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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播出的历史剧《大秦赋》，口碑经历了“高开低走”，成为《大秦帝国》系列口碑最差的一部。有人评价，一个“赋”字，直接把对秦朝的歌颂体现在了名字里;一个为统一天下杀了那么多人，统一天下后奴役那么多年的秦始皇，竟然在这部剧里被变着法地称道。
但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秦朝统一后，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与改革，建立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统一了文字货币与度量衡，这些开创性的措施，为以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对此评价为“百代犹得秦政法”。
那么，秦始皇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皇帝？
除统一天下，未必有更好选项
从秦王嬴政的角度出发，当他决定一统天下的那一刻，可能并不太清楚自己的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采用的很多举措，都注定带来可怕的后果。
因为秦统一天下，本身就是个毁灭性的步骤。
在此之前，战国时代的思潮，追求统一的愿望已经很强烈。孟子就曾说，统一是让天下安定的出路。但孟子又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显然，他心目中能够一统天下的国家，绝不是秦国。
这是很普遍的想法，秦国在山东六国的人们眼中，是最邪恶的国家。有很多人提到秦国就忍不住要骂“虎狼之秦”。
长平之战前夕，秦军剑指韩国的上党这块飞地。结果，上党人的选择是投降旁边的赵国，认为“我们韩国人变成赵国人没关系，变成秦国人可不行”。
有天下高士之誉的齐国人鲁仲连，发表过“义不帝秦”的宣言。他说，秦国对士人奸诈，对民众暴虐，如果一定要让秦国成为天下的统治者，他宁可投海而死。
总而言之，当时的社会心理，是理想中的统一，优于当下的分裂;但当下的分裂，又优于被秦统一。这也是为什么秦在版图上一统天下，却难统天下人心。
只从军事角度考虑，秦要灭掉山东六国，其实不是很难。《韩非子·初见秦》里就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战国晚期，六国军队已经失去了抵抗秦军的意志，而之前几十年里，秦国多次错失了灭掉六国的机会。
难的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本质上是要天下人接受一个大家最厌恶的结果。这个新生的帝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型火药库，随时有爆炸的风险。
回头看韩非子的那个判断，几十年前秦就有了灭六国的军事实力而没有选择这么做，也许只是小心规避统一后要面对的风险罢了。留着富庶却衰落的六国，时不时攻杀劫掠一回，收益可观却不用承担管理成本，其实也挺香的。
和《大秦赋》里宣称的秦有雄厚的粮食储备不同，其实秦始皇即位后，秦国的粮食生产状况非常糟糕。《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得很清楚：他在位的头几年连续发生饥荒，以至于不得不允许百姓纳粟拜爵，后来灭韩之年“大饥”，之后灭赵又是“大饥”。
内部生产不足，就不得不发动对外战争;一次征服掠夺收益有限，就必须迅速发动下一次征服……山东六国并不欢迎秦的统一，但当时秦未必能有统一之外的选项。
无人愿为秦生，更无人愿为其死
短期内全面推广郡县制，可以说是把秦帝国推向毁灭的直接原因。
秦统一之初，朝廷上就推行何种统治制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丞相王绾等人主张在赵魏韩推广郡县制，燕齐楚实行封建制;而廷尉李斯，主张推行全国郡县制。
这场争论被后世称为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似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王绾们更多考虑的是可行性问题——他们显然也不是旧制度的拥趸，主张不过是量力而行罢了。
李斯的主张当然更加高瞻远瞩，但要全面推行郡县制，对帝国来说，却存在很大技术障碍。
如果采用分封制，那么一个皇子带着一群大臣，率领一支军队前往自己的封国，接见一下当地的贵族，要他们表示对自己效忠，一个新的诸侯国也就算建立起来了。
