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3月3日通报，截至当天0时，韩国较昨日下午4时新增477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累计确诊4812例，死亡增至29例。目前，韩国近九成（88%）确诊病例集中在大邱和庆尚北道这两个相邻地区。 韩国总统文在寅当日表示，随着大邱和附近的庆尚北道新冠病毒危机达到顶峰，韩国宣布对新冠病毒“作战”，政府所有机构进入24小时全面戒备状态。
　　2月下旬，韩国已经成为全球除中国外新冠肺炎确诊最多的国家。目前，韩国的确诊病例仍在快速增长。
　　家住首尔附近的安山市民郑巨焕（音）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人的生活在2月19日那天后，一切都变了。“19日之前，电视里报道新冠疫情都是关于中国的。19日之后，中国相关的新闻都消失了。韩国自己的疫情报道开始滚动播出，直到现在。”
　　2月19日那天，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导致韩国疫情突然“失控”？

难辞其咎的新天地教会

　　1月下旬，当新冠肺炎在中国暴发时，与中国相邻的韩国也对此保持着关注。
　　事实上，前期韩国对输入性病例的控制措施还是十分有效的。自1月30日起，韩国要求入境的中国公民填写健康状况申报表，自2月4日起禁止所有持湖北省签发护照的中国公民、14天内访问过湖北省的外国人入境，并且暂停济州岛免签、暂停中国公民过境免签政策。
　　从数据也能看出来：自1月20日韩国确诊首位新冠肺炎患者，到2月18日累计确诊31例，每日新增均在个位数以内，其中有13日都无新增患者。比这一时期的日本本土和新加坡，都要好一点。
　　但从2月19日开始，韩国的情况急转直下，确诊病例成倍增长。19日新增20例，20日新增53例，21日100例。到了2月24日，累计确诊763例，比10天前增长了26倍还多。文章开头提到的“19日之后中国的疫情新闻全部消失”的情况也是由此而来。
　　那么，2月19日发生了什么？
　　在前一天，第31号患者、大邱地区一位61岁的女性被确诊了。目前可知，她在2月7日就出现了症状，但怎么染上的、何时染上的，至今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她没到过中国。

　　可怕的是，2月7日出现症状后，她多次前往教会、医院、酒店等公共场所，直到2月18日才确诊为新冠肺炎。在此期间，此人曾于2月9日和16日与1001名信众一同参与礼拜。随后，她所属的新天地教会中开始陆续有人被确诊。迄今为止，韩国的确诊病例中，近六成与该教会有关。
　　也是在19日这天，在离大邱不远的庆尚北道，大南医院的精神病区内，一名63岁的男性患者去世了。这名患者在过去20年里一直住在精神科病房，不曾外出。20日医院验尸时，意外发现这位63岁的男性生前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也是韩国首例死亡病例。到2月28日，大南医院已有114例确诊，包括9名医务人员。
　　庆北地区还有一起人数牵涉较多的聚集性疫情，涉及2月8日至2月16日赴以色列朝拜的韩国天主教信徒，目前39人中已有31人确诊感染。这批患者在回国后还曾前往温泉、餐厅、公司、教堂等公共场所。
　　迄今为止，韩国输入性病例或与输入性病例密切接触导致的病例33例，其比例远低于日本和新加坡。截至3月2日，所有确诊病例都集中在大邱和庆北两地。此外，这两地的确诊病例都来源于两起聚集性疫情——大邱市的新天地教会和庆北大南医院。
　　看到这里不难发现，虽然韩国政府在早期阶段已经关注到疫情，并采取了一些限制输入型病例的措施，但韩国仍未能幸免，这一过程中新天地教会难辞其咎。
　　“韩国成为目前除了中国外疫情最严重国家，其引爆点是由31号患者的确诊而引起的新天地教会‘超级传播事件’。目前韓国正从源头彻查这一事件，还尚未有明确的结论。但从众多的新天地教会信众都被确诊的结果来看，该教会对韩国疫情在大邱、庆北等地暴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郝群欢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3月2日0时，韩国确诊病例中20至29岁病例有1235例，这也被认为与新天地教会年轻女信徒较多有关。
　　3月2日下午，韩国新天地教会会长李万熙召开新冠肺炎疫情记者会。这是“新天地”引爆韩国疫情以来，李万熙首次公开发声。在记者会上，89岁的李万熙行大礼跪地道歉。他说，尽管并非本意，但出现这么多感染者，自己毫无颜面。向国民真心道歉。“‘新天地’方面对此感到无比愧疚，感谢政府倾力抗击疫情，并请求政府予以宽恕。‘新天地’将积极配合政府并提供力所能及的人力物力援助。”

　　韩国政府对大邱的所谓“封锁”与武汉的封城概念不同。这是由韩国国情决定的。它的“封锁”概念并不是以阻止人员流动为目的的全部封闭，而是出于防疫防控目的，尽可能减少与外部的往来流动。

