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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年底爆发的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史上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象，它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而当时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年仅31岁的叶剑英，则在广州起义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重大作用。
“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1927年8月中旬，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的叶剑英，奉命率领该团从南昌出发，南下向广东挺进。该教导团系由武汉中央军校改名而来，其中有100多名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他们多是团党部和各连(队)党部的执行委员。由于领导该团教育、行政工作的中国国民党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掌握，因而它是一支革命进步的力量。
8月下旬，当教导团途经吉安并在此小驻时，传来了党的“八七”会议胜利召开的喜讯，以及会议所确定的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叶剑英乘机召开会议对前一段的行军作了一个小结，他对全团师生发表讲话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失败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但是革命者并没有被他们杀绝，而是埋葬了同志的尸体，又站起来了，走出来了。同学们，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灰心丧气，要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广州。我们要到那里立住脚跟，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准备第二次北伐，打倒新旧军阀，建立新中国!”
叶剑英的话音刚落，同学们便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打回广州，再次北伐，建立新中国——这一革命思想，自从大革命失败以来，就一直在叶的脑海里萦回并为之奋斗着，没想到今天他首次向全团师生公开自己的想法，即得到大力拥护，这无疑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
但接下来，在怎样去战斗以及到哪里去战斗等问题上，大家却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于是，当教导团进驻万安后，在该团地下党组织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便发生了一场争执。当谈到暴动的问题时，多数人主张在万安就地举行，而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唐维却不赞成。这样，当会议最后要对此作出表决时，唐维便以征询式的目光看着第一次被邀请来列席会议的叶剑英。
叶剑英对就地起义本来是持有异议的，然而考虑到自己是新党员，此时不便于骤然否定多数人的意见，于是他以探讨式的口气问道：“暴动可以，但暴动后怎么办?”
“二十六师有两条船的枪支弹药在这附近，我们劫了，再去找贺龙、叶挺!”其中三个人满有把握地回答道。
“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两位起义将领在哪里呀!”对贺龙、叶挺已经参加南昌起义的情况了若指掌的叶剑英，此时才正式表明自己的意见说，“我不是不主张暴动，问题是在哪里暴动，什么时机暴动。我的意见是暂时不在这里暴动，等打到广州再暴动。”
继之，他根据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全面分析了在万安暴动和到广州暴动的弊与利。他说：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故在此暴动将陷于孤立无援，没有胜利把握，即使成功了，搞到一两船枪支，也只能跟着敌人的屁股打，存在着被南方的敌人反咬一口，被北方的敌人卡住脖子的极大危险性。而广州就不同了，它首先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又刚刚在那里领导举行过省港大罢工，革命传统深厚，群众基础扎实；再者，更为重要的是，那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南方港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巢穴，如果在那里成功地举行了暴动，就好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将给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造成重大的政治影响；第三，南昌起义军已先去广州，我们到了那里就可以携起手来，内外呼应，胜能守，败能走，只要准备充分，指挥得当，就有希望获得成功。最后，他异常坚定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勇敢的人要大胆地插向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叶剑英这一番精辟透彻的道理，使大家茅塞顿开，心悦诚服。大家纷纷放弃了原来要在万安暴动的想法。而“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这一思想，也恰好与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设想不谋而合，因而很快成为教导团南下暴动的指导方针。
为了实现上述既定方针，叶剑英率领教导团到达南雄后，即征得党组织同意，决定离开该团，只身先去广州探明有关情况。临行前，他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军官会议，特别强调要求各营连要继续抓紧军政训练，整顿军容风纪，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说：“我们团是军官教导团，是培育军事人才的，我们要挑起革命重担，在第四军中处处发挥表率作用!”
