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行政化、社会化活动对科研工作的干扰日益显著，要同时保障科学家的学术自由和科研时间，排除名利扰动、解除后顾之忧是关键。
河南大学老师常萍日前登上了人民日报官方微信的头条，被称为“口碑教授”，她为本科生讲了32年古代文学，任教期间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只专注教学。直到2015年10月退休，仍是大学讲师职称。
1月7日，河南大学专门为常萍举行了特别的聘任仪式，返聘其为副教授并颁发证书。
在高校，講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是很大的，而常萍却说：“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多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打听过。我不在乎这个。”因为晋升高级职称是一定要有论文和专著的，专注教学的常萍，到现在连一篇论文也不肯写。
常萍的备受追捧，是对高校中流行的“论文情结”的冲击。我国高校在评价教师时，盛行“唯论文论”，这种体制的影响下，论文买卖交易猖獗。早在2009年，有研究就指出，我国存在10亿元的论文交易市场，且这一数据正逐年攀升。
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科技工作者不准以任何形式抄袭盗用他人的论文等科研成果，不准利用中介机构代写或变相代写论文，或通过金钱交易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等。
学术去行政化
“尽管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学术环境不优仍是制约科学家创造活力、阻碍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突出问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表示。
《意见》正是针对“目前存在的学术生态滞后、科学研究自律规范不足、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活动受外部干预过多、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而进行的“啃骨头”、“除顽疾”之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这次《意见》提到，要完善科研机构学术道德和学风监督机制，实行严格的科研信用制度，建立学术诚信档案，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力度，将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向社会公布。
然而，在当下，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政绩，论文造假、买卖论文都服务于政绩目标，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处理论文造假时，有时还扮演保护伞的角色。包括是否启动对学术不端的调查、调查之后怎么处理，都由行政部门说了算。
在高校内，号称学术最高权力机构的学术委员会的位置十分尴尬，有的只是摆设和工具。前不久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专门提到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但在目前行政治校的环境中，学术委员会能发挥多大作用，并不明朗。
只有推进学术去行政化，实行学术自治，才能让学术尊严和学术道德回归，进而遏制论文买卖交易的蔓延。具体说来，我国对学者的评价应该实行学术同行评价，不应该由行政部门制定指标，再由行政部门来考核。要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消除学术利益共同体。在学术同行评价中，会按学术原则和标准对学者的能力和贡献进行评价，像对论文，不会就看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哪一个期刊，而会认真阅读论文，看其本身的价值，这才会引导大家把精力投向认认真真的学术研究，而不是炮制论文。
对于是否有必要依靠法律手段抵制学术不端行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认为必须做到谨慎与克制。“法律是最后的手段，对于学术的不端行为的处理，还应该以帮助和教育为主。”
“如果所有问题都用法律来解决，会让很多人走向社会的对立面，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李侠认为，即便是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也一定要有所区别。“对于那些对公共领域带来重大伤害的行为可以入刑，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处罚显然是过重了。”
“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
34岁的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杨波调侃说：“在科教界，有句话流传颇广：科研人员不是在参加评审，就是在参加评审的路上。”科学家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有人回答：“三分之一跑项目，三分之一开会，剩下三分之一搞科研。”这并非戏言。不少科学家们一直在呼吁：“把时间还给我们。”
“现在评奖、跑项目占用了科研人员很多时间，往往一个项目跑半年，不跑就没有奖没有项目，就没有成果，就评不上职称。要是申报国家奖，跑的时间更长。”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姚檀栋说。
中科院、中国科协和九三学社近年来的调查均表明：大部分科学家真正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陷入各类不必要的事务中。
科学家忙于跑项目和开会，一方面缘于行政干预过多、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不完善，科技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也有少数科研人员受名利诱惑，热衷搞经费、发论文，或者奔波于各种评审会，无法专注学术研究。
对此，根据《意见》明确规定，允许科学家采用弹性工作方式从事科学研究，确保用于科研和学术的时间不少于工作时间的六分之五。这个提法最早源于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若干意见》。此次《意见》重提这个确切的数字，意在减少行政化、社会化活动对科研工作的干扰，给科学家更多的科研时间，使他们能够解除后顾之忧、专心学术研究。
“如果规定过于笼统化，则相当于没有要求，因此我们旗帜鲜明地重提‘六分之五’。”尚勇说。确保科学家不少于“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必须改革现有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健全激励创新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不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优化科研管理流程，避免让科技工作者陷入各类不必要的检查论证评估等事务中，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周琪说：“对于真正的科学家而言，是不会在乎所谓的‘上班时间’的。科学家遵从的是科研的固有周期。”为了保证研究水平，周琪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不低于12小时。
周琪认为，值得剖析的核心问题在于，对那些难以“达标”的科研人员来说，时间都去哪儿了。专家认为，行政化、社会化活动对科研工作的干扰日益显著，要同时保障科学家的学术自由和科研时间，排除名利扰动、解除后顾之忧是关键。