刚被消灭的六国里，那些贵族势力根深蒂固，他们未必在乎自己属于哪个国家，所以不久前帝国的大军把他们的祖国灭掉，他们并没有毁家纾难激烈反抗。现在，当然也不指望他们真心忠于帝国的利益，但只要他们愿意宣誓，然后该缴税的时候由他们去向平民征税，有大规模徭役时则由他们去组织人力，也就可以实现平稳过渡了。
但郡县制就完全不同了。至少县一级的政府，都需要由帝国派遣官吏去进行管理。一方面，这意味着本属于当地贵族的权力，都被帝国剥夺，他们会对帝国产生巨大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帝国一时也很难派遣出这么多官吏。
全部推行郡县制，帝国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官员们普遍会认为自己的回报不足。今皇帝德迈三皇功高五帝的伟大事业里，自己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尤其是到东方任职的官员，会被当地“骄奢淫逸”的生活风气所腐蚀。当地人还会告诉他们，原来本地的贵族享有多少特权，现在他们全部没有，而所受的严格监管，却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当然会心怀怨愤。
因为文吏储备不足，司空曹、金布曹、仓曹、户曹、吏曹、狱曹……庞大的地方行政系统那么多工作人员，都只能任用本地人。实际上也就是，大秦要帮助他们习得行政能力和组织经验，获取政治和社会资源，可是这些人对帝国很难有更多忠诚。
后来，刘邦领导，萧何、曹參等人辅佐的沛县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秦帝国亲手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项梁、项羽起兵的过程是这样的：这叔侄俩一直在会稽郡策划造反，一天突然郡守来找项梁，但不是知道他的逆谋要抓他，而是和他商量：“现在到处都有人造反，这事儿好比抢红包似的手快有手慢无，咱们一起干吧。”项梁不接受这个合伙人，于是把项羽喊来使个眼色，就把太守宰了。
刘邦起兵的过程则是这样的：陈胜起兵之后，很多地方的豪强或百姓，都杀了地方官响应。沛县的县令一合计，与其等造反的杀我，不如我率先造反。然后他怕自己的支持率不够，于是找手下已经有上百流氓的刘邦合作，但见到刘邦之后又怕控制不了局面想反悔。大动乱时期这么犹豫不决当然是作死，于是他就被杀死了。 两件事很相似，这些和皇帝非亲非故的地方官，表现得一点誓死效忠朝廷的气节都没有。
接下来，造反者和政府军作战的過程，显得更是如此。
项羽对秦军打了几个胜仗之后，就有人给秦军统帅章邯写信，历数秦朝的待遇差，功臣名将没有好结果。章邯读了信，也就很有共鸣。再一次大败之后，虽然流了几滴鳄鱼的眼泪，但毕竟是向项羽投降了。
刘邦进攻钱粮重镇南阳，南阳守自己投降不说，他手底下人还给刘邦出主意，“您对我们好一点，可以树立一个正面典型”，表示投降刘邦是有好处的，以后可以“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刘邦照办，于是就真的一路畅通无阻直奔咸阳了。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支秦军主力，始终没有参与平定叛乱的战争，那就是当年被派去扫平百越的南征军。他们已经在南方驻扎了十三年，这时的算计是：回去平叛，一来未必打得赢，二来打赢了也未必有足够的回报。相反，继续在南方待着，“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他们就干脆隔断南北交通的道路，独立建国了。
总之，秦政带来的结果是：六国贵族觉得自己是被打击迫害的对象，秦国的官吏和将士觉得自己付出巨大功劳而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天下百姓觉得自己被繁重的劳役折磨得生不如死……所以只要有一线机会，没有人愿意做这个帝国的陪葬者。
大势如此，并非系于始皇一身
秦朝在短期内走向衰落，还有一个原因，没有尽早确立一个强势的继承人。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大规模叛乱并没有发生。说明凭着千古一帝的威势，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还是能镇压住局面的。但始皇帝的尸骨发臭没多久，陈胜、吴广就反了。
如果继承宝座的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局面大概是能好一些。但这和两千多年来始终能引起人们兴趣的遗诏真伪问题无关。
秦始皇一直在热切追求长生不老，一个抱有自己可以长生不死的希望的人，总是很难甚至经常拒绝考虑继承人问题的。他喜欢的法家理论，认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儿子尤其被列为可能威胁到君主权力六种人之一。
