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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办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负责的联络人。联络人都编有代号，代号和相关信息只有对应的主管掌握，
但负责内勤的耿文卿几乎都会经手。至今，这些代号和信息依然清晰地记在他的脑子里
1962年，30岁的耿文卿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内勤，分管内部事务和收发文件。
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外保密，成员都有兼职或挂职。对台办副处长杨荫东的公开职务是国管局交际处副处长（实际上国管局并无交际处），耿文卿则以统战部干部身份对外开展工作。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因朝鲜战争而搁置的台湾问题被重新提到重要议程上来。
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成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简称“中央对台小组”，其办公室1955年组建），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罗青长、凌云、孔原和童小鹏为小组成员。
对台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他说，台湾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有国际因素，要从中、美、苏“大三角”的全局来考虑台湾问题。他还指示，要注意“小三角”（即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的情况，把工作重点放在“小三角”上。
1962年，耿文卿进入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初来乍到，他对国民党和台湾的情况知之甚少。对台办副主任杨荫东拿出了毛泽东1958年执笔、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四篇对台湾文告，以及周恩来的相关谈话纪要，让他学习。杨荫东还让他整理档案，熟悉历史。起草重要文电时，杨荫东有时口授大意让他起草，有时让他撰写第一稿，着意培养他。
工作最忙时，为了及时处理文电，杨荫东把行军床安在办公室，连续两三个月夜以继日地工作。
耿文卿没有见过罗瑞卿，因为对台工作和统战工作密不可分，中央对台工作小组主要由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负责。耿文卿多次去徐冰在景山东街的家取送文件。
对台办主任由罗青长兼任，杨荫东担任副主任。对台办的日常工作是联络上层，“互通声气”。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上的报告，总有一段与台湾有关，也由对台办起草。
对台办通过与国共高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寻找渠道，把大陆的主张传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谈话拟就的“一纲四目”政策，就是张治中抄录于致蒋介石的信件中，由杨荫东安排传递到蒋氏父子手上。
其中，章士钊是在台湾上层有较大影响的人。周恩来曾三次带罗青长登门看望章士钊，研究台湾情况。
被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通过各种渠道致信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说明大陆的对台政策。
联络人一共40多位，对台办称之为“对台工作关系”。联络人再通过在海外的关系（即中间人），向台湾传话。每次联系，事前都需口头报告上级，事后再写书面报告。
对台办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负责的联络人。联络人都编有代号，代号和相关信息只有对应的主管掌握，但负责内勤的耿文卿几乎都会经手。至今，这些代号和信息依然清晰地记在他的脑子里。
今年85岁的耿文卿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张治中与在台湾的长子时有通信。耿文卿曾奉命去提醒他，注意警惕其中的策反内容。
对台文件都属于绝对机密，一般是毛泽东看后批给周恩来，由周恩来亲自办理，或交由廖承志等少数几人办理，从不经过秘书。办完后，周恩来就把卷宗锁进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1961年，中共方面得到情报，在日本搞“台独”运动的廖文毅欲派遣刺客潜赴台湾暗杀蒋介石。毛泽东批示：“此件送蒋先生。”批示退回，工作人员一头雾水，问机要室主任如何执行，机要室主任把批件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对台办通过关系，把消息传给了对岸。据说，后来章士钊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现在支持你蒋先生的就是毛先生。”
对台办成员王亿擅长书法，负责誊抄信件。信用毛笔正楷书写，直接交到联络人手中，联络人再交给中间人，以保证信息不走样。
