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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一席谈
我本人对人类的历史演变的进程,以及具体国家,包括中国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中国以后的发展会跟发达国家一样,最后也会实现基于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
——陈志武
前不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所著《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和我的《中国经济缺什么》两部经济专著由同一家出版机构同步上市,而此时他又归国巡讲。趁此机会,我们探讨了中国一些经济热点问题,以及如何借鉴英美金融监管做法的问题。
创新与监管
就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国内有些人认为,中国比西方将更快走出危机、更快实现复苏。遗憾的是,正因现有经济模式下的增长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国人易于虚妄,不去研究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对此,陈志武也是有所担虑的。这位求学和执教于大洋彼岸的知名华人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度机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础性、更加重要的工作。
“我最近接触一些中高层人士,发现有的已经开始飘飘然了,”陈志武坦言,“对他们讲法治和科学,无疑是对牛弹琴。许多人开始对美国经济危机幸灾乐祸,但他们忽略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美国之所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绝不是偶然,背后的制度依赖,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告诫国人,不要以为奥巴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总统时就逐渐放松了管制,克林顿在90年代总体上没有强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国真正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自主创业辉煌期。
应当说,英国当年也是因为实行自由经济才推动了18世纪、19世纪的繁荣,但今天的现状却很遗憾,原因何在?
陈志武表示,最近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当于所有交易量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业。原来,英国在“一战”和“二战”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国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税,这比现在中国的还要高得多。这些政策使得二战后英国的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渐被美国所超越。
从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陈志武的结论是:“政府管制得越多,越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新经济的推进。”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银行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导致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想方设法避开分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通过兼并投资银行和金融创新等手段向证券业渗透。
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开展了由商业银行发起、证券业与保险业随后加入,游说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活动,要求取消跨业经营限制,修改直至废除该法案,最终获得了成功。
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废除这个法案带来的问题也很大。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之后十年,美国的金融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尤其是世界制造业经济的业务逐渐转移到中国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挑战,逼迫美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调整,经济重心开始放到金融、技术创新和销售市场。上述制度架构的改革对于美国强化经济竞争的优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在陈志武看来,这次金融危机不能问罪于美国的经济创新制度,否则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点更加是一个问号,更将失去应有的创新活力。
“重新让美国回到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没法和发展中国家竞争。”他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又出现了跨行业的经营,完全放开之后,所带来的交易链条的不断延伸,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方方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这次危机及时暴露了问题,在更大意义上说不是坏事”。
辨析“复苏”背后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已成全球亮点。
不过,以房地产为例,有研究者表明,“地王”基本上都是国企或有国企背景的地产商在炒;而陈志武也表示,中国经济复苏的代价很大。
那么,判断经济是否复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在陈志武看来,评判复苏与否,更多的还是依赖官方的GDP的数据。“尽管大家都知道背后有些水分,包括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方面的压力,而不断往数据中注水、做一些手脚。但是从一些硬指标看,4万亿刺激方案和7万亿天量贷款,肯定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中,短期内制造一些GDP。所以总体上说,确实存在经济复苏迹象。”
对于短期依赖天量信贷刺激经济,陈志武认为“起码在结构上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有一点突出的问题,就是这7万多亿贷款的去向”。
在他看来,大量的信贷主要是支撑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集团,另外就是地方政府各种“铁公基”的项目,这些对整个社会而言,包括老百姓的收入和就业,皆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市场经济本身也会遭受破坏,许多民企由此要戴上“红帽子”。
而最致命的是,把国内有限的资源投到“铁公基”项目之后,必然使大量中小企业能够得到的资金更少,民营经济将进一步陷入困境。这些中小企业,给中国非农就业的贡献超过了四分之三,即75%左右。
所以,当天量资金投到这些不创造就业机会的大项目后,就业机会的创造性将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一旦就业机会增长下滑,就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下降了;虽然就业机会增长在下滑,但是就业需求还在增长,每年有1000多万人的新增就业队伍。这使得就业市场供需不平衡的局面加剧。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即供大于求的时候,价格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以后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和收入上涨的压力等于零,下降的压力却在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说此次信贷的过度宽松以及4万亿的刺激方案,负面影响非常大的原因。”陈志武说。
“据我了解,像一些外资企业,金融危机以来所公布的销售数据都存在虚假成分,因为出于某方面的压力,提倡信心就是黄金,真实数据被公布出来的话,不是打击信心嘛?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件事。”
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按公布的数据来看,似乎普遍都不如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
“这背后也让我感觉到,一些企业增长的水分还是比较多,否则,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都在中国做业务,差别怎么会那么大?外资企业都是负增长,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都是高速的正增长。我觉得,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政府数据的问题。”陈志武说道。
热点问题对话
朱敏:打破对过去经济模式的依赖,唯一的出路或选择,就是制度上的改良。您认为要纾解内需之乏,应着力于哪个点上?
