爱的过程。兴趣,是专业学习与研究中最好的老师。希望大家也能找到自己的专业研究兴趣,从中享受快乐。
责任编辑:曹晓晨

“宰予昼寝”新解
高考后,我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就报考了家乡的一所二本学校,并被调剂到历史学院。因为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我每天都把时间耗在爬山、网球和电脑游戏上,很少看专业书。这所本科院校虽然不大,但历史学的授课门类都很齐全,除了常有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外,还设有中国古代文献研读、考古学基础、检索目录学等专业性很强的课程,这些课程在当时的我看来都很枯燥。
教授我们中国古代文献研读的是一位严肃而儒雅的老先生,据说他的专长是研究甲骨文、金文。他讲课也是从甲骨文、金文开始,本就佶屈聱牙,难以明晓,再加上老先生操一口山东方言,听起来更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反有催眠之效,因而在这门课上,往往是睡倒一片。一天正上课,我正欲眠而未得,舍友早已在梦乡遨游。突然这位老先生把舍友叫醒,但没有批评责备他,只是微微一笑,以“宰予昼寝”为蓝本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
“宰予昼寝”本是《论语》中的一节,大意是孔子听说学生宰予在白天睡觉,非常生气,就批评宰予说他像腐朽的木头不可以雕刻,像粪土的墙壁不可以粉刷。然而老先生却这样讲道:有一天老师正在讲“宰予昼寝”这节课文,发现有个学生在课堂上睡觉。于是就叫醒他,问“宰予昼寝”是什么意思?这位学生平时不好学,又未听讲,糊里糊涂中急忙答道:“这句话就是说,杀了我也要在白天睡觉。”老先生讲完后,大家哄堂大笑,睡意全无。我这位舍友也脸红到脖子,在这之后,再未见到他在这门课上睡觉。
这件事对我也很有影响。没想到孔子的学生原来也白天睡觉,还被老师批评。好笑之余,我发現原来历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人物,也是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这大大激发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开始读《论语》《史记》等书。读书过程中,我对宰予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宰予其实并非一个庸人,他作为孔子七十二贤徒之一,在“言语”门中排第一,力压大名鼎鼎的子贡,是个能言善辩的外交人才。这种不断探索发现的乐趣是引人入胜的,此后我逐渐喜欢上了读史书,并沉浸在此种乐趣之中。
大三时,我决定考研,报考的专业是魏晋南北朝史。这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读《三国演义》,爱屋及乌,于是对三国史较为感兴趣。有兴趣,就会有动力。和别人复习考研的枯燥痛苦不同,我的考研过程虽有些紧张,却是轻松愉快的。当别人抱着考研提纲找一个角落死记硬背时,我在读通史书。几大本厚重的通史书一口气读完后,那些知识要点自然明了于胸,根本不需要去死记硬背。家里有粮,心中也就不慌,考试答题自然也就轻松。经过笔试、面试,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自己理想的院校,这里的魏晋南北朝史在当时是全国最好的。
朱元璋到底长啥样
然而,那一年报考魏晋南北朝史的学生非常多,许多人在录取后被调剂到其他断代史或专门史中,我也被调剂给了现在的导师,改学中国古代民族史、明清史。刚调整专业时,我很不适应,因为之前读的书大多是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对明清史比较陌生,加上开学后不久导师就出国访学,得不到具体的指导,使我有段时间比较迷茫,迟迟找不到学习的门径。直到导师回国后,情况才开始好转。我的导师很注重与学生的当面交流,也着重培养学生的亲身实践。他在专业课程之外,经常会给我们“开小灶”,也就是单独的交谈,在聊天中传授治学门径,并就专业论著进行具体讲解。这种聊天气氛是很自由轻松的,与课堂很不一样,更容易让人得到启发。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打下了明清史研究的初步基础。
转学明清史,也为我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与记载并不丰富、但精要简洁的魏晋南北朝史相比,史料浩如烟海的明清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更翔实生动、更富有层次的历史画面,这两种截然有别的历史记载是各有魅力的。自从研读明清史之后,我阅读的就不止是那些大部头的通史史料了,还有大量描写细致、富有生活情趣的诗文集、小说笔记以及方志等。比如明代有《帝京景物略》、清代有《日下旧闻考》等,都是关于帝都北京的方志书,而我又在北京求学,因此在周末等闲暇时间,我会按照方志书籍去踏访一些历史遗迹。平时有事外出时,走在大街小巷,或风景名胜处,也经常会发现原来这里就是某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那里就是某位历史人物的宅邸。置身于这些历史遗迹中,会让人对历史有种特别的真实感,甚至好像可以感受到那些历史人物的气息。这种切实的体验,也是让人很有兴味的。
另一个乐趣是历史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我认识到历史研究的专业门槛是史料的考据,即在撰述论文时,必须先对所使用的史料进行校勘,发现有歧义的,还要考订真伪。这听起来似乎非常枯燥无聊,但对我来说却很有趣,就好比侦探在各种线索中抽丝破茧,寻找证据,最终审定案例。举个有趣的例子。最近,朱元璋的相貌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中,有一个桥段就是调侃朱元璋长了一张廖凡式的脸,影视剧《大明芳华》播出后,剧中朱元璋的丑恶形象,更是引起大家的热议。
我早就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很奇怪一个帝王怎么会长得这么丑?经过查证,我发现大家印象中朱元璋的丑恶形象是有依据的。在留存的大量明清画像中,朱元璋就多以这种丑恶形象出现,之前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也采用了这种画像之一。然而不为大家熟知的是,朱元璋还有另外一种传世画像,比如故宫博物院中保存的帝王画像。在这些画像中,朱元璋大多以方头圆脸、魁伟英武的形象出现,与前一种画像中的形象截然不同。究竟哪一种是朱元璋的真面目?应该是后一种更可靠。因为据一些明代正史中记载,朱元璋的相貌英伟非常,还有一些笔记也记载,朱元璋的相貌和庙里的玉帝很像,自然是方头大耳。此外,从基因学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因为目前保留的朱元璋子孙的画像中,几乎都是方头圆脸、英武非凡,那么可以推断,朱元璋自然也是这种形象。所以,最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已经把朱元璋的配图改换了。可惜的是,一些影视剧里还没有及时纠正。 虽然我的专业学习进行得有声有色,但在研究生毕业之前,我很犹豫是否要继续要攻读博士。因为从年龄来看,我已接近而立之年,回到家乡找一份教职稳定下来,是比较现实的。但研究生毕业前后的一些经历与思考,让我最终决定继续学业。
