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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在关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时，斯诺就担任了《堪萨斯城明星报》的驻校通讯员。因爱好旅行，他于1928年7月来到中国，共居住了13年。
由于在中国采访期间，斯诺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一批中国优秀分子，并知道了在中国贫瘠的西北高原还活跃着一群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以及关于红军的种种谜一般的传说，所以他对红军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例如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个什么样的政权？红军领导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他们真的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共产共妻”吗？他们真的是一群“留着长胡子”“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的“土匪”吗？还有被国民党称为“中共特务头子”的周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斯诺在采访本上整整列了79个问题，并向宋庆龄求助。
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和在上海行医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在我党地下工作者董健吾的引领下，于1936年初夏的一天，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险阻，从上海来到西安郊外。他又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得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并坐着张调拨的一辆军用卡车，与等候在那里的中共中央代表邓发和张学良的秘书刘鼎一起，向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县进发。
抵达保安县后，斯诺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毛泽东也于7月13日晚来到斯诺住所。
斯诺在这次为期92天的“红色区域”之行中，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领导人和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并深入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中，观察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战斗情况，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详细调查了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等。
在与毛泽东先后长谈了几个晚上后，斯诺提出了采访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的要求。他说：“国民党方面说周兴是搞情报的‘中共特务头子’，你则说他是‘无产阶级的宝剑’，而我则认为他像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兼中央情报局局长。因此，我要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毛泽东爽快地答应说：“你可以去采访他。我对周兴是了解的，他是江西省永丰县人。我们第一次反‘围剿’就是在该县，在龙岗活捉了国民党前线总指挥、我的老乡张辉瓒，我还写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周兴参加红军后，一直搞保卫工作，我们是在长征途中认识的……”
1936年10月9日，斯诺来到西北政治保卫局周兴的办公室，这是中共保卫史上的第_次“外事”活动。采访中，斯诺向周兴提出了30多个问题。诸如：
1.人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他死刑？
2.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交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
3.保卫局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
4.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
5.在陕西，除了保卫局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
6.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周兴对斯诺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他说：“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在红军到达后，反革命分子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保卫局就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那些还不是死心塌地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的头脑，
“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现在是保护扩大的统一战线。
“我们承认人民中间出现了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同情共产党。这些人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就不会被逮捕或惩治。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照顾。”
周兴还特别论述了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4点不同：不会秘密杀人：一人犯罪一人当：实行教育宽大政策：犯人不受拷打等虐待。
斯诺对周兴的回答认真做了记录，并写入了他后来的著作之中。
斯诺是第一个进入被封锁的“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他的足迹一直深入到了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犬牙交错的宁夏南部预旺堡镇。这次“红色区域”之行，斯诺亲眼见到了被蒋介石扣以“赤匪头子”名号并以几万几十万大洋悬赏缉拿的红军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斯诺从他们身上见证了他们“是中国人民中最罕见的一种人，是一群行动同知识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他们“有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这个古老而苦难的中华民族的新生力量”。
1936年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全力以赴投入写作，一篇篇有关红军的报道从斯诺手中发出。这些报道于1937年10月结集出版成《西行漫记》（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为躲避国民党的搜查，后改名为《西行漫记》）和《中共杂记》。《西行漫记》一书收录了《毛泽东自传》和《毛泽东印象记》等；《中共杂记》一书的第六章专门介绍了中共保卫机构。
《西行漫记》一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向全世界出版发行，1个月内5次再版，销售10万多册。现在，该书在全世界已有数十种文字的译本，拥有亿万读者。毛泽东评价说“它是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国际舆论评论斯诺此行是标志着“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是与哥伦布发现关洲大陆一样“震撼世界的成就”，“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斯诺是站在“历史的前沿”的人。
而周兴经过革命的洗礼，在他50年的革命生涯历程中，成长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是党的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周兴先后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第一书记等职。
由于延安时期在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着周兴的大印，所以从政府机关到农耕行商的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名字：由于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风趣地说：“唐朝有个周兴，是酷吏，残害百姓。我们的周兴是保卫人民的。”所以全国人民都知道周兴这个名字；由于斯诺的《西行漫记》和《中共杂记》两本书在全世界出版发行，所以周兴成为边区出名、全国闻名、世界扬名的人物。
