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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武汉，到处弥漫着强烈的抗战气息。各种政治力量的云集，更加重了“九省通衢”之地的特殊分量。4月1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负责抗战文化宣传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昙华林正式鸣锣亮相。从此，三厅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引领抗战文化潮流，书写了一段激情澎湃的历史。三厅厅长郭沫若在组建三厅时，广泛延揽人才，包括胡愈之、田汉、阳翰笙、郁达夫等众多文化名人均在其麾下，以致“名流内阁”被盛传一时。然而，也有几位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著名文化人未能加入三厅，引为憾事。
误会导致徐悲鸿弃官而辞
在拟定的三厅人员中，徐悲鸿最终没有到任，这让郭沫若颇为遗憾。
艺术宣传是当时三厅的一个主要职能，由六处负责。六处处长田汉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他性格浪漫多情、狂放粗疏、率性而为，“才子气”颇重。艺术家的这种气息是相通的，所以当时田汉力荐同样具有艺术个性的徐悲鸿出任分管美术的三科科长。当然，这与早年田汉与徐悲鸿、欧阳予倩一起组织艺术社团“南国社”，彼此非常熟悉也有很大关系。
徐悲鸿此前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之后游历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历史文化名城，并到德国柏林、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以及法国、比利时等地举办中国近代画展，轰动一时。回国后又先后在香港、广州、长沙等地举办画展。1937年10月，随中央大学内迁陪都重庆。徐悲鸿的艺术造诣以及在中国美术界的影响力，都决定了他是三厅执掌美术的不二人选。
郭沫若对徐悲鸿虽不很熟，却也是心仪已久。他很希望能有徐悲鸿这样的艺术大师加盟三厅，从而提升三厅艺术宣传的社会影响力。
郭沫若随即通过田汉给时在重庆的徐悲鸿寄发函件，诚挚相邀。徐悲鸿亦欣然接受，并承诺即刻启程前往武汉。
郭沫若与田汉在武汉翘首以盼，却不料出现了一场误会，让徐悲鸿转身而去。
原来，那天徐悲鸿兴致勃勃赶抵武汉，不想走错了地方。他到的不是昙华林三厅所在地，而是直接到了政治部本部。因两地相距较远，所以郭沫若接到本部电话后，在田汉有事外出的情况下独自前往去接徐悲鸿。在政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郭沫若见到了徐悲鸿，但气氛却全然不是郭沫若想象的热烈和愉快，而是一种冷淡和疏离。只见徐悲鸿一人闷坐在那，周围无人问津，更谈不上接待。
郭沫若第一眼的感觉就是他已在冷板凳坐了很久，于是赶紧上前打招呼说：“欢迎悲鸿兄来到武汉，我在昙华林刚一听说就赶过来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已通知寿昌（田汉），一会儿他就过来。”郭沫若继之又介绍了三厅的筹备情况，并委婉地请徐悲鸿帮忙。
然而，徐悲鸿一脸冷漠。他本身与郭并不很熟，加之有所误会，故没好气地说：“我并不准备做官，此行是途经武汉，一会儿还要到广西去。”郭沫若闻之赶忙解释、相劝。徐悲鸿却不为所动。作为艺术家，徐悲鸿也是很有个性的。他认为，大家共事，尊重是前提，而武汉方面并没有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更谈不上什么热情了。郭沫若意识到徐悲鸿一定是在政治部受到了冷遇，他又无法解释清楚政治部的态度并不能代表三厅。眼见徐悲鸿去意坚决，郭沫若显得很无奈，只能劝他等一会见到田汉后再说。徐悲鸿说：“我不能等了。”接着又补充一句，“要挂我的名字也可以，我的名字就是被利用，也不会用烂。”就这样，徐悲鸿与郭沫若见面不过半小时，寥寥数语，随后他便执意乘火车离开武汉前往广西。
事情的发展似乎很突兀，令郭沫若非常茫然。郭沫若实在不知道他到来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以后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问过徐悲鸿。但他坚信：“悲鸿可能是受到了侮辱。”他能理解徐悲鸿的心情，称“这和我的出走长沙不也是大同小异的吗”。未能将徐悲鸿留在三厅，一直是郭沫若的一个心结。他之后不无感慨地说：“‘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请也不容易请来的人，请来了却又被一股‘怪气’冲跑了。”
茅盾婉拒董必武的邀请
几乎与徐悲鸿同时抵达武汉的还有一位著名文化人，但他的名字却不在三厅拟定人员的名单里，他就是此前一直在上海创办文学期刊以及从事文学创作的大作家茅盾。
当黄浦江畔弥漫着战争硝烟的时候，上海文学社、中流社、文丝社、译文社这4家最大的文学杂志社联合创办了《呐喊》周刊。该刊在启事中称“四社同仁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
《呐喊》在“隆隆”的炮声中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在各自的岗位吧！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是这炮火，这血，这痛苦，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这段充满激情、铿锵有力的创刊词的作者就是茅盾。
