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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周一贯出生于1936年。
如果有人说周老师是个老人，我必定跟他急，也必定绝不闭嘴。而推翻他的“谬误”，只消我讲这一天的故事就够了。
那是去年六月的一天，是个星期天。我有件小事，约好趁着星期天去绍兴周老师家，听听老师的意见，顺便也去看看老师。
趁着早上凉快点，还不到七点，我便来到了周老师位于绍兴城南的家。怕打扰了周老师的晨休，我便在他家附近的小花园里，呼吸着一天之中最清新的空气，看看鸟儿们唱唱跳跳地做着“晨练”。忽然手机响了，是周老师打来的。
“何夏寿，你今天来不来我家？”周老师的声音洪亮得如同校园里的那口大钟。
“我已经在楼下了，周老师。”我笑着回答。
我上了楼，走进周老师那间书多得差不多能吞没人的书房。周老师不解地问：“你干吗不上来？”
望着周老师满头的白发、孤寂的身影：“我怕您还在休息。夏天早上睡觉很享受的。”我实事求是地说。
“哈，睡那么久干什么！将来总有长睡的机会。”周老师风趣地说。
我笑笑，习惯地问：“周老师，最近在忙什么呢？”
周老师指着书桌上铺开的一桌纸，脸上洋溢着红光：“我在编一套《周一贯语文教学八旬文丛》。已经编好了两本，交给出版社了……”
“一套文丛？共有几本？”我知道周老师是个很勤奋的语文人，每年至少在全国各家媒体发表三四十篇教学论文，主讲三四十场专题报告，指导几十位青年教师备课上课，但一听说他要编辑一套文丛，而且编了两本还在编，加上八旬的定语，我着实有点“大惊小怪”了。
周老师的目光像是窗外晨风里摇曳的喇叭花，娴静，淡然：“不多，七本。”
“天哪，七本！”我听得见自己的心在大惊小怪地喊。为了“伪装”自己，努力不让周老师看到我的浅薄、无志——周老师不喜欢他的弟子不才，更不喜欢他的弟子以不能、不敢为由，从精神上把自己降格为侏儒，我平静地说：“哦，七本。”
周老师给我递来了一杯沏好的茶，几月不见，他手上的老年斑又多开了不少“连锁店”。
“八旬，这两字很好！”我有意加重了“八旬”。当然，我在提醒老师，您八旬了，按照我们绍兴人的说法：七十不留宿，八十不出门。都到了“高危”年龄，还那么卖命编书，何苦呢？
周老师显然知道我强调“八旬”的意思：“何夏寿，我非常认同有位老专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一个老年人，与其呆在家里，坐以待毙；不如找事做，垂死挣扎’。虽然生命的长度相等，但深度就不一样了。”
周老师的眼睛里喷射出黄昏太阳下山时的光亮，我被照得有些眩晕。周老师转移了一个话题：“你说，你找我干什么？”
我趁机躲开了老师的目光：“这样的，有所学校，其实你也知道，是杭校长的学校，投入了一个多亿，新建了一所学校，邀请我做他们学校的文学教育导师，并在他们学校里设一个工作室。我有点想不好，不答应，怕人家说我高傲；但答应了，真想做事也很累的。”
杭校长也是周老师的学生，周老师也十分了解他。听我说完，他大为兴奋：“好啊，这是个好机会啊，他可能会关系到你的后半生。”
“有这么重要吗？”我问。
“你都五十出头了，也该考虑‘后事’了。”周老师笑道，“难道你真打算退休后，去开个什么越剧馆，教孩子唱越剧吗？”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和周老师聊天时说过我的“远景规划”——退休后，我不写作不讲座，彻底与语文甚至与教育作别。然后，放大自己的业余爱好，在家里开个越剧馆，教孩子唱越剧玩。我记得当时，周老师淡淡地说了句“这只能玩玩的”。
可没想到，周老师居然还把这事记在心上了：“何夏寿，我知道你喜欢唱越剧，也承认你越剧唱得是好的，但毕竟你不是特级演员，你是个特级教师。特级教师这个头衔不是退休制，而是终身制的。于私于公，你都应该终身从教。”
