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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编辑部：
当前，“理论”与“问题意识”在史学研究领域屡被提及，备受关注，大有一股视“理论”“问题意识”为律之四海而皆准之风气。尤其是近年来，一些来自域外的作品动辄受到国人热捧，其一个直观的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往往能鲜明地体现出一种理论的色彩、问题的意识以及叙事的故事化。不可否认，史学研究需要有“理论”滋养，也要有“问题意识”。然而，一味地追求以“理论”“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史学研究无疑是一种误入歧途。其实，走出“理论说教”与“问题导向”的史学别有一番风景。
众所周知，中国史学的发达程度曾经首屈一指，然而自从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国人在向西语世界学习的同时，却将中国传统当中的一些优秀成分给丢弃了。比如，传统史学当中注重叙事、讲求义理、重视实证的优良做法迄今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时下，在史学研究领域热衷于追随、模仿西方范式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这不得不让人感到一种生搬硬套、亦步亦趋之嫌。与其人云亦云、邯郸学步，不如从先人智慧、中国文化的脉延中来汲取营养。史学是一门行走在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学问，所谓“艺术”即是指它的人文性，也就是说史学要讲究以人为本的叙事。而且，在叙事中要追求美，像艺术那样；所谓“科学性”即是指这门学问还要求真，体现在史料的真实可靠以及解读史料的合理度上。这两个特点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有着非常明确的体现。
那些发生在历史上的事，如同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一样非常丰富多彩，一种理论显然不可能做到恰如其分的概括。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事实中提炼出来的，它“涵盖面越广、抽象性越强，丢失的事实信息量就越多”。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能极尽所能地描摹那些曾经的现实，读者能从所描摹的历史场景中激发出一种驰骋的想象力，从而留下自我思维张扬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史学研究实际上是把客观的历史存在内化为主观的历史认识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从客观到主观又是一个次第渐进生发的过程。然而，对于发生在无限时间线条上和广袤空间范围内的历史客观存在来说，作为追述者的我们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不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出具体的历史现场，海登·怀特说：“按目前的理解，历史是一种事件，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极准确地反映了追述者在与生俱来的局限下的一种努力。正是因为追述者很难一下搞清楚“历史究竟是什么”，所以才试图按照提出一个个问题、尝试解答一个个问题的思路来走进历史本身。然而，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生又常常出自追述者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观感和体验，因而又不免沾染上对现实社会的某种关怀。不得不说，对于史学研究而言，这又存在着误入歧途的潜在危险，“史学从来不可能给解决现代问题提供什么对策。史学选择之前，作者必存有问题意识，但他能提供的则是历史事例，不是代替别人，而是让人独立地从历史事例里经历一种智力的考试、道德的考试，用以改善自己思考的方法，端正对问题的认知态度”。就此而言，或许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并非是指历史研究为现实提供了多么具体的良策，而是人们在读完历史之后获得的一种自我认知改善而已。可以说，一种在没有实事求是地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前提下所预设的解释历史的模式，并以此模式为基础所建构出来的另一种复杂性，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
读过《庚子救援研究》一书，闪念于脑海的便是该书的“叙事”特色。作者皇皇数十万言，除导论、余论之外的六章内容都在尽情讲述“庚子救援”这个故事，即庚子（1900年）年间，“义和团运动”燎原于华北大地，继而八国联军攻陷平津，两宫仓惶西狩，京师原有的秩序荡然无存，大批滞留在京城的东南各省的官员及绅商市民在生活来源断绝、生命堪虞之际，远在上海的一些绅商起而号召东南各省商民，在南北之间交通、邮电、金融遭受阻遏的情况下，合力上演了一场旷世大救援。学界关于“庚子事变”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不曾讲到这场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大救援”。通过作者在该书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庚子国变前后，京城的社会管理、京官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在南北交通中断后南方报刊媒体对北方时局充满想象的报道，江南社会义赈传统的形成及江南经济之于全国的影响，以及盛宣怀在打通南北通讯、汇兑业务中的努力、李鸿章倡导各省督抚捐款接济京官、张之洞联合刘坤一及袁世凯向京官汇款、陆树藩率员亲自北上救援并与洋人交涉、刘鹗因购买太仓粟平粜而获罪、“浙江三公”回南及祭奠的种种情景，一幕幕历史场景生动形象地映入眼前，如同电影镜头的不断切换，足以在刹那间触动观众的心灵。这种以具体事例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做法实属不易，得益于作者在上档发掘的《救济日记》《救济文牍》《盛宣怀未刊档》中有关“庚子救援”数量不菲的第一手史料，以及大量的时人日记、文集、报刊等资料，并以此为基础所进行的精心编排。