战争的炮火震撼着茅盾的心，面对着被侵略者炮火轰塌的民舍厂房，以及触目所及的断壁残垣，作为一个文化人，茅盾用自己的武器投入了战斗。他在《炮火的洗礼》一文中，以高昂的基调鼓舞着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四万万人的热血，在写出东亚历史最伟大的一页了，无所谓悲观或乐观，无所谓沮丧或痛快。我们以殉道者的精神，负起我们应负的十字架！”
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茅盾坚守上海，成为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坚力量。然而经过80多天的浴血奋战，上海这个光荣的城市还是沦陷了。茅盾被迫离开孤岛上海，辗转香港、广州、长沙后抵达武汉。选择武汉，是因为当时已迁往武汉的生活书店相邀，拟创办一份大型的抗战文艺刊物。茅盾对武汉很熟悉，亦有一种特别情愫。10年前，他曾在武汉《汉口民国日报》任总编辑，可谓与武汉有不解之缘。10年后重返武汉，茅盾依然能感受到大革命时期的那种热烈和激情的氛围。他称：“武汉三镇的抗战气氛果然不同于长沙。新出版的抗战书刊琳琅满目，到处能见到歌咏队、宣传队、演剧队的活动，上海的文化人已大批集中到此，整个气氛真有点像1927年的武汉”，“显示出了武汉人民团结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和火热的心”。
抵武汉当日，茅盾即与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以及邹韬奋一起商谈编辑刊物的具体事宜，包括刊名、内容、出版周期和印刷地点等。茅盾给刊物取名为《文艺阵地》，这是他在来武汉之前即想好的。他解释说：“我们要利用文艺这个阵地，扎扎实实地打一些‘阵地战’，拿出一些好的、过硬的作品为抗战服务。”他还提出一个建议，即将该刊物的编辑出版地点移到广州。他说：“汉口的印刷条件比较差且已饱和，这里又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刊物，广州的条件比这里好，从长远看，汉口并不安全，敌人如沿长江逆水而上，武汉是守不住的。”徐伯昕和邹韬奋都认为茅盾言之有理，认为“抗战的力量应适当分散，都集中在武汉，反被政府注意，未必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最后决定《文艺阵地》在广州编辑出版，而且茅盾也将很快前往广州。
早就知道有一批文坛旧友已聚集武汉，这令茅盾很兴奋。他很快即邀集了冯乃超、洪深、楼适夷、以群、罗荪、锡金等朋友见面，主要还是为了办好这个刊物，向大家约稿。他对大家说：“武汉云集了很多我们进步文艺界的朋友，现在应该有一个集合大家力量、为抗战作贡献的大型文学刊物。”茅盾随后介绍了即将创办的《文艺阵地》，希望大家能多予寄稿。在座同仁闻之均表示赞成和支持。茅盾随后委托在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工作的楼适夷负责武汉方面的组稿。
次日，茅盾专程前往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拜会周恩来和董必武。这是茅盾刚到汉口时即拟定的计划。
茅盾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经李汉俊介绍，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他即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党中央认为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就委派他为中央联络员。大革命失败后，茅盾遭到了国民党的通缉，隐居在家10个月，因与组织联系不上，遂脱党。
茅盾虽然没有紧跟风云突变的革命形势去参加起死回生的鏖战，但他的革命信念并未动摇。长期以来，他对党一片赤诚。正因如此，当他决定创办《文艺阵地》时，自然很想听听中共的意见，并希望能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先生的指导和支持，同时能争取一些反映八路军抗战的稿件。
当天，周恩来因有事外出，董必武与茅盾进行了亲切会晤。见到茅盾来武汉，董必武非常高兴。他除了很赞同茅盾出面办这样一份抗战的文艺刊物以及表示中共方面将全力支持外，还有一个新的想法。考虑到当时三厅正在组建，急需多方面文艺人才，如果有茅盾这样的著名作家加入，一定能提升三厅的影响力。因此，董必武特别向茅盾介绍了三厅在武汉的筹建情况以及郭沫若正在为三厅延揽抗战宣传的文艺人才。继之，董必武表达了希望茅盾能留武汉参加三厅工作的意愿。
董必武的想法对茅盾来说显得有些突然，因为对编辑出版《文艺阵地》已有了系统的计划，如参加三厅工作，这些原先设定的方案必将无法实现，对生活书店亦不好交待。更主要的是，茅盾认为三厅的宣传必然是轰轰烈烈的工作方式，因为要扩大影响，制造声势，鼓舞士气。而他一直习惯于一种静态的工作环境和方式，便于思考、办刊和创作。于是，茅盾很直接地对董必武说：“做这种工作我是外行，我还是去编我的杂志和写我的小说吧，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董必武闻之后表示理解和尊重茅盾的选择。茅盾虽然没有参加三厅工作，但与三厅的朋友一直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
