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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抉择。30年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壮丽的史诗，最华彩的篇章。30年改革开放后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本刊特发《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陈云在历史转折关键时期》，以飨读者。
提到胡耀邦，人们可能最先想到的是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而对他在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却知之甚少。事实上，他一直热情关注农村改革，为推动农村改革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胡耀邦去世后，党中央在悼词中说，“他重视调动8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支持包产到户
从农村改革的整个进程来看，包产到户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核心问题。胡耀邦是当时较早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中央领导人之一。
1978年秋，安徽遇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旱。当时在安徽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从实际出发，作出了“借地渡荒”的决定，把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为抗旱而作的临时变通，却直接诱发了农民大包干的行动。肥西县山南公社在安徽省首先闯开禁区，搞了包产到户。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冒着挨批、挨斗、坐牢的风险，决定分田，包干到户。四川一些地方也搞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自1956年在浙江省永嘉县试行以来，曾经三起三落。它在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又因为有悖于人民公社体制而成为当时经济领域的禁区，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很多人对包产到户心有余悸，谈“包”色变。胡耀邦对包产到户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的。
1961年，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受毛泽东委派到安徽调查责任田问题。他在写给中央的题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的报告中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同时认为，“责任田”是“一种起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经过十年浩劫，他对中国农村和整个国家受“左”倾错误的危害有了深刻了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常说，2.5亿农民吃不饱饭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解决吃饭问题，农民没有生存条件，社会就没办法稳定下来，就会出大问题。因此，复出工作后，他非常关注农业问题。包产到户屡禁不止，此时再度兴起，使他认识到，人民公社体制已经严重桎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家庭经营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他积极支持安徽、四川等地搞的生产责任制，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引用老百姓的话说“要吃米，找万里”。1982年10月，再次到安徽视察的胡耀邦特地约请当年积极推行“责任田”的有关地、县领导，当面表示道歉，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曾希圣同志搞责任田，我来调查过，我持不同意见，并报告了中央。”
就在农民自发对包产到户大胆实践，一批率先解放思想的干部或明或暗给予支持的时候，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稍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出台的两个农业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却仍然沿袭了“左”的指导思想，对此许多与会代表提出了尖锐批评。11月16日，胡耀邦在西北组讨论发言时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发展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能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而“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因素”！由于多数代表反对，这两个文件没有通过，大会委托胡耀邦主持对文件进行修改。
1979年1月11日，经过多次改写的两个文件下发试行。文件明确指出：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规定可以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虽然文件仍坚持“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它毕竟是第一批纠正农业战线“左”的文件，胡耀邦对此非常看重，兴奋地说：“搞了农业两个文件，对农业发展理出了一个眉目。”
文件下发当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特别对这两个文件的传达作了时间上的规定，要求春耕前传达到基层，与生产队见面。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从1979年1月起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云南、广东等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有人批评《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破坏人民公社”。胡耀邦顶住压力，告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完全应该报道。
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经过胡耀邦等一些同志做工作，文件对包产到户由“不许”改为“不要”，口气缓和了，还允许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例外。会后，万里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又找到胡耀邦，希望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准许包产到户”。这可让胡耀邦犯难了。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而且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敏感问题，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欲速则不达。
1980年，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万里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农村工作。但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却愈演愈烈，有些地方抵触情绪很大。5月30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并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随后，胡耀邦等立即派人下去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面对农民要求改革，而上级领导层层设卡，改革进展缓慢的情况，胡耀邦和万里商量后，分别前往西北、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同年9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会前，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根据当年4月2日和5月30日邓小平两次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讲话起草了一份文件，引用了大量调查材料，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但会上对包产到户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大分歧，被称作“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反对包产到户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针锋相对。杨易辰说，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会议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胡耀邦虽然内心十分迫切地希望尽快在高层领导中达成共识，但他深知，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于是他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会下，胡耀邦又同万里、杜润生一起反复商量，两次对文件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75号文件），对争论近两年的包产到户作了初步结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而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试行”。
铲除“拦路虎”
当时，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最大的拦路虎是“学大寨”。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发展的典型。