秦始皇拒绝把权力给任何人分享，尤其是没有重点培养哪个儿子。所以他的儿子里，根本没有一个雄才大略又在群臣中享有足够威望的人物。
认清这一点就会发现，赵高、李斯有没有篡改始皇帝遗诏，这个问题没那么重要。如果遗诏是真，说明始皇帝选错了继承人，秦二世胡亥望之不似人君，根本缺乏起码的领导人素质。
如果遗诏是假，说明始皇帝已经政令不出辒辌车。他身边的小集团可以任性地按照自己的需求行事，而公子扶苏接到假诏书后，那么轻易地选择了自杀，说明他柔弱的肩头，也根本挑不起维持大秦帝业的重担。
试想如果秦始皇死后，秦有一个强势继承人，并且明智地在东方叛乱爆发后采用先收缩再反击的战略，那么注定又是短期内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结果无非是楚汉相争变成楚秦相争，结果还是如葛剑雄先生估测的那样，战乱结束后，天下本有四千万人，死得只剩一千八百万。
当代人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能因为指出始皇帝的每一步都注定带来可怕的后果，就妄想自己可以拿出正确的方案。
这些年有些学者研究战国晚期的秦简，发现作为一个普通秦人，要想获得爵位很难，但失去爵位却很容易。于是得出的结论是，《史记》等古籍高度评价军功爵这个制度不可信，它其实是个非常坑人的考评体系。
但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军功爵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帮助一代代秦军获得了连续不断的胜利，这个事实不容否认。如果军功爵制一开始就这么坑人的话，不可能有这个效果。
更合理的解释是：砍一颗人头就升一级爵位并获得相应待遇，本来确实是秦人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途径。但随着秦人对六国的军事优势越来越大，将士们的“砍头技术”越来越娴熟，而六国在秦的打击下越来越贫穷衰落，秦王就陷入了困境：战胜获得的收益太少，统计军功时面对几十万颗首级，自己支付不起赏额。所以他只能千方百计增加秦人获得爵位的难度，于是才出现了竹简上的那种状况。
可见即使是砍头，也一样是会“内卷”的。秦国的小镇“砍头家”看看老一辈“砍头家”获得的回报，再想想自己，怎能不怨气冲天？
也许，有没有秦始皇这样的千古一帝，历史大势根本不会有多少改变。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的，或许是另一批英雄，但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无数尸骨被践踏如泥，都是那个时代的蝼蚁注定的命运。
但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秦朝统一后，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与改革，建立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统一了文字货币与度量衡，这些开创性的措施，为以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对此评价为“百代犹得秦政法”。
那么，秦始皇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皇帝？
除统一天下，未必有更好选项
从秦王嬴政的角度出发，当他决定一统天下的那一刻，可能并不太清楚自己的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采用的很多举措，都注定带来可怕的后果。
因为秦统一天下，本身就是个毁灭性的步骤。
在此之前，战国时代的思潮，追求统一的愿望已经很强烈。孟子就曾说，统一是让天下安定的出路。但孟子又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显然，他心目中能够一统天下的国家，绝不是秦国。
这是很普遍的想法，秦国在山东六国的人们眼中，是最邪恶的国家。有很多人提到秦国就忍不住要骂“虎狼之秦”。
长平之战前夕，秦军剑指韩国的上党这块飞地。结果，上党人的选择是投降旁边的赵国，认为“我们韩国人变成赵国人没关系，变成秦国人可不行”。
有天下高士之誉的齐国人鲁仲连，发表过“义不帝秦”的宣言。他说，秦国对士人奸诈，对民众暴虐，如果一定要让秦国成为天下的统治者，他宁可投海而死。
总而言之，当时的社会心理，是理想中的统一，优于当下的分裂;但当下的分裂，又优于被秦统一。这也是为什么秦在版图上一统天下，却难统天下人心。
只从军事角度考虑，秦要灭掉山东六国，其实不是很难。《韩非子·初见秦》里就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战国晚期，六国军队已经失去了抵抗秦军的意志，而之前几十年里，秦国多次错失了灭掉六国的机会。