我知道，周老师一直说我是个十分感性的人。我也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在周老师的眼里，感性的人很会受环境的影响，我是一只看着山羊吃草会忘了比赛的兔子，迷恋蜻蜓蝴蝶会忘了钓鱼的小猫。
为“迎合”老师，我开玩笑道：“好的好的，我不开越剧馆，就开教育馆！”
“这就对了。”周老师呷了一口茶，仿佛营救了一个迷路的孩子。
忽然，周老师的脸上掠过一丝神秘：“你看这样可好，你去批一个儿童文学教育研究所之类的组织，然后把总部设在杭校长那所新学校。这样，你将来的儿童文学教育就有根了，同时，也帮他们学校找到了办学方向。”
“用儿童文学办学？”
“是啊，将你多年的校长工作和语文教学的实践经验发挥出来，影响更多的学校，以语文课程为核心，带动学校其他课程的发展，用儿童文学打创学校儿童文化……”
周老师的话像初夏的湖水，在我的心里晕开了，一圈又一圈，温柔，轻盈，撞击着我的心，一下，两下……
“对了，你打电话给杭校长，就说我们现在去他的学校看看。”周老师说得十分坚决。
我明白老师的做事风格，与其说不，还不如说走就走。
于是，我用车子载着周老师，来到了与他家相距40公里之外的那所新建学校。
此时，正是中午时分，六月中午的太阳不说毒至少也是辣。学校还在建造当中，依然还是一个工地。校舍、剧场、餐厅、宿舍上的脚手架还没最后拆尽，时有时无，显得十分零乱。一堆又一堆的建筑垃圾，一处又一处的建筑材料，横七竖八，还有星罗棋布的窨井眼，都没有加盖，像是深不可测的“地道”，很考验人的注意力。
见周老师来了，杭校长很自然地去搀扶他，但被周老师拒绝了：“不用的，我又没有老到要用人搀着我。”周老师抹了把被晒出来的汗水，笑道：“你免费让我浏览这个大观园式的学校，让我激动得想扶你哩！”正说着，周老师的脚被一包没用尽的水泥绊了一下，整个身子像大树一样倾向前面，幸好杭校长手快，拉住了他，才没有酿成大事，我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回到工地办公室，我们都有点累了。但周老师的热情依然高涨，他高兴地说：“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特别是建筑规模以及建筑品位，是我目前没有看到过的。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上虞乃至江浙沪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会的总部。”接下来，周老师讲了许多理由，历数了上虞儿童文学教育史上的众多名家。从陈鹤琴讲到夏丏尊，又从白马湖作家群讲到金近。我们傻傻地听着，周老师突然又点我的名了：“何夏寿，成立上虞儿童文学教育会，这是你的历史担当，是你的应尽之职。否则，你推诿时代交给的任务，崩盘了上虞这么好的儿童文学教育资源，你就是时代的渎职犯！”
我知道周老师除了认为自己不老，也一直不让别人老。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体会，凡是与周老师相处过的人，大多都感同身受。
“您说得当然是对的，可是——”我停了停，望着周老师有点凝重的脸色，我吞下“这年代多做与少做又有什么两样”的感慨，而是含蓄地说，“我现在还担任着一所学校的校长呢！”
“这有什么矛盾？你既做校长，又做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周老师灿烂地一笑，“这叫舞动校长和会长工作的双节棍！”
周老师说得时髦，我们都笑了。周老师也笑了，风趣但不无认真地说：“不过，我不是个周扒皮，不剥夺你们的自由，更不剥夺你们的选择。我只是一个‘打酱油的’，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任性的‘打酱油主义’！”
“打酱油的”都如此赤胆忠心，我还有什么好说呢。我被周老师充足了气，像战士出征前面对首长一样，向老师立下了创办上虞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会的承诺。周老师这才高兴地和我们去食堂吃午饭。
