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自南宋以后即为县治，明清两代均为长沙府所辖。但元末明初由于战祸和兵燹，湘潭原有居民大量散亡，田园大量荒废.城内一片凄凉。随后，外省人，特别是江西一带的人口.以“从征”“屯垦”“宦游”和从事商贾等，大批涌入湘潭。有记载云：明初“湘潭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在，洪武初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使湘潭人逐渐有了经商的传统。
　　加之湘潭距长沙仅百里之遥，湘江、涟水流经其境。无礁石湍流之险，古驿道分五路通向毗邻县、省，是粤、桂两省通往北方古商道的必经之地，到明末已形成商埠。“衡、永、桂、茶、攸二十余州县之食货。皆于是地取给，故江苏客商最多;又地宜泊舟，秋冬之交，米谷骈至，樯帆所舣，独盛他邑”。不仅湘东、湘南产品都往湘潭集散，西南各省货物去西北各省亦多经“湘、沅”而集湘潭，到清嘉庆年间，“城总市铺相连几十里，其最稠者则在十总以上。甲乙之货云屯雾集，为湖南一大码头”。
　　湘江水运极其繁忙，舟楫络绎不绝，自“杨梅洲至小东门岸，帆杈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湘潭曾一度成为全国药材集散地之一，有“药都”之称。药材行有所谓“八堂”（全美堂、崇谊堂、崇庆堂、崇福堂、福顺堂、聚福堂、怀庆堂、公正堂）的组织。药材交易大多数经过这些药材行成交。
　　湘潭商贸的繁华对其府治长沙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明末清初，湘潭商业的兴起是由大批江西客商来湘潭做生意所促成的，在经商户中江西人十占其九。开始以经营纺织品者居多，继而输入原籍的物产或技艺专长，专营一业，如临江人专营药材，建昌人专营锡箔，吉安人以经营食盐、钱庄为主等。

　　随后，苏杭的丝绸、江南的杂货、浙江的酱菜、福建的烟丝。晋、鲁、豫、陕、甘五省的旃裘、汾酒、皂角、甘草等陆续进入湘潭;广东的海产、葵扇也把湘潭作为一个大市场，玳瑁、银珠等珍贵商品则以湘潭为枢纽，运销长江流域。
　　清朝前中期外省籍客商在湘潭的行业分布与清末民初外省籍客商在长沙的行业分布如出一辙。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说明了湘潭贸易中心自清中叶以后逐渐向长沙扩展、向长沙转移的事实。
　　康熙三年（1664）始置湖南省，长沙即成为省会。外籍客商在湘潭站稳脚跟、资本雄厚之后，自然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市场——省城长沙，纷纷到长沙开设分号，如湘潭有名的浙江籍“吴元泰”“吴恒泰”酱园就在长沙南、北、东门设有多处分号。
　　清初湘潭盛行的中转贸易也为长沙后来成为湖南省的中转贸易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鸦片战争之前，湘潭是湖南省最重要的转口贸易城市，清代容闳作过这样的描述：“湘潭亦中国内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
　　除水运外，陆路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相邻各县的药材、蓝靛、竹木、稻谷，也多经湘潭直销汉口，再转江浙，盛极一时。湘潭商务的繁忙对邻近的省城产生了直接影响。
　　乾隆十一年（1746），湖南巡抚杨锡绂开始浚修南湖港;乾隆二十一年（1756），巡撫陈宏谋再次下令疏浚南湖港，筑分水坝以刷泥沙，开月形渠以畅水势;乾隆四十年（1775）又修建草场门以北湘江东岸泊岸80丈，使长潭之间的水路交通更加便利。到嘉庆、道光（1796-1850）年间，湘潭码头由明末10余处增至37处，运米之船经常是千艘云集。商市由八总扩至十九总，每总积银达几百万两。
　　1840年以后，上海、汉口相继开埠，广州商务大部分北移，湘潭转口贸易业务也逐渐转移到长沙，致使长沙钱庄增多，机器碾米业兴起，大米及苏广货流向改变，湘潭的商业中心地位遂被长沙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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