起因是，一次周恩来批示：“告前途双方好自为之。”这句本意为：告前途双方（蒋经国和陈诚），好自为之。传递过程中，不知哪个环节被加了一个冒号，变成：“告前途：双方好自为之。”意思变成了大陆和台湾各自好自为之。
信件传到台湾，台湾有时会有反馈，对台办接收后再报给中央。
台湾方面也以各种名义和各种关系派人来大陆，寻求与中共高层接触。一次，派了3人到北京，1人驻香港。周恩来分析，这是蒋介石想摸中共对台政策底牌。
但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我们要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 。”因此，照样会见他们。
还常有人前来联系，自称是解放前被派到台湾的线人，有对台关系。
由于真假难辨，对台办曾在王亿的提议下，把1949年前后去台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档案全部调出来，花了几个晚上，最后整理出一份2000多人的《对台地下关系名册》，包括姓名、职业、去台时间。为严防泄露，不用复写纸，全部用钢笔手写。
但有些人又自称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台湾发展的。而且解放初期台湾地下党遭到全面破壞后，一些幸存的情报人员关系被交由总参。因此，这些人的身份仍旧复杂难辨。
曹聚仁是毛泽东唯一接见过的使者。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曹聚仁，托他在第二日返港后以最快方式转告台方：将暂停炮击，以7天为限，让蒋军补给，条件是决不能由美国飞机和军舰护航。但曹聚仁却将此消息在《南洋商报》上率先披露。 中央本想对曹聚仁进行批评，后来不了了之。一天晚上，对台办开会研究，罗青长表示：“对于曹聚仁，也不能全盘否定他，他还是挺辛苦，还是爱国的，给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不完全听我们的话。”
曹聚仁1972年在澳门去世，周恩来批示：“片纸只字，统统运到北京。”他的书籍纸张等物被运到北京，专门腾了三间屋子才装下。耿文卿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仔细翻阅每一本书、杂志，翻检每一页纸，将信件、报告复写稿等手写材料挑出。整理完后，叫来曹聚仁的女儿、电影演员曹蕾，送到广安门火车站托运回去。
中央不用曹聚仁后，另一位使者成为重要的沟通渠道。
1963年12月初，周恩来在张治中、罗青长陪同下，乘一艘海军护卫舰，经过一夜的航行，来到珠海唐家湾附近一个小岛上，与一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秘密会晤。
这次秘密会晤引起了外界的各种猜测，甚至有传言，对方是陈诚或蒋经国本人。传言不实（详见本刊2015年第42期《建国初期的两岸秘密往来》），但对方身份高度保密，却是不争的事实。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位使者的身份依然没有解密。“此人是大陆方面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联系人，也是大陆方面所有对台关系中唯一至今未公开姓名的联络人，只有中央政治局和对台工作小组及对台办的人知道。”耿文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此人身份的真实性和情报来源也曾引起怀疑。对台办曾专门研究讨论，但周恩来指示说：“不要在这上面费脑子。别管他是真是假，从哪来的，反正消息是从台湾来的就行了。他怎么说你们怎么报，判断是我的事，不需要你们判断。”
罗青长也曾指示台湾研究所：“你们给中央主要提供资料，不要整天企图用你们的看法影响中央，弄一些判断。你提意见可以，正面提，是真是假，该怎么办，中央能判断。”
王亿曾查了十年的报纸，把“唐家湾使者”每次送来的消息和报纸上的相关新闻进行比对，最后证明消息是可靠的。
“唐家湾使者”有消息，会告知联络人，联络人写成文字交给北京设在香港的机要负责人，再由交通员送至深圳。设在深圳的两名专职机要员将其转译为密码，发至北京，再送到机要处，译成文字。
此时，通常已到了凌晨1点多。被电话叫醒后，耿文卿会马上起床，去机要处将电报中的暗语和代号译出，文字整理通顺，再去罗青长家里把他叫醒。罗青长批阅后，马上送至印刷厂印刷（对台办和印刷厂、车队等后勤机构都在一个大院里），再由专人送到中南海，直发中央政治局成员。
一切办完后，通常已是凌晨三四点了。大家聚到一起吃顿夜宵，再回家继续休息。
这项工作，耿文卿一直做到1985年离开对台办，几乎每天如此，风雨不误。文革前，“唐家湾使者”提供的情报每年有上百万字，文革后也有几十万字。
由于香港的联络人使用的是从右到左竖排的繁体字，而印刷厂是横排简体，经常会闹出笑话，比如“1963年”被印成“1693年”，“少奇”被印成“奇少”。
在香港还设有一名单播机要员。耿文卿解释，单播机只能收报，不能发报，就像《潜伏》里余则成用的那种。这名机要员的任务，是接收北京的指示。有时，这个过程中也会闹出误会，如指示带某人来京，结果带了另一个人来。
1964年，一次因天雨路滑，周恩来在西花厅等了很久也没等到对台办递送的文件。在他的指示下，对台办搬迁进了中南海。
对台办的工作，还包括争取流落海外的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回国。争取到李宗仁回国，可说是其中最大的成绩。
1955年，大陆通过曾任李宗仁秘书、1949后寓居香港的程思远与在美国的李宗仁建立了联系。每次程思远应邀来京，周恩来都会出面宴请他，亲自做工作。他在京期间，都被安排在秘密地点居住，不外出，不会友，不打电话。