当然，对于一本学术专著来讲，其旨趣应不只限于满足内容的可读性方面，在讲好一个故事的同时还需要有某种更深层次的关怀。就史学研究而言，通过对事件的叙述，让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及其意义浮现出来，方可算是向深层次的关怀迈进了一步。如果一部史学著作，其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当读者在阅读它时能够引起心灵上的共鸣，在读完之后能够在智识上得到启发，近而能引导读者自觉地去追求真善美。那么，这样的作品足以称得上经典。然而，这样的作品也确是比较稀见的。特别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没有经历过丰富的人生阅历，专业素养没有积累到够高的深度的话，想要撰写出有厚度和深度的作品尤为困难。《庚子救援研究》一书，作者详尽地勾勒了“庚子救援”的历史画面，在感性层面上能够使读者印象深刻，在理性层面上也能够使读者通过这种历史画面触动情感上的波澜。在这场被时人称为“自有家国以来未有之奇变”之后，无论是那些曾经“高居庙堂”的达官显贵，抑或是“处江湖之远”的市井小民“或彷徨、或愤怒、或挣扎、或得意、或憂惧、或无奈”的千姿百态经由作者的笔端跃然纸上时，怎能不让人心生戚戚，发出些感慨来。不仅如此，当这一幕幕画面浮现在眼前时，又怎能不心生出一种家国天下的情愫来。经庚子国变，中央权威衰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当清廷借助交通、电讯、邮政等这些现代化的工具所维系的远方统治忽然塌陷时，出现的信息不畅、失真报道以及由此产生的地方猜疑大大加剧了地方的离心自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与此同时，整个社会自上而下，也充斥着权吏、官绅之间的争权夺利等，“庚子救援”中所流露出的种种迹象似乎已预示着大清王朝的未来。
最后一提的是，该书的“余论”部分，作者以阐释“五对关键词”的形式将贯穿在“庚子救援”这一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及其意义娓娓道来。以这种形式结尾，像似一种无奈之举，实为一种别出心裁。对于历史复杂性的叙述有时候并非都可以归结在一个直系根源上，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像一条大江大河是由众多支流最终汇聚起来的一样，但这些支流又是由许多细小的支流汇聚而成的，并非每一条细小的支流都可以直接投入大江大河的怀抱中。因此，在作者对“丝业”“京官”“省籍意识”“东南意识”“义赈”的深入探讨中，我们能觉察到出现在前面故事当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仿佛又在这些探讨中能够找到其发生变化的源头。而以五个“关键词”为切入点的总结性的探讨，最终又汇聚成一个大的主题，即在如此错综复杂、艰难险阻之下所进行的旷世“大救援”背后，实际上浓缩了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历史变迁。
陈来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
当前，“理论”与“问题意识”在史学研究领域屡被提及，备受关注，大有一股视“理论”“问题意识”为律之四海而皆准之风气。尤其是近年来，一些来自域外的作品动辄受到国人热捧，其一个直观的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往往能鲜明地体现出一种理论的色彩、问题的意识以及叙事的故事化。不可否认，史学研究需要有“理论”滋养，也要有“问题意识”。然而，一味地追求以“理论”“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史学研究无疑是一种误入歧途。其实，走出“理论说教”与“问题导向”的史学别有一番风景。
众所周知，中国史学的发达程度曾经首屈一指，然而自从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国人在向西语世界学习的同时，却将中国传统当中的一些优秀成分给丢弃了。比如，传统史学当中注重叙事、讲求义理、重视实证的优良做法迄今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时下，在史学研究领域热衷于追随、模仿西方范式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这不得不让人感到一种生搬硬套、亦步亦趋之嫌。与其人云亦云、邯郸学步，不如从先人智慧、中国文化的脉延中来汲取营养。史学是一门行走在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学问，所谓“艺术”即是指它的人文性，也就是说史学要讲究以人为本的叙事。而且，在叙事中要追求美，像艺术那样；所谓“科学性”即是指这门学问还要求真，体现在史料的真实可靠以及解读史料的合理度上。这两个特点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有着非常明确的体现。
那些发生在历史上的事，如同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一样非常丰富多彩，一种理论显然不可能做到恰如其分的概括。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事实中提炼出来的，它“涵盖面越广、抽象性越强，丢失的事实信息量就越多”。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能极尽所能地描摹那些曾经的现实，读者能从所描摹的历史场景中激发出一种驰骋的想象力，从而留下自我思维张扬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史学研究实际上是把客观的历史存在内化为主观的历史认识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从客观到主观又是一个次第渐进生发的过程。然而，对于发生在无限时间线条上和广袤空间范围内的历史客观存在来说，作为追述者的我们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不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出具体的历史现场，海登·怀特说：“按目前的理解，历史是一种事件，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极准确地反映了追述者在与生俱来的局限下的一种努力。