“调虎离山”
9月底，当叶剑英抵达广州时，这里的革命形势同样处于低潮，中共党组织的斗争虽然被迫转入地下，但仍在顽强进行。而掌控着广东军事实权的军阀李济深，为了堵截正在向潮梅一带进攻的南昌起义军，已将其几乎所有的部队都派出去增援，致使广州城防非常空虚。而早就垂涎于广东的张发奎，此时也打着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旗号，命令黄琪翔率第四军挺进粤北，借着援助李济深“讨逆”的机会，冠冕堂皇地随军进驻广州。实际上，张是在坐山观虎斗，意欲待李济深与南昌起义军双方打得两败俱伤之时，他好出来铲除异己、收拾残局，以便乘机夺取广东政权。
看清这一形势后，叶剑英又回到了雄心勃勃的张发奎身边，故人相见，张分外高兴，便有意要留叶在身边任职，但却遭到第四军一些高级军官的坚决反对，理由是叶曾经通电反对过蒋介石。张对他们作了一番耐心的劝解，尔后故作为难地对前来会见的叶说：“老叶，你回来了，可陈可钰、薛岳都反对，你看怎么办?”
叶剑英试探性地说：“那就送我去外国学习吧!”
对于叶剑英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张发奎自然不肯放手。于是他很快就给叶批了一笔1.3万大洋的留学费用。当叶领了这笔经费后，又假意请求放他走时，张却挽留道：“请不要走!你不是早就答应我回广州搞根据地吗?我俩一起干，干到一定时候再一起走，你先把钱存在银行里!”
这正合叶剑英的心思。于是他就坡下驴，留下来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但从此他也更加谨言慎行，表面上悠哉游哉，暗地里却在加紧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
一天深夜，叶剑英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领导广东省委军委的黄锦辉，向他详细汇报了教导团随军南下和此次单独来广州后的工作情况，以及准备参加广州暴动的设想。黄听后，向叶介绍了广州的革命形势，传达了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最近一个时期的指示和工作部署，这就是要充分利用李济深、张发奎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积极做好广州起义的准备，并纠正过去那种消极等待贺龙、叶挺的军队配合起义的思想。鉴于种种情况，黄交给叶三项任务：一是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站稳脚跟，随时掌握敌军动态；二是加强 对教导团的控制，事先准备好暴动的武装；三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力量。
不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围攻的南昌起义军被迫撤出汕头，周恩来、贺龙、叶挺、张太雷、恽代英等同志相继转往香港。叶剑英便于10月上旬奉命前往香港，找到了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并与之交换了两地革命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商讨了举行广州起义的有关问题等。回到广州后，叶剑英很快向黄锦辉作了汇报，并从此秘密投入了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遵照党组织关于准备好暴动武装的指示，叶剑英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即是设法让其苦心培育的教导团进驻广州。由于张发奎、黄琪翔已听到许多关于攻击教导团“赤化”了的谣言，因而他们本来是不想调教导团来广州的。但在叶的一再劝说和担保下，张、黄二人这才同意将教导团调进广州。为了免生外人疑忌，叶还有意识地辞去教导团团长职务，建议由杨澍松代理团长，地下党员李云鹏等接任第一营营长和连长，为张发奎所首肯。
一天上午，身着笔挺的军服、佩带着短剑的叶剑英，步履矫健地来到广州北郊四标营的广场上，向早已集合列队在此的教导团全体师生宣布了关于杨澍松等人的新的任命，尔后意味深长地说：“我此后尽管名义上不兼任教导团团长，但和诸位的心是相通的，我们情同手足，共创大业。当前，在我们面前展现着一条曲折的革命道路，希望大家不要低估自己的作用，凡事要多思，认识到斗争的复杂和艰巨，分清敌我，磨练意志，提高本领!”他还一再叮嘱大家要养成服从军纪的良好习惯，用革命精神来接受当前的操练，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自此，教导团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加强了党的领导，吸收了100多名新党员，使全团下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达到200多人，三个营长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其他各级领导中的大部分也都是共产党员。并设有专职的政治教官，为全团师生讲授政治课。其次是在叶剑英的授意下，该团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根据城市起义的特点，对各个连队侧重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刺枪和夜战训练教育，并对全团的勤务、司号、炊事、饲养、看护等300多人，按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由此使教导团的军事、政治素质大大提高，革命性也大为增强。
在张发奎、黄琪翔以“护党”名义发动的“倒李”逐桂兵变中，叶剑英不仅为之出谋划策，而且还指挥教导团一举攻克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占领黄埔军校、虎门要塞等机关，夺取了兵工厂，捣毁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等据点，将李济深、黄绍兹的势力赶出了广东。为张发奎立下大功的教导团在以所缴获的大批新式武器和弹药进一步装备自己的同时，又秘密地支援了部分工人纠察队，壮大了革命武装。黄绍竑为此对叶剑英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曾两次派人潜入广州对叶行刺，均未得手。
不久，李济深、黄绍竑又卷土重来，兵分东西两路夹击广州。当张发奎召集部属们商讨对策时，叶剑英认真细致地向大家分析了敌情，认为由福州进入潮汕的敌东路军实力较强，难以攻打；而从梧州方面开来的黄绍兹的西路军兵力虽多，却是仓促纠集起来的杂牌部队，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因而他力主捏紧拳头，先打败黄绍竑，深为张发奎所赞许。
接着，叶剑英以参谋长的身份提出了一个速战速决的“调虎离山”之计，建议说：“要打梧州，就得全力以赴，不留一兵一卒!”