不久，李宗仁把存在美国的12箱字画运到香港，托程思远送到北京。李宗仁表示，这12箱字画是他当北平行辕主任时用11万美元购买的，运回祖国，献给国家。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这批古画仅值3000美元，大部分是赝品。
耿文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对台办建议，给李3万美元，周恩来也同意这个建议。但毛泽东批示：“这叫投石问路，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就给他12万美元吧。”周恩来托程思远转告李宗仁，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次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情，将助他一笔赴欧旅费，以壮行色。李宗仁知道后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领走了这笔外汇。
1965年7月，毛澤东批示，李宗仁回国时机已成熟。经过周恩来的周密安排，李宗仁途经欧洲、取道巴基斯坦回国。
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夫妇乘坐的飞机起飞后，中方密切监控，每隔15分钟向对台办报告一次飞机方位。耿文卿守在红色电话机旁，一有消息即报总理办公室。直到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监控才撤销。
中国驻巴使馆将程思远草拟的李宗仁《回国声明》发来北京，彭真等初步修改后，毛泽东请周恩来先去上海与李宗仁面商。
临行前，对台办匆忙准备了材料。路上，周恩来想要李宗仁的简历，随行人员才发现没有正式文稿，只有一份废稿临时凑数。
《回国声明》谈妥后，7月20日，李宗仁从上海赴京。
周恩来的专机提前半小时起飞，以便在机场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他向参加迎接的原国民党人员介绍了李宗仁回国的经过，指出李宗仁回国的重大意义，以平息“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这样的牢骚情绪。话音刚落，李宗仁飞机落地。
巧合的是，当时正有一位国家元首来京访问，群众夹道欢迎。李宗仁和程思远的汽车紧随礼宾车队之后，一路绿灯抵达驻地。他们是否认为群众是在欢迎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中央决定，为李宗仁回国举行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外国记者从驻港澳记者中遴选。记者招待会用四种外语同声传译，很多外国记者都被震住了。 为了应对记者提问，周恩来和李宗仁以及长期担任英语翻译、熟悉西方新闻界的冀朝铸在一起研究了三天。没想到，记者会开始前，记者们把李宗仁围在场外，让他难以招架。罗青长赶紧暗示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解围。费彝民看到溥仪刚好走过来，一把抓住他向记者介绍，转移了视线。
回国后，中央决定，李宗仁的政治安排、思想教育、生活照料通归统战部负责。耿文卿随罗青长一起，去统战部做了工作交接。对台办对李宗仁的工作，告一段落。
“文革”初期，罗瑞卿被打倒，对台小组成员大多靠边站了。每晚直发中央政治局的密件，改发中央碰头会。
当时，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已调中央办公厅当副主任，分管机要工作。在周恩来指示下，他把存放在廖承志家里的机密文件和其他一些核心机密文件转到中办，妥善保存了下来。
在中央统战部“造反派”抢夺档案时，徐冰的秘书陈欣机警地将部分对台工作文件提出，捆好扔进一个看上去很脏乱的屋子。风声一过，便让耿文卿去取回。
1969年，“一号战备命令”发布后，对台办的重要文件拍照存档，复制件放在对台办档案室，原件被运到四川、重庆等地的三线建设地区保存。“对台办的文件别人想看没门儿，打听情况也没门儿。”耿文卿说。
童小鹏回忆，台湾当局曾擔心两岸的秘密往来会在“文革”的混乱中曝光，最后发现没有泄密迹象才放心。耿文卿记得，台湾方面传来了“颇为欣慰”的口信。
1967 年 1 月，童小鹏靠边站后，周恩来指定罗青长主管对台工作，直接向他汇报。对台办在罗青长的带领下，从中南海搬到铁狮子胡同。
不久，罗青长也被批斗，但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质，并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得以继续在业务上领导对台办。
70年代后，对台工作有所恢复。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批示对台办：“告台方，基辛格已到京。”
1975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杂志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这是周恩来就台湾问题的最后批示。
1975 年 12 月 20 日，他在弥留之际召见罗青长，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带领童小鹏等人，将他的骨灰盒移送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放，第二天才移往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追悼会会场。
