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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思辨与实证是研究的两翼，缺一不可（除非不是科学），这也包括语言学。对此，笔者的其他文章要涉及这个问题，另作深入探讨。注重语言变异（方言）调查，强调定量分析，是目前的社会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语言调查是实证，定量以实证为基础也是实证的一种表现，于是，表面看来，崇拜实证是社会语言学在当前的一个特征。
社会语言学更注重应用，如果把语言学二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话，社会语言学似乎应该属于应用语言学。思辨在理论语言学领域已经很充分了，在应用语言学里更强调实证也是合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语言学就不需要思辨。
对于社会语言学来说，可以实证的方法有很多。这里，笔者想提一下抽样实验和与德尔菲函询法。这两种方法有没有可操作性、可操作的程度有多大，本文将展开研究和探讨。
一、订正：“德尔菲”而非“菲尔特”
笔者在《汉字文化》2007年第6期发表了《关于“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一文①，在第67页有一句话“对于这么一个命题，我们可以选择建立数据库分析、菲尔特法、愉悦度估计法等方法，我们期望能够得到一个不同语言文字对艺术的贡献率的数字排名，但是我们目前尚难做到这一点”，这里的“菲尔特”实为“德尔菲”之误。出现这个错误，实为笔者之过错。本想在《汉字文化》的某一期登出一个“订正”并向读者致歉，但是除此以外，笔者还是想作一些更多的说明，那样的话，一条“订正”是不能容纳那么多内容的，所以，想了想，还是写一个短小的文章充分说明一下更好一些。于是，有了这篇短文。
笔者本科阶段并不是学中文的，德尔菲是笔者大学的教材和上课中的内容，学习这些内容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上面的这个错误确实与大学时记忆不准确有关。读大学时，偶尔有死记硬背的时候，这个“德尔菲”即是，当然对于其含义心里是清楚的，只是其名称可能偶尔会含糊，可能读大学时把“德尔菲”误记为“菲尔德”后来进而误为“菲尔特”了，这种错误的记忆在写文章中很少会让自己怀疑（当然，这种记忆错误也极少发生）。
另外，笔者还有个习惯，就是习惯用纸质的文稿，习惯在纸上用笔勾画，一篇文章经过这样的过程后是很难出错的，即使在存在记忆模糊的时候。在电脑上写文章却不同，那容易出现文字上的错乱，并且自己在修改时也难以发现错误。上文的错误主要是由这两个原因造成的，笔者所在学校的校区打印一页纸要五角钱，确实贵了些，所以，有时在电脑上写文章修改，而不用稿纸修改。这个缺点，笔者以后当引起重视，再写文章必定会用纸稿勾勾画画之后才得放心。
那么，这个错误是怎么发现的呢？一是看到了《汉字文化》的纸本，勾画地读了一下，在这个地方无法对自己百分之百地相信；二是笔者正巧在读一本英语原著并读到了Delphi一词，觉得应该很熟悉，二者一对照，便发现了这个错误，并觉得这个错误需要尽快改正过来，以免贻误读者。在此向读者致歉！
简单介绍一下德尔菲。德尔菲（Delphi），全称一般叫德尔菲函询法，是一种直觉预测技术，它是经济学、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社会学等等学科中常使用的方法。20世纪40年代，兰德公司曾以古希腊神话中可预知未来的阿波罗神庙地址Delphi为代号，研究如何通过有控制反馈更为可靠地收集专家意见，后来Delphi被用作一种方法名称。Delphi是对传统的专家会议法的改进，是一种反馈匿名函询法，其作法是：在对所要预测的问题征得专家的匿名意见之后，整理、归纳、统计这些意见，再把这些整理的意见匿名反馈给各专家，然后再次征求各位专家的匿名意见，再集中，再反馈，反复多次，直至得到稳定的意见为止。这种方法可以使得各位专家的个人意见潜移默化地受到其他专家的意见的影响，可以避免专家个人的偏见和过于个人化的意见，但也可能会使高水平的个人独特见解主动放弃。
人文社会科学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特别是对关于人们的认识方面的问题来说，例如语言学中的繁简体字哪种书写更好、哪种方言学习的难度更大、哪种方言听起来更加优美、甲方言对于乙方言区的人来说听懂的程度如何、哪种文字更有艺术性等等问题，很难说有个定论，但是很多人还是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吵吵闹闹争论不休，研究者是不可能做全民普查的，全民普查统计很不现实。于是，Delphi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找一些专家打打分来试一试，从而使许多本来不可定量分析的问题得以定量研究。当然，这些领域里，Delphi的可操作性如何尚不知晓，毕竟我们尚未做过这样的实践。