张发奎遂决定全力出击，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四军主力第十二师、第二十六师开赴肇庆、梧州一带，进击黄绍竑部；其余主力部队也悉数派往广州外同，以便防敌进犯；叶剑英负责广州城的防务。如此一来，广州城内就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无疑为广州起义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而发动广州起义光靠教导团的兵力显然不够，因而叶剑英又根据党的指示，设法扩充了第四军新编的只有两个营的警卫团。当他面见张发奎，向其提出了广州城防力量薄弱，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后.对此颇有同感的张便问叶打算怎么办。
叶剑英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兵员我来想办法，除了李济深的警察武装不要，其余愿意当兵的，有多少要多少，警卫团的编制不受限制。”
张发奎欣然同意，又进一步问道：“那么谁来当团长呢?”
叶剑英故意装出一副颇费思虑而又不甚了解的表情，回说道：“听说有一个姓梁的琼州(海南岛)人，北伐时打仗很勇敢的，不知叫什么名字了。”
张发奎眼睛一亮，立马就想起来了：“对!这个人我认识，那就把他调来当团长吧。”
就这样，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顺利地当上了警卫团团长。除此而外，叶剑英又千方百计将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到该团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把300名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招入该团，编为第三营，南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军官也大都由教导团抽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当警卫团的组建情况被叶报告了省军委后，立即得到批准。
广州起义的副总指挥
当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为首的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业已成立，起义时间也已确定，其它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之际，因张发奎对教导团参与广州暴动等情况已有所察觉，故于12月10日发出密令，要将前线的黄琪翔所部调回来镇压广州起义。在此千钧一发、万分危急的时刻，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叶剑英及时传递来的有关敌情，决定提前一天举行起义。于是，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随着叶剑英领导下的教导团率先打响第一枪，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正式拉开帷幕。
高举着带有铁锤镰刀的大红旗的教导团全体官兵，兵分三路，势若洪流，扑向各预定目标。随之，梁秉枢等率领的警卫团部分官兵，连同各路工人赤卫队也向着市内各处敌人的据点发起猛攻。起义军很快便相继占领了公安局、无线电局、邮政局、各区警察署等处，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和临时工农红军总指挥部也于当日上午在已被攻克的公安局院内宣告成立。由于第四军军部等据点的敌人仍在负隅顽抗，战斗仍在继续，身为广州起义副总指挥的叶剑英便离开总指挥部，深入第一线参加战斗。他首先来到维新路，指挥教导团士兵布防，尔后又赶到文德路城隍庙前亲自指挥炮兵向敌人射击。
从前线调回的各路敌人，在泊于珠江江面上的帝国主义军舰的强大炮火的配合下反扑过来。而留驻在观音山的警卫团第一营第二连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又发生了叛变。于是，叶剑英在12月11日中午向前来总指挥部的教导团炮兵连连长田时彦当面下达了两项任务：一是迅速率部队前往观音山解决叛变的警卫团第二连；二是解决叛军后，立即在山上架炮，居高临下轰击第四军军部。田 得令而去，虽然较好地完成了使命，但却无力扭转整个战局，敌优势兵力仍像潮水似地向市区步步进逼。在此不利情况下，总指挥部于12月12日召集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在会上，总指挥叶挺以及叶剑英等认为，起义虽然成功了，但敌众我寡，孤立无援，广州将难以固守，故再次建议把革命队伍拉到农村去，与农军汇合。这个建议因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军事顾问诺伊曼的反对而未被采纳。会议最后决定：一是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编成三个师；二是打通与海陆丰的联络道路，组织农民队伍，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三是对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迅速予以解决等等。但由于敌人来势凶猛，这些措施没来得及付诸实施。
12月12日晨，当叶剑英得知长堤一带吃紧，便即刻提着驳壳枪，拎着子弹袋，冒着枪林弹雨，匆匆赶赴那里巡视布防，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当日中午，观音山阵地在几易其手之后，虽然被起义军再次夺回，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于是，叶将教导团第三营第十连连长邱维达召来总指挥部。一见面，叶指着广州市地图辟头就问：“你知道观音山这个据点的重要性吗?”