正是因为追述者很难一下搞清楚“历史究竟是什么”，所以才试图按照提出一个个问题、尝试解答一个个问题的思路来走进历史本身。然而，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生又常常出自追述者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观感和体验，因而又不免沾染上对现实社会的某种关怀。不得不说，对于史学研究而言，这又存在着误入歧途的潜在危险，“史学从来不可能给解决现代问题提供什么对策。史学选择之前，作者必存有问题意识，但他能提供的则是历史事例，不是代替别人，而是让人独立地从历史事例里经历一种智力的考试、道德的考试，用以改善自己思考的方法，端正对问题的认知态度”。就此而言，或许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并非是指历史研究为现实提供了多么具体的良策，而是人们在读完历史之后获得的一种自我认知改善而已。可以说，一种在没有实事求是地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前提下所预设的解释历史的模式，并以此模式为基础所建构出来的另一种复杂性，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
读过《庚子救援研究》一书，闪念于脑海的便是该书的“叙事”特色。作者皇皇数十万言，除导论、余论之外的六章内容都在尽情讲述“庚子救援”这个故事，即庚子（1900年）年间，“义和团运动”燎原于华北大地，继而八国联军攻陷平津，两宫仓惶西狩，京师原有的秩序荡然无存，大批滞留在京城的东南各省的官员及绅商市民在生活来源断绝、生命堪虞之际，远在上海的一些绅商起而号召东南各省商民，在南北之间交通、邮电、金融遭受阻遏的情况下，合力上演了一场旷世大救援。学界关于“庚子事变”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不曾讲到这场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大救援”。通过作者在该书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庚子国变前后，京城的社会管理、京官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在南北交通中断后南方报刊媒体对北方时局充满想象的报道，江南社会义赈传统的形成及江南经济之于全国的影响，以及盛宣怀在打通南北通讯、汇兑业务中的努力、李鸿章倡导各省督抚捐款接济京官、张之洞联合刘坤一及袁世凯向京官汇款、陆树藩率员亲自北上救援并与洋人交涉、刘鹗因购买太仓粟平粜而获罪、“浙江三公”回南及祭奠的种种情景，一幕幕历史场景生动形象地映入眼前，如同电影镜头的不断切换，足以在刹那间触动观众的心灵。这种以具体事例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做法实属不易，得益于作者在上档发掘的《救济日记》《救济文牍》《盛宣怀未刊档》中有关“庚子救援”数量不菲的第一手史料，以及大量的时人日记、文集、报刊等资料，并以此为基础所进行的精心编排。
当然，对于一本学术专著来讲，其旨趣应不只限于满足内容的可读性方面，在讲好一个故事的同时还需要有某种更深层次的关怀。就史学研究而言，通过对事件的叙述，让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及其意义浮现出来，方可算是向深层次的关怀迈进了一步。如果一部史学著作，其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当读者在阅读它时能够引起心灵上的共鸣，在读完之后能够在智识上得到启发，近而能引导读者自觉地去追求真善美。那么，这样的作品足以称得上经典。然而，这样的作品也确是比较稀见的。特别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没有经历过丰富的人生阅历，专业素养没有积累到够高的深度的话，想要撰写出有厚度和深度的作品尤为困难。《庚子救援研究》一书，作者详尽地勾勒了“庚子救援”的历史画面，在感性层面上能够使读者印象深刻，在理性层面上也能够使读者通过这种历史画面触动情感上的波澜。在这场被时人称为“自有家国以来未有之奇变”之后，无论是那些曾经“高居庙堂”的达官显贵，抑或是“处江湖之远”的市井小民“或彷徨、或愤怒、或挣扎、或得意、或憂惧、或无奈”的千姿百态经由作者的笔端跃然纸上时，怎能不让人心生戚戚，发出些感慨来。不仅如此，当这一幕幕画面浮现在眼前时，又怎能不心生出一种家国天下的情愫来。经庚子国变，中央权威衰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当清廷借助交通、电讯、邮政等这些现代化的工具所维系的远方统治忽然塌陷时，出现的信息不畅、失真报道以及由此产生的地方猜疑大大加剧了地方的离心自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与此同时，整个社会自上而下，也充斥着权吏、官绅之间的争权夺利等，“庚子救援”中所流露出的种种迹象似乎已预示着大清王朝的未来。
最后一提的是，该书的“余论”部分，作者以阐释“五对关键词”的形式将贯穿在“庚子救援”这一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及其意义娓娓道来。以这种形式结尾，像似一种无奈之举，实为一种别出心裁。对于历史复杂性的叙述有时候并非都可以归结在一个直系根源上，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像一条大江大河是由众多支流最终汇聚起来的一样，但这些支流又是由许多细小的支流汇聚而成的，并非每一条细小的支流都可以直接投入大江大河的怀抱中。因此，在作者对“丝业”“京官”“省籍意识”“东南意识”“义赈”的深入探讨中，我们能觉察到出现在前面故事当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仿佛又在这些探讨中能够找到其发生变化的源头。而以五个“关键词”为切入点的总结性的探讨，最终又汇聚成一个大的主题，即在如此错综复杂、艰难险阻之下所进行的旷世“大救援”背后，实际上浓缩了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历史变迁。
陈来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