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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在这27年里，他为何拒绝被改造？黄维是否真如外界所言，至死都想去台湾?
2010年9月29日，在黄维逝世21周年后，他的次女黄慧南道出了父亲的改造岁月和晚年生活。
在黄慧南家中，我们一起听黄维将军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对台广播。在这个需要仔细聆听的嗓音中，黄维回顾了作为战犯的27年。他对国民党不想背叛，对共产党不想离弃，但又始终想保持独立的人格。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9月29日下午5时，黄维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的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台录制的对台广播。音色未变，斯人已去。
作为父亲的黄维，在黄慧南这个从出生之时便从未谋面的女儿那里，曾经没有占据位置，但是女儿却强烈地感受到父亲对自己强烈的“在乎”。而对黄维“在乎”的人，是他执著的妻子蔡若曙。令人唏嘘的是，蔡若曙27年的渴盼和等待，终于迎来了丈夫，但是团聚仅一年之后，蔡若曙黯然投护城河离开了人世。
上海，17岁的我第一次见到父亲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65年。那天，我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在读高二，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感觉这个人与我是不搭界的，我一点都不想去见。
但是，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一见到父亲，我很心平气和地喊了声“爸爸”，他从上到下打量着我，然后找些话题聊天。比如，现在在哪儿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等。我说，以后想学医。父亲并没有反对。
我当时心里想“也没那么可怕”。本来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看到他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不是那样的人。
我爸爸等一批战犯被组织到各地参观，乘专列先到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与家属见面是改造的手段之一，我们聊天时还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员在旁边做记录。组织参观非常有效，他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思想开始有所转变。 我们和父亲聊了很久，还一起吃了午饭。但是，我对他还是感到十分陌生，甚至不关心他在上海要待几天。我也不知道父亲离开时，母亲还在怀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1948年的夏天，爸爸带着妈妈、两个哥哥、姐姐正在庐山避暑，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下山赶回武汉。
“徐蚌会战”，传来父亲阵亡消息
在武汉，爸爸筹办了新制军官学校并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这个学校是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的，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培养国民党陆海空三军高级军官。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在首都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打乱了爸爸的计划。国防部决定对军队进行全面调整和编配，组建若干个兵团，以兵团为基本作战单位，集中兵力固守战略要地。1948年9月，蒋介石组建十二兵团，并让父亲担任司令。父亲办军校正渐入佳境，他不想干，但这是蒋介石的命令。
就这样，父亲只好答应去就任。他在南京觐见蒋介石时说：“校长，等打完这一仗，我还想回去办军校!”蒋介石应允了。
10月底，在汉口组建完成的十二兵团转移至河南确山、驻马店等地集结待命。部队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之际，解放军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12月15日，第十二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
在父亲离开近半年后，母亲蔡若曙等到的却是父亲在“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妈妈听说爸爸战死了，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父亲被俘后，国民政府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眼看事已成定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母亲1948年底带着襁褓之中的我和三个并未成年的儿女去了台湾。
几个月后，母亲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着直觉，她不相信父亲会死。终于，她得知父亲被俘了。
功德林监狱，最顽固的战犯
从被俘的第一天开始，父亲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
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八十五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信，请各人签名，只有父亲不签。
父亲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李大钊曾在这里被张作霖杀害。初到功德林时，父亲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管教人员曾撰写回忆文章说：他认为自己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抗战胜利时共产党也尊称蒋先生是人民领袖，失败了就骂他是独裁者。”
有回忆说，在学习中，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时，他说国军是当时合法政府的正规军队，只要在中国的领土内，去哪里都是合法的。”他对监狱睡觉不许关灯的规定也非常不满，大骂没有人性。
