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从语言与方言、语言与文学作品、方言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出发,着重阐述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并得出结论:语言无优劣,更不能以所谓方言的优劣去衡量文学作品的好坏。方言和标准语都是语言在社会中存在的不同表现形式,而方言作为特殊的表达方式,既丰富着文学语言的表达,也丰富着人们的感受。
关键词:语言 方言 文学作品 变体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语言作为人类交际工具,是任意性的。标准语与方言,方言与口语,口语与书面语,书面语中文体的选择,都从不同侧面体现着语言的任意性特征。然而,不同场合人们对不同语体的选择并不是自由的。从风格和文体的角度出发,不同语体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运用,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表达着特殊的效果,且与作家的个人方言、社会情境特征、作品内容等紧密相连。语言、方言、文学作品自然也就相互关联、彼此结合而统一起来。
一 语言与方言
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语言学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索“语言”这一概念。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1884-1939)指出:“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用具有任意特性的创造而创造出的符号系统进行交流思想、感情和愿望的非本能的方法。”索绪尔(1857-1913)等语言学家强调:应把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区别开,前者是说语言集团言语的总模式,后者是在某种具体情况下个人的说话活动。乔姆斯基(1928-)等另一些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是说本族语的人解释和构成合乎语法句子的先天能力,是在某一时期内说出的实际话语。从乔姆斯基的解释可以看出,语言是以“本族语”为出发点的。“本族语”狭义地讲,是和方言分不开的。
语言具有多层面性,卡特福德(Catfird,1965)说:“有关某种‘整体语言’(Whole language)的概念含义是如此广泛又如此不同,以致它在实际应用中根本不能应付描写、写作、比较教学等诸多语言用途。因而就引出了变体(Variety)和次语言(Sub language)等概念。”变体指在某一特定的语境里,一组可供选择的形式中的一个语言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语言包括个人方言(idiolect)和社会方言(dialect)。传统而言,方言只限于体现空间变异,它与语言的区别在于,方言虽被看作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存在的变体,但它与其它方言之间的差异,还没能大到被看作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也就是说,方言可以看作同一“本族语”下不同的次语言。今天,方言的理解是多面化的,它包含由使用者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各种变异,即空间、时间因素和社会距离等各种因素造成的语言变异。格里戈里(Gregory,1967)按语言使用者及情景范畴,把方言变体归纳为个人方言、时间方言、地域方言、社会方言及(非)标准方言。
二 语言与文学作品
不同于语言学家,文学家认为语言是艺术媒介,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Writing可狭义理解为文字,广义理解为一切文学作品。这使得语言与文学作品紧密相关。表现为人们通过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把语言记录下来,传递信息,描述或表达思想。
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巧妙地运用语言,并竭尽语言所能以取得意料之中及意料之外的效果。比如一个人物的成功刻画,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该角色在各种不同场合中所用的语言。对语言系统的作用了解得越细,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效果的感受能力也就越强。对语言的有原则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对这种效果的评论减少主观性和印象主义色彩。事实上,许多批评家和文体学家现在正借用语言学的成果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文学作品,并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语言学与文学相互调解而产生的领域已被定义为语言文体学或新文体学(New stylistics)。威多森(1975)认为:“文体学”,就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将文学视作话语,另外一个就是采取语言学途径。通过将文学视作话语,并且寻求语言编码和文学意义之间的关系,语言学习者更能涉入作者的思想境界,更好地欣赏文学作品和更敏锐地理解由语言编码所包含的交际价值。
三 方言与文学作品
Literature(文献;文学作品)广义上指某一作家、某一时期、某一学科或某种语言变体的文献(text)汇集,具体来说,指有保存价值和可以进行美学鉴赏(“文学评论”)的作品。因而,文学作品多采用标准语,即正式的不带任何地方色彩的书面语体。然而就其风格(style)而言,文学作品烙印着个人在说话或写作中运用语言的方式。传统风格学强调风格是为了取得某种效果而故意采用的书面语,现代意义的风格扩展到方言(dialect),谈话方式(mode)和语域(register)等角度去分析。每个言语社团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方言,个体语言使用者也有自己所偏爱的词语和用语言表达思想的独特方式。这种语言使用者个人的变体,称作个人方言(idiolect)。我们甚至在还没有认识一些人之前就能根据其讲话来判断他们。他们的音质、音高和重音模式以及他们的词汇和语法结构的选择,往往可以揭示其个人身份。