二、抽样实验
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实验，现在已经做得较多了。全民普查无法实现，Delphi也找不到合适的专家，抽样统计就很有必要了。
例如关于方言的分区问题，以往的划分标准主要有：单标准（如有无入声）、多重标准（如考虑到声韵调等各方面的情况）、参照语音历史演变规律的原则、潜标准（语言人口的大小、面积的大小，这种说法是由汪平教授提出来的）等等，还有就是综合判断的标准（听懂听不懂，能够听懂多少）。各种标准都存在一些缺陷，相比之下，笔者觉得综合判断的标准更符合语言的共时平面的实际情况，更科学一些。但是，综合判断，怎么判断呢？最好就是大样本抽样实验。
笔者曾经向方言学专家汪平教授、彭泽润教授等提出过实验的一种尝试办法：对某方言区抽样出数千人（大样本的情况下，个体的语言能力可以忽略），他们的语言比较的“内部一致”，让他们听相邻方言区的人说话，相邻的A点他们能够听懂多少，相邻的B点他们能够听懂多少，然后综合评价一下，以此为准来决定方言区的分界线。也可以让大样本的A方言区的人学习B方言，达到用B方言基本能够通话的水平，看看需要学习多少时间才能够达到，B方言区的人学C方言，等等，循环实验，以此来确定各个方言的学习难度系数。这也确实是一种理想的实验方法，但是，做这种实验是很难的。听我如是说的那些方言学专家虽然没有说我的这种想法太疯狂了，但他们也承认这样做很难，而这样做确实不失是一种好的方法。
有关方言的上述一些问题，这种大样本实验方法的可操作性也许不强，但是，如果真的能够忠诚地这样实验了，我想，那可以避免当前人们对方言的诸如以上一些问题的吵吵闹闹。说到不同方言的一些优劣，听懂度、学习难度，不同方言的不同地位等等众多问题，当前基本上是吵架的多，争论的多，实质性的探讨少，如果真的有这种实验方法，那些吵闹应该要平静一些了。
抽样实验与Delphi：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笔者不敢断言，但是这种实证的难度确实不小。在获得“量”的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社会语言学的有些研究不能“定量研究妖魔化”——我们尽可能地去定量研究，但是，作为前提的“数据”用于研究的“量”要在最大程度上“可信”，尽可能真实；当然，作为结论的“数据”得出来的“量”不一定非准确无比不可，作为结论的“量”可以用来约略描述某些问题——这就足够了。也就是说，定量研究是值得提倡的，作为前提的“量”是需要真实的，作为结论的“量”是可以用来辅助思辨的。
注释：
①薄守生.关于“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J].汉字文化，2007，6：65-77.
（薄守生，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苏州大学文学院）
社会语言学更注重应用，如果把语言学二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话，社会语言学似乎应该属于应用语言学。思辨在理论语言学领域已经很充分了，在应用语言学里更强调实证也是合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语言学就不需要思辨。
对于社会语言学来说，可以实证的方法有很多。这里，笔者想提一下抽样实验和与德尔菲函询法。这两种方法有没有可操作性、可操作的程度有多大，本文将展开研究和探讨。
一、订正：“德尔菲”而非“菲尔特”
笔者在《汉字文化》2007年第6期发表了《关于“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一文①，在第67页有一句话“对于这么一个命题，我们可以选择建立数据库分析、菲尔特法、愉悦度估计法等方法，我们期望能够得到一个不同语言文字对艺术的贡献率的数字排名，但是我们目前尚难做到这一点”，这里的“菲尔特”实为“德尔菲”之误。出现这个错误，实为笔者之过错。本想在《汉字文化》的某一期登出一个“订正”并向读者致歉，但是除此以外，笔者还是想作一些更多的说明，那样的话，一条“订正”是不能容纳那么多内容的，所以，想了想，还是写一个短小的文章充分说明一下更好一些。于是，有了这篇短文。
笔者本科阶段并不是学中文的，德尔菲是笔者大学的教材和上课中的内容，学习这些内容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上面的这个错误确实与大学时记忆不准确有关。读大学时，偶尔有死记硬背的时候，这个“德尔菲”即是，当然对于其含义心里是清楚的，只是其名称可能偶尔会含糊，可能读大学时把“德尔菲”误记为“菲尔德”后来进而误为“菲尔特”了，这种错误的记忆在写文章中很少会让自己怀疑（当然，这种记忆错误也极少发生）。
另外，笔者还有个习惯，就是习惯用纸质的文稿，习惯在纸上用笔勾画，一篇文章经过这样的过程后是很难出错的，即使在存在记忆模糊的时候。在电脑上写文章却不同，那容易出现文字上的错乱，并且自己在修改时也难以发现错误。上文的错误主要是由这两个原因造成的，笔者所在学校的校区打印一页纸要五角钱，确实贵了些，所以，有时在电脑上写文章修改，而不用稿纸修改。这个缺点，笔者以后当引起重视，再写文章必定会用纸稿勾勾画画之后才得放心。