实事求是地说，大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先进的，在农田基本建设上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自然灾害也是值得学习的。但是大寨在政治、思想、经济上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多种经营、自留地、农贸市场和家庭副业都批判为资本主义是严重错误的。大寨搞大队核算的“穷过渡”，破坏按劳分配原则，搞政治评分，推行平均主义，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领导同志仍然相信依靠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是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根本出路。1976年12月20日，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学大寨会议。全国各地又刮起了一股“农业学大寨”风。山西等地方领导坚持认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是方向、路线错误，对包产到户一直拖着、顶着。省委主要领导一再强调坚持学大寨。全国盛行“两个凡是”的时候，山西还多出两个“凡是”：凡是大寨已有先进记录的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经验的要照着去做。推行农村体制改革，必须否定普及大寨县的运动。胡耀邦决定亲自动手来除掉这个“拦路虎”。
早在主持起草《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胡耀邦就批评了大寨的“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他也因此被有些人骂作“胡乱邦”。而此次他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是批准《人民日报》公开披露和讨论昔阳“西水东调”的问题。从1979年开始，很多刊物就公开报道了大寨运动中存在的极“左”错误和严重问题。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载文并发表社论，批评了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之后，《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60多篇来信和文章。7月7日，《人民日报》又披露了昔阳连续5年虚报粮食产量的问题。从7月18日起，《山西日报》也开辟了《从“西水东调”工程中应记取什么教训》专栏，讨论从“西水东调”工程扩展到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系列“左”的做法，对封建家长制、一言堂、瞎指挥的批评，以及对农业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
1980年下半年，胡耀邦亲自到山西去做工作，采取个别谈心、召开小型座谈的形式，帮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转弯，正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在胡耀邦反复耐心的说服教育下，山西省委连续召开会议，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做法进行了认真总结。8月，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的检查报告，把大寨这个典型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个典型的推广区分开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山西省委的这份报告报送中央后，胡耀邦在报告前面加了一个很长的批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批语着眼于对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总结和检讨，对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持续了近20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从此偃旗息鼓。
主持制定5个“一号文件”
1980年75号文件下发后，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迅速发展，包产到户突破了文件规定的只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的限制，一些地方还由包产发展成为包干，双包到户在各种责任制中成为主流。一些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迅速增长，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1981年2月，新华社记者赴豫、鲁、皖调查，发回了5篇记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新变化的内参报道。胡耀邦当即批示将其中3篇作为新华社通稿发给全国各报，扩大宣传。他还要求作协、文联邀请文章作者去作报告，鼓励作家深入农村，写出反映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作品。
针对包产到户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和不少地方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仍然思想不通，不是顶牛，就是放羊的做法，胡耀邦在1980年7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不能把劳动方式同所有制混为一谈。“不要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合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他又举了汽车司机的例子进一步形象地说明，虽然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性质。
同时，胡耀邦和万里商量，准备在九十月再搞个农业文件，解决农村在落实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久，胡耀邦亲自布置杜润生为即将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持起草文件，继续放宽政策，并要求文件在11月上旬完成交中央讨论。文件起草过程中，胡耀邦还指示杜润生邀请一些地委书记到北京参加讨论。
10月12日，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中央书记处接见与会代表，胡耀邦就文件草稿发言时再次强调：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与“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习惯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没有变，只是“包”给农民，而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会后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按照胡耀邦的要求，经过反复推敲、修改和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出了。文件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因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深受农民拥护，反响特别强烈，胡耀邦说：“农村工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最好每年来个‘一号文件’。”他的这个提议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普遍赞同，以后几年，年末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年初发“一号文件”逐渐成为惯例。
1982年农村取得了大丰收。截止到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11.2%。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派人分赴各省调研，综合分析，反复讨论，为起草1983年“一号文件” 作准备。而此时的胡耀邦正在为如何使农民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上升到理论高度大费脑筋。一连几天，他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终于想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名称，再加上“农村”两个字，把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避免模糊认识。他立即坐下来写下这几个字，高兴得自己笑起来。1983年“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人民公社体制逐渐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涌现出一批种植、养殖、运输、农副产品加工等专业户，打开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大门。
胡耀邦一直关注农民的多种经营和专业户的兴起，看好乡镇企业的发展。他曾多次在讲话中指出，农村要全面发展，除粮食外，还要发展林、牧、副、渔、社队企业等等。不要只讲农业生产，要把范围扩大一点，讲农村经济。早在1979年，胡耀邦就建议国家农委起草一份《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他还嘱咐杜润生一定要在报告中加上一句话“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1980年下半年开始，胡耀邦为落实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到各地考察。他乘坐火车每进入一省的地界，就请该省的领导上车汇报情况，讨论问题。每到一地，他常常一头钻进老百姓的家中，或是在路边一坐，招呼一大群乡亲无拘无束地交谈。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和直接与当地干部群众交谈，胡耀邦逐渐完善了他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社会化、现代化大农业经济的系统构思。1981年3月，他在中央书记处第88次例会上就很有远见地指出，“粮食生产要抓紧，同时必须狠抓多种经营”。为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胡耀邦到处奔走号召，全力落实中央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改革政策。