陈志武:尤其是要控制税收的增长。特别是2009年,据报道6月份全国财政税收同期增长了将近20%;7月份的财政税收,还是增长了10%以上。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之下,税收还继续按照这种速度增长的话,这是不可原谅的。
据我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地税局和相关部门,给当地企业施加压力,要求把下一年的税赋提前上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破坏性的举措。为了追求税收增长率,不惜杀鸡取卵,要求民营企业将好不容易赚到的一些钱提前缴公,等于把民营企业逼到了死胡同。从长远来说,对中国经济的活力、对老百姓的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根本性的打击。
朱敏:谈起就业,就涉及收入问题。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为什么普通人能够感受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就像您另一本书的书名所揭示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陈志武: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了。第二个是国家财政税收太多,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产的升值都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却没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因此,我觉得所谓9.8%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其他方面的数据是不一致的。就像刚才所说,如果劳动力就业市场供给不出现根本性增加的话,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前提之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出现快速上升。从这些大的宏观数据可以看出,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8%,可信度不是太高。■
编辑:陈畅鸣[email protected]
我本人对人类的历史演变的进程,以及具体国家,包括中国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中国以后的发展会跟发达国家一样,最后也会实现基于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
——陈志武
前不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所著《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和我的《中国经济缺什么》两部经济专著由同一家出版机构同步上市,而此时他又归国巡讲。趁此机会,我们探讨了中国一些经济热点问题,以及如何借鉴英美金融监管做法的问题。
创新与监管
就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国内有些人认为,中国比西方将更快走出危机、更快实现复苏。遗憾的是,正因现有经济模式下的增长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国人易于虚妄,不去研究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对此,陈志武也是有所担虑的。这位求学和执教于大洋彼岸的知名华人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度机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础性、更加重要的工作。
“我最近接触一些中高层人士,发现有的已经开始飘飘然了,”陈志武坦言,“对他们讲法治和科学,无疑是对牛弹琴。许多人开始对美国经济危机幸灾乐祸,但他们忽略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美国之所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绝不是偶然,背后的制度依赖,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告诫国人,不要以为奥巴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总统时就逐渐放松了管制,克林顿在90年代总体上没有强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国真正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自主创业辉煌期。
应当说,英国当年也是因为实行自由经济才推动了18世纪、19世纪的繁荣,但今天的现状却很遗憾,原因何在?