邱维达脱口回答道：“这是控制全城的制高点，决不能丢失。”
叶剑英满意地点点头，遂命令道：“你火速带领全连跑步前往观音山，支援那里的战斗，坚决守住观音山!”
当日下午，由于几路敌军陆续攻入市区，抢占了市内的主要据点，并对起义军构成包抄合围之势，形势因而急转直下。加之张太雷在开会返回途中遇袭牺牲，起义总指挥部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遂于当日晚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
因市区道路已被敌军阻断，致使正在长堤率部浴血奋战的叶剑英未能接到撤退转移的命令。在弹尽援绝，隔岸敌人源源不断、蜂拥而至的危急情势下，叶剑英才不得不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迅速转移。当他挟裹着满身的硝烟和尘土返回起义总指挥部时，那里已是空无一人，只见财务部长的办公桌上满是一张张50元和100元的钞票，但他却毫不动心，急速离去。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参与起义的队伍大部分转移到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抵达海陆丰后，与彭湃领导的红二师汇合。当时，叶剑英原准备奉命去担任合编后的师长，但终因敌人封锁严密，交通被阻断而未果。叶剑英只得暂时在沙面租界隐蔽了几天，后在我党的地下交通员、广九铁路职工李运全的掩护下，装扮成铁路工人的模样，混入省港航班抵达香港避难。然而在此他并未摆脱反动派的抓捕，遂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址，却仍坚持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认真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
责 编 曲 星
“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1927年8月中旬，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的叶剑英，奉命率领该团从南昌出发，南下向广东挺进。该教导团系由武汉中央军校改名而来，其中有100多名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他们多是团党部和各连(队)党部的执行委员。由于领导该团教育、行政工作的中国国民党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掌握，因而它是一支革命进步的力量。
8月下旬，当教导团途经吉安并在此小驻时，传来了党的“八七”会议胜利召开的喜讯，以及会议所确定的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叶剑英乘机召开会议对前一段的行军作了一个小结，他对全团师生发表讲话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失败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但是革命者并没有被他们杀绝，而是埋葬了同志的尸体，又站起来了，走出来了。同学们，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灰心丧气，要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广州。我们要到那里立住脚跟，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准备第二次北伐，打倒新旧军阀，建立新中国!”
叶剑英的话音刚落，同学们便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打回广州，再次北伐，建立新中国——这一革命思想，自从大革命失败以来，就一直在叶的脑海里萦回并为之奋斗着，没想到今天他首次向全团师生公开自己的想法，即得到大力拥护，这无疑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
但接下来，在怎样去战斗以及到哪里去战斗等问题上，大家却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于是，当教导团进驻万安后，在该团地下党组织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便发生了一场争执。当谈到暴动的问题时，多数人主张在万安就地举行，而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唐维却不赞成。这样，当会议最后要对此作出表决时，唐维便以征询式的目光看着第一次被邀请来列席会议的叶剑英。
叶剑英对就地起义本来是持有异议的，然而考虑到自己是新党员，此时不便于骤然否定多数人的意见，于是他以探讨式的口气问道：“暴动可以，但暴动后怎么办?”
