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位96岁的老人，几句谦逊朴素的肺腑话语。惹得2007年年初的文化舆论沸沸扬扬。这意味着什么?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这是北大教授季羡林在其新书《病榻杂记》中的一段话。除了“国学大师”，今年年近96岁的季羡林还宣布一并辞去“学界泰斗”、“国宝”的桂冠。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在《辞“国宝”》一节中这样写道。
《病榻杂记》于2007年1月在内地发行，但早在2006年12月15日，上海《文汇报》就曾在其“笔会”副刊上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提前刊登了书的部分内容。其中《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泰斗”》、《辞“国宝”》三节内容后来不断被各类媒体转载，并引发读者热评。
评论中有人称赞季老高风亮节、淡泊名利；有人希望季老能将桂冠收回，认为这对他而言实在是名至实归；有人认为季先生是在暗讽学界的功利和浮躁，以劝诫他人；还有人揣测这是一种“作秀”，不过是为了再度在公众中火起来，好卖新书。
此书出版之前季羡林曾笑称，出这本集子“权当证明自己还活着”。他没有料到，这本书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和讨论。
出版社商业炒作
“最近有很多媒体记者要来采访，都是要谈‘摘冠’这件事。我基本都替季老回绝了。”负责照料季羡林的杨锐女士说，“只有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和《感动中国》在医院跟季老面谈了两次，谈的也大都是这个问题。”
据杨锐介绍，季羡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表示，这些文章都是很早以前写的了，并且，类似“请辞”的文章早在几年之前在《光明日报》上也发表过，但当时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
季羡林强调说，自己倒真没有批评学术界的动机，这不过是公众的揣测。“各个领域都有优秀的人才，我哪有资格去批评现在的状况呢?”只不过每次听到这些称呼都觉“毛骨悚然”，于是说出来。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张保胜是季羡林的学生，毕业后在北大东语系任教，几十年来一直与季羡林交往密切。他说，有关“摘冠”的事情季老平时经常会说，他对那些称呼向来是很不耐烦的。
在杨锐印象中，季羡林在2003年左右就写好了《辞“国学大师”》等三篇文章，只是一直放着没有发，这次被出版社拿出来而没有标注写作的日期，造成了误解。
“我对现在的商业炒作很不满。”杨锐说，“这可能是出版社在借此为新书炒作，包括在书的封面上用很大的字标出‘我的美人观’这样的内容提要一别的好的文章多得是，为什么偏偏拿这篇出来呢?”
浙江学者傅国涌在看到“摘冠”的相关报道时，毫不迟疑地下了结论：“这是书商在炒作，很可能是作者很久以前写的东西，现在为了卖书又摘出来‘炒’。”后来傅国涌在1月9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评论，文中特意略去了新书的名字，目的是不让出版社在自己这里赚钱。
“加冠”效应
尽管更多的读者因为《牛棚杂记》等文集熟知季羡林，但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少有人知。季羡林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印度学和语言学，熟悉包括梵文、吐火罗文等在内的印度古代语言，在佛学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等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
张保胜是国内在梵语研究方面很有分量的学者。他介绍说，季羡林是国内唯一通晓吐火罗文的人，著作《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一直在学界占据重要地位；校勘的《大唐西域记》，成为很重要的研究印度的参考书；几十万字的著作《蔗糖史》，更是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令世界瞩目的成果。
“不夸张地说，全世界印度文化研究领域的人都知道季羡林。”张保胜说。
在季羡林94岁和95岁寿诞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来探望他，这是同时代的学者难以得到的殊荣。
在更多的人为了“加冠”奔波呼号的年代，光环缠身的季羡林为什么还要主动“摘冠”?
季羡林在文章中说，“国学大师”这个桂冠自己已戴了十几二十年，但国学底子不过是“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而已。“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至于辞掉“学界泰斗”，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无论在人文科学还是教育领域没有做出足以称之为“泰斗”的贡献；辞去“国宝”，因为想不明白何以得此称号，与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并列。
不过，季羡林没有料到的是，“桂冠”尚未摘去，新的“光环”又扑面而来。此次“请辞”事件一经传播，四处都是赞誉之声，称其“淡泊名利”、“大师风范”、“高风亮节”等等。
《南都周刊》的副主编长平认为：“我对这些老人的为人做事都充满敬意……但是平心而论，他们在精神道德方面，摘获了汉语中几乎所有的溢美之词，其实也是一种未必恰当的高帽。”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让人钦佩，但因此带来的其他方面的过高赞誉也引起不少质疑。例如他的文学地位，部分文学评论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的赞誉是对他的过分拔高；另外，他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态度也让季羡林遭到诟病，2006年他公开发表“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的论断，被不少人认为对社会现实缺乏了解。
学者傅国涌在评论中提到：“对于他(季羡林)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也就是他专业以外的所思所言，老实说，我常常不能心生敬意。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名声，他的思想言论对世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本来可以对社会上发生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提出一点批评，换言之，不要做一只时代的喜鹊，而在这方面他确实乏善可陈，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也是毋须讳言的。”
被制造的文化事件背后
一位96岁的老人，几句谦逊朴素的肺腑话语，惹得2007年年初的文化舆论沸沸扬扬。这意味着什么?