如《红楼梦》第三回中王熙凤“先声夺人”的出场;“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她特有的语调音高,“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就突出了凤姐在贾府的身份地位,其个性风格也跃然纸上。个人说话和写作上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源于其全部或大多数语言使用特点的结合。所有这些说话和写作上的特点,尤其是词语和语调的选用,便因此被看成一个人的人格和个性的便利而明显的标记(mark)。在书面语言中,这些特点往往引出有关风格的问题。海明威的风格不同于马克•吐温的风格;马克吐温的风格有别于杰克•伦敦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文如其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 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尽管由于社会情境特征不同而产生了各种英语,但都是在共核英语(thecommon-coreEnglish)这一共同基础上产生的变异,它们之间的共同处总是多于不同点,而且它们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标准语是一种非区域性的、不附有任何地方特征的语言变体,一般为有文化、身份的人所使用。标准语有一套广为认可的语法、词汇及语音系统。例如“I haven’t got any”是个标准的英语句子,而它的一种变体“I ain’t got none”就属于非标准英语的范畴了。每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英语,如标准英国英语、标准美国英语、标准澳大利亚英语等。但每个国家又都有自己的地理方言和社会方言。如Chinglish(汉语式英语)、China-English(中国英语)就是具有汉语母语特征的英语。
谈到标准语与方言的差异,人们自然会想到发音、词汇甚至某些语法规范上的差异。作为标准语的变体的方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对待标准语与方言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所变化。16世纪,英美作家就已开始用方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出身背景,但其目的往往是为了使语言带有某种喜剧色彩。比如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地域方言只用于乡下人或丑角。然而随着浪漫主义文学在18世纪后期的盛行,小说家和诗人强调文学作品的语言要接近生活中的实际语言,因此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有所提高。美国作家马克•吐温1885年出版的《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常被认为是方言的地位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确认的显著标志。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及其意义。
1 方言是社会地位(power)、标明自己社会性的标志
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一书中说:“不论你……——只要你一张口说话,你的社会地位就暴露无遗了。”一个人受的教育愈深、社会地位愈高,他的语言中地理方言的成分就愈少。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曾说过:“阶级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在于语言和口音。你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身份就印在你的舌头上。”换言之,一个人的语言特征能反映他的社会地位及身份。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人的地域差别很少看得出,方言几乎是唯一可以凭借的标志。因此,中国人的种族玩笑通常是针对其他群体方言特点的言语游戏。如果不讲方言,一个中国人可以轻易地伪装自己的地域出身,成为另一个群体的成员。对个人而言,自己言语群体的权势(power)地位越弱,这种选择的吸引力越大。
2 方言是表达强烈感情的语言手段
较之标准语,方言具有一种从主观和个人的角度表现事物的功能,能更充分地表达强烈的感情。方言特色明显、诙谐、表现力强,易于表达强烈的感情色彩或加重情感语气。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用低地苏格兰方言写的“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就是很好的例证。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认为,方言里有比普通话丰富得多的生活、情感用语,在动作的细微区分、事物的性状描绘等方面都更具体。这是方言比普通话往往要生动幽默、有趣传神、在文艺表达里更受欢迎的原因。
如果萧红、沈从文的小说没有大量方言的运用,他们的小说魅力就会削弱很多。西安光中影视音像部买断《猫和老鼠》各地方言版的版权,并制作了包括普通话、陕西话、河南话、上海话、天津话等方言版本。结果表明,普通话版本的销售业绩最差。猫还是那只猫,鼠还是那只鼠,但操着方言的猫和老鼠就那么轻易地颠覆了经典卡通的本来面目,暴力的“锤子,看老子不扁你!”、“滚开”、“整死”比比皆是。在四川版的《猫和老鼠》中,剧中动物的轻声哼唱,被改成了《常回家看看》的调子,歌词更被改成了具有四川特色的“找点时间,找点空闲,狐朋狗友,搓上几圈(指麻将)”。进而各地方言的“猫和老鼠”齐上阵,竭力展现着方言的魅力。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相声小品、影视剧、手机彩铃、Flash等领域,而且日益更新。
3 用方言来表示亲近(solidarity)的感情,能给作品增添地方色彩
同样一个人,当他对陌生人或关系不甚亲近的人或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说话时,他可能用标准语,而当他与和他关系亲密或地位相同的人讲话时,他就会自然地用方言来交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大学中的学子们以及部队里的士兵们在这一点上最有体会。这也就是说,语言可以用来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来使人们更亲近。
