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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戌秋晴，收到上海新近出版的题为《中国画名家经典·冯远》的大型画册，沉甸甸的，不仅因为汇集了冯远自1980年研究生毕业以来近二百件画作和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更因为它透过这些作品较全面地反映了冯远的创作里程和心路历程，提醒我们关注“艺术与人”这一神圣的命题。
冯远于1978年考取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方增先的研究生。他在杭州的那段岁月，彼此很少联系，我只是在编辑《周思聪纪念文集》时，通过他那篇短文《往事》，知道他这位十七岁即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的青年，因在火车上奇遇朱乃正这位伯乐，得雨夜拜访周思聪、卢沉之缘。冯远当是一位倔强、坚忍、有志的当代青年，一位在北大荒劳动过近十年的上海知青，这已经奠定了他社会底层的人生体验。这段历史阴差阳错的安排给人带来无计的辛酸、苦累、挫折甚或灾难，而对于一位以人、以人生为表现对象的艺术家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段深深影响过他人生观、艺术观的经历，成为他日后认识人、理解人、研究人、表现人的宝贵基础。如果把周思聪、卢沉视为他的启蒙老师之一，他得到的不仅是笔墨的启蒙，应该还有关于人、人性的启蒙，并将这一命题接续下来，深入下去。
冯远的水墨历史画，包括他水墨为主、墨色并用的历史画和白描历史画，自1980年的《秦隶筑城图》起，到1997年的《世纪梦》……通过这些巨幅大构，你将发现他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一贯的深切反思和灵活的思维方式以及不断变幻的形式结构。毕业作《秦隶筑城图》以艰苦的筑城荣任情节为契机，以突前的动势和前赴后继的秦隶肉躯，构筑了一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慷慨凝重的悲歌，初步彰显了他宏观把握历史精神的胸怀；1982年的《英雄交响曲》三联画，将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中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超时空地组合为一种雕塑般的历史节奏，并以色调的起伏寓意了中华民族由暗夜向明天的转变；此后，他以群像并置的构图先后创作了《百年历史》（1987年）和《世纪梦》（1997年），试图以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历史命运的领袖人物的肖像甚至附以文字陈述历史的变迁；而1991年的《星火》并不一定特指某一历史事件，却运用可使人想象到土地革命时代背景的象征性造型，更借助满布的火把光焰和全纸的棕红色调强化了星火燎原的主题精神，或者说缘此主题精神促动他寻找到这以色彩、色相为主要语汇的现代历史画图式；此后的《世纪智者》（1999年）则运用头像密集并置的结构和这结构与蓝天形成的类如地球的弧线，讴歌了为世界近现代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智者。这些作品通过人民群众、领袖人物、知识精英不同的群体，运用情境、象征、群像等不同的结构方式，选取水墨、彩墨或色彩为宗的不同语汇，内含着不同的历史观的追问和这诸多历史切面之间的差异及其总体的辩证联系，体现出冯远试图多侧面、多角度观照历史的灵活思维和因主题、精神的不同实验多种语汇的创作态度。
上述历史画因读者的选择性接受会有不同评价，而他的白描历史画却受到了普遍赞誉。如果说《屈赋辞意》（1993年）以屈原叩向上苍为中心形象，演绎了一部人与神交往、现实与理想交错的“忧”歌，《秦赢政称帝庆典图》（1994年）则以始皇帝即位为核心，以群臣朝拜、武将护卫、群鹤翔集的大铺排显现了大一统的“王”气；如果说前者以曲线的周流回转与情志书泻的诗语取得了魂魄的和谐，后者则以直线的纵横结构强化了霸业实绩的雄强；二者虽共有高古游丝的线描略参铁线描的笔法，前者柔中寓刚，后者刚中蕴柔……这两幅白描巨制再一次证实了将古代画家粉本语汇转换为现代创作语汇的可能性，再度显示了冯远对历史主题的精神性把握的深度，也向读者昭示出具有多重素质的冯远严谨、精微的一面。这两件白描历史人物画被业内外广泛认同，甚至于堪称为中国当代白描艺术的经典。