责编/玉坤
由于在中国采访期间，斯诺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一批中国优秀分子，并知道了在中国贫瘠的西北高原还活跃着一群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以及关于红军的种种谜一般的传说，所以他对红军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例如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个什么样的政权？红军领导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他们真的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共产共妻”吗？他们真的是一群“留着长胡子”“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的“土匪”吗？还有被国民党称为“中共特务头子”的周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斯诺在采访本上整整列了79个问题，并向宋庆龄求助。
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和在上海行医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在我党地下工作者董健吾的引领下，于1936年初夏的一天，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险阻，从上海来到西安郊外。他又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得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并坐着张调拨的一辆军用卡车，与等候在那里的中共中央代表邓发和张学良的秘书刘鼎一起，向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县进发。
抵达保安县后，斯诺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毛泽东也于7月13日晚来到斯诺住所。
斯诺在这次为期92天的“红色区域”之行中，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领导人和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并深入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中，观察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战斗情况，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详细调查了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等。
在与毛泽东先后长谈了几个晚上后，斯诺提出了采访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的要求。他说：“国民党方面说周兴是搞情报的‘中共特务头子’，你则说他是‘无产阶级的宝剑’，而我则认为他像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兼中央情报局局长。因此，我要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毛泽东爽快地答应说：“你可以去采访他。我对周兴是了解的，他是江西省永丰县人。我们第一次反‘围剿’就是在该县，在龙岗活捉了国民党前线总指挥、我的老乡张辉瓒，我还写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周兴参加红军后，一直搞保卫工作，我们是在长征途中认识的……”
1936年10月9日，斯诺来到西北政治保卫局周兴的办公室，这是中共保卫史上的第_次“外事”活动。采访中，斯诺向周兴提出了30多个问题。诸如：
1.人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他死刑？
2.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交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
3.保卫局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
4.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
5.在陕西，除了保卫局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
6.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周兴对斯诺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他说：“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在红军到达后，反革命分子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保卫局就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那些还不是死心塌地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的头脑，
“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现在是保护扩大的统一战线。
“我们承认人民中间出现了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同情共产党。这些人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就不会被逮捕或惩治。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照顾。”
周兴还特别论述了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4点不同：不会秘密杀人：一人犯罪一人当：实行教育宽大政策：犯人不受拷打等虐待。
斯诺对周兴的回答认真做了记录，并写入了他后来的著作之中。
斯诺是第一个进入被封锁的“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他的足迹一直深入到了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犬牙交错的宁夏南部预旺堡镇。这次“红色区域”之行，斯诺亲眼见到了被蒋介石扣以“赤匪头子”名号并以几万几十万大洋悬赏缉拿的红军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斯诺从他们身上见证了他们“是中国人民中最罕见的一种人，是一群行动同知识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他们“有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这个古老而苦难的中华民族的新生力量”。
1936年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全力以赴投入写作，一篇篇有关红军的报道从斯诺手中发出。这些报道于1937年10月结集出版成《西行漫记》（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为躲避国民党的搜查，后改名为《西行漫记》）和《中共杂记》。《西行漫记》一书收录了《毛泽东自传》和《毛泽东印象记》等；《中共杂记》一书的第六章专门介绍了中共保卫机构。
《西行漫记》一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向全世界出版发行，1个月内5次再版，销售10万多册。现在，该书在全世界已有数十种文字的译本，拥有亿万读者。毛泽东评价说“它是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国际舆论评论斯诺此行是标志着“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是与哥伦布发现关洲大陆一样“震撼世界的成就”，“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斯诺是站在“历史的前沿”的人。
而周兴经过革命的洗礼，在他50年的革命生涯历程中，成长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是党的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周兴先后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第一书记等职。
由于延安时期在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着周兴的大印，所以从政府机关到农耕行商的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名字：由于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风趣地说：“唐朝有个周兴，是酷吏，残害百姓。我们的周兴是保卫人民的。”所以全国人民都知道周兴这个名字；由于斯诺的《西行漫记》和《中共杂记》两本书在全世界出版发行，所以周兴成为边区出名、全国闻名、世界扬名的人物。
责编/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