陈志武表示,最近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当于所有交易量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业。原来,英国在“一战”和“二战”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国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税,这比现在中国的还要高得多。这些政策使得二战后英国的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渐被美国所超越。
从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陈志武的结论是:“政府管制得越多,越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新经济的推进。”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银行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导致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想方设法避开分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通过兼并投资银行和金融创新等手段向证券业渗透。
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开展了由商业银行发起、证券业与保险业随后加入,游说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活动,要求取消跨业经营限制,修改直至废除该法案,最终获得了成功。
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废除这个法案带来的问题也很大。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之后十年,美国的金融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尤其是世界制造业经济的业务逐渐转移到中国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挑战,逼迫美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调整,经济重心开始放到金融、技术创新和销售市场。上述制度架构的改革对于美国强化经济竞争的优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在陈志武看来,这次金融危机不能问罪于美国的经济创新制度,否则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点更加是一个问号,更将失去应有的创新活力。
“重新让美国回到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没法和发展中国家竞争。”他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又出现了跨行业的经营,完全放开之后,所带来的交易链条的不断延伸,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方方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这次危机及时暴露了问题,在更大意义上说不是坏事”。
辨析“复苏”背后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已成全球亮点。
不过,以房地产为例,有研究者表明,“地王”基本上都是国企或有国企背景的地产商在炒;而陈志武也表示,中国经济复苏的代价很大。
那么,判断经济是否复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在陈志武看来,评判复苏与否,更多的还是依赖官方的GDP的数据。“尽管大家都知道背后有些水分,包括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方面的压力,而不断往数据中注水、做一些手脚。但是从一些硬指标看,4万亿刺激方案和7万亿天量贷款,肯定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中,短期内制造一些GDP。所以总体上说,确实存在经济复苏迹象。”
对于短期依赖天量信贷刺激经济,陈志武认为“起码在结构上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有一点突出的问题,就是这7万多亿贷款的去向”。
在他看来,大量的信贷主要是支撑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集团,另外就是地方政府各种“铁公基”的项目,这些对整个社会而言,包括老百姓的收入和就业,皆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市场经济本身也会遭受破坏,许多民企由此要戴上“红帽子”。
而最致命的是,把国内有限的资源投到“铁公基”项目之后,必然使大量中小企业能够得到的资金更少,民营经济将进一步陷入困境。这些中小企业,给中国非农就业的贡献超过了四分之三,即75%左右。
所以,当天量资金投到这些不创造就业机会的大项目后,就业机会的创造性将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一旦就业机会增长下滑,就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下降了;虽然就业机会增长在下滑,但是就业需求还在增长,每年有1000多万人的新增就业队伍。这使得就业市场供需不平衡的局面加剧。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即供大于求的时候,价格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以后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和收入上涨的压力等于零,下降的压力却在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说此次信贷的过度宽松以及4万亿的刺激方案,负面影响非常大的原因。”陈志武说。
“据我了解,像一些外资企业,金融危机以来所公布的销售数据都存在虚假成分,因为出于某方面的压力,提倡信心就是黄金,真实数据被公布出来的话,不是打击信心嘛?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件事。”
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按公布的数据来看,似乎普遍都不如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
“这背后也让我感觉到,一些企业增长的水分还是比较多,否则,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都在中国做业务,差别怎么会那么大?外资企业都是负增长,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都是高速的正增长。我觉得,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政府数据的问题。”陈志武说道。
热点问题对话
朱敏:打破对过去经济模式的依赖,唯一的出路或选择,就是制度上的改良。您认为要纾解内需之乏,应着力于哪个点上?
陈志武:尤其是要控制税收的增长。特别是2009年,据报道6月份全国财政税收同期增长了将近20%;7月份的财政税收,还是增长了10%以上。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之下,税收还继续按照这种速度增长的话,这是不可原谅的。
据我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地税局和相关部门,给当地企业施加压力,要求把下一年的税赋提前上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破坏性的举措。为了追求税收增长率,不惜杀鸡取卵,要求民营企业将好不容易赚到的一些钱提前缴公,等于把民营企业逼到了死胡同。从长远来说,对中国经济的活力、对老百姓的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根本性的打击。
朱敏:谈起就业,就涉及收入问题。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为什么普通人能够感受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就像您另一本书的书名所揭示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陈志武: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了。第二个是国家财政税收太多,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产的升值都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却没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因此,我觉得所谓9.8%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其他方面的数据是不一致的。就像刚才所说,如果劳动力就业市场供给不出现根本性增加的话,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前提之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出现快速上升。从这些大的宏观数据可以看出,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8%,可信度不是太高。■
编辑:陈畅鸣[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