如网上聊天,武汉网友们通常会在句尾加一个助词“音”(音“撒”如“搞么事”,“在哪里”)来表明自己是武汉人。又如池莉的小说《你以为你是谁》中吴桂芬数落女儿时说:“你吃多了糊米酒蒙了心”,这是典型的武汉方言,有两个语源。第一,“糊米酒”是武汉市历史悠久家喻户晓老少咸宜的一种甜食,由精细的糯米粉和米酒糟做成的糊汤,晶莹濡滑,上面撒着几颗糖桂花;第二,“糊”指糊涂,并非“糊米酒”不好吃(而是武汉人过早的佳肴)。它谐音“糊涂,马虎”,又取“糊米酒”软糊浑沌之形。短短一句话,就把妈妈怜爱、责备女儿头脑不清楚、做事不高明的情状描摹得细致入微。再如池莉小说里出现的“聒天”,指“聊天”。池莉没有用普通话中的“聊天”或四川话中的“摆龙门阵”,也是有深刻的语言背景。因为武汉人说话节奏快,铿铿锵锵,一个“聒”字本身就具有声音杂乱之意,用在文章里,非常符合武汉人聚集在一起叽叽呱呱节奏飞快的说话状态。而“聊”字则悠闲舒缓,不符武汉人讲话之语境。由此可见方言之妙趣横生。
4 方言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语言风格
英美文学中许多名著都运用了方言。在马克•吐温的《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中,Huck的语言不仅与他的出身、地位、年龄相吻合,而且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他的性格。在穷孩子Huck的语言里,有一些明显的非标准英语的特征,如“ain’t”和双重否定形式“Thatain’t no matter”等,聪明、淘气、天真、无知的孩子形象浮现眼前。
曹乃谦的《黑夜》被认为是由方言成就的小说。大量地道的雁北方言的运用,是《黑夜》最为浓郁的特色之一,“原汁原味”的方言构成了曹乃谦创作的一大特色。将方言土语融入到小说的叙述之中,带有浓重的泥土味,达到了一种“既雅且俗,大雅大俗”的艺术效果。另外,地方民歌的频繁引用,也构成了小说的另一大特点,这显示了曹乃谦对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汲取,也是构成他小说“风俗画”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简涩朴拙的方言本身还具有极佳的象征意味。民歌以及单音节词的大量使用,一方面使得小说文质互益、相得益彰;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种语言特色是如此突出、令人难以轻视,以至于它们自己也获得了某种独立于内容之外的象征意义——从语言层面直接构成了一组想象中的“中国人形象”:“他们”木讷寡言、贫穷蒙昧、满身尘土味,艰卓的生活压弯了他们的脊背,同时也赋予他们硬朗的线条和执拗的生命力量。这部小说的语言、人物、主题相互契合、浑然天成,仿佛确证了那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老话,其骨力全赖独特的雁北方言成就。
五 结论
标准语与方言间的差异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但主要是文化的差异——一个国家的标准方言往往是从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的方言发展而来的,如普通话与北方方言。在应用中,两者间的选择也由文化决定:从文学作品的普遍表现形式书面语体的角度看,文化程度愈高,语言就愈接近标准语;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的选用及其表现形式却很复杂。但这并不能说明标准语与方言有优劣之分,它们是语言在社会中存在的不同表现形式。
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运用,是与作家的个人方言、社会情境特征、作品内容等分不开的。方言本身无优劣之分,更不可用方言去衡量文学作品的好坏。然而,方言的运用却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表达特殊的效果。Turner说过:“文体方面的解释依赖于对语言使用的环境的仔细分析。文体方面的变化以语境的变化来衡量。在两者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文体需要按这种依赖解释。按照这一观点,采用什么文体并不是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选择,它至少部分地在受到语境的限制。”威多森认为,“文体……能够把一篇文学作品与他自己对于语言的感受联系起来,从而使他的感受深入一步”。因而,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运用,一方面丰富着文学语言的表达形式,另一方面丰富着人们的感受,在文学鉴赏中有股“故乡”的味道。文学语言的生死轮回纷繁芜杂,断裂和迷茫,只有走在“回家的路上”,才能够欣赏到唯美的深刻。
参考文献:
[1] 王佑良、丁佳道:《英语文体学之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
[2] 秦秀白:《英语通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 胡壮麟、刘润清、李延福:《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 张鑫友、孟志刚、张名高:《语言学教程学习指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Hudson,Sociolinguistics,外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版。
[6] Dwight Bolinger,Aspects of Language,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
[7] 钱青:《美国文学名著精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 吴伟仁:《英国文学史及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
[9] 池莉:《你以为你是谁》,《池莉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0]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岳麓书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