第二天，周恩来得知茅盾来访以及他创办抗战文艺刊物的情况后，特派在身边工作的吴奚如到旅馆回访茅盾。吴奚如告诉茅盾，周恩来已决定凡在延安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所写的文艺稿件，将由延安党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转到长江局，再转寄茅盾。稿件是直接发表，还是作为创作素材，由茅盾定夺。茅盾闻此言后感到十分温暖，他连忙说：“谢谢周先生。”吴奚如随即又对茅盾说：“胡风主编的《七月》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报告文学和诗歌，算是游击战；您将出版的《文艺阵地》多刊登长点儿的文章，算是阵地战。两者配合，可构成国统区左翼文艺的完整阵容。”
十多天后，茅盾离开武汉前往广州，后又转抵香港。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在香港创刊，它以鲜明的特色成为抗战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
阳翰笙受命邀请邹韬奋未果
茅盾未能参加三厅工作，应该说是一个遗憾，毕竟三厅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抗战文化宣传组织，茅盾的非党政治身份是当时受到三厅青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三厅“不能由共产党来包办，不能成为共产党的第三厅”已成为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共识。因此，他们的目光更多地关注那些抗日民主的政治力量，并希冀他们能参加三厅，共同工作。
当时，周恩来在武汉与其他各党派人士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尤其与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等接触较多。救国会是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简称，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他见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样。他对邹韬奋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周恩来也一直希望救国会尤其是邹韬奋能与三厅有很好的工作合作。
郭沫若在了解周恩来的意图后，干脆拟将整个负责抗战动员工作的五处都交给救国会负责。因为五处处长胡愈之也是救国会的重要领导干部，五处人员亦以救国会和东北救亡总会成员居多，这样便于领导，便于工作，也便于形成统一战线。如果邹韬奋先生愿意加入三厅，亦可以专聘为设计委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郭沫若副手的三厅办公室主任秘书阳翰笙受命与救国会联系，商谈救国会与三厅的合作模式。
阳翰笙首先前往生活书店拜访邹韬奋先生。在介绍了三厅的情况后，他说：“我是奉郭先生之命来请你们救国会和东北救亡总会负责第五处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没想到邹韬奋听后连连摇头，而且尖锐地说：“依我看，我们到第三厅里面去恐怕干不出什么名堂来。郭先生的这番盛意我们很感谢。可是，就我个人的意见，坦率地说，是不愿意加入的。”
阳翰笙还没有直接提到邀请邹先生本人，话题即被堵死。于是他赶紧解释说：“对国民党、蒋介石，我们之间的看法没有分歧。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才争取到这么一点点政权机构，我们一定要照我们的政治主张来进行宣传。”提到国民党，邹韬奋显得非常激动。他大骂了一通国民党，说国民党害怕民众，搞片面抗战，对民主党派实行高压政策等。由此可见，在经历了“七君子事件”后，邹韬奋对国民党当局可谓是“哀莫大于心死”。稍事平静后，邹韬奋对阳翰笙说：“郭先生的美意我一定转达沈老，请他考虑。”
告辞邹韬奋后，阳翰笙觉得不踏实。他认为邹先生如此坚决的态度，一定会影响到沈钧儒。于是，他又去找救国会另一位重要成员金仲华。金仲华与阳翰笙是老朋友，其时在负责一个国际宣传的刊物。阳翰笙将他来的目的以及邹韬奋的态度都坦率地说了，并告知金仲华：“郭老让我来邀请你们，这不单纯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一点我想你是明白的。”
金仲华回答说：“我当然明白。你们的分析和主张，就我个人来说是同意的。如果我们不把第三厅抓在手里，那我们的工作就会更加困难。但救国会的整个领导是否同意，我得向沈老他们报告，由他们研究决定。”
在阳翰笙看来，至少金仲华是赞同他们的主张的，于是，他试图相邀金仲华到三厅工作。但金仲华并未答应，原因是他个人不能做主。他强调说：“沈老是绝不会放我走的。”这样，阳翰笙也就不便坚持了。但他还是希望金仲华能够大力帮忙，做通沈钧儒与邹韬奋等人的工作，至少在胡愈之任处长的五处能多一些救国会成员的身影。
金仲华最终并没能说服邹韬奋与三厅共事，但救国会与三厅的合作还是得到了体现。救国会的重要成员加入三厅的除了胡愈之外，还有二科科长、著名律师张志让。张志让曾留学美、德，学习法律，后在北京政府司法部门工作。1927年在武汉与堂弟张太雷晤面，参加了武汉最高法院的筹建工作，“宁汉合流”后，在沪执律师业，与共产党继续保持联系，多次承接党组织交办的为郑绍文、黄洛峰、潘梓年等“政治犯”辩护。在担任“七君子”辩护律师时，曾写出长篇辩护书，并与宋庆龄等前往苏州向法院抗议。抗战初期，在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上率先发言，力主抗战，语惊四座。