“二十六师有两条船的枪支弹药在这附近，我们劫了，再去找贺龙、叶挺!”其中三个人满有把握地回答道。
“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两位起义将领在哪里呀!”对贺龙、叶挺已经参加南昌起义的情况了若指掌的叶剑英，此时才正式表明自己的意见说，“我不是不主张暴动，问题是在哪里暴动，什么时机暴动。我的意见是暂时不在这里暴动，等打到广州再暴动。”
继之，他根据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全面分析了在万安暴动和到广州暴动的弊与利。他说：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故在此暴动将陷于孤立无援，没有胜利把握，即使成功了，搞到一两船枪支，也只能跟着敌人的屁股打，存在着被南方的敌人反咬一口，被北方的敌人卡住脖子的极大危险性。而广州就不同了，它首先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又刚刚在那里领导举行过省港大罢工，革命传统深厚，群众基础扎实；再者，更为重要的是，那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南方港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巢穴，如果在那里成功地举行了暴动，就好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将给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造成重大的政治影响；第三，南昌起义军已先去广州，我们到了那里就可以携起手来，内外呼应，胜能守，败能走，只要准备充分，指挥得当，就有希望获得成功。最后，他异常坚定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勇敢的人要大胆地插向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叶剑英这一番精辟透彻的道理，使大家茅塞顿开，心悦诚服。大家纷纷放弃了原来要在万安暴动的想法。而“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这一思想，也恰好与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设想不谋而合，因而很快成为教导团南下暴动的指导方针。
为了实现上述既定方针，叶剑英率领教导团到达南雄后，即征得党组织同意，决定离开该团，只身先去广州探明有关情况。临行前，他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军官会议，特别强调要求各营连要继续抓紧军政训练，整顿军容风纪，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说：“我们团是军官教导团，是培育军事人才的，我们要挑起革命重担，在第四军中处处发挥表率作用!”
“调虎离山”
9月底，当叶剑英抵达广州时，这里的革命形势同样处于低潮，中共党组织的斗争虽然被迫转入地下，但仍在顽强进行。而掌控着广东军事实权的军阀李济深，为了堵截正在向潮梅一带进攻的南昌起义军，已将其几乎所有的部队都派出去增援，致使广州城防非常空虚。而早就垂涎于广东的张发奎，此时也打着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旗号，命令黄琪翔率第四军挺进粤北，借着援助李济深“讨逆”的机会，冠冕堂皇地随军进驻广州。实际上，张是在坐山观虎斗，意欲待李济深与南昌起义军双方打得两败俱伤之时，他好出来铲除异己、收拾残局，以便乘机夺取广东政权。
看清这一形势后，叶剑英又回到了雄心勃勃的张发奎身边，故人相见，张分外高兴，便有意要留叶在身边任职，但却遭到第四军一些高级军官的坚决反对，理由是叶曾经通电反对过蒋介石。张对他们作了一番耐心的劝解，尔后故作为难地对前来会见的叶说：“老叶，你回来了，可陈可钰、薛岳都反对，你看怎么办?”
叶剑英试探性地说：“那就送我去外国学习吧!”
对于叶剑英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张发奎自然不肯放手。于是他很快就给叶批了一笔1.3万大洋的留学费用。当叶领了这笔经费后，又假意请求放他走时，张却挽留道：“请不要走!你不是早就答应我回广州搞根据地吗?我俩一起干，干到一定时候再一起走，你先把钱存在银行里!”