张小兵,男,1973—,湖北罗田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刘琼,女,1976—,湖北罗田县人,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语言 方言 文学作品 变体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语言作为人类交际工具,是任意性的。标准语与方言,方言与口语,口语与书面语,书面语中文体的选择,都从不同侧面体现着语言的任意性特征。然而,不同场合人们对不同语体的选择并不是自由的。从风格和文体的角度出发,不同语体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运用,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表达着特殊的效果,且与作家的个人方言、社会情境特征、作品内容等紧密相连。语言、方言、文学作品自然也就相互关联、彼此结合而统一起来。
一 语言与方言
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语言学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索“语言”这一概念。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1884-1939)指出:“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用具有任意特性的创造而创造出的符号系统进行交流思想、感情和愿望的非本能的方法。”索绪尔(1857-1913)等语言学家强调:应把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区别开,前者是说语言集团言语的总模式,后者是在某种具体情况下个人的说话活动。乔姆斯基(1928-)等另一些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是说本族语的人解释和构成合乎语法句子的先天能力,是在某一时期内说出的实际话语。从乔姆斯基的解释可以看出,语言是以“本族语”为出发点的。“本族语”狭义地讲,是和方言分不开的。
语言具有多层面性,卡特福德(Catfird,1965)说:“有关某种‘整体语言’(Whole language)的概念含义是如此广泛又如此不同,以致它在实际应用中根本不能应付描写、写作、比较教学等诸多语言用途。因而就引出了变体(Variety)和次语言(Sub language)等概念。”变体指在某一特定的语境里,一组可供选择的形式中的一个语言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语言包括个人方言(idiolect)和社会方言(dialect)。传统而言,方言只限于体现空间变异,它与语言的区别在于,方言虽被看作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存在的变体,但它与其它方言之间的差异,还没能大到被看作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也就是说,方言可以看作同一“本族语”下不同的次语言。今天,方言的理解是多面化的,它包含由使用者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各种变异,即空间、时间因素和社会距离等各种因素造成的语言变异。格里戈里(Gregory,1967)按语言使用者及情景范畴,把方言变体归纳为个人方言、时间方言、地域方言、社会方言及(非)标准方言。
二 语言与文学作品
不同于语言学家,文学家认为语言是艺术媒介,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Writing可狭义理解为文字,广义理解为一切文学作品。这使得语言与文学作品紧密相关。表现为人们通过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把语言记录下来,传递信息,描述或表达思想。
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巧妙地运用语言,并竭尽语言所能以取得意料之中及意料之外的效果。比如一个人物的成功刻画,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该角色在各种不同场合中所用的语言。对语言系统的作用了解得越细,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效果的感受能力也就越强。对语言的有原则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对这种效果的评论减少主观性和印象主义色彩。事实上,许多批评家和文体学家现在正借用语言学的成果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文学作品,并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语言学与文学相互调解而产生的领域已被定义为语言文体学或新文体学(New stylistics)。威多森(1975)认为:“文体学”,就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将文学视作话语,另外一个就是采取语言学途径。通过将文学视作话语,并且寻求语言编码和文学意义之间的关系,语言学习者更能涉入作者的思想境界,更好地欣赏文学作品和更敏锐地理解由语言编码所包含的交际价值。
三 方言与文学作品
Literature(文献;文学作品)广义上指某一作家、某一时期、某一学科或某种语言变体的文献(text)汇集,具体来说,指有保存价值和可以进行美学鉴赏(“文学评论”)的作品。因而,文学作品多采用标准语,即正式的不带任何地方色彩的书面语体。然而就其风格(style)而言,文学作品烙印着个人在说话或写作中运用语言的方式。传统风格学强调风格是为了取得某种效果而故意采用的书面语,现代意义的风格扩展到方言(dialect),谈话方式(mode)和语域(register)等角度去分析。每个言语社团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方言,个体语言使用者也有自己所偏爱的词语和用语言表达思想的独特方式。这种语言使用者个人的变体,称作个人方言(idiolect)。我们甚至在还没有认识一些人之前就能根据其讲话来判断他们。他们的音质、音高和重音模式以及他们的词汇和语法结构的选择,往往可以揭示其个人身份。