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要读一些指定的学习书，并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听说杜聿明伯伯读了《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而父亲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所以父亲在战犯和管理人员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
在这期间，妈妈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上海。我妈妈的字写得很漂亮，她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妈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母亲就是这样执意要回到父亲身边，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亲回家团圆。
第一批特赦，名单中没有父亲
1956年，母亲获准与姐姐一起去监狱看望父亲。妈妈带去了我的照片，那张照片被父亲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始终珍藏着。那时我9岁，妈妈突然带我去照相馆照照片，我不知道是为了送给父亲。
此后，传来了父亲要释放回家的消息。
北京的有关部门通知我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有关部门通知我妈妈，都说准备迎接父亲回家，要我们家人注意听广播，但真的等到广播时，没有听到。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这个名单里并没有父亲的名字。
母亲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从台湾、香港辗转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的无数次奔波，“不是政府不放你出来，而是你不好好改造”，妈妈总在这么想。一天下班后，母亲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了她，紧急送往医院后，终于挽回了生命。
妈妈是个善良、热情、要强上进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妈妈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妈妈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药。
后来，我们了解到，父亲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父亲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转向研究“永动机”
抗战后期，武器主要从美国进口，国军手中有了很多新式武器。父亲在昆明、重庆组建远征军、编练青年军、防守大后方，与美军及武器装备有过广泛的接触。1947年春，父亲被调到国防部联勤总部任副总司令，装备更是他的主要工作。他对新式武器装备有广泛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 父亲研究“永动机”与这个有关。父亲认为：研制“永动机”，是因为打仗打败了，还想为人民做点事情。他在改造期间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研制“永动机”上。
但是，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认为，黄维研究“永动机”，就是为了逃避改造。为了阻止父亲的研究计划，他的设计图纸和文字资料被上交到公安部，公安部又转给了中科院，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经过近一周的论证后，答复称违背现代物理学原理，是不可能实现的，并将理由和理论依据写好退回给他。
家里也知道了父亲要研制“永动机”。为了说服他配合改造，母亲和姐姐经常去监狱劝说。姐姐带了很多永动机不能实现的书给他看，他气得要命，就给扔掉了。在抚顺，爸爸终于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但是，“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并不能像当初设想的那样无止境地转动下去。一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设计、制造、试验、失败再设计、再制造，做完就放在阳台上。爸爸坚持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放弃。
1968年4月，秦城监狱里人满为患，父亲等人就从秦城监狱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的研究图纸和实验设备也一同带了过去。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爸爸身患五种结核。1952年春天，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后经医护人员4年的精心治疗护理，结核病终于根治。爸爸的思想在此时有所转变，他曾说：“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在27年的改造期间，父亲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肉。战犯管理所每天都要保证供应，哪怕是在缺衣少食饿死人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肉类的供应。爸爸特赦后，才知道国家那么困难对他们还那么好。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员当时为何越来越胖，原来是浮肿。爸爸提起这件事，很感动。 71岁时父亲回家了
1975年3月21日，父亲作为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之一获释了。出来时，爸爸已经71岁了。
我母亲早已在上海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分离了27年，父母亲终于相会于前门饭店。
我得到消息后赶到了爸爸所住的前门饭店，爸爸对我一直有歉意，他住的是一个大套间，他要工作人员在那里放张床，要我住在那。后来因为父亲在北京工作了，我们就把家搬到北京来了。最初，爸爸并未想定居北京，提出带着老妻回江西贵溪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待遇，并对他格外照顾，每月工资200元。
爸爸刚出来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特别得意，因为妈妈这么等他，很少有，前前后后特赦出来这么多人，没有一家是这样的，眼巴巴地等了27年。
我妈妈这二三十年都是靠药物维持，大量吃药以致成天昏昏沉沉的，幻听、幻觉、幻视都会有。她担心爸爸说错话，一旦爸爸在会上发言她就紧张，神经老紧绷着，晚一点到家她也要紧张，怕他出什么问题。
1976年春，妈妈偷偷离开了家，向离家不远的护城河走去……我爸听说消息后，不会游泳的他直接就冲了下去，自己也被淹了，大家把他救了上来，结果重病了一场。