这正合叶剑英的心思。于是他就坡下驴，留下来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但从此他也更加谨言慎行，表面上悠哉游哉，暗地里却在加紧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
一天深夜，叶剑英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领导广东省委军委的黄锦辉，向他详细汇报了教导团随军南下和此次单独来广州后的工作情况，以及准备参加广州暴动的设想。黄听后，向叶介绍了广州的革命形势，传达了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最近一个时期的指示和工作部署，这就是要充分利用李济深、张发奎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积极做好广州起义的准备，并纠正过去那种消极等待贺龙、叶挺的军队配合起义的思想。鉴于种种情况，黄交给叶三项任务：一是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站稳脚跟，随时掌握敌军动态；二是加强 对教导团的控制，事先准备好暴动的武装；三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力量。
不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围攻的南昌起义军被迫撤出汕头，周恩来、贺龙、叶挺、张太雷、恽代英等同志相继转往香港。叶剑英便于10月上旬奉命前往香港，找到了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并与之交换了两地革命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商讨了举行广州起义的有关问题等。回到广州后，叶剑英很快向黄锦辉作了汇报，并从此秘密投入了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遵照党组织关于准备好暴动武装的指示，叶剑英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即是设法让其苦心培育的教导团进驻广州。由于张发奎、黄琪翔已听到许多关于攻击教导团“赤化”了的谣言，因而他们本来是不想调教导团来广州的。但在叶的一再劝说和担保下，张、黄二人这才同意将教导团调进广州。为了免生外人疑忌，叶还有意识地辞去教导团团长职务，建议由杨澍松代理团长，地下党员李云鹏等接任第一营营长和连长，为张发奎所首肯。
一天上午，身着笔挺的军服、佩带着短剑的叶剑英，步履矫健地来到广州北郊四标营的广场上，向早已集合列队在此的教导团全体师生宣布了关于杨澍松等人的新的任命，尔后意味深长地说：“我此后尽管名义上不兼任教导团团长，但和诸位的心是相通的，我们情同手足，共创大业。当前，在我们面前展现着一条曲折的革命道路，希望大家不要低估自己的作用，凡事要多思，认识到斗争的复杂和艰巨，分清敌我，磨练意志，提高本领!”他还一再叮嘱大家要养成服从军纪的良好习惯，用革命精神来接受当前的操练，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自此，教导团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加强了党的领导，吸收了100多名新党员，使全团下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达到200多人，三个营长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其他各级领导中的大部分也都是共产党员。并设有专职的政治教官，为全团师生讲授政治课。其次是在叶剑英的授意下，该团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根据城市起义的特点，对各个连队侧重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刺枪和夜战训练教育，并对全团的勤务、司号、炊事、饲养、看护等300多人，按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由此使教导团的军事、政治素质大大提高，革命性也大为增强。
在张发奎、黄琪翔以“护党”名义发动的“倒李”逐桂兵变中，叶剑英不仅为之出谋划策，而且还指挥教导团一举攻克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占领黄埔军校、虎门要塞等机关，夺取了兵工厂，捣毁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等据点，将李济深、黄绍兹的势力赶出了广东。为张发奎立下大功的教导团在以所缴获的大批新式武器和弹药进一步装备自己的同时，又秘密地支援了部分工人纠察队，壮大了革命武装。黄绍竑为此对叶剑英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曾两次派人潜入广州对叶行刺，均未得手。
不久，李济深、黄绍竑又卷土重来，兵分东西两路夹击广州。当张发奎召集部属们商讨对策时，叶剑英认真细致地向大家分析了敌情，认为由福州进入潮汕的敌东路军实力较强，难以攻打；而从梧州方面开来的黄绍兹的西路军兵力虽多，却是仓促纠集起来的杂牌部队，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因而他力主捏紧拳头，先打败黄绍竑，深为张发奎所赞许。
接着，叶剑英以参谋长的身份提出了一个速战速决的“调虎离山”之计，建议说：“要打梧州，就得全力以赴，不留一兵一卒!”
张发奎遂决定全力出击，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四军主力第十二师、第二十六师开赴肇庆、梧州一带，进击黄绍竑部；其余主力部队也悉数派往广州外同，以便防敌进犯；叶剑英负责广州城的防务。如此一来，广州城内就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无疑为广州起义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而发动广州起义光靠教导团的兵力显然不够，因而叶剑英又根据党的指示，设法扩充了第四军新编的只有两个营的警卫团。当他面见张发奎，向其提出了广州城防力量薄弱，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后.对此颇有同感的张便问叶打算怎么办。
叶剑英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兵员我来想办法，除了李济深的警察武装不要，其余愿意当兵的，有多少要多少，警卫团的编制不受限制。”
张发奎欣然同意，又进一步问道：“那么谁来当团长呢?”