如《红楼梦》第三回中王熙凤“先声夺人”的出场;“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她特有的语调音高,“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就突出了凤姐在贾府的身份地位,其个性风格也跃然纸上。个人说话和写作上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源于其全部或大多数语言使用特点的结合。所有这些说话和写作上的特点,尤其是词语和语调的选用,便因此被看成一个人的人格和个性的便利而明显的标记(mark)。在书面语言中,这些特点往往引出有关风格的问题。海明威的风格不同于马克•吐温的风格;马克吐温的风格有别于杰克•伦敦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文如其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 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尽管由于社会情境特征不同而产生了各种英语,但都是在共核英语(thecommon-coreEnglish)这一共同基础上产生的变异,它们之间的共同处总是多于不同点,而且它们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标准语是一种非区域性的、不附有任何地方特征的语言变体,一般为有文化、身份的人所使用。标准语有一套广为认可的语法、词汇及语音系统。例如“I haven’t got any”是个标准的英语句子,而它的一种变体“I ain’t got none”就属于非标准英语的范畴了。每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英语,如标准英国英语、标准美国英语、标准澳大利亚英语等。但每个国家又都有自己的地理方言和社会方言。如Chinglish(汉语式英语)、China-English(中国英语)就是具有汉语母语特征的英语。
谈到标准语与方言的差异,人们自然会想到发音、词汇甚至某些语法规范上的差异。作为标准语的变体的方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对待标准语与方言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所变化。16世纪,英美作家就已开始用方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出身背景,但其目的往往是为了使语言带有某种喜剧色彩。比如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地域方言只用于乡下人或丑角。然而随着浪漫主义文学在18世纪后期的盛行,小说家和诗人强调文学作品的语言要接近生活中的实际语言,因此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有所提高。美国作家马克•吐温1885年出版的《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常被认为是方言的地位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确认的显著标志。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及其意义。
1 方言是社会地位(power)、标明自己社会性的标志
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一书中说:“不论你……——只要你一张口说话,你的社会地位就暴露无遗了。”一个人受的教育愈深、社会地位愈高,他的语言中地理方言的成分就愈少。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曾说过:“阶级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在于语言和口音。你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身份就印在你的舌头上。”换言之,一个人的语言特征能反映他的社会地位及身份。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人的地域差别很少看得出,方言几乎是唯一可以凭借的标志。因此,中国人的种族玩笑通常是针对其他群体方言特点的言语游戏。如果不讲方言,一个中国人可以轻易地伪装自己的地域出身,成为另一个群体的成员。对个人而言,自己言语群体的权势(power)地位越弱,这种选择的吸引力越大。
2 方言是表达强烈感情的语言手段
较之标准语,方言具有一种从主观和个人的角度表现事物的功能,能更充分地表达强烈的感情。方言特色明显、诙谐、表现力强,易于表达强烈的感情色彩或加重情感语气。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用低地苏格兰方言写的“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就是很好的例证。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认为,方言里有比普通话丰富得多的生活、情感用语,在动作的细微区分、事物的性状描绘等方面都更具体。这是方言比普通话往往要生动幽默、有趣传神、在文艺表达里更受欢迎的原因。
如果萧红、沈从文的小说没有大量方言的运用,他们的小说魅力就会削弱很多。西安光中影视音像部买断《猫和老鼠》各地方言版的版权,并制作了包括普通话、陕西话、河南话、上海话、天津话等方言版本。结果表明,普通话版本的销售业绩最差。猫还是那只猫,鼠还是那只鼠,但操着方言的猫和老鼠就那么轻易地颠覆了经典卡通的本来面目,暴力的“锤子,看老子不扁你!”、“滚开”、“整死”比比皆是。在四川版的《猫和老鼠》中,剧中动物的轻声哼唱,被改成了《常回家看看》的调子,歌词更被改成了具有四川特色的“找点时间,找点空闲,狐朋狗友,搓上几圈(指麻将)”。进而各地方言的“猫和老鼠”齐上阵,竭力展现着方言的魅力。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相声小品、影视剧、手机彩铃、Flash等领域,而且日益更新。
3 用方言来表示亲近(solidarity)的感情,能给作品增添地方色彩
同样一个人,当他对陌生人或关系不甚亲近的人或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说话时,他可能用标准语,而当他与和他关系亲密或地位相同的人讲话时,他就会自然地用方言来交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大学中的学子们以及部队里的士兵们在这一点上最有体会。这也就是说,语言可以用来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来使人们更亲近。