难的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本质上是要天下人接受一个大家最厌恶的结果。这个新生的帝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型火药库，随时有爆炸的风险。
回头看韩非子的那个判断，几十年前秦就有了灭六国的军事实力而没有选择这么做，也许只是小心规避统一后要面对的风险罢了。留着富庶却衰落的六国，时不时攻杀劫掠一回，收益可观却不用承担管理成本，其实也挺香的。
和《大秦赋》里宣称的秦有雄厚的粮食储备不同，其实秦始皇即位后，秦国的粮食生产状况非常糟糕。《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得很清楚：他在位的头几年连续发生饥荒，以至于不得不允许百姓纳粟拜爵，后来灭韩之年“大饥”，之后灭赵又是“大饥”。
内部生产不足，就不得不发动对外战争;一次征服掠夺收益有限，就必须迅速发动下一次征服……山东六国并不欢迎秦的统一，但当时秦未必能有统一之外的选项。
无人愿为秦生，更无人愿为其死
短期内全面推广郡县制，可以说是把秦帝国推向毁灭的直接原因。
秦统一之初，朝廷上就推行何种统治制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丞相王绾等人主张在赵魏韩推广郡县制，燕齐楚实行封建制;而廷尉李斯，主张推行全国郡县制。
这场争论被后世称为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似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王绾们更多考虑的是可行性问题——他们显然也不是旧制度的拥趸，主张不过是量力而行罢了。
李斯的主张当然更加高瞻远瞩，但要全面推行郡县制，对帝国来说，却存在很大技术障碍。
如果采用分封制，那么一个皇子带着一群大臣，率领一支军队前往自己的封国，接见一下当地的贵族，要他们表示对自己效忠，一个新的诸侯国也就算建立起来了。
刚被消灭的六国里，那些贵族势力根深蒂固，他们未必在乎自己属于哪个国家，所以不久前帝国的大军把他们的祖国灭掉，他们并没有毁家纾难激烈反抗。现在，当然也不指望他们真心忠于帝国的利益，但只要他们愿意宣誓，然后该缴税的时候由他们去向平民征税，有大规模徭役时则由他们去组织人力，也就可以实现平稳过渡了。
但郡县制就完全不同了。至少县一级的政府，都需要由帝国派遣官吏去进行管理。一方面，这意味着本属于当地贵族的权力，都被帝国剥夺，他们会对帝国产生巨大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帝国一时也很难派遣出这么多官吏。
全部推行郡县制，帝国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官员们普遍会认为自己的回报不足。今皇帝德迈三皇功高五帝的伟大事业里，自己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尤其是到东方任职的官员，会被当地“骄奢淫逸”的生活风气所腐蚀。当地人还会告诉他们，原来本地的贵族享有多少特权，现在他们全部没有，而所受的严格监管，却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当然会心怀怨愤。
因为文吏储备不足，司空曹、金布曹、仓曹、户曹、吏曹、狱曹……庞大的地方行政系统那么多工作人员，都只能任用本地人。实际上也就是，大秦要帮助他们习得行政能力和组织经验，获取政治和社会资源，可是这些人对帝国很难有更多忠诚。
后来，刘邦领导，萧何、曹參等人辅佐的沛县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秦帝国亲手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项梁、项羽起兵的过程是这样的：这叔侄俩一直在会稽郡策划造反，一天突然郡守来找项梁，但不是知道他的逆谋要抓他，而是和他商量：“现在到处都有人造反，这事儿好比抢红包似的手快有手慢无，咱们一起干吧。”项梁不接受这个合伙人，于是把项羽喊来使个眼色，就把太守宰了。
刘邦起兵的过程则是这样的：陈胜起兵之后，很多地方的豪强或百姓，都杀了地方官响应。沛县的县令一合计，与其等造反的杀我，不如我率先造反。然后他怕自己的支持率不够，于是找手下已经有上百流氓的刘邦合作，但见到刘邦之后又怕控制不了局面想反悔。大动乱时期这么犹豫不决当然是作死，于是他就被杀死了。 两件事很相似，这些和皇帝非亲非故的地方官，表现得一点誓死效忠朝廷的气节都没有。
接下来，造反者和政府军作战的過程，显得更是如此。
项羽对秦军打了几个胜仗之后，就有人给秦军统帅章邯写信，历数秦朝的待遇差，功臣名将没有好结果。章邯读了信，也就很有共鸣。再一次大败之后，虽然流了几滴鳄鱼的眼泪，但毕竟是向项羽投降了。