当时,为了准备硕士毕业论文,我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史料。由于准备充分,我很快就写了几万字。这个字数足够我毕业了,却没有达到我对毕业论文的预期。因为在进一步考订史料时,我发现了许多隐藏的问题,这使得我的论述充满纠结与矛盾,导致很多表述并不清晰。
毕业答辩时,有一位评委老师以严厉著称。我已经做好了挨批的准备,可这位老师非但没有批评我,还大大表扬了我,说我长于考证史料,颇有乾嘉考证学派敢于质疑、善于质疑的精神。最后他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以后做学问,要在运用考据学的基础上,开展更深入、更广阔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琐碎的细节考证。这番话对我很有触动,于是我放弃了工作的想法,决定跟着原来的硕导继续攻读博士。
一场叛乱的影响
读博后,我力图对自己的民族史专业进行深化与拓展。我们师门的学术特点,除了继承传统的乾嘉考据学术之外,还从法国汉学尤其是伯希和处汲取了新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多语言文献开展民族史研究。这就从研究范围和深度上,实现了对乾嘉学术的突破,让考证学不再局限于汉文史籍,而是涵盖了汉、蒙、藏、波斯等多种语言文献。在这样的综合研究下,一些仅靠汉文文献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往往可以迎刃而解,或得到更符合情理的解释,更能突出多民族研究的独特视角,也展现了民族史研究的丰富文化内涵。
为帮助我们更好地开展研究,导师先为我们讲授了波斯语初步的知识,又以读书班的形式带我们研读波斯文原文《史集》,亲自示范一些学术方法的运用。如每次读书时,老师会先为我们解读语義,然后用相关的汉文、蒙文文献进行对读,让我们发现不同语言文献记载的异同。通过这种学习,我发现汉语中有不少词汇都来自少数民族语甚至是外语,而我们已经浑然不觉。比如我们去新疆餐馆吃饭,经常会吃烤馕。“馕”这个词并不是汉语原有,应该是源自波斯语nān,在明代的《回回馆杂字》中翻译为“饼”,本意为发面烤饼、面包。只有掌握了此类词汇的多语境含义,才能揭示其更深层的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内涵,对于开展民族史、古代翻译史的研究,都是非常有用的。
此外,为进一步拓宽我的研究视野,老师还带我去参加了校外的多语言文献研读班,学术会议,为我提供与别的老师及学生交流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向我介绍民族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如西方民族认同学说及其对民族史研究的影响、新清史讨论的正反观点及其理论依据等等。由此,我又大量地研读了西方的民族理论著作,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等。通过对西方近现代学术方法以及理论的学习,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研究中只注重细节考据而缺乏宏观思考的不足。
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我的专业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参与导师的波斯文《史集》研读班期间,我开始对蒙古历史早期非常重要的克烈部产生了兴趣。因为在波斯文《史集》中,有不少关于克烈部的记载,其中有些内容是汉文文献缺乏的。在阅读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后,我又发现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古统一前后的克烈部历史上,对于蒙元之前以及元朝建立后转变为一部分蒙古人的克烈人的历史,尚且没有被系统地论述过。
随后我开始了对克烈部早期历史的研究,虽耗时颇多,也是颇有收获的。据前人考证,《史集》《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等蒙元史籍中记载的早期克烈部首领马儿忽思,就是《辽史》中记载的反叛辽朝的磨古斯,这说明克烈部在辽代就已经存在,是当时漠北鞑靼各部中的一员。看到这里,我便想到可以通过对比考证的方法,运用蒙元史籍中的记载来弥补《辽史》记载的不足,重新研究磨古斯叛乱。
在对比考证后我发现,不光是克烈部,许多其他蒙古部族如塔塔尔部、乃蛮部等,也都参与了磨古斯叛乱,但这些部族在此次叛乱中的立场很不相同。于是,我又进一步将这些部族与磨古斯、辽朝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梳理出来,搞清楚了其中哪些部族是和磨古斯一起反抗辽朝的,哪些部族则是协助辽朝对磨古斯进行镇压的,辽朝又是如何利用这些部族间的矛盾,来分化瓦解它们,最终平定叛乱的,这些都是以前的研究未能详细论述的。
此外,前人在论述磨古斯叛乱的历史影响时,主要是分析其对于当时的辽朝政治经济的影响,却没有提及这场叛乱对此后蒙古各部势力变化的深刻影响。我在对上述部族状况进行研究后指出,正是这场叛乱,大致奠定了以后很长时间内蒙古各部的势力格局,直到成吉思汗重新统一蒙古各部之后,这种局面才被彻底改变。因此,磨古斯叛乱可以说是漠北草原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将这些观点撰写成文后,我又在老师朋友的批评指正下进行了多次修改,最终,这篇文章被学术刊物录用。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今,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求学之路,就是由感兴趣到喜爱,再到热爱的过程。兴趣,是专业学习与研究中最好的老师。希望大家也能找到自己的专业研究兴趣,从中享受快乐。
责任编辑:曹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