那么，这个错误是怎么发现的呢？一是看到了《汉字文化》的纸本，勾画地读了一下，在这个地方无法对自己百分之百地相信；二是笔者正巧在读一本英语原著并读到了Delphi一词，觉得应该很熟悉，二者一对照，便发现了这个错误，并觉得这个错误需要尽快改正过来，以免贻误读者。在此向读者致歉！
简单介绍一下德尔菲。德尔菲（Delphi），全称一般叫德尔菲函询法，是一种直觉预测技术，它是经济学、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社会学等等学科中常使用的方法。20世纪40年代，兰德公司曾以古希腊神话中可预知未来的阿波罗神庙地址Delphi为代号，研究如何通过有控制反馈更为可靠地收集专家意见，后来Delphi被用作一种方法名称。Delphi是对传统的专家会议法的改进，是一种反馈匿名函询法，其作法是：在对所要预测的问题征得专家的匿名意见之后，整理、归纳、统计这些意见，再把这些整理的意见匿名反馈给各专家，然后再次征求各位专家的匿名意见，再集中，再反馈，反复多次，直至得到稳定的意见为止。这种方法可以使得各位专家的个人意见潜移默化地受到其他专家的意见的影响，可以避免专家个人的偏见和过于个人化的意见，但也可能会使高水平的个人独特见解主动放弃。
人文社会科学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特别是对关于人们的认识方面的问题来说，例如语言学中的繁简体字哪种书写更好、哪种方言学习的难度更大、哪种方言听起来更加优美、甲方言对于乙方言区的人来说听懂的程度如何、哪种文字更有艺术性等等问题，很难说有个定论，但是很多人还是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吵吵闹闹争论不休，研究者是不可能做全民普查的，全民普查统计很不现实。于是，Delphi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找一些专家打打分来试一试，从而使许多本来不可定量分析的问题得以定量研究。当然，这些领域里，Delphi的可操作性如何尚不知晓，毕竟我们尚未做过这样的实践。
二、抽样实验
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实验，现在已经做得较多了。全民普查无法实现，Delphi也找不到合适的专家，抽样统计就很有必要了。
例如关于方言的分区问题，以往的划分标准主要有：单标准（如有无入声）、多重标准（如考虑到声韵调等各方面的情况）、参照语音历史演变规律的原则、潜标准（语言人口的大小、面积的大小，这种说法是由汪平教授提出来的）等等，还有就是综合判断的标准（听懂听不懂，能够听懂多少）。各种标准都存在一些缺陷，相比之下，笔者觉得综合判断的标准更符合语言的共时平面的实际情况，更科学一些。但是，综合判断，怎么判断呢？最好就是大样本抽样实验。
笔者曾经向方言学专家汪平教授、彭泽润教授等提出过实验的一种尝试办法：对某方言区抽样出数千人（大样本的情况下，个体的语言能力可以忽略），他们的语言比较的“内部一致”，让他们听相邻方言区的人说话，相邻的A点他们能够听懂多少，相邻的B点他们能够听懂多少，然后综合评价一下，以此为准来决定方言区的分界线。也可以让大样本的A方言区的人学习B方言，达到用B方言基本能够通话的水平，看看需要学习多少时间才能够达到，B方言区的人学C方言，等等，循环实验，以此来确定各个方言的学习难度系数。这也确实是一种理想的实验方法，但是，做这种实验是很难的。听我如是说的那些方言学专家虽然没有说我的这种想法太疯狂了，但他们也承认这样做很难，而这样做确实不失是一种好的方法。
有关方言的上述一些问题，这种大样本实验方法的可操作性也许不强，但是，如果真的能够忠诚地这样实验了，我想，那可以避免当前人们对方言的诸如以上一些问题的吵吵闹闹。说到不同方言的一些优劣，听懂度、学习难度，不同方言的不同地位等等众多问题，当前基本上是吵架的多，争论的多，实质性的探讨少，如果真的有这种实验方法，那些吵闹应该要平静一些了。
抽样实验与Delphi：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笔者不敢断言，但是这种实证的难度确实不小。在获得“量”的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社会语言学的有些研究不能“定量研究妖魔化”——我们尽可能地去定量研究，但是，作为前提的“数据”用于研究的“量”要在最大程度上“可信”，尽可能真实；当然，作为结论的“数据”得出来的“量”不一定非准确无比不可，作为结论的“量”可以用来约略描述某些问题——这就足够了。也就是说，定量研究是值得提倡的，作为前提的“量”是需要真实的，作为结论的“量”是可以用来辅助思辨的。
注释：
①薄守生.关于“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J].汉字文化，2007，6：65-77.
（薄守生，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