父亲特赦后专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全国常委。
2010年9月29日，在黄维逝世21周年后，他的次女黄慧南道出了父亲的改造岁月和晚年生活。
在黄慧南家中，我们一起听黄维将军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对台广播。在这个需要仔细聆听的嗓音中，黄维回顾了作为战犯的27年。他对国民党不想背叛，对共产党不想离弃，但又始终想保持独立的人格。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9月29日下午5时，黄维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的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台录制的对台广播。音色未变，斯人已去。
作为父亲的黄维，在黄慧南这个从出生之时便从未谋面的女儿那里，曾经没有占据位置，但是女儿却强烈地感受到父亲对自己强烈的“在乎”。而对黄维“在乎”的人，是他执著的妻子蔡若曙。令人唏嘘的是，蔡若曙27年的渴盼和等待，终于迎来了丈夫，但是团聚仅一年之后，蔡若曙黯然投护城河离开了人世。
上海，17岁的我第一次见到父亲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65年。那天，我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在读高二，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感觉这个人与我是不搭界的，我一点都不想去见。
但是，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一见到父亲，我很心平气和地喊了声“爸爸”，他从上到下打量着我，然后找些话题聊天。比如，现在在哪儿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等。我说，以后想学医。父亲并没有反对。
我当时心里想“也没那么可怕”。本来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看到他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不是那样的人。
我爸爸等一批战犯被组织到各地参观，乘专列先到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与家属见面是改造的手段之一，我们聊天时还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员在旁边做记录。组织参观非常有效，他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思想开始有所转变。 我们和父亲聊了很久，还一起吃了午饭。但是，我对他还是感到十分陌生，甚至不关心他在上海要待几天。我也不知道父亲离开时，母亲还在怀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1948年的夏天，爸爸带着妈妈、两个哥哥、姐姐正在庐山避暑，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下山赶回武汉。
“徐蚌会战”，传来父亲阵亡消息
在武汉，爸爸筹办了新制军官学校并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这个学校是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的，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培养国民党陆海空三军高级军官。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在首都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打乱了爸爸的计划。国防部决定对军队进行全面调整和编配，组建若干个兵团，以兵团为基本作战单位，集中兵力固守战略要地。1948年9月，蒋介石组建十二兵团，并让父亲担任司令。父亲办军校正渐入佳境，他不想干，但这是蒋介石的命令。
就这样，父亲只好答应去就任。他在南京觐见蒋介石时说：“校长，等打完这一仗，我还想回去办军校!”蒋介石应允了。
10月底，在汉口组建完成的十二兵团转移至河南确山、驻马店等地集结待命。部队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之际，解放军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12月15日，第十二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
在父亲离开近半年后，母亲蔡若曙等到的却是父亲在“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妈妈听说爸爸战死了，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父亲被俘后，国民政府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眼看事已成定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母亲1948年底带着襁褓之中的我和三个并未成年的儿女去了台湾。
几个月后，母亲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着直觉，她不相信父亲会死。终于，她得知父亲被俘了。
功德林监狱，最顽固的战犯
从被俘的第一天开始，父亲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
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八十五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信，请各人签名，只有父亲不签。
父亲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李大钊曾在这里被张作霖杀害。初到功德林时，父亲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管教人员曾撰写回忆文章说：他认为自己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抗战胜利时共产党也尊称蒋先生是人民领袖，失败了就骂他是独裁者。”
有回忆说，在学习中，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时，他说国军是当时合法政府的正规军队，只要在中国的领土内，去哪里都是合法的。”他对监狱睡觉不许关灯的规定也非常不满，大骂没有人性。
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要读一些指定的学习书，并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听说杜聿明伯伯读了《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而父亲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所以父亲在战犯和管理人员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