提到胡耀邦，人们可能最先想到的是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而对他在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却知之甚少。事实上，他一直热情关注农村改革，为推动农村改革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胡耀邦去世后，党中央在悼词中说，“他重视调动8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支持包产到户
从农村改革的整个进程来看，包产到户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核心问题。胡耀邦是当时较早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中央领导人之一。
1978年秋，安徽遇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旱。当时在安徽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从实际出发，作出了“借地渡荒”的决定，把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为抗旱而作的临时变通，却直接诱发了农民大包干的行动。肥西县山南公社在安徽省首先闯开禁区，搞了包产到户。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冒着挨批、挨斗、坐牢的风险，决定分田，包干到户。四川一些地方也搞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自1956年在浙江省永嘉县试行以来，曾经三起三落。它在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又因为有悖于人民公社体制而成为当时经济领域的禁区，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很多人对包产到户心有余悸，谈“包”色变。胡耀邦对包产到户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的。
1961年，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受毛泽东委派到安徽调查责任田问题。他在写给中央的题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的报告中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同时认为，“责任田”是“一种起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经过十年浩劫，他对中国农村和整个国家受“左”倾错误的危害有了深刻了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常说，2.5亿农民吃不饱饭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解决吃饭问题，农民没有生存条件，社会就没办法稳定下来，就会出大问题。因此，复出工作后，他非常关注农业问题。包产到户屡禁不止，此时再度兴起，使他认识到，人民公社体制已经严重桎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家庭经营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他积极支持安徽、四川等地搞的生产责任制，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引用老百姓的话说“要吃米，找万里”。1982年10月，再次到安徽视察的胡耀邦特地约请当年积极推行“责任田”的有关地、县领导，当面表示道歉，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曾希圣同志搞责任田，我来调查过，我持不同意见，并报告了中央。”
就在农民自发对包产到户大胆实践，一批率先解放思想的干部或明或暗给予支持的时候，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稍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出台的两个农业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却仍然沿袭了“左”的指导思想，对此许多与会代表提出了尖锐批评。11月16日，胡耀邦在西北组讨论发言时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发展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能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而“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因素”！由于多数代表反对，这两个文件没有通过，大会委托胡耀邦主持对文件进行修改。
1979年1月11日，经过多次改写的两个文件下发试行。文件明确指出：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规定可以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虽然文件仍坚持“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它毕竟是第一批纠正农业战线“左”的文件，胡耀邦对此非常看重，兴奋地说：“搞了农业两个文件，对农业发展理出了一个眉目。”
文件下发当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特别对这两个文件的传达作了时间上的规定，要求春耕前传达到基层，与生产队见面。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从1979年1月起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云南、广东等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有人批评《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破坏人民公社”。胡耀邦顶住压力，告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完全应该报道。
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经过胡耀邦等一些同志做工作，文件对包产到户由“不许”改为“不要”，口气缓和了，还允许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例外。会后，万里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又找到胡耀邦，希望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准许包产到户”。这可让胡耀邦犯难了。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而且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敏感问题，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欲速则不达。
1980年，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万里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农村工作。但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却愈演愈烈，有些地方抵触情绪很大。5月30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并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随后，胡耀邦等立即派人下去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面对农民要求改革，而上级领导层层设卡，改革进展缓慢的情况，胡耀邦和万里商量后，分别前往西北、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同年9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会前，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根据当年4月2日和5月30日邓小平两次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讲话起草了一份文件，引用了大量调查材料，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但会上对包产到户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大分歧，被称作“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反对包产到户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针锋相对。杨易辰说，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会议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胡耀邦虽然内心十分迫切地希望尽快在高层领导中达成共识，但他深知，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于是他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会下，胡耀邦又同万里、杜润生一起反复商量，两次对文件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75号文件），对争论近两年的包产到户作了初步结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而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试行”。
铲除“拦路虎”
当时，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最大的拦路虎是“学大寨”。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发展的典型。