十年风雨中，杨荫东、王亿、耿文卿等坚守着这摊工作，照样处理日常。直到迎来新时期，迎来两岸关系的破冰时刻。
但负责内勤的耿文卿几乎都会经手。至今，这些代号和信息依然清晰地记在他的脑子里
1962年，30岁的耿文卿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内勤，分管内部事务和收发文件。
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外保密，成员都有兼职或挂职。对台办副处长杨荫东的公开职务是国管局交际处副处长（实际上国管局并无交际处），耿文卿则以统战部干部身份对外开展工作。
联络人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因朝鲜战争而搁置的台湾问题被重新提到重要议程上来。
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成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简称“中央对台小组”，其办公室1955年组建），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罗青长、凌云、孔原和童小鹏为小组成员。
对台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他说，台湾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有国际因素，要从中、美、苏“大三角”的全局来考虑台湾问题。他还指示，要注意“小三角”（即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的情况，把工作重点放在“小三角”上。
1962年，耿文卿进入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初来乍到，他对国民党和台湾的情况知之甚少。对台办副主任杨荫东拿出了毛泽东1958年执笔、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四篇对台湾文告，以及周恩来的相关谈话纪要，让他学习。杨荫东还让他整理档案，熟悉历史。起草重要文电时，杨荫东有时口授大意让他起草，有时让他撰写第一稿，着意培养他。
工作最忙时，为了及时处理文电，杨荫东把行军床安在办公室，连续两三个月夜以继日地工作。
耿文卿没有见过罗瑞卿，因为对台工作和统战工作密不可分，中央对台工作小组主要由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负责。耿文卿多次去徐冰在景山东街的家取送文件。
对台办主任由罗青长兼任，杨荫东担任副主任。对台办的日常工作是联络上层，“互通声气”。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上的报告，总有一段与台湾有关，也由对台办起草。
对台办通过与国共高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寻找渠道，把大陆的主张传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谈话拟就的“一纲四目”政策，就是张治中抄录于致蒋介石的信件中，由杨荫东安排传递到蒋氏父子手上。
其中，章士钊是在台湾上层有较大影响的人。周恩来曾三次带罗青长登门看望章士钊，研究台湾情况。
被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通过各种渠道致信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说明大陆的对台政策。
联络人一共40多位，对台办称之为“对台工作关系”。联络人再通过在海外的关系（即中间人），向台湾传话。每次联系，事前都需口头报告上级，事后再写书面报告。
对台办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负责的联络人。联络人都编有代号，代号和相关信息只有对应的主管掌握，但负责内勤的耿文卿几乎都会经手。至今，这些代号和信息依然清晰地记在他的脑子里。
今年85岁的耿文卿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张治中与在台湾的长子时有通信。耿文卿曾奉命去提醒他，注意警惕其中的策反内容。
对台文件都属于绝对机密，一般是毛泽东看后批给周恩来，由周恩来亲自办理，或交由廖承志等少数几人办理，从不经过秘书。办完后，周恩来就把卷宗锁进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1961年，中共方面得到情报，在日本搞“台独”运动的廖文毅欲派遣刺客潜赴台湾暗杀蒋介石。毛泽东批示：“此件送蒋先生。”批示退回，工作人员一头雾水，问机要室主任如何执行，机要室主任把批件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对台办通过关系，把消息传给了对岸。据说，后来章士钊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现在支持你蒋先生的就是毛先生。”
对台办成员王亿擅长书法，负责誊抄信件。信用毛笔正楷书写，直接交到联络人手中，联络人再交给中间人，以保证信息不走样。
起因是，一次周恩来批示：“告前途双方好自为之。”这句本意为：告前途双方（蒋经国和陈诚），好自为之。传递过程中，不知哪个环节被加了一个冒号，变成：“告前途：双方好自为之。”意思变成了大陆和台湾各自好自为之。
信件传到台湾，台湾有时会有反馈，对台办接收后再报给中央。
真假密使
