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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邓拓诞辰101周年。1966年5月17日，54岁的邓拓含冤离开了热爱《燕山夜话》的读者。邓拓才华横溢，治学严谨，24岁时完成了第一部著作《中国救荒史》（署名“邓云特”），被列入商务印书馆著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邓拓因参加革命，曾两度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的黑牢里磨砺人生。邓拓既是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党史报人，又是优秀的革命家、杂文家、历史学家。他26岁担纲《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37岁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往事并不如烟，1961年，邓拓曾应《北京晚报》之约，在五色土副刊开辟《燕山夜话》栏目并撰写文章。在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北京日报关于〈燕山夜话〉问题的报告及读者来信》中，有不少读者是喜爱这些短小精悍文章的。在《人民日报》与他并肩工作的同事还清楚地记得，在报社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场吟诵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诗歌言情，他如此发自肺腑的心声，表达了他与《人民日报》的战友们并肩工作时结下的深厚友情。
档案记载：1961年，正值我们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邓拓作为北京市分管新闻宣传战线的领导，对本市宣传工作提出了“现在是暂时困难时期，正是学习的好时候”的建议。并提出：“报纸要提倡读书，才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就不会斤斤计较。”他的建议得到了《北京晚报》的采纳，应编辑要求，《北京晚报》决定开辟一个知识性杂文专栏，并根据北京地区的特点，定名为《燕山夜话》，由邓拓主笔，每周两篇，从1961年3月19日至1962年8月，共写稿152篇，受到读者的欢迎。
《燕山夜话》在全国的影响可谓深远，《北京晚报》刊出后，《武汉晚报》的《艺苑漫步》、《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谈》、《西安晚报》的《朝花夕拾》等专栏相继登场。这些专栏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受到了《燕山夜话》的影响，短小精悍，针砭时弊。
《北京日报》的档案记录了1965年读者对《燕山夜话》的意见。《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收到的读者来信寄自全国各地，包括吉林、辽宁、山东、河北、陕西、甘肃等省。其中赞扬信九封，有三封信索要《燕山夜话》一书，有一封信询问作者工作地点和通信地址，有五封信提出问题，指名要作者解答。河北一位解放军战士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在封建社会中，为什么妇女要把脚裹得小小的，以所谓“三寸金莲”为美？二是看了《长发的奇迹》一文，深有所感，也曾经几次见到过这样的长发，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留长发好不好？还有一位河南淮阳的丁浩读者，希望作者指点他将一本《龙文鞭影初集》译成白话文，供教学用。北京回民中学的一位高三学生来信说：“我觉得这本书（指《燕山夜话》）很好，开阔人的眼界，尤其是“马先生”（邓拓笔名马南邨）渊博的知识和深刻透辟的见解，使我非常羡慕和敬佩”。他讨教“马先生”如何提高自己的记忆力。广东一位师范学生来信，希望寄《燕山夜话》一、二集，以便根据书中的内容学习讲故事，希望作者继续写这方面的内容。
从1961年到1964年，邓拓还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笔，其中他写了大约18篇。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困难时期吃不饱饭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档案还记载了《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对《燕山夜话》的支持。范瑾于1964年11月17日，在给彭真的报告中写道：“我过去是《燕山夜话》的积极支持者。许多文章我赞同过，欣赏过，也有一些文章虽然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但以为有知识性，有学问，有读者喜爱，或是认为没有多大害处，登就登吧。”
但是，喜爱《燕山夜话》的读者们并没有料到，他们喜爱的这些知识性、趣味性强的文章，竟然遭到批判，被指责“反对毛泽东思想”，给作者带来无休止的检讨。杂文《长发的秘密》被指责为猎奇，《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怕鬼的“雅谑”》、《欢迎杂家》、《堵塞不如开导》、《有鬼无害论》等，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
1978年，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意见，经北京市委调查，是林彪、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诬陷。关于三家村冤案的调查档案，这样评价道：“《伟大的空话》是以反对说空话说大话的恶劣作风为主题，是一篇切中时弊的、颇有见地的好文章。”邓拓原文中曾引用一个孩子的内容空洞的诗句：“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也成了当时批斗他的证据。邓拓在遗书中仍然提到了这篇文章：“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
1979年7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其中提到：“文化大革命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应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之约，撰写《三家村札记》，邓拓同志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以及吴晗同志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完全是正当的，他们的文章和著作，热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当《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当年的那些读者，你们在哪里？你们是否还记得当年曾给邓拓写过的信？当年曾给过你们知识与力量的邓拓，虽然已经看不到这些信了，但他留下的文字依旧能够感染人们，温暖着那些喜爱杂文的读者们。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