1999年，冯远调入北京，相继担任了数项文化官员要职，他却仍然以艺术家的身份待人处事，艺术上则由历史画和现代水墨实验转入当代现实人物画创作，这对于他来讲是人生旅途和艺术旅途的重大转折。当然，这种转折并非突兀，他此前积有大量现实生活的速写和水墨人物画习作，况此前他对历史的关注无疑也是他对现实关注的折射，甚而是为了现实的人而描绘历史的人，对历史、现实、人生和对国家、民族的关注是一位以人为对象的艺术家原本一致课题。
2000年，冯远推出《都市系列》十联画，描绘了都市一族十位男女的动态，又于空白处以草书挥洒了与人物并非直接相关的十篇古代诗词，给人留下的是思味和想象。2002年，他以黑底衬出16位男性人物头像，创作了《虚拟都市病症系列》四联画，而且在题识中开列出诸如“骄宠、贪婪、伪善、浮躁、势利、奸诈……”等数种病目，它类似于漫像而不无夸张，其主旨则是对城市一族人性与首先丑恶一面的揭露与批判。与这种直面人性的批判意识截然相反的是，他在《苍生·藏人组画系列》（2001年）、《圣山远眺》（2004年）及《远山·哈拉屯的父老乡亲》（2006年）组画中，以平视甚至仰视的角度更多地寄予了生命的关切、人性的关怀，尤其是对藏胞壮士硕其体、朴厚其质和理想信念的敬仰与称颂。并非特指某人的类肖像和群像并置是这批新作的共同手法，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关爱、品味是这位当代人物画家在公务之余不能忘怀的共同主题。他不再附有文字的符号，更倾向于以人物形象自身彰显人物画的内涵与魅力，他也以并非传统意义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和在写实中寓有写意性的语汇形成了新的冯远风格。
由以上冯远历史画、现实人物画、意象与抽象水墨画的简单扫描，为当代人物画史提供了一个颇为典型的个案，看到了一位深切关注人类历史、民族命运、人生状况的当代画家的成长历程，也看到了他在世界现代文化背景下灵活吞吐古今中外艺术元素为我所用的艺术心态。
冯远于1978年考取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方增先的研究生。他在杭州的那段岁月，彼此很少联系，我只是在编辑《周思聪纪念文集》时，通过他那篇短文《往事》，知道他这位十七岁即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的青年，因在火车上奇遇朱乃正这位伯乐，得雨夜拜访周思聪、卢沉之缘。冯远当是一位倔强、坚忍、有志的当代青年，一位在北大荒劳动过近十年的上海知青，这已经奠定了他社会底层的人生体验。这段历史阴差阳错的安排给人带来无计的辛酸、苦累、挫折甚或灾难，而对于一位以人、以人生为表现对象的艺术家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段深深影响过他人生观、艺术观的经历，成为他日后认识人、理解人、研究人、表现人的宝贵基础。如果把周思聪、卢沉视为他的启蒙老师之一，他得到的不仅是笔墨的启蒙，应该还有关于人、人性的启蒙，并将这一命题接续下来，深入下去。
冯远的水墨历史画，包括他水墨为主、墨色并用的历史画和白描历史画，自1980年的《秦隶筑城图》起，到1997年的《世纪梦》……通过这些巨幅大构，你将发现他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一贯的深切反思和灵活的思维方式以及不断变幻的形式结构。