据阳翰笙说，当时三厅除郁达夫、鹿地亘夫妇外，“各处室领导人胡愈之、张志让、田汉、洪深、董维健等人和我同时任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救国会的胡愈之和张志让均在设计委员之列，由此也凸显出三厅对他们的重视。
王明否决了胡风的设计委员
不过，在设计委员的人选中，有一个人却没有救国会成员那么幸运，他就是胡风。胡风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话：“第三厅提请政治部聘任了一批设计委员，有利于这些委员进行他们自己经营的工作。周副主席也提了我的名字，但被王明用我没有拥护‘国防文学’口号作理由否决了。”
虽然寥寥数语，却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胡风早在1937年10月即抵达武汉。当时中共在武汉的负责人董必武非常看重他，曾在接见时允诺以后可以“直接联系”。这年底，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一些领导人陆续抵达武汉，由博古组织了一个调整文艺领域工作的小组，其成员有博古、何伟、冯乃超和胡风。据胡风称，“这个四人小组，每周开会一次，报告文艺界的情况，交换工作意见。”这个小组一直持续到抗敌文协成立。该小组中的3位是中共的高级领导干部：博古时任长江局组织部长，何伟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冯乃超时任长江局文委委员，惟有胡风是党外人士。1938年初《新华日报》创刊，长江局又指派胡风担任副刊《星期文艺》主编。之后，周恩来抵武汉，与胡风有过一次单独谈话，除了分析此前上海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外，重点谈了关于文艺统战的问题。胡风说：“那以后，凡有他（指周恩来）或其他领导人和文化界的集会或谈话，都是约我参加了的。不久，进延安去了的左联盟员吴奚如回到了武汉，他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也用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对外发生工作联系。他热心于《七月》的工作，通过他，我和党的联系更密切了。”
可以说，长江局曾一度非常重视胡风，胡风亦颇有些“高尔基待遇”的味道。
所谓“高尔基待遇”，通常可理解为政党领袖对文化界领军人物的特别关照，包括政治上的宽容及经济上的支持。高尔基未加入布尔什维克，政治观点也有所不同，但列宁始终视其为“亲爱的同志”。
但胡风很快便遭遇到了影响力危机。事因1938年初国共两党合作筹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国共双方协商组成“临时筹委会”，长江局指派胡风参加了筹建工作。然而，胡风在筹委会中不敌国民党文化人王平陵，王被推举为筹备会总书记。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中共愿意看到的。于是长江局开始转变思路，王明与周恩来通过冯玉祥请无党派人士老舍出山主持文协工作。文协成立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理事，前20名以得票多少依次为：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阳翰笙、邵力子、冯玉祥、田汉、陈铭枢、老向、郁达夫、成仿吾、巴金、张天翼、王平陵、胡风、马彦祥、穆木天、盛成、冯乃超。胡风排名第16位。4月4日召开第一次理事会，推举15人为常务理事，胡风勉强入选，仅任研究部副主任。
可以说，长江局此时已发现胡风无法胜任文艺界的领军角色。其实这也不能怪胡风。早在左联时期，胡风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大众文学派”，而非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派”。当时左翼文坛的宗派主义色彩极为浓厚，胡风又长期深陷文艺界矛盾的漩涡。这样，胡风就很难成为一个在文艺界被普遍接受的人物。
按理说胡风虽不能领军，但作为三厅的一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令人费解的是三厅人员的酝酿名单中还真没有胡风。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曾经当过周恩来政治秘书的吴奚如有过答案。他在《我所认识的胡风》一文中说：“该厅的组成人员是以党所领导的各左翼文化团体为单位，按分配名额向长江局提出名单，经研究批准。但处长一级人选则由长江局决定。那时，王明是长江局书记，大权独揽，领袖自命，从那些左翼文化团体推荐的名单中，惟独没有一个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社同仁，也即自以为‘鲁迅派’的作家。”
吴奚如的这一说法虽不很准确，但却可见端倪。至少它传达了一个信息，即胡风及其《七月》社同仁已不为长江局所重视。
之后，军委会政治部又通过各厅推荐社会名流出任“设计委员”，月送“车马费”200元，而推荐名单中还是没有胡风。吴奚如回忆道：“胡风对此有些不满，我是周副主席的政治秘书，有责任向周副主席反映情况，并向周副主席提出建议‘是否可推荐胡风为政治部设计委员’。周副主席同意了，但被王明所否决。因为胡风是‘鲁迅派’，过去是反对‘国防文学’的。”
吴奚如此言中的，而且与胡风自己的回忆基本一致。当时胡风亦想成为设计委员，因为有个待遇问题。200元车马费，足以解决生活所需。胡风自己曾在家书中说，希望党能给他提供一个“挂名拿钱，让我自己好好做自己的事”的职业。