叶剑英故意装出一副颇费思虑而又不甚了解的表情，回说道：“听说有一个姓梁的琼州(海南岛)人，北伐时打仗很勇敢的，不知叫什么名字了。”
张发奎眼睛一亮，立马就想起来了：“对!这个人我认识，那就把他调来当团长吧。”
就这样，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顺利地当上了警卫团团长。除此而外，叶剑英又千方百计将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到该团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把300名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招入该团，编为第三营，南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军官也大都由教导团抽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当警卫团的组建情况被叶报告了省军委后，立即得到批准。
广州起义的副总指挥
当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为首的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业已成立，起义时间也已确定，其它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之际，因张发奎对教导团参与广州暴动等情况已有所察觉，故于12月10日发出密令，要将前线的黄琪翔所部调回来镇压广州起义。在此千钧一发、万分危急的时刻，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叶剑英及时传递来的有关敌情，决定提前一天举行起义。于是，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随着叶剑英领导下的教导团率先打响第一枪，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正式拉开帷幕。
高举着带有铁锤镰刀的大红旗的教导团全体官兵，兵分三路，势若洪流，扑向各预定目标。随之，梁秉枢等率领的警卫团部分官兵，连同各路工人赤卫队也向着市内各处敌人的据点发起猛攻。起义军很快便相继占领了公安局、无线电局、邮政局、各区警察署等处，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和临时工农红军总指挥部也于当日上午在已被攻克的公安局院内宣告成立。由于第四军军部等据点的敌人仍在负隅顽抗，战斗仍在继续，身为广州起义副总指挥的叶剑英便离开总指挥部，深入第一线参加战斗。他首先来到维新路，指挥教导团士兵布防，尔后又赶到文德路城隍庙前亲自指挥炮兵向敌人射击。
从前线调回的各路敌人，在泊于珠江江面上的帝国主义军舰的强大炮火的配合下反扑过来。而留驻在观音山的警卫团第一营第二连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又发生了叛变。于是，叶剑英在12月11日中午向前来总指挥部的教导团炮兵连连长田时彦当面下达了两项任务：一是迅速率部队前往观音山解决叛变的警卫团第二连；二是解决叛军后，立即在山上架炮，居高临下轰击第四军军部。田 得令而去，虽然较好地完成了使命，但却无力扭转整个战局，敌优势兵力仍像潮水似地向市区步步进逼。在此不利情况下，总指挥部于12月12日召集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在会上，总指挥叶挺以及叶剑英等认为，起义虽然成功了，但敌众我寡，孤立无援，广州将难以固守，故再次建议把革命队伍拉到农村去，与农军汇合。这个建议因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军事顾问诺伊曼的反对而未被采纳。会议最后决定：一是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编成三个师；二是打通与海陆丰的联络道路，组织农民队伍，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三是对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迅速予以解决等等。但由于敌人来势凶猛，这些措施没来得及付诸实施。
12月12日晨，当叶剑英得知长堤一带吃紧，便即刻提着驳壳枪，拎着子弹袋，冒着枪林弹雨，匆匆赶赴那里巡视布防，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当日中午，观音山阵地在几易其手之后，虽然被起义军再次夺回，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于是，叶将教导团第三营第十连连长邱维达召来总指挥部。一见面，叶指着广州市地图辟头就问：“你知道观音山这个据点的重要性吗?”
邱维达脱口回答道：“这是控制全城的制高点，决不能丢失。”
叶剑英满意地点点头，遂命令道：“你火速带领全连跑步前往观音山，支援那里的战斗，坚决守住观音山!”
当日下午，由于几路敌军陆续攻入市区，抢占了市内的主要据点，并对起义军构成包抄合围之势，形势因而急转直下。加之张太雷在开会返回途中遇袭牺牲，起义总指挥部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遂于当日晚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
因市区道路已被敌军阻断，致使正在长堤率部浴血奋战的叶剑英未能接到撤退转移的命令。在弹尽援绝，隔岸敌人源源不断、蜂拥而至的危急情势下，叶剑英才不得不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迅速转移。当他挟裹着满身的硝烟和尘土返回起义总指挥部时，那里已是空无一人，只见财务部长的办公桌上满是一张张50元和100元的钞票，但他却毫不动心，急速离去。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参与起义的队伍大部分转移到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抵达海陆丰后，与彭湃领导的红二师汇合。当时，叶剑英原准备奉命去担任合编后的师长，但终因敌人封锁严密，交通被阻断而未果。叶剑英只得暂时在沙面租界隐蔽了几天，后在我党的地下交通员、广九铁路职工李运全的掩护下，装扮成铁路工人的模样，混入省港航班抵达香港避难。然而在此他并未摆脱反动派的抓捕，遂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址，却仍坚持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认真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
责 编 曲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