实事求是地说，大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先进的，在农田基本建设上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自然灾害也是值得学习的。但是大寨在政治、思想、经济上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多种经营、自留地、农贸市场和家庭副业都批判为资本主义是严重错误的。大寨搞大队核算的“穷过渡”，破坏按劳分配原则，搞政治评分，推行平均主义，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领导同志仍然相信依靠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是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根本出路。1976年12月20日，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学大寨会议。全国各地又刮起了一股“农业学大寨”风。山西等地方领导坚持认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是方向、路线错误，对包产到户一直拖着、顶着。省委主要领导一再强调坚持学大寨。全国盛行“两个凡是”的时候，山西还多出两个“凡是”：凡是大寨已有先进记录的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经验的要照着去做。推行农村体制改革，必须否定普及大寨县的运动。胡耀邦决定亲自动手来除掉这个“拦路虎”。
早在主持起草《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胡耀邦就批评了大寨的“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他也因此被有些人骂作“胡乱邦”。而此次他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是批准《人民日报》公开披露和讨论昔阳“西水东调”的问题。从1979年开始，很多刊物就公开报道了大寨运动中存在的极“左”错误和严重问题。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载文并发表社论，批评了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之后，《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60多篇来信和文章。7月7日，《人民日报》又披露了昔阳连续5年虚报粮食产量的问题。从7月18日起，《山西日报》也开辟了《从“西水东调”工程中应记取什么教训》专栏，讨论从“西水东调”工程扩展到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系列“左”的做法，对封建家长制、一言堂、瞎指挥的批评，以及对农业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
1980年下半年，胡耀邦亲自到山西去做工作，采取个别谈心、召开小型座谈的形式，帮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转弯，正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在胡耀邦反复耐心的说服教育下，山西省委连续召开会议，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做法进行了认真总结。8月，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的检查报告，把大寨这个典型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个典型的推广区分开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山西省委的这份报告报送中央后，胡耀邦在报告前面加了一个很长的批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批语着眼于对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总结和检讨，对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持续了近20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从此偃旗息鼓。
主持制定5个“一号文件”
1980年75号文件下发后，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迅速发展，包产到户突破了文件规定的只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的限制，一些地方还由包产发展成为包干，双包到户在各种责任制中成为主流。一些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迅速增长，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1981年2月，新华社记者赴豫、鲁、皖调查，发回了5篇记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新变化的内参报道。胡耀邦当即批示将其中3篇作为新华社通稿发给全国各报，扩大宣传。他还要求作协、文联邀请文章作者去作报告，鼓励作家深入农村，写出反映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作品。
针对包产到户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和不少地方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仍然思想不通，不是顶牛，就是放羊的做法，胡耀邦在1980年7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不能把劳动方式同所有制混为一谈。“不要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合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他又举了汽车司机的例子进一步形象地说明，虽然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性质。
同时，胡耀邦和万里商量，准备在九十月再搞个农业文件，解决农村在落实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久，胡耀邦亲自布置杜润生为即将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持起草文件，继续放宽政策，并要求文件在11月上旬完成交中央讨论。文件起草过程中，胡耀邦还指示杜润生邀请一些地委书记到北京参加讨论。
10月12日，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中央书记处接见与会代表，胡耀邦就文件草稿发言时再次强调：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与“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习惯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没有变，只是“包”给农民，而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会后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按照胡耀邦的要求，经过反复推敲、修改和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出了。文件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因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深受农民拥护，反响特别强烈，胡耀邦说：“农村工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最好每年来个‘一号文件’。”他的这个提议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普遍赞同，以后几年，年末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年初发“一号文件”逐渐成为惯例。
1982年农村取得了大丰收。截止到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11.2%。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派人分赴各省调研，综合分析，反复讨论，为起草1983年“一号文件” 作准备。而此时的胡耀邦正在为如何使农民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上升到理论高度大费脑筋。一连几天，他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终于想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名称，再加上“农村”两个字，把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避免模糊认识。他立即坐下来写下这几个字，高兴得自己笑起来。1983年“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人民公社体制逐渐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涌现出一批种植、养殖、运输、农副产品加工等专业户，打开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大门。
胡耀邦一直关注农民的多种经营和专业户的兴起，看好乡镇企业的发展。他曾多次在讲话中指出，农村要全面发展，除粮食外，还要发展林、牧、副、渔、社队企业等等。不要只讲农业生产，要把范围扩大一点，讲农村经济。早在1979年，胡耀邦就建议国家农委起草一份《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他还嘱咐杜润生一定要在报告中加上一句话“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1980年下半年开始，胡耀邦为落实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到各地考察。他乘坐火车每进入一省的地界，就请该省的领导上车汇报情况，讨论问题。每到一地，他常常一头钻进老百姓的家中，或是在路边一坐，招呼一大群乡亲无拘无束地交谈。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和直接与当地干部群众交谈，胡耀邦逐渐完善了他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社会化、现代化大农业经济的系统构思。1981年3月，他在中央书记处第88次例会上就很有远见地指出，“粮食生产要抓紧，同时必须狠抓多种经营”。为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胡耀邦到处奔走号召，全力落实中央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改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