台湾方面也以各种名义和各种关系派人来大陆，寻求与中共高层接触。一次，派了3人到北京，1人驻香港。周恩来分析，这是蒋介石想摸中共对台政策底牌。
但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我们要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 。”因此，照样会见他们。
还常有人前来联系，自称是解放前被派到台湾的线人，有对台关系。
由于真假难辨，对台办曾在王亿的提议下，把1949年前后去台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档案全部调出来，花了几个晚上，最后整理出一份2000多人的《对台地下关系名册》，包括姓名、职业、去台时间。为严防泄露，不用复写纸，全部用钢笔手写。
但有些人又自称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台湾发展的。而且解放初期台湾地下党遭到全面破壞后，一些幸存的情报人员关系被交由总参。因此，这些人的身份仍旧复杂难辨。
曹聚仁是毛泽东唯一接见过的使者。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曹聚仁，托他在第二日返港后以最快方式转告台方：将暂停炮击，以7天为限，让蒋军补给，条件是决不能由美国飞机和军舰护航。但曹聚仁却将此消息在《南洋商报》上率先披露。 中央本想对曹聚仁进行批评，后来不了了之。一天晚上，对台办开会研究，罗青长表示：“对于曹聚仁，也不能全盘否定他，他还是挺辛苦，还是爱国的，给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不完全听我们的话。”
曹聚仁1972年在澳门去世，周恩来批示：“片纸只字，统统运到北京。”他的书籍纸张等物被运到北京，专门腾了三间屋子才装下。耿文卿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仔细翻阅每一本书、杂志，翻检每一页纸，将信件、报告复写稿等手写材料挑出。整理完后，叫来曹聚仁的女儿、电影演员曹蕾，送到广安门火车站托运回去。
中央不用曹聚仁后，另一位使者成为重要的沟通渠道。
1963年12月初，周恩来在张治中、罗青长陪同下，乘一艘海军护卫舰，经过一夜的航行，来到珠海唐家湾附近一个小岛上，与一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秘密会晤。
这次秘密会晤引起了外界的各种猜测，甚至有传言，对方是陈诚或蒋经国本人。传言不实（详见本刊2015年第42期《建国初期的两岸秘密往来》），但对方身份高度保密，却是不争的事实。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位使者的身份依然没有解密。“此人是大陆方面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联系人，也是大陆方面所有对台关系中唯一至今未公开姓名的联络人，只有中央政治局和对台工作小组及对台办的人知道。”耿文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此人身份的真实性和情报来源也曾引起怀疑。对台办曾专门研究讨论，但周恩来指示说：“不要在这上面费脑子。别管他是真是假，从哪来的，反正消息是从台湾来的就行了。他怎么说你们怎么报，判断是我的事，不需要你们判断。”
罗青长也曾指示台湾研究所：“你们给中央主要提供资料，不要整天企图用你们的看法影响中央，弄一些判断。你提意见可以，正面提，是真是假，该怎么办，中央能判断。”
王亿曾查了十年的报纸，把“唐家湾使者”每次送来的消息和报纸上的相关新闻进行比对，最后证明消息是可靠的。
密电
“唐家湾使者”有消息，会告知联络人，联络人写成文字交给北京设在香港的机要负责人，再由交通员送至深圳。设在深圳的两名专职机要员将其转译为密码，发至北京，再送到机要处，译成文字。
此时，通常已到了凌晨1点多。被电话叫醒后，耿文卿会马上起床，去机要处将电报中的暗语和代号译出，文字整理通顺，再去罗青长家里把他叫醒。罗青长批阅后，马上送至印刷厂印刷（对台办和印刷厂、车队等后勤机构都在一个大院里），再由专人送到中南海，直发中央政治局成员。
一切办完后，通常已是凌晨三四点了。大家聚到一起吃顿夜宵，再回家继续休息。
这项工作，耿文卿一直做到1985年离开对台办，几乎每天如此，风雨不误。文革前，“唐家湾使者”提供的情报每年有上百万字，文革后也有几十万字。
由于香港的联络人使用的是从右到左竖排的繁体字，而印刷厂是横排简体，经常会闹出笑话，比如“1963年”被印成“1693年”，“少奇”被印成“奇少”。
在香港还设有一名单播机要员。耿文卿解释，单播机只能收报，不能发报，就像《潜伏》里余则成用的那种。这名机要员的任务，是接收北京的指示。有时，这个过程中也会闹出误会，如指示带某人来京，结果带了另一个人来。
1964年，一次因天雨路滑，周恩来在西花厅等了很久也没等到对台办递送的文件。在他的指示下，对台办搬迁进了中南海。
李宗仁秘密回国
对台办的工作，还包括争取流落海外的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回国。争取到李宗仁回国，可说是其中最大的成绩。
1955年，大陆通过曾任李宗仁秘书、1949后寓居香港的程思远与在美国的李宗仁建立了联系。每次程思远应邀来京，周恩来都会出面宴请他，亲自做工作。他在京期间，都被安排在秘密地点居住，不外出，不会友，不打电话。
不久，李宗仁把存在美国的12箱字画运到香港，托程思远送到北京。李宗仁表示，这12箱字画是他当北平行辕主任时用11万美元购买的，运回祖国，献给国家。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这批古画仅值3000美元，大部分是赝品。