胡风终未能成为三厅的设计委员。面对“如不重做职业取得生活补助费，连《七月》都无法坚持下去”的局面，胡风只有另谋它事。刚巧这时原在日本横滨当领事的邵毓麟回到武汉，成立了一个“对敌宣传委员会”，邀胡风参加。胡风称：“他说要借我的名义争取对敌工作的影响，也实在不好拒绝。哪知接了聘书一看，是要在编译室做具体业务工作，只好凑合下去再说了。”胡风对未能成为三厅的设计委员一直耿耿于怀，并说：“否则，我用不着浪费那么大的时间敷衍邵毓麟了。”
之后胡风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抗战文协的工作中，并在三厅解散后成立的文工会中成为专职委员，续写着他人生的一段特殊历史。
误会导致徐悲鸿弃官而辞
在拟定的三厅人员中，徐悲鸿最终没有到任，这让郭沫若颇为遗憾。
艺术宣传是当时三厅的一个主要职能，由六处负责。六处处长田汉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他性格浪漫多情、狂放粗疏、率性而为，“才子气”颇重。艺术家的这种气息是相通的，所以当时田汉力荐同样具有艺术个性的徐悲鸿出任分管美术的三科科长。当然，这与早年田汉与徐悲鸿、欧阳予倩一起组织艺术社团“南国社”，彼此非常熟悉也有很大关系。
徐悲鸿此前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之后游历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历史文化名城，并到德国柏林、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以及法国、比利时等地举办中国近代画展，轰动一时。回国后又先后在香港、广州、长沙等地举办画展。1937年10月，随中央大学内迁陪都重庆。徐悲鸿的艺术造诣以及在中国美术界的影响力，都决定了他是三厅执掌美术的不二人选。
郭沫若对徐悲鸿虽不很熟，却也是心仪已久。他很希望能有徐悲鸿这样的艺术大师加盟三厅，从而提升三厅艺术宣传的社会影响力。
郭沫若随即通过田汉给时在重庆的徐悲鸿寄发函件，诚挚相邀。徐悲鸿亦欣然接受，并承诺即刻启程前往武汉。
郭沫若与田汉在武汉翘首以盼，却不料出现了一场误会，让徐悲鸿转身而去。
原来，那天徐悲鸿兴致勃勃赶抵武汉，不想走错了地方。他到的不是昙华林三厅所在地，而是直接到了政治部本部。因两地相距较远，所以郭沫若接到本部电话后，在田汉有事外出的情况下独自前往去接徐悲鸿。在政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郭沫若见到了徐悲鸿，但气氛却全然不是郭沫若想象的热烈和愉快，而是一种冷淡和疏离。只见徐悲鸿一人闷坐在那，周围无人问津，更谈不上接待。
郭沫若第一眼的感觉就是他已在冷板凳坐了很久，于是赶紧上前打招呼说：“欢迎悲鸿兄来到武汉，我在昙华林刚一听说就赶过来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已通知寿昌（田汉），一会儿他就过来。”郭沫若继之又介绍了三厅的筹备情况，并委婉地请徐悲鸿帮忙。
然而，徐悲鸿一脸冷漠。他本身与郭并不很熟，加之有所误会，故没好气地说：“我并不准备做官，此行是途经武汉，一会儿还要到广西去。”郭沫若闻之赶忙解释、相劝。徐悲鸿却不为所动。作为艺术家，徐悲鸿也是很有个性的。他认为，大家共事，尊重是前提，而武汉方面并没有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更谈不上什么热情了。郭沫若意识到徐悲鸿一定是在政治部受到了冷遇，他又无法解释清楚政治部的态度并不能代表三厅。眼见徐悲鸿去意坚决，郭沫若显得很无奈，只能劝他等一会见到田汉后再说。徐悲鸿说：“我不能等了。”接着又补充一句，“要挂我的名字也可以，我的名字就是被利用，也不会用烂。”就这样，徐悲鸿与郭沫若见面不过半小时，寥寥数语，随后他便执意乘火车离开武汉前往广西。
事情的发展似乎很突兀，令郭沫若非常茫然。郭沫若实在不知道他到来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以后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问过徐悲鸿。但他坚信：“悲鸿可能是受到了侮辱。”他能理解徐悲鸿的心情，称“这和我的出走长沙不也是大同小异的吗”。未能将徐悲鸿留在三厅，一直是郭沫若的一个心结。他之后不无感慨地说：“‘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请也不容易请来的人，请来了却又被一股‘怪气’冲跑了。”
茅盾婉拒董必武的邀请
几乎与徐悲鸿同时抵达武汉的还有一位著名文化人，但他的名字却不在三厅拟定人员的名单里，他就是此前一直在上海创办文学期刊以及从事文学创作的大作家茅盾。
当黄浦江畔弥漫着战争硝烟的时候，上海文学社、中流社、文丝社、译文社这4家最大的文学杂志社联合创办了《呐喊》周刊。该刊在启事中称“四社同仁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
《呐喊》在“隆隆”的炮声中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在各自的岗位吧！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是这炮火，这血，这痛苦，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这段充满激情、铿锵有力的创刊词的作者就是茅盾。
战争的炮火震撼着茅盾的心，面对着被侵略者炮火轰塌的民舍厂房，以及触目所及的断壁残垣，作为一个文化人，茅盾用自己的武器投入了战斗。他在《炮火的洗礼》一文中，以高昂的基调鼓舞着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四万万人的热血，在写出东亚历史最伟大的一页了，无所谓悲观或乐观，无所谓沮丧或痛快。我们以殉道者的精神，负起我们应负的十字架！”