饭刚吃到一半，我的另一个朋友，也是周老师的学生，打来电话，问我一些教学琐事。我提到了周老师就在上虞，他喜出望外，说是正在做一个乡土作文的课题，能否让周老师过去指导。我说，都是下午了，天又这么热，周老师已经累了大半天，下次吧。那朋友也说是。
挂了电话，周老师问我是什么事，我如实说了。周老师一听，脱口而出：“那就下午过去，都已经在上虞了。”
我和杭校长都坚持说太累，周老师有点不高兴地说：“哎呀，你们真是的，累什么的？是车子开过去的，又不是我走路过去。”见我还在犹豫，周老师命令似的说：“何夏寿，你打电话过去，我们两点钟出发去他学校。”
我只好照办。想想距离两点还有一个小时，我们匆匆扒完了饭，把周老师送到工地上的一个小办公室里，开好空调，让他能静静地休息一会儿。周老师没有推辞。我们退出了房间，也趁机到隔壁小睡了一会。
两点一到，我们推门进去，惊讶地发现，周老师根本没有休息，他正趴在办公桌上写东西。见是我们，他站了起来：“两点到了，是吗？”说完，将一叠纸交到
杭校长的手里：“这是我根据你
的要求，给你们设计的学校文化计划。”
我凑过去一看，是关于杭校长新建学校的校风、校训、校联以及各教学楼、辅助楼的楼舍命名之类的。周老师的钢笔字，稳健干练，飘逸刚劲，略略有点左倾，像是湖边一排排斜斜的杨柳，也像空中一行行翱翔的燕子，富于生命的斗志和活力。
这天，差不多是下午六点钟的样子，我才把周老师送到家。告别的时候，望着周老师晚风中飘动的白发，我忽然觉得，周老师的白发，其实并不代表生命的衰老，甚至也不是白发，而是高扬在他生命航船上的风帆。
写到这儿，我觉得也应该像周老师写论文作报告那样，写一个有点概括性的句子，既尝试着为周老师的年轻人生解个密，也为自己的拙文结个题。耳边忽然响起一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老歌，对，现在不是流行“转基因”这个词吗？我就光明正大地“转”一下他人的劳动成果，将那歌名转换成文名：语文人永远是年轻！
（作者单位：浙江绍兴市上虞区金近小学）
责任编辑 郝 波
如果有人说周老师是个老人，我必定跟他急，也必定绝不闭嘴。而推翻他的“谬误”，只消我讲这一天的故事就够了。
那是去年六月的一天，是个星期天。我有件小事，约好趁着星期天去绍兴周老师家，听听老师的意见，顺便也去看看老师。
趁着早上凉快点，还不到七点，我便来到了周老师位于绍兴城南的家。怕打扰了周老师的晨休，我便在他家附近的小花园里，呼吸着一天之中最清新的空气，看看鸟儿们唱唱跳跳地做着“晨练”。忽然手机响了，是周老师打来的。
“何夏寿，你今天来不来我家？”周老师的声音洪亮得如同校园里的那口大钟。
“我已经在楼下了，周老师。”我笑着回答。
我上了楼，走进周老师那间书多得差不多能吞没人的书房。周老师不解地问：“你干吗不上来？”
望着周老师满头的白发、孤寂的身影：“我怕您还在休息。夏天早上睡觉很享受的。”我实事求是地说。
“哈，睡那么久干什么！将来总有长睡的机会。”周老师风趣地说。
我笑笑，习惯地问：“周老师，最近在忙什么呢？”
周老师指着书桌上铺开的一桌纸，脸上洋溢着红光：“我在编一套《周一贯语文教学八旬文丛》。已经编好了两本，交给出版社了……”
“一套文丛？共有几本？”我知道周老师是个很勤奋的语文人，每年至少在全国各家媒体发表三四十篇教学论文，主讲三四十场专题报告，指导几十位青年教师备课上课，但一听说他要编辑一套文丛，而且编了两本还在编，加上八旬的定语，我着实有点“大惊小怪”了。
周老师的目光像是窗外晨风里摇曳的喇叭花，娴静，淡然：“不多，七本。”
“天哪，七本！”我听得见自己的心在大惊小怪地喊。为了“伪装”自己，努力不让周老师看到我的浅薄、无志——周老师不喜欢他的弟子不才，更不喜欢他的弟子以不能、不敢为由，从精神上把自己降格为侏儒，我平静地说：“哦，七本。”
周老师给我递来了一杯沏好的茶，几月不见，他手上的老年斑又多开了不少“连锁店”。
“八旬，这两字很好！”我有意加重了“八旬”。当然，我在提醒老师，您八旬了，按照我们绍兴人的说法：七十不留宿，八十不出门。都到了“高危”年龄，还那么卖命编书，何苦呢？