毕业作《秦隶筑城图》以艰苦的筑城荣任情节为契机，以突前的动势和前赴后继的秦隶肉躯，构筑了一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慷慨凝重的悲歌，初步彰显了他宏观把握历史精神的胸怀；1982年的《英雄交响曲》三联画，将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中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超时空地组合为一种雕塑般的历史节奏，并以色调的起伏寓意了中华民族由暗夜向明天的转变；此后，他以群像并置的构图先后创作了《百年历史》（1987年）和《世纪梦》（1997年），试图以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历史命运的领袖人物的肖像甚至附以文字陈述历史的变迁；而1991年的《星火》并不一定特指某一历史事件，却运用可使人想象到土地革命时代背景的象征性造型，更借助满布的火把光焰和全纸的棕红色调强化了星火燎原的主题精神，或者说缘此主题精神促动他寻找到这以色彩、色相为主要语汇的现代历史画图式；此后的《世纪智者》（1999年）则运用头像密集并置的结构和这结构与蓝天形成的类如地球的弧线，讴歌了为世界近现代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智者。这些作品通过人民群众、领袖人物、知识精英不同的群体，运用情境、象征、群像等不同的结构方式，选取水墨、彩墨或色彩为宗的不同语汇，内含着不同的历史观的追问和这诸多历史切面之间的差异及其总体的辩证联系，体现出冯远试图多侧面、多角度观照历史的灵活思维和因主题、精神的不同实验多种语汇的创作态度。
上述历史画因读者的选择性接受会有不同评价，而他的白描历史画却受到了普遍赞誉。如果说《屈赋辞意》（1993年）以屈原叩向上苍为中心形象，演绎了一部人与神交往、现实与理想交错的“忧”歌，《秦赢政称帝庆典图》（1994年）则以始皇帝即位为核心，以群臣朝拜、武将护卫、群鹤翔集的大铺排显现了大一统的“王”气；如果说前者以曲线的周流回转与情志书泻的诗语取得了魂魄的和谐，后者则以直线的纵横结构强化了霸业实绩的雄强；二者虽共有高古游丝的线描略参铁线描的笔法，前者柔中寓刚，后者刚中蕴柔……这两幅白描巨制再一次证实了将古代画家粉本语汇转换为现代创作语汇的可能性，再度显示了冯远对历史主题的精神性把握的深度，也向读者昭示出具有多重素质的冯远严谨、精微的一面。这两件白描历史人物画被业内外广泛认同，甚至于堪称为中国当代白描艺术的经典。
1999年，冯远调入北京，相继担任了数项文化官员要职，他却仍然以艺术家的身份待人处事，艺术上则由历史画和现代水墨实验转入当代现实人物画创作，这对于他来讲是人生旅途和艺术旅途的重大转折。当然，这种转折并非突兀，他此前积有大量现实生活的速写和水墨人物画习作，况此前他对历史的关注无疑也是他对现实关注的折射，甚而是为了现实的人而描绘历史的人，对历史、现实、人生和对国家、民族的关注是一位以人为对象的艺术家原本一致课题。
2000年，冯远推出《都市系列》十联画，描绘了都市一族十位男女的动态，又于空白处以草书挥洒了与人物并非直接相关的十篇古代诗词，给人留下的是思味和想象。2002年，他以黑底衬出16位男性人物头像，创作了《虚拟都市病症系列》四联画，而且在题识中开列出诸如“骄宠、贪婪、伪善、浮躁、势利、奸诈……”等数种病目，它类似于漫像而不无夸张，其主旨则是对城市一族人性与首先丑恶一面的揭露与批判。与这种直面人性的批判意识截然相反的是，他在《苍生·藏人组画系列》（2001年）、《圣山远眺》（2004年）及《远山·哈拉屯的父老乡亲》（2006年）组画中，以平视甚至仰视的角度更多地寄予了生命的关切、人性的关怀，尤其是对藏胞壮士硕其体、朴厚其质和理想信念的敬仰与称颂。并非特指某人的类肖像和群像并置是这批新作的共同手法，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关爱、品味是这位当代人物画家在公务之余不能忘怀的共同主题。他不再附有文字的符号，更倾向于以人物形象自身彰显人物画的内涵与魅力，他也以并非传统意义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和在写实中寓有写意性的语汇形成了新的冯远风格。
由以上冯远历史画、现实人物画、意象与抽象水墨画的简单扫描，为当代人物画史提供了一个颇为典型的个案，看到了一位深切关注人类历史、民族命运、人生状况的当代画家的成长历程，也看到了他在世界现代文化背景下灵活吞吐古今中外艺术元素为我所用的艺术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