“这反映出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畸形。”傅国涌斩钉截铁地说，“因为现在有意义的话题太少了，媒体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可做文章的话题，就使劲下工夫。”
傅国涌认为，这次“摘帽”事件虽然是书商炒作，但它毕竟成为了一个文化事件，并且暴露了中国现阶段文化领域的很多问题。
什么是大师?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大师?谁有资格给别人“加封”大师?这些问题早已萦绕在人们心里。
2004年四川某新闻网曾刊载这样一条短讯：“为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诞辰110周年，蓉城戏迷将于7月7、8日晚在锦城艺术宫欣赏到由京剧大师于魁智主演的大型京剧交响剧诗《梅兰芳》。”梅兰芳是“表演艺术家”，于魁智则成了“京剧大师”，这则消息引起许多戏迷网友的不满。
2006年夏季百度与国学网联合举办“我心中的十位国学大师”评选，又引起新一轮有关“何为大师”的争议。到如今，马季身披“相声大师”华服，更惹得一干较真的票友不满。
“大师是历史自然产生的结果，不是当代人刻意‘推’出来的。”傅国涌说，现在的所谓“大师”都是一种炒作，真正的大师是自己坐冷板凳坐出来的结果，是自己凭人格魅力获得的称号。大师都是时代过去由历史检验且由后世发现的，当代人在这么近的距离难以发现真正的大师，即使给谁送出了这称号，也是昙花一现。“例如曹雪芹，在他那个时代谁是最伟大的作家?那肯定是写了一万多首诗的乾隆啊!但是一百年之后又是谁呢？”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这是北大教授季羡林在其新书《病榻杂记》中的一段话。除了“国学大师”，今年年近96岁的季羡林还宣布一并辞去“学界泰斗”、“国宝”的桂冠。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在《辞“国宝”》一节中这样写道。
《病榻杂记》于2007年1月在内地发行，但早在2006年12月15日，上海《文汇报》就曾在其“笔会”副刊上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提前刊登了书的部分内容。其中《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泰斗”》、《辞“国宝”》三节内容后来不断被各类媒体转载，并引发读者热评。
评论中有人称赞季老高风亮节、淡泊名利；有人希望季老能将桂冠收回，认为这对他而言实在是名至实归；有人认为季先生是在暗讽学界的功利和浮躁，以劝诫他人；还有人揣测这是一种“作秀”，不过是为了再度在公众中火起来，好卖新书。
此书出版之前季羡林曾笑称，出这本集子“权当证明自己还活着”。他没有料到，这本书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和讨论。
出版社商业炒作
“最近有很多媒体记者要来采访，都是要谈‘摘冠’这件事。我基本都替季老回绝了。”负责照料季羡林的杨锐女士说，“只有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和《感动中国》在医院跟季老面谈了两次，谈的也大都是这个问题。”
据杨锐介绍，季羡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表示，这些文章都是很早以前写的了，并且，类似“请辞”的文章早在几年之前在《光明日报》上也发表过，但当时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
季羡林强调说，自己倒真没有批评学术界的动机，这不过是公众的揣测。“各个领域都有优秀的人才，我哪有资格去批评现在的状况呢?”只不过每次听到这些称呼都觉“毛骨悚然”，于是说出来。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张保胜是季羡林的学生，毕业后在北大东语系任教，几十年来一直与季羡林交往密切。他说，有关“摘冠”的事情季老平时经常会说，他对那些称呼向来是很不耐烦的。
在杨锐印象中，季羡林在2003年左右就写好了《辞“国学大师”》等三篇文章，只是一直放着没有发，这次被出版社拿出来而没有标注写作的日期，造成了误解。
“我对现在的商业炒作很不满。”杨锐说，“这可能是出版社在借此为新书炒作，包括在书的封面上用很大的字标出‘我的美人观’这样的内容提要一别的好的文章多得是，为什么偏偏拿这篇出来呢?”