周老师显然知道我强调“八旬”的意思：“何夏寿，我非常认同有位老专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一个老年人，与其呆在家里，坐以待毙；不如找事做，垂死挣扎’。虽然生命的长度相等，但深度就不一样了。”
周老师的眼睛里喷射出黄昏太阳下山时的光亮，我被照得有些眩晕。周老师转移了一个话题：“你说，你找我干什么？”
我趁机躲开了老师的目光：“这样的，有所学校，其实你也知道，是杭校长的学校，投入了一个多亿，新建了一所学校，邀请我做他们学校的文学教育导师，并在他们学校里设一个工作室。我有点想不好，不答应，怕人家说我高傲；但答应了，真想做事也很累的。”
杭校长也是周老师的学生，周老师也十分了解他。听我说完，他大为兴奋：“好啊，这是个好机会啊，他可能会关系到你的后半生。”
“有这么重要吗？”我问。
“你都五十出头了，也该考虑‘后事’了。”周老师笑道，“难道你真打算退休后，去开个什么越剧馆，教孩子唱越剧吗？”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和周老师聊天时说过我的“远景规划”——退休后，我不写作不讲座，彻底与语文甚至与教育作别。然后，放大自己的业余爱好，在家里开个越剧馆，教孩子唱越剧玩。我记得当时，周老师淡淡地说了句“这只能玩玩的”。
可没想到，周老师居然还把这事记在心上了：“何夏寿，我知道你喜欢唱越剧，也承认你越剧唱得是好的，但毕竟你不是特级演员，你是个特级教师。特级教师这个头衔不是退休制，而是终身制的。于私于公，你都应该终身从教。”
我知道，周老师一直说我是个十分感性的人。我也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在周老师的眼里，感性的人很会受环境的影响，我是一只看着山羊吃草会忘了比赛的兔子，迷恋蜻蜓蝴蝶会忘了钓鱼的小猫。
为“迎合”老师，我开玩笑道：“好的好的，我不开越剧馆，就开教育馆！”
“这就对了。”周老师呷了一口茶，仿佛营救了一个迷路的孩子。
忽然，周老师的脸上掠过一丝神秘：“你看这样可好，你去批一个儿童文学教育研究所之类的组织，然后把总部设在杭校长那所新学校。这样，你将来的儿童文学教育就有根了，同时，也帮他们学校找到了办学方向。”
“用儿童文学办学？”
“是啊，将你多年的校长工作和语文教学的实践经验发挥出来，影响更多的学校，以语文课程为核心，带动学校其他课程的发展，用儿童文学打创学校儿童文化……”
周老师的话像初夏的湖水，在我的心里晕开了，一圈又一圈，温柔，轻盈，撞击着我的心，一下，两下……
“对了，你打电话给杭校长，就说我们现在去他的学校看看。”周老师说得十分坚决。
我明白老师的做事风格，与其说不，还不如说走就走。
于是，我用车子载着周老师，来到了与他家相距40公里之外的那所新建学校。
此时，正是中午时分，六月中午的太阳不说毒至少也是辣。学校还在建造当中，依然还是一个工地。校舍、剧场、餐厅、宿舍上的脚手架还没最后拆尽，时有时无，显得十分零乱。一堆又一堆的建筑垃圾，一处又一处的建筑材料，横七竖八，还有星罗棋布的窨井眼，都没有加盖，像是深不可测的“地道”，很考验人的注意力。
见周老师来了，杭校长很自然地去搀扶他，但被周老师拒绝了：“不用的，我又没有老到要用人搀着我。”周老师抹了把被晒出来的汗水，笑道：“你免费让我浏览这个大观园式的学校，让我激动得想扶你哩！”正说着，周老师的脚被一包没用尽的水泥绊了一下，整个身子像大树一样倾向前面，幸好杭校长手快，拉住了他，才没有酿成大事，我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回到工地办公室，我们都有点累了。但周老师的热情依然高涨，他高兴地说：“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特别是建筑规模以及建筑品位，是我目前没有看到过的。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上虞乃至江浙沪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会的总部。”接下来，周老师讲了许多理由，历数了上虞儿童文学教育史上的众多名家。从陈鹤琴讲到夏丏尊，又从白马湖作家群讲到金近。我们傻傻地听着，周老师突然又点我的名了：“何夏寿，成立上虞儿童文学教育会，这是你的历史担当，是你的应尽之职。否则，你推诿时代交给的任务，崩盘了上虞这么好的儿童文学教育资源，你就是时代的渎职犯！”