刘邦进攻钱粮重镇南阳，南阳守自己投降不说，他手底下人还给刘邦出主意，“您对我们好一点，可以树立一个正面典型”，表示投降刘邦是有好处的，以后可以“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刘邦照办，于是就真的一路畅通无阻直奔咸阳了。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支秦军主力，始终没有参与平定叛乱的战争，那就是当年被派去扫平百越的南征军。他们已经在南方驻扎了十三年，这时的算计是：回去平叛，一来未必打得赢，二来打赢了也未必有足够的回报。相反，继续在南方待着，“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他们就干脆隔断南北交通的道路，独立建国了。
总之，秦政带来的结果是：六国贵族觉得自己是被打击迫害的对象，秦国的官吏和将士觉得自己付出巨大功劳而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天下百姓觉得自己被繁重的劳役折磨得生不如死……所以只要有一线机会，没有人愿意做这个帝国的陪葬者。
大势如此，并非系于始皇一身
秦朝在短期内走向衰落，还有一个原因，没有尽早确立一个强势的继承人。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大规模叛乱并没有发生。说明凭着千古一帝的威势，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还是能镇压住局面的。但始皇帝的尸骨发臭没多久，陈胜、吴广就反了。
如果继承宝座的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局面大概是能好一些。但这和两千多年来始终能引起人们兴趣的遗诏真伪问题无关。
秦始皇一直在热切追求长生不老，一个抱有自己可以长生不死的希望的人，总是很难甚至经常拒绝考虑继承人问题的。他喜欢的法家理论，认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儿子尤其被列为可能威胁到君主权力六种人之一。
秦始皇拒绝把权力给任何人分享，尤其是没有重点培养哪个儿子。所以他的儿子里，根本没有一个雄才大略又在群臣中享有足够威望的人物。
认清这一点就会发现，赵高、李斯有没有篡改始皇帝遗诏，这个问题没那么重要。如果遗诏是真，说明始皇帝选错了继承人，秦二世胡亥望之不似人君，根本缺乏起码的领导人素质。
如果遗诏是假，说明始皇帝已经政令不出辒辌车。他身边的小集团可以任性地按照自己的需求行事，而公子扶苏接到假诏书后，那么轻易地选择了自杀，说明他柔弱的肩头，也根本挑不起维持大秦帝业的重担。
试想如果秦始皇死后，秦有一个强势继承人，并且明智地在东方叛乱爆发后采用先收缩再反击的战略，那么注定又是短期内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结果无非是楚汉相争变成楚秦相争，结果还是如葛剑雄先生估测的那样，战乱结束后，天下本有四千万人，死得只剩一千八百万。
当代人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能因为指出始皇帝的每一步都注定带来可怕的后果，就妄想自己可以拿出正确的方案。
这些年有些学者研究战国晚期的秦简，发现作为一个普通秦人，要想获得爵位很难，但失去爵位却很容易。于是得出的结论是，《史记》等古籍高度评价军功爵这个制度不可信，它其实是个非常坑人的考评体系。
但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军功爵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帮助一代代秦军获得了连续不断的胜利，这个事实不容否认。如果军功爵制一开始就这么坑人的话，不可能有这个效果。
更合理的解释是：砍一颗人头就升一级爵位并获得相应待遇，本来确实是秦人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途径。但随着秦人对六国的军事优势越来越大，将士们的“砍头技术”越来越娴熟，而六国在秦的打击下越来越贫穷衰落，秦王就陷入了困境：战胜获得的收益太少，统计军功时面对几十万颗首级，自己支付不起赏额。所以他只能千方百计增加秦人获得爵位的难度，于是才出现了竹简上的那种状况。
可见即使是砍头，也一样是会“内卷”的。秦国的小镇“砍头家”看看老一辈“砍头家”获得的回报，再想想自己，怎能不怨气冲天？
也许，有没有秦始皇这样的千古一帝，历史大势根本不会有多少改变。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的，或许是另一批英雄，但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无数尸骨被践踏如泥，都是那个时代的蝼蚁注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