　　就在李万熙道歉的前一天，韩国首尔市长以过失杀人罪等罪名，向检方起诉李万熙为首的“新天地”负责人。

韩国传染病预警级别升至最高，疫情管控措施大幅升级

　　2月23日，在确诊人数超过600人后，韩国传染病预警升级到最高“严重”级别。这是韩国政府继2009年甲型H1N1流感后，时隔11年再次发布最高级别的传染病预警。 　　一天后，韩国总统文在寅亲临大邱一线考察防疫工作，韩国总理丁世均和保健福祉部长官朴淩厚此后也一直坐镇大邱市政府，执行文在寅要求的“最大程度封锁”措施，防止疫情的社区传播。
　　文在寅考察大邱的防疫工作时要求，争取使疫情拐点“在本周之内到来”。但两天后，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部长郑银敬在记者会上表示，大邱地区的确诊病例近期仍将持续增加。现阶段，韩国防疫部门的重点是对访问过大邱或与“新天地教会”接触过的人进行居家隔离和检测。“在此过程中若早期发现病例，将有助于防止交叉感染。”郑银敬表示。
　　在韩国全国范围内，自传染病预警级别升至最高后，防控力度也全面提高。目前來看，大体上包括三方面：
　　第一是减少公众聚集：韩国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新学年已经推迟了一周，要求各市、道在月底前指定公共医院为疫情定点医院，首尔市内文化公共场所暂停对外开放，13个天主教教区决定暂停宗教服务，原定于3月22-29日在釜山举行的世乒赛推迟至6月。
　　第二是加大封锁力度：大邱和庆北两地划为特别管控区，采取超强“封锁措施”。全国范围内关闭集会场所，出现确诊患者的企业暂时关停，往返大邱的高速巴士陆续关闭，主要航空公司暂时取消大邱-济州航线，驻扎在该市的当地军队及驻韩美军被禁止离开基地或接待外部客人。
　　第三是加强轻症排查：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KCDC）副本部长金刚立提出了在4周之内管控大邱疫情的目标，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对轻症的排查力度，未来两周里对有感冒症状的2.8万名大邱市民进行检测。
　　金刚立还指出，韩国确诊病例数的增长源于韩国对潜在疑似患者的严格追踪与筛查。从3月2日下午的数据看，韩国除确诊患者外，接受病毒检测的人数累计105379人，8小时新增10194人。其中，有71580人的检测结果呈阴性，其余33799人的结果还未出炉。“若不能有效阻断社区传播，大邱疫情很可能扩散至全国。”金刚立此前说道。
　　韩国水原的市民李起元（音）此前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自己的姐姐和姐夫生活在重灾区大邱。夫妇二人在大邱经营着一家首饰店。首饰店曾在18日之后短暂歇业，但又于22日恢复了营业，并持续至今。
　　结合大邱的这种现状，又该怎样理解文在寅此前提出的“最大程度封锁”？对此，在郝群欢看来，疫情面前要求韩国做到和中国同样程度的管控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能简单地以一种标准去衡量全部。

　　“韩国政府对大邱的所谓‘封锁’与武汉的封城概念不同。这是由韩国国情决定的。它的‘封锁’概念并不是以阻止人员流动为目的的全部封闭，而是出于防疫防控目的，尽可能减少与外部的往来流动。比如，它只是飞机停飞、火车停运、学校停课等，但却不会封路。其无论是内部还是与外部的人员流动都没有被禁止。”郝群芳对本刊记者说道，“即使未来疫情进一步扩大，只要在可控范围内，就很难像我们中国春节期间那样停工停产。”
　　而具体到大邱地区的疫情检测和防控，目前据大邱市政府官网信息，在2月18日之后，大邱市已指定并公布了15家医疗机构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市政府在官网上特别提及，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孕产妇可以到其中一家指定医院检测。
　　启明大学大邱东山医院的一名医务人员此前透露，大邱市目前的收治流程是：如果有市民出现疑似症状，会先前往上述指定检测机构进行病毒检测，检测约6小时可得出结果，呈阳性即移送政府指定的收治医院治疗。

韩国民众：生活受到影响，多数认可政府做法

　　“现在因为疫情，韩国人的生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尤其是18号以后。要说没影响的话，主要是工作。我和身边的人现在还是正常上班，只不过大家都戴上了口罩。出门也没受到限制。”李起元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
　　不过，他也指出，生活中有些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一旦我们的城市又出现了新的确诊病例，当地政府会及时更新，然后发短信告诉我们每个人。短信的内容大概就是病例以及他的接触者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让大家不要再去这些地方。如果他们去了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超市商场或者KTV这样的娱乐场合，那这些地方就会被关掉。所以到现在，我住的地方附近还开门的超市是越来越少了。”
　　郑巨焕对此表示认同。接受《新民周刊》采访当天，他正好和朋友自驾从安山去往仁川海边游玩。“我们还是可以出门玩的，只要戴好口罩。不过政府已经要求大家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要聚会。政府也关闭了很多聚会场所。”
　　比起日常生活的出行问题，韩国民众现在更为担心的是口罩的供求。1月下旬，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时，出于对中国的关注，郑巨焕已经开始囤口罩。他表示，当时韩国网购已经很难买到口罩，但线下超市和药店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一切在18号之后就不同了。无论超市或药店，口罩要么售空，要么价格上涨数倍，而且每人最多买5只。“好消息是，从3月2日开始，政府就开始介入，他们会组织在药店统一售卖口罩。”
　　《新民周刊》记者在与几位韩国市民对话过程中发现，目前为止民众对韩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总体上较为满意。郝群欢认为，这是基于此前韩国政府从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教训中汲取的经验。“因为当年MERS在韩国扩散时，政府的确应对不力，暴露出各种问题，包括信息不透明、防疫指南与措施不到位等等。但正是有了MERS当时应对不力的教训，韩国之后从传染病防控、各种医疗条件配备以及医疗体制上都进行了很大的改革。所以此次新冠疫情暴发后，韩国初期的应对是很到位的。多数民众对此也表示认可。”
　　然而，现在韩国正成为中国之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进入战时状态的韩国如何尽快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