浙江学者傅国涌在看到“摘冠”的相关报道时，毫不迟疑地下了结论：“这是书商在炒作，很可能是作者很久以前写的东西，现在为了卖书又摘出来‘炒’。”后来傅国涌在1月9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评论，文中特意略去了新书的名字，目的是不让出版社在自己这里赚钱。
“加冠”效应
尽管更多的读者因为《牛棚杂记》等文集熟知季羡林，但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少有人知。季羡林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印度学和语言学，熟悉包括梵文、吐火罗文等在内的印度古代语言，在佛学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等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
张保胜是国内在梵语研究方面很有分量的学者。他介绍说，季羡林是国内唯一通晓吐火罗文的人，著作《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一直在学界占据重要地位；校勘的《大唐西域记》，成为很重要的研究印度的参考书；几十万字的著作《蔗糖史》，更是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令世界瞩目的成果。
“不夸张地说，全世界印度文化研究领域的人都知道季羡林。”张保胜说。
在季羡林94岁和95岁寿诞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来探望他，这是同时代的学者难以得到的殊荣。
在更多的人为了“加冠”奔波呼号的年代，光环缠身的季羡林为什么还要主动“摘冠”?
季羡林在文章中说，“国学大师”这个桂冠自己已戴了十几二十年，但国学底子不过是“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而已。“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至于辞掉“学界泰斗”，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无论在人文科学还是教育领域没有做出足以称之为“泰斗”的贡献；辞去“国宝”，因为想不明白何以得此称号，与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并列。
不过，季羡林没有料到的是，“桂冠”尚未摘去，新的“光环”又扑面而来。此次“请辞”事件一经传播，四处都是赞誉之声，称其“淡泊名利”、“大师风范”、“高风亮节”等等。
《南都周刊》的副主编长平认为：“我对这些老人的为人做事都充满敬意……但是平心而论，他们在精神道德方面，摘获了汉语中几乎所有的溢美之词，其实也是一种未必恰当的高帽。”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让人钦佩，但因此带来的其他方面的过高赞誉也引起不少质疑。例如他的文学地位，部分文学评论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的赞誉是对他的过分拔高；另外，他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态度也让季羡林遭到诟病，2006年他公开发表“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的论断，被不少人认为对社会现实缺乏了解。
学者傅国涌在评论中提到：“对于他(季羡林)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也就是他专业以外的所思所言，老实说，我常常不能心生敬意。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名声，他的思想言论对世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本来可以对社会上发生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提出一点批评，换言之，不要做一只时代的喜鹊，而在这方面他确实乏善可陈，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也是毋须讳言的。”
被制造的文化事件背后
一位96岁的老人，几句谦逊朴素的肺腑话语，惹得2007年年初的文化舆论沸沸扬扬。这意味着什么?
“这反映出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畸形。”傅国涌斩钉截铁地说，“因为现在有意义的话题太少了，媒体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可做文章的话题，就使劲下工夫。”
傅国涌认为，这次“摘帽”事件虽然是书商炒作，但它毕竟成为了一个文化事件，并且暴露了中国现阶段文化领域的很多问题。
什么是大师?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大师?谁有资格给别人“加封”大师?这些问题早已萦绕在人们心里。
2004年四川某新闻网曾刊载这样一条短讯：“为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诞辰110周年，蓉城戏迷将于7月7、8日晚在锦城艺术宫欣赏到由京剧大师于魁智主演的大型京剧交响剧诗《梅兰芳》。”梅兰芳是“表演艺术家”，于魁智则成了“京剧大师”，这则消息引起许多戏迷网友的不满。
2006年夏季百度与国学网联合举办“我心中的十位国学大师”评选，又引起新一轮有关“何为大师”的争议。到如今，马季身披“相声大师”华服，更惹得一干较真的票友不满。
“大师是历史自然产生的结果，不是当代人刻意‘推’出来的。”傅国涌说，现在的所谓“大师”都是一种炒作，真正的大师是自己坐冷板凳坐出来的结果，是自己凭人格魅力获得的称号。大师都是时代过去由历史检验且由后世发现的，当代人在这么近的距离难以发现真正的大师，即使给谁送出了这称号，也是昙花一现。“例如曹雪芹，在他那个时代谁是最伟大的作家?那肯定是写了一万多首诗的乾隆啊!但是一百年之后又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