如网上聊天,武汉网友们通常会在句尾加一个助词“音”(音“撒”如“搞么事”,“在哪里”)来表明自己是武汉人。又如池莉的小说《你以为你是谁》中吴桂芬数落女儿时说:“你吃多了糊米酒蒙了心”,这是典型的武汉方言,有两个语源。第一,“糊米酒”是武汉市历史悠久家喻户晓老少咸宜的一种甜食,由精细的糯米粉和米酒糟做成的糊汤,晶莹濡滑,上面撒着几颗糖桂花;第二,“糊”指糊涂,并非“糊米酒”不好吃(而是武汉人过早的佳肴)。它谐音“糊涂,马虎”,又取“糊米酒”软糊浑沌之形。短短一句话,就把妈妈怜爱、责备女儿头脑不清楚、做事不高明的情状描摹得细致入微。再如池莉小说里出现的“聒天”,指“聊天”。池莉没有用普通话中的“聊天”或四川话中的“摆龙门阵”,也是有深刻的语言背景。因为武汉人说话节奏快,铿铿锵锵,一个“聒”字本身就具有声音杂乱之意,用在文章里,非常符合武汉人聚集在一起叽叽呱呱节奏飞快的说话状态。而“聊”字则悠闲舒缓,不符武汉人讲话之语境。由此可见方言之妙趣横生。
4 方言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语言风格
英美文学中许多名著都运用了方言。在马克•吐温的《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中,Huck的语言不仅与他的出身、地位、年龄相吻合,而且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他的性格。在穷孩子Huck的语言里,有一些明显的非标准英语的特征,如“ain’t”和双重否定形式“Thatain’t no matter”等,聪明、淘气、天真、无知的孩子形象浮现眼前。
曹乃谦的《黑夜》被认为是由方言成就的小说。大量地道的雁北方言的运用,是《黑夜》最为浓郁的特色之一,“原汁原味”的方言构成了曹乃谦创作的一大特色。将方言土语融入到小说的叙述之中,带有浓重的泥土味,达到了一种“既雅且俗,大雅大俗”的艺术效果。另外,地方民歌的频繁引用,也构成了小说的另一大特点,这显示了曹乃谦对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汲取,也是构成他小说“风俗画”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简涩朴拙的方言本身还具有极佳的象征意味。民歌以及单音节词的大量使用,一方面使得小说文质互益、相得益彰;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种语言特色是如此突出、令人难以轻视,以至于它们自己也获得了某种独立于内容之外的象征意义——从语言层面直接构成了一组想象中的“中国人形象”:“他们”木讷寡言、贫穷蒙昧、满身尘土味,艰卓的生活压弯了他们的脊背,同时也赋予他们硬朗的线条和执拗的生命力量。这部小说的语言、人物、主题相互契合、浑然天成,仿佛确证了那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老话,其骨力全赖独特的雁北方言成就。
五 结论
标准语与方言间的差异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但主要是文化的差异——一个国家的标准方言往往是从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的方言发展而来的,如普通话与北方方言。在应用中,两者间的选择也由文化决定:从文学作品的普遍表现形式书面语体的角度看,文化程度愈高,语言就愈接近标准语;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的选用及其表现形式却很复杂。但这并不能说明标准语与方言有优劣之分,它们是语言在社会中存在的不同表现形式。
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运用,是与作家的个人方言、社会情境特征、作品内容等分不开的。方言本身无优劣之分,更不可用方言去衡量文学作品的好坏。然而,方言的运用却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表达特殊的效果。Turner说过:“文体方面的解释依赖于对语言使用的环境的仔细分析。文体方面的变化以语境的变化来衡量。在两者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文体需要按这种依赖解释。按照这一观点,采用什么文体并不是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选择,它至少部分地在受到语境的限制。”威多森认为,“文体……能够把一篇文学作品与他自己对于语言的感受联系起来,从而使他的感受深入一步”。因而,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运用,一方面丰富着文学语言的表达形式,另一方面丰富着人们的感受,在文学鉴赏中有股“故乡”的味道。文学语言的生死轮回纷繁芜杂,断裂和迷茫,只有走在“回家的路上”,才能够欣赏到唯美的深刻。
参考文献:
[1] 王佑良、丁佳道:《英语文体学之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
[2] 秦秀白:《英语通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 胡壮麟、刘润清、李延福:《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 张鑫友、孟志刚、张名高:《语言学教程学习指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Hudson,Sociolinguistics,外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版。
[6] Dwight Bolinger,Aspects of Language,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
[7] 钱青:《美国文学名著精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 吴伟仁:《英国文学史及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
[9] 池莉:《你以为你是谁》,《池莉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0]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岳麓书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
张小兵,男,1973—,湖北罗田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刘琼,女,1976—,湖北罗田县人,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