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茅盾坚守上海，成为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坚力量。然而经过80多天的浴血奋战，上海这个光荣的城市还是沦陷了。茅盾被迫离开孤岛上海，辗转香港、广州、长沙后抵达武汉。选择武汉，是因为当时已迁往武汉的生活书店相邀，拟创办一份大型的抗战文艺刊物。茅盾对武汉很熟悉，亦有一种特别情愫。10年前，他曾在武汉《汉口民国日报》任总编辑，可谓与武汉有不解之缘。10年后重返武汉，茅盾依然能感受到大革命时期的那种热烈和激情的氛围。他称：“武汉三镇的抗战气氛果然不同于长沙。新出版的抗战书刊琳琅满目，到处能见到歌咏队、宣传队、演剧队的活动，上海的文化人已大批集中到此，整个气氛真有点像1927年的武汉”，“显示出了武汉人民团结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和火热的心”。
抵武汉当日，茅盾即与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以及邹韬奋一起商谈编辑刊物的具体事宜，包括刊名、内容、出版周期和印刷地点等。茅盾给刊物取名为《文艺阵地》，这是他在来武汉之前即想好的。他解释说：“我们要利用文艺这个阵地，扎扎实实地打一些‘阵地战’，拿出一些好的、过硬的作品为抗战服务。”他还提出一个建议，即将该刊物的编辑出版地点移到广州。他说：“汉口的印刷条件比较差且已饱和，这里又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刊物，广州的条件比这里好，从长远看，汉口并不安全，敌人如沿长江逆水而上，武汉是守不住的。”徐伯昕和邹韬奋都认为茅盾言之有理，认为“抗战的力量应适当分散，都集中在武汉，反被政府注意，未必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最后决定《文艺阵地》在广州编辑出版，而且茅盾也将很快前往广州。
早就知道有一批文坛旧友已聚集武汉，这令茅盾很兴奋。他很快即邀集了冯乃超、洪深、楼适夷、以群、罗荪、锡金等朋友见面，主要还是为了办好这个刊物，向大家约稿。他对大家说：“武汉云集了很多我们进步文艺界的朋友，现在应该有一个集合大家力量、为抗战作贡献的大型文学刊物。”茅盾随后介绍了即将创办的《文艺阵地》，希望大家能多予寄稿。在座同仁闻之均表示赞成和支持。茅盾随后委托在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工作的楼适夷负责武汉方面的组稿。
次日，茅盾专程前往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拜会周恩来和董必武。这是茅盾刚到汉口时即拟定的计划。
茅盾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经李汉俊介绍，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他即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党中央认为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就委派他为中央联络员。大革命失败后，茅盾遭到了国民党的通缉，隐居在家10个月，因与组织联系不上，遂脱党。
茅盾虽然没有紧跟风云突变的革命形势去参加起死回生的鏖战，但他的革命信念并未动摇。长期以来，他对党一片赤诚。正因如此，当他决定创办《文艺阵地》时，自然很想听听中共的意见，并希望能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先生的指导和支持，同时能争取一些反映八路军抗战的稿件。
当天，周恩来因有事外出，董必武与茅盾进行了亲切会晤。见到茅盾来武汉，董必武非常高兴。他除了很赞同茅盾出面办这样一份抗战的文艺刊物以及表示中共方面将全力支持外，还有一个新的想法。考虑到当时三厅正在组建，急需多方面文艺人才，如果有茅盾这样的著名作家加入，一定能提升三厅的影响力。因此，董必武特别向茅盾介绍了三厅在武汉的筹建情况以及郭沫若正在为三厅延揽抗战宣传的文艺人才。继之，董必武表达了希望茅盾能留武汉参加三厅工作的意愿。
董必武的想法对茅盾来说显得有些突然，因为对编辑出版《文艺阵地》已有了系统的计划，如参加三厅工作，这些原先设定的方案必将无法实现，对生活书店亦不好交待。更主要的是，茅盾认为三厅的宣传必然是轰轰烈烈的工作方式，因为要扩大影响，制造声势，鼓舞士气。而他一直习惯于一种静态的工作环境和方式，便于思考、办刊和创作。于是，茅盾很直接地对董必武说：“做这种工作我是外行，我还是去编我的杂志和写我的小说吧，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董必武闻之后表示理解和尊重茅盾的选择。茅盾虽然没有参加三厅工作，但与三厅的朋友一直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
第二天，周恩来得知茅盾来访以及他创办抗战文艺刊物的情况后，特派在身边工作的吴奚如到旅馆回访茅盾。吴奚如告诉茅盾，周恩来已决定凡在延安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所写的文艺稿件，将由延安党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转到长江局，再转寄茅盾。稿件是直接发表，还是作为创作素材，由茅盾定夺。茅盾闻此言后感到十分温暖，他连忙说：“谢谢周先生。”吴奚如随即又对茅盾说：“胡风主编的《七月》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报告文学和诗歌，算是游击战；您将出版的《文艺阵地》多刊登长点儿的文章，算是阵地战。两者配合，可构成国统区左翼文艺的完整阵容。”