我知道周老师除了认为自己不老，也一直不让别人老。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体会，凡是与周老师相处过的人，大多都感同身受。
“您说得当然是对的，可是——”我停了停，望着周老师有点凝重的脸色，我吞下“这年代多做与少做又有什么两样”的感慨，而是含蓄地说，“我现在还担任着一所学校的校长呢！”
“这有什么矛盾？你既做校长，又做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周老师灿烂地一笑，“这叫舞动校长和会长工作的双节棍！”
周老师说得时髦，我们都笑了。周老师也笑了，风趣但不无认真地说：“不过，我不是个周扒皮，不剥夺你们的自由，更不剥夺你们的选择。我只是一个‘打酱油的’，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任性的‘打酱油主义’！”
“打酱油的”都如此赤胆忠心，我还有什么好说呢。我被周老师充足了气，像战士出征前面对首长一样，向老师立下了创办上虞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会的承诺。周老师这才高兴地和我们去食堂吃午饭。
饭刚吃到一半，我的另一个朋友，也是周老师的学生，打来电话，问我一些教学琐事。我提到了周老师就在上虞，他喜出望外，说是正在做一个乡土作文的课题，能否让周老师过去指导。我说，都是下午了，天又这么热，周老师已经累了大半天，下次吧。那朋友也说是。
挂了电话，周老师问我是什么事，我如实说了。周老师一听，脱口而出：“那就下午过去，都已经在上虞了。”
我和杭校长都坚持说太累，周老师有点不高兴地说：“哎呀，你们真是的，累什么的？是车子开过去的，又不是我走路过去。”见我还在犹豫，周老师命令似的说：“何夏寿，你打电话过去，我们两点钟出发去他学校。”
我只好照办。想想距离两点还有一个小时，我们匆匆扒完了饭，把周老师送到工地上的一个小办公室里，开好空调，让他能静静地休息一会儿。周老师没有推辞。我们退出了房间，也趁机到隔壁小睡了一会。
两点一到，我们推门进去，惊讶地发现，周老师根本没有休息，他正趴在办公桌上写东西。见是我们，他站了起来：“两点到了，是吗？”说完，将一叠纸交到
杭校长的手里：“这是我根据你
的要求，给你们设计的学校文化计划。”
我凑过去一看，是关于杭校长新建学校的校风、校训、校联以及各教学楼、辅助楼的楼舍命名之类的。周老师的钢笔字，稳健干练，飘逸刚劲，略略有点左倾，像是湖边一排排斜斜的杨柳，也像空中一行行翱翔的燕子，富于生命的斗志和活力。
这天，差不多是下午六点钟的样子，我才把周老师送到家。告别的时候，望着周老师晚风中飘动的白发，我忽然觉得，周老师的白发，其实并不代表生命的衰老，甚至也不是白发，而是高扬在他生命航船上的风帆。
写到这儿，我觉得也应该像周老师写论文作报告那样，写一个有点概括性的句子，既尝试着为周老师的年轻人生解个密，也为自己的拙文结个题。耳边忽然响起一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老歌，对，现在不是流行“转基因”这个词吗？我就光明正大地“转”一下他人的劳动成果，将那歌名转换成文名：语文人永远是年轻！
（作者单位：浙江绍兴市上虞区金近小学）
责任编辑 郝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