河南大学老师常萍日前登上了人民日报官方微信的头条，被称为“口碑教授”，她为本科生讲了32年古代文学，任教期间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只专注教学。直到2015年10月退休，仍是大学讲师职称。
1月7日，河南大学专门为常萍举行了特别的聘任仪式，返聘其为副教授并颁发证书。
在高校，講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是很大的，而常萍却说：“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多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打听过。我不在乎这个。”因为晋升高级职称是一定要有论文和专著的，专注教学的常萍，到现在连一篇论文也不肯写。
常萍的备受追捧，是对高校中流行的“论文情结”的冲击。我国高校在评价教师时，盛行“唯论文论”，这种体制的影响下，论文买卖交易猖獗。早在2009年，有研究就指出，我国存在10亿元的论文交易市场，且这一数据正逐年攀升。
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科技工作者不准以任何形式抄袭盗用他人的论文等科研成果，不准利用中介机构代写或变相代写论文，或通过金钱交易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等。
学术去行政化
“尽管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学术环境不优仍是制约科学家创造活力、阻碍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突出问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表示。
《意见》正是针对“目前存在的学术生态滞后、科学研究自律规范不足、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活动受外部干预过多、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而进行的“啃骨头”、“除顽疾”之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这次《意见》提到，要完善科研机构学术道德和学风监督机制，实行严格的科研信用制度，建立学术诚信档案，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力度，将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向社会公布。
然而，在当下，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政绩，论文造假、买卖论文都服务于政绩目标，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处理论文造假时，有时还扮演保护伞的角色。包括是否启动对学术不端的调查、调查之后怎么处理，都由行政部门说了算。
在高校内，号称学术最高权力机构的学术委员会的位置十分尴尬，有的只是摆设和工具。前不久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专门提到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但在目前行政治校的环境中，学术委员会能发挥多大作用，并不明朗。
只有推进学术去行政化，实行学术自治，才能让学术尊严和学术道德回归，进而遏制论文买卖交易的蔓延。具体说来，我国对学者的评价应该实行学术同行评价，不应该由行政部门制定指标，再由行政部门来考核。要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消除学术利益共同体。在学术同行评价中，会按学术原则和标准对学者的能力和贡献进行评价，像对论文，不会就看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哪一个期刊，而会认真阅读论文，看其本身的价值，这才会引导大家把精力投向认认真真的学术研究，而不是炮制论文。
对于是否有必要依靠法律手段抵制学术不端行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认为必须做到谨慎与克制。“法律是最后的手段，对于学术的不端行为的处理，还应该以帮助和教育为主。”
“如果所有问题都用法律来解决，会让很多人走向社会的对立面，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李侠认为，即便是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也一定要有所区别。“对于那些对公共领域带来重大伤害的行为可以入刑，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处罚显然是过重了。”
“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
34岁的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杨波调侃说：“在科教界，有句话流传颇广：科研人员不是在参加评审，就是在参加评审的路上。”科学家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有人回答：“三分之一跑项目，三分之一开会，剩下三分之一搞科研。”这并非戏言。不少科学家们一直在呼吁：“把时间还给我们。”
“现在评奖、跑项目占用了科研人员很多时间，往往一个项目跑半年，不跑就没有奖没有项目，就没有成果，就评不上职称。要是申报国家奖，跑的时间更长。”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姚檀栋说。
中科院、中国科协和九三学社近年来的调查均表明：大部分科学家真正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陷入各类不必要的事务中。
科学家忙于跑项目和开会，一方面缘于行政干预过多、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不完善，科技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也有少数科研人员受名利诱惑，热衷搞经费、发论文，或者奔波于各种评审会，无法专注学术研究。
对此，根据《意见》明确规定，允许科学家采用弹性工作方式从事科学研究，确保用于科研和学术的时间不少于工作时间的六分之五。这个提法最早源于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若干意见》。此次《意见》重提这个确切的数字，意在减少行政化、社会化活动对科研工作的干扰，给科学家更多的科研时间，使他们能够解除后顾之忧、专心学术研究。
“如果规定过于笼统化，则相当于没有要求，因此我们旗帜鲜明地重提‘六分之五’。”尚勇说。确保科学家不少于“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必须改革现有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健全激励创新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不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优化科研管理流程，避免让科技工作者陷入各类不必要的检查论证评估等事务中，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周琪说：“对于真正的科学家而言，是不会在乎所谓的‘上班时间’的。科学家遵从的是科研的固有周期。”为了保证研究水平，周琪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不低于12小时。
周琪认为，值得剖析的核心问题在于，对那些难以“达标”的科研人员来说，时间都去哪儿了。专家认为，行政化、社会化活动对科研工作的干扰日益显著，要同时保障科学家的学术自由和科研时间，排除名利扰动、解除后顾之忧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