十多天后，茅盾离开武汉前往广州，后又转抵香港。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在香港创刊，它以鲜明的特色成为抗战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
阳翰笙受命邀请邹韬奋未果
茅盾未能参加三厅工作，应该说是一个遗憾，毕竟三厅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抗战文化宣传组织，茅盾的非党政治身份是当时受到三厅青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三厅“不能由共产党来包办，不能成为共产党的第三厅”已成为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共识。因此，他们的目光更多地关注那些抗日民主的政治力量，并希冀他们能参加三厅，共同工作。
当时，周恩来在武汉与其他各党派人士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尤其与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等接触较多。救国会是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简称，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他见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样。他对邹韬奋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周恩来也一直希望救国会尤其是邹韬奋能与三厅有很好的工作合作。
郭沫若在了解周恩来的意图后，干脆拟将整个负责抗战动员工作的五处都交给救国会负责。因为五处处长胡愈之也是救国会的重要领导干部，五处人员亦以救国会和东北救亡总会成员居多，这样便于领导，便于工作，也便于形成统一战线。如果邹韬奋先生愿意加入三厅，亦可以专聘为设计委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郭沫若副手的三厅办公室主任秘书阳翰笙受命与救国会联系，商谈救国会与三厅的合作模式。
阳翰笙首先前往生活书店拜访邹韬奋先生。在介绍了三厅的情况后，他说：“我是奉郭先生之命来请你们救国会和东北救亡总会负责第五处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没想到邹韬奋听后连连摇头，而且尖锐地说：“依我看，我们到第三厅里面去恐怕干不出什么名堂来。郭先生的这番盛意我们很感谢。可是，就我个人的意见，坦率地说，是不愿意加入的。”
阳翰笙还没有直接提到邀请邹先生本人，话题即被堵死。于是他赶紧解释说：“对国民党、蒋介石，我们之间的看法没有分歧。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才争取到这么一点点政权机构，我们一定要照我们的政治主张来进行宣传。”提到国民党，邹韬奋显得非常激动。他大骂了一通国民党，说国民党害怕民众，搞片面抗战，对民主党派实行高压政策等。由此可见，在经历了“七君子事件”后，邹韬奋对国民党当局可谓是“哀莫大于心死”。稍事平静后，邹韬奋对阳翰笙说：“郭先生的美意我一定转达沈老，请他考虑。”
告辞邹韬奋后，阳翰笙觉得不踏实。他认为邹先生如此坚决的态度，一定会影响到沈钧儒。于是，他又去找救国会另一位重要成员金仲华。金仲华与阳翰笙是老朋友，其时在负责一个国际宣传的刊物。阳翰笙将他来的目的以及邹韬奋的态度都坦率地说了，并告知金仲华：“郭老让我来邀请你们，这不单纯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一点我想你是明白的。”
金仲华回答说：“我当然明白。你们的分析和主张，就我个人来说是同意的。如果我们不把第三厅抓在手里，那我们的工作就会更加困难。但救国会的整个领导是否同意，我得向沈老他们报告，由他们研究决定。”
在阳翰笙看来，至少金仲华是赞同他们的主张的，于是，他试图相邀金仲华到三厅工作。但金仲华并未答应，原因是他个人不能做主。他强调说：“沈老是绝不会放我走的。”这样，阳翰笙也就不便坚持了。但他还是希望金仲华能够大力帮忙，做通沈钧儒与邹韬奋等人的工作，至少在胡愈之任处长的五处能多一些救国会成员的身影。
金仲华最终并没能说服邹韬奋与三厅共事，但救国会与三厅的合作还是得到了体现。救国会的重要成员加入三厅的除了胡愈之外，还有二科科长、著名律师张志让。张志让曾留学美、德，学习法律，后在北京政府司法部门工作。1927年在武汉与堂弟张太雷晤面，参加了武汉最高法院的筹建工作，“宁汉合流”后，在沪执律师业，与共产党继续保持联系，多次承接党组织交办的为郑绍文、黄洛峰、潘梓年等“政治犯”辩护。在担任“七君子”辩护律师时，曾写出长篇辩护书，并与宋庆龄等前往苏州向法院抗议。抗战初期，在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上率先发言，力主抗战，语惊四座。
据阳翰笙说，当时三厅除郁达夫、鹿地亘夫妇外，“各处室领导人胡愈之、张志让、田汉、洪深、董维健等人和我同时任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救国会的胡愈之和张志让均在设计委员之列，由此也凸显出三厅对他们的重视。
王明否决了胡风的设计委员
不过，在设计委员的人选中，有一个人却没有救国会成员那么幸运，他就是胡风。胡风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话：“第三厅提请政治部聘任了一批设计委员，有利于这些委员进行他们自己经营的工作。周副主席也提了我的名字，但被王明用我没有拥护‘国防文学’口号作理由否决了。”