耿文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对台办建议，给李3万美元，周恩来也同意这个建议。但毛泽东批示：“这叫投石问路，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就给他12万美元吧。”周恩来托程思远转告李宗仁，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次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情，将助他一笔赴欧旅费，以壮行色。李宗仁知道后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领走了这笔外汇。
1965年7月，毛澤东批示，李宗仁回国时机已成熟。经过周恩来的周密安排，李宗仁途经欧洲、取道巴基斯坦回国。
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夫妇乘坐的飞机起飞后，中方密切监控，每隔15分钟向对台办报告一次飞机方位。耿文卿守在红色电话机旁，一有消息即报总理办公室。直到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监控才撤销。
中国驻巴使馆将程思远草拟的李宗仁《回国声明》发来北京，彭真等初步修改后，毛泽东请周恩来先去上海与李宗仁面商。
临行前，对台办匆忙准备了材料。路上，周恩来想要李宗仁的简历，随行人员才发现没有正式文稿，只有一份废稿临时凑数。
《回国声明》谈妥后，7月20日，李宗仁从上海赴京。
周恩来的专机提前半小时起飞，以便在机场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他向参加迎接的原国民党人员介绍了李宗仁回国的经过，指出李宗仁回国的重大意义，以平息“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这样的牢骚情绪。话音刚落，李宗仁飞机落地。
巧合的是，当时正有一位国家元首来京访问，群众夹道欢迎。李宗仁和程思远的汽车紧随礼宾车队之后，一路绿灯抵达驻地。他们是否认为群众是在欢迎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中央决定，为李宗仁回国举行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外国记者从驻港澳记者中遴选。记者招待会用四种外语同声传译，很多外国记者都被震住了。 为了应对记者提问，周恩来和李宗仁以及长期担任英语翻译、熟悉西方新闻界的冀朝铸在一起研究了三天。没想到，记者会开始前，记者们把李宗仁围在场外，让他难以招架。罗青长赶紧暗示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解围。费彝民看到溥仪刚好走过来，一把抓住他向记者介绍，转移了视线。
回国后，中央决定，李宗仁的政治安排、思想教育、生活照料通归统战部负责。耿文卿随罗青长一起，去统战部做了工作交接。对台办对李宗仁的工作，告一段落。
非常时期的坚守
“文革”初期，罗瑞卿被打倒，对台小组成员大多靠边站了。每晚直发中央政治局的密件，改发中央碰头会。
当时，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已调中央办公厅当副主任，分管机要工作。在周恩来指示下，他把存放在廖承志家里的机密文件和其他一些核心机密文件转到中办，妥善保存了下来。
在中央统战部“造反派”抢夺档案时，徐冰的秘书陈欣机警地将部分对台工作文件提出，捆好扔进一个看上去很脏乱的屋子。风声一过，便让耿文卿去取回。
1969年，“一号战备命令”发布后，对台办的重要文件拍照存档，复制件放在对台办档案室，原件被运到四川、重庆等地的三线建设地区保存。“对台办的文件别人想看没门儿，打听情况也没门儿。”耿文卿说。
童小鹏回忆，台湾当局曾擔心两岸的秘密往来会在“文革”的混乱中曝光，最后发现没有泄密迹象才放心。耿文卿记得，台湾方面传来了“颇为欣慰”的口信。
1967 年 1 月，童小鹏靠边站后，周恩来指定罗青长主管对台工作，直接向他汇报。对台办在罗青长的带领下，从中南海搬到铁狮子胡同。
不久，罗青长也被批斗，但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质，并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得以继续在业务上领导对台办。
70年代后，对台工作有所恢复。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批示对台办：“告台方，基辛格已到京。”
1975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杂志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这是周恩来就台湾问题的最后批示。
1975 年 12 月 20 日，他在弥留之际召见罗青长，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带领童小鹏等人，将他的骨灰盒移送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放，第二天才移往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追悼会会场。
十年风雨中，杨荫东、王亿、耿文卿等坚守着这摊工作，照样处理日常。直到迎来新时期，迎来两岸关系的破冰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