在这期间，妈妈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上海。我妈妈的字写得很漂亮，她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妈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母亲就是这样执意要回到父亲身边，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亲回家团圆。
第一批特赦，名单中没有父亲
1956年，母亲获准与姐姐一起去监狱看望父亲。妈妈带去了我的照片，那张照片被父亲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始终珍藏着。那时我9岁，妈妈突然带我去照相馆照照片，我不知道是为了送给父亲。
此后，传来了父亲要释放回家的消息。
北京的有关部门通知我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有关部门通知我妈妈，都说准备迎接父亲回家，要我们家人注意听广播，但真的等到广播时，没有听到。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这个名单里并没有父亲的名字。
母亲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从台湾、香港辗转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的无数次奔波，“不是政府不放你出来，而是你不好好改造”，妈妈总在这么想。一天下班后，母亲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了她，紧急送往医院后，终于挽回了生命。
妈妈是个善良、热情、要强上进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妈妈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妈妈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药。
后来，我们了解到，父亲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父亲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转向研究“永动机”
抗战后期，武器主要从美国进口，国军手中有了很多新式武器。父亲在昆明、重庆组建远征军、编练青年军、防守大后方，与美军及武器装备有过广泛的接触。1947年春，父亲被调到国防部联勤总部任副总司令，装备更是他的主要工作。他对新式武器装备有广泛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 父亲研究“永动机”与这个有关。父亲认为：研制“永动机”，是因为打仗打败了，还想为人民做点事情。他在改造期间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研制“永动机”上。
但是，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认为，黄维研究“永动机”，就是为了逃避改造。为了阻止父亲的研究计划，他的设计图纸和文字资料被上交到公安部，公安部又转给了中科院，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经过近一周的论证后，答复称违背现代物理学原理，是不可能实现的，并将理由和理论依据写好退回给他。
家里也知道了父亲要研制“永动机”。为了说服他配合改造，母亲和姐姐经常去监狱劝说。姐姐带了很多永动机不能实现的书给他看，他气得要命，就给扔掉了。在抚顺，爸爸终于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但是，“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并不能像当初设想的那样无止境地转动下去。一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设计、制造、试验、失败再设计、再制造，做完就放在阳台上。爸爸坚持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放弃。
1968年4月，秦城监狱里人满为患，父亲等人就从秦城监狱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的研究图纸和实验设备也一同带了过去。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爸爸身患五种结核。1952年春天，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后经医护人员4年的精心治疗护理，结核病终于根治。爸爸的思想在此时有所转变，他曾说：“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在27年的改造期间，父亲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肉。战犯管理所每天都要保证供应，哪怕是在缺衣少食饿死人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肉类的供应。爸爸特赦后，才知道国家那么困难对他们还那么好。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员当时为何越来越胖，原来是浮肿。爸爸提起这件事，很感动。 71岁时父亲回家了
1975年3月21日，父亲作为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之一获释了。出来时，爸爸已经71岁了。
我母亲早已在上海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分离了27年，父母亲终于相会于前门饭店。
我得到消息后赶到了爸爸所住的前门饭店，爸爸对我一直有歉意，他住的是一个大套间，他要工作人员在那里放张床，要我住在那。后来因为父亲在北京工作了，我们就把家搬到北京来了。最初，爸爸并未想定居北京，提出带着老妻回江西贵溪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待遇，并对他格外照顾，每月工资200元。
爸爸刚出来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特别得意，因为妈妈这么等他，很少有，前前后后特赦出来这么多人，没有一家是这样的，眼巴巴地等了27年。
我妈妈这二三十年都是靠药物维持，大量吃药以致成天昏昏沉沉的，幻听、幻觉、幻视都会有。她担心爸爸说错话，一旦爸爸在会上发言她就紧张，神经老紧绷着，晚一点到家她也要紧张，怕他出什么问题。
1976年春，妈妈偷偷离开了家，向离家不远的护城河走去……我爸听说消息后，不会游泳的他直接就冲了下去，自己也被淹了，大家把他救了上来，结果重病了一场。
父亲特赦后专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全国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