往事并不如烟，1961年，邓拓曾应《北京晚报》之约，在五色土副刊开辟《燕山夜话》栏目并撰写文章。在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北京日报关于〈燕山夜话〉问题的报告及读者来信》中，有不少读者是喜爱这些短小精悍文章的。在《人民日报》与他并肩工作的同事还清楚地记得，在报社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场吟诵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诗歌言情，他如此发自肺腑的心声，表达了他与《人民日报》的战友们并肩工作时结下的深厚友情。
档案记载：1961年，正值我们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邓拓作为北京市分管新闻宣传战线的领导，对本市宣传工作提出了“现在是暂时困难时期，正是学习的好时候”的建议。并提出：“报纸要提倡读书，才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就不会斤斤计较。”他的建议得到了《北京晚报》的采纳，应编辑要求，《北京晚报》决定开辟一个知识性杂文专栏，并根据北京地区的特点，定名为《燕山夜话》，由邓拓主笔，每周两篇，从1961年3月19日至1962年8月，共写稿152篇，受到读者的欢迎。
《燕山夜话》在全国的影响可谓深远，《北京晚报》刊出后，《武汉晚报》的《艺苑漫步》、《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谈》、《西安晚报》的《朝花夕拾》等专栏相继登场。这些专栏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受到了《燕山夜话》的影响，短小精悍，针砭时弊。
《北京日报》的档案记录了1965年读者对《燕山夜话》的意见。《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收到的读者来信寄自全国各地，包括吉林、辽宁、山东、河北、陕西、甘肃等省。其中赞扬信九封，有三封信索要《燕山夜话》一书，有一封信询问作者工作地点和通信地址，有五封信提出问题，指名要作者解答。河北一位解放军战士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在封建社会中，为什么妇女要把脚裹得小小的，以所谓“三寸金莲”为美？二是看了《长发的奇迹》一文，深有所感，也曾经几次见到过这样的长发，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留长发好不好？还有一位河南淮阳的丁浩读者，希望作者指点他将一本《龙文鞭影初集》译成白话文，供教学用。北京回民中学的一位高三学生来信说：“我觉得这本书（指《燕山夜话》）很好，开阔人的眼界，尤其是“马先生”（邓拓笔名马南邨）渊博的知识和深刻透辟的见解，使我非常羡慕和敬佩”。他讨教“马先生”如何提高自己的记忆力。广东一位师范学生来信，希望寄《燕山夜话》一、二集，以便根据书中的内容学习讲故事，希望作者继续写这方面的内容。
从1961年到1964年，邓拓还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笔，其中他写了大约18篇。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困难时期吃不饱饭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档案还记载了《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对《燕山夜话》的支持。范瑾于1964年11月17日，在给彭真的报告中写道：“我过去是《燕山夜话》的积极支持者。许多文章我赞同过，欣赏过，也有一些文章虽然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但以为有知识性，有学问，有读者喜爱，或是认为没有多大害处，登就登吧。”
但是，喜爱《燕山夜话》的读者们并没有料到，他们喜爱的这些知识性、趣味性强的文章，竟然遭到批判，被指责“反对毛泽东思想”，给作者带来无休止的检讨。杂文《长发的秘密》被指责为猎奇，《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怕鬼的“雅谑”》、《欢迎杂家》、《堵塞不如开导》、《有鬼无害论》等，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
1978年，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意见，经北京市委调查，是林彪、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诬陷。关于三家村冤案的调查档案，这样评价道：“《伟大的空话》是以反对说空话说大话的恶劣作风为主题，是一篇切中时弊的、颇有见地的好文章。”邓拓原文中曾引用一个孩子的内容空洞的诗句：“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也成了当时批斗他的证据。邓拓在遗书中仍然提到了这篇文章：“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
1979年7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其中提到：“文化大革命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应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之约，撰写《三家村札记》，邓拓同志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以及吴晗同志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完全是正当的，他们的文章和著作，热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当《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当年的那些读者，你们在哪里？你们是否还记得当年曾给邓拓写过的信？当年曾给过你们知识与力量的邓拓，虽然已经看不到这些信了，但他留下的文字依旧能够感染人们，温暖着那些喜爱杂文的读者们。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