虽然寥寥数语，却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胡风早在1937年10月即抵达武汉。当时中共在武汉的负责人董必武非常看重他，曾在接见时允诺以后可以“直接联系”。这年底，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一些领导人陆续抵达武汉，由博古组织了一个调整文艺领域工作的小组，其成员有博古、何伟、冯乃超和胡风。据胡风称，“这个四人小组，每周开会一次，报告文艺界的情况，交换工作意见。”这个小组一直持续到抗敌文协成立。该小组中的3位是中共的高级领导干部：博古时任长江局组织部长，何伟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冯乃超时任长江局文委委员，惟有胡风是党外人士。1938年初《新华日报》创刊，长江局又指派胡风担任副刊《星期文艺》主编。之后，周恩来抵武汉，与胡风有过一次单独谈话，除了分析此前上海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外，重点谈了关于文艺统战的问题。胡风说：“那以后，凡有他（指周恩来）或其他领导人和文化界的集会或谈话，都是约我参加了的。不久，进延安去了的左联盟员吴奚如回到了武汉，他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也用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对外发生工作联系。他热心于《七月》的工作，通过他，我和党的联系更密切了。”
可以说，长江局曾一度非常重视胡风，胡风亦颇有些“高尔基待遇”的味道。
所谓“高尔基待遇”，通常可理解为政党领袖对文化界领军人物的特别关照，包括政治上的宽容及经济上的支持。高尔基未加入布尔什维克，政治观点也有所不同，但列宁始终视其为“亲爱的同志”。
但胡风很快便遭遇到了影响力危机。事因1938年初国共两党合作筹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国共双方协商组成“临时筹委会”，长江局指派胡风参加了筹建工作。然而，胡风在筹委会中不敌国民党文化人王平陵，王被推举为筹备会总书记。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中共愿意看到的。于是长江局开始转变思路，王明与周恩来通过冯玉祥请无党派人士老舍出山主持文协工作。文协成立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理事，前20名以得票多少依次为：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阳翰笙、邵力子、冯玉祥、田汉、陈铭枢、老向、郁达夫、成仿吾、巴金、张天翼、王平陵、胡风、马彦祥、穆木天、盛成、冯乃超。胡风排名第16位。4月4日召开第一次理事会，推举15人为常务理事，胡风勉强入选，仅任研究部副主任。
可以说，长江局此时已发现胡风无法胜任文艺界的领军角色。其实这也不能怪胡风。早在左联时期，胡风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大众文学派”，而非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派”。当时左翼文坛的宗派主义色彩极为浓厚，胡风又长期深陷文艺界矛盾的漩涡。这样，胡风就很难成为一个在文艺界被普遍接受的人物。
按理说胡风虽不能领军，但作为三厅的一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令人费解的是三厅人员的酝酿名单中还真没有胡风。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曾经当过周恩来政治秘书的吴奚如有过答案。他在《我所认识的胡风》一文中说：“该厅的组成人员是以党所领导的各左翼文化团体为单位，按分配名额向长江局提出名单，经研究批准。但处长一级人选则由长江局决定。那时，王明是长江局书记，大权独揽，领袖自命，从那些左翼文化团体推荐的名单中，惟独没有一个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社同仁，也即自以为‘鲁迅派’的作家。”
吴奚如的这一说法虽不很准确，但却可见端倪。至少它传达了一个信息，即胡风及其《七月》社同仁已不为长江局所重视。
之后，军委会政治部又通过各厅推荐社会名流出任“设计委员”，月送“车马费”200元，而推荐名单中还是没有胡风。吴奚如回忆道：“胡风对此有些不满，我是周副主席的政治秘书，有责任向周副主席反映情况，并向周副主席提出建议‘是否可推荐胡风为政治部设计委员’。周副主席同意了，但被王明所否决。因为胡风是‘鲁迅派’，过去是反对‘国防文学’的。”
吴奚如此言中的，而且与胡风自己的回忆基本一致。当时胡风亦想成为设计委员，因为有个待遇问题。200元车马费，足以解决生活所需。胡风自己曾在家书中说，希望党能给他提供一个“挂名拿钱，让我自己好好做自己的事”的职业。
胡风终未能成为三厅的设计委员。面对“如不重做职业取得生活补助费，连《七月》都无法坚持下去”的局面，胡风只有另谋它事。刚巧这时原在日本横滨当领事的邵毓麟回到武汉，成立了一个“对敌宣传委员会”，邀胡风参加。胡风称：“他说要借我的名义争取对敌工作的影响，也实在不好拒绝。哪知接了聘书一看，是要在编译室做具体业务工作，只好凑合下去再说了。”胡风对未能成为三厅的设计委员一直耿耿于怀，并说：“否则，我用不着浪费那么大的时间敷衍邵毓麟了。”
之后胡风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抗战文协的工作中，并在三厅解散后成立的文工会